第八章 燕园春秋（一） (第2/5页)

有一个研究所报告说，他们的翻译人员，产量最高，每人每天能翻译八万字。大家心里怀疑，要求当面表演。话已经说出来了，只得定期表演。结果证实，无论怎么样也翻译不出来八万字，就是抄写八万字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系里一位同志的爱人参加了表演，我们私下问这位同志，叫他讲讲他爱人参加表演的经过。他说，他的爱人的单位的领导，头几天就叫参加表演的人看将要翻译的资料，看了又看，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翻译的腹稿，到表演那天，上班就写，饭也顾不得吃，写了一天，还是不能达到这个指标。可是人在第二天就累病了，一直躺了好几天才起床。

季羡林常到笔管胡同拜访臧克家，臧克家也常到翠花胡同去看季羡林。北大搬到西郊以后，季羡林也常到城里去看望臧克家。

各种刊物上都引马克思的话：社会主义国家一天的进步，要等于资本主义国家二十年的进步。各单位都开大会，规定自己的指标，各单位之间互相竞赛，看谁的指标定得高。定高指标叫“放卫星”。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在一块儿开会，每个所都报告自己的指标。指标是以字数计算，一个单位说，我们的指标是一年出一千万字；另一个单位就说，我们一年出一千二百万字。那个单位又一合计，说我们再加二百万字，共一千四百万字！这样步步高升，好像打擂台一样，有些地方就是称为打擂台。真是你追我赶，可惜所追赶的并不是实际上的产品，而是纸面上的数字，有些研究所报的指标，也还有些依据，因为他们有些研究员可能有些积存的旧稿，旧稿拿出来也可以算数。可是有些指标，完全没有根据，既没有积存的旧稿，也没有在计划中的新稿，只是随便报数字，以多为贵，反正无论报多少，并不要当场兑现。

1951年，季羡林去印度访问，回国时，给臧克家送去一束孔雀翎毛，大约有二十多支，至今这么多年，翠色不变，完好地保存在诗人家中。以后每次出国访问，季羡林总忘不了送给他一件外国小玩艺作为纪念品，这都是他自己掏钱买的，外国朋友所赠送的礼品，则全部交公。

“资产阶级教授”的智商并不比别人低，不傻不笨，为了保护自己，别人能投其所好，自己也未尝不能投其所好。知识分子中插的红旗便越来越多了。冯友兰先生回忆说：

1954年，季羡林与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陈寅恪先生同时被确定为一级教授。暑假，季羡林回济南探家。臧克家正在济南开人代会，臧克家到季羡林在南关佛山街的家中去看他。亲密的朋友，相会于旧地，自然是别有情意。季羡林留老朋友在家吃饭，拉家常。

“白”就代表落后，代表倒退，代表资产阶级思想，是与代表前进，代表革命，代表无产阶级思想的“红”相对立的。大学里和中国科学院里一些“资产阶级教授”，狠狠地被拔了一下白旗。

他们之间的友谊从1946年，一直维持到现在。这是两个文化巨人的友谊。

在高等学校里，主要任务是肃清资产阶级思想。要求做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既不要被名家、权威吓倒，也不要被名人、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要插红旗，拔白旗。知识分子必须插红旗，辨风向，插红旗是越红越好。当时的普遍认识是：你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与其让资产阶级插，不如无产阶级插，资产阶级插的旗子，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

然而，季羡林的友谊不仅是对臧克家的，还有对一个普通女孩——华华的。

那时我已经有四十七八岁，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留过洋的大学教授，然而我对这一切都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惟我独马，惟我独革。

华华是季羡林邂逅相遇的一个两岁的女孩。也是在上世纪50年代，季羡林回济南过暑假，探望婶母和妻子。家仍在南关佛山街上，住在西屋和北屋，是普通的平房。同院的南屋里，住着一家姓田的木匠。

当时把群众运动的威力夸大到无边无际，把人定胜天的威力也夸大到无边无际，亩产几万斤，一亩地里光麦粒或谷粒就得铺得老厚，对这样一些根本不可信的事实，季羡林在当时却是相信的：

田木匠家有一儿二女，小女儿名叫华子，季家便把这个小名进一步演变为爱称“华华儿”。

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粮食虽然丰产在望，却由于都去炼钢铁而无人收割，便烂在地里。

她大概只有两岁，路走不稳，走起来晃晃荡荡，两条小腿十分吃力，话也说不全。按辈份，她应该叫我“大爷”；但是华华还发不出两个字的音，她把“大爷”简化为“爷”。一见了我，就摇摇晃晃，跑了过来，满嘴“爷”、“爷”不停地喊着。走到我跟前，一下子抱住我的腿，仿佛有无限的乐趣，她妈喊她，她置之不理。勉强抱走，她就哭着奋力挣脱。有时候，我在北屋睡午觉，只觉得周围鸦雀无声，阒静幽雅。“北堂夏睡足”，一枕黄粱，猛一睁眼：一个小东西站在我的身旁，大气不出。一见我醒来，立即“爷”、“爷”，叫个不停。不知道她已经等了多久了。我此时真是万感集心，连忙抱起小东西，连声叫着“华华儿”。

人们对人民公社寄予无限希望，“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人人都想早上天堂，于是，人民公社在一夜之间遍布全国。适逢当年粮食丰收，结果，粮食的亩产量也无限夸大，从几百斤、几千斤，到几万斤，大家都可以敞开肚皮吃饱饭，家庭里的锅灶已经炼了钢铁，自然地撤掉了，全体人民公社社员全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吃饭，谁都不用担心，反正地里有亩产几万斤做保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没想到老百姓梦寐以求的吃饱饭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有一次，季羡林不在家，出门办事去了。等回家时，走到大门口，华华妈正把她抱在怀里，妈妈说想试一试华华，看她会怎么办。

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开始了全民性的大炼钢铁。全国每一角落都行动起来，响应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的号召，到处搜拣废铁，加以冶炼。季羡林觉得，这样抓钢铁工业，超英赶美，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废铁炼完了，为了完成指标，就把完整的铁器，包括煮饭的锅在内，砸成“废铁”，回炉冶炼。全国各地，炼钢的小炉，灿若群星，日夜不熄，蔚为宇宙壮观，然而炼出来的都是一炉炉的废渣。

老远见到季羡林回来，华华立即用惊人的力量，从妈妈怀里挣脱出来，举起小手，让季羡林抱她。华华妈说，她早就想到有这种可能，但没想到华华挣脱的力量竟有这样惊人的大。大家都笑个不停，而季羡林在笑中却直想流泪。

在这样的形势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便树立起来了。

过去两年，婶母和妻子到北京小住了些日子。后来听到同院里的邻居说，那一段时间，在上着锁的西屋门前，天天有两个小动物在那里蹲守着：一个小动物是真的，那是一只猫；另一个小动物，就是已长到三四岁的华华。

“我来了！”

听到这里，季羡林心里犯开了嘀咕，“可怜小儿女，不解忆长安”，华华那么小，大概还不知道什么是北京，也不知道什么是别离，所以才和小猫咪天天到西屋门前蹲守。她那天真稚嫩的心灵里，不知是什么滋味，望眼欲穿而又不见伊人。她的失望，她的寂寞，大概她自己也说不出，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了。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季羡林有时候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一些孩子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地喜欢他，爱他；他也无缘无故地喜欢这些孩子，爱这些孩子。他常想，自己貌不出众，语不惊人，不过普普通通，且不修边幅，因而常被人误认为是学校里的勤杂老工人、老师傅。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引起一个孩子的欢心，孩子是那么天真无邪，毫无功利目的。其中的道理，他解释不通，而且相信别人也解释不通，甚至赞天地之化育的哲学家也解释不通。

我就是龙王！

季羡林在这人生百味中思索着。

我就是玉皇！

但他没有意识到，正是泛爱众、体万物之情的博大胸怀，无私的爱心，才吸引了孩子们。从那时到今天的历史，已经真实地证明了这一点。

地上没有龙王。

2．朗润园13号公寓

天上没有玉皇，

季羡林在蓝旗营公寓住单身宿舍，一住就是十年。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轰轰烈烈的反击右派的运动虽然逐渐接近了尾声，但是，车不能停驶，马不能停蹄，立即展开了新的运动，而且这一次运动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以前的运动。这一次是精神和物质一齐抓，既要解放生产力，又要肃清资产阶级思想。于是，人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什么都敢想到，当时的一首民歌，反映了人们想法的“大胆”：

单身生活对于他来说，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在长时间里，他无法改变这个现实。他的妻子彭德华，必须留在济南家中，照顾年迈的叔父和婶母。季羡林是个大孝子，虽然叔父母不是他的亲生父母，但对他们的养育之恩，他始终铭记心怀，对下决心培养他成才的叔父，始终十分感激。他知道，妻子照顾叔父这样一个脾气孤傲、极不好对付的老人，是相当为难的。封建社会传统的忠孝节义虽然不再适应新社会，已被废除，但是孝敬老人仍然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保留节目，对此，季羡林是深信不疑的。妻子会受多少委屈，自己独身生活会多么艰难，季羡林都没有去多考虑，他只想让叔父母得到妻子更多的照顾，以安度晚年。

这年年初，便开始反对“反冒进”，肯定了整风运动在全国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里，出现了一个新的洪峰，以反浪费和反保守为中心，掀起了一个新的鸣放高潮和整改高潮，锋芒集中在一个方向：贯彻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促进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大跃进是一种突变，是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场斗争，一场革命。突变和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

叔父季嗣诚走完了他那坎坷曲折的人生历程，在济南去世。

1958年，是令人振奋的一年，它让人在几天几个月的时间里看到了共产主义的希望；同时也是令人失望的一年，没想到共产主义来得快，去得也快。

1962年，婶母与妻子也从济南把家搬迁到了北京。

5．反右，反右

蓝旗营公寓是单身教工宿舍，家搬来之后，不能再在这里居住。

就在1956年，季羡林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政治上的红，业务上的专，在季羡林身上真正做到了完美的、和谐的统一。

季羡林很想搬进燕南园去住，光是“燕南”这个名字所具有的诗意，就足以让季羡林动心，更不用说那里优美雅静的环境了。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就是燕南园中的一景。但是，燕南园里已没有合适的房舍，所以，他始终未能搬进这座名园。

从此，他觉得自己真正了解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种了解又成了推动他前进的动力。从此，他更辛勤地为党工作，毫无架子，平等待人，系内外，校内外，声誉甚好。

季羡林搬进了燕园中的另一个名园——朗润园，从此13公寓成为他真正的家，一直住到现在。

入党以后，季羡林便以一个新党员的朝气和真诚，以过节一般的心情，参加党支部的每一次组织生活，组织观念极强。有一次，系里布置各支部召开党员大会，恰巧周恩来总理要请他赴宴，急得他到处去找支部书记请假。

朗润园是明清名园之一，也是圆明园附属的苑园之一。这里水木明瑟，曲径通幽，绿树蓊郁，红荷映日，园中有许多处所都是有典故的。

果然，羡林是这么做了。

13公寓就建在这所名园里，楼前是一池碧水，楼后是有名的万泉河，过了北大后院墙，再过了马路，就是圆明园旧址。楼建成后，季羡林一家最早搬进去住，成为该楼的第一户房主。

他听了我的话，很感动的样子，没多说什么。我心里想，羡林不论做人，做学问，不是暴雨式的，而是沁透式的。他入了党，一定会给党好好地工作，只想给党添什么，决不会想向党要什么。

后来这里一共又建了五座宿舍楼，结构与13公寓完全一样，四层，两个单元的楼门。其他五座都在湖的东边，由南向北排列，惟有这13公寓是单干户，在湖的北部偏西。

听了他的话，我感动不已。我也严肃地对他说：你以前关于知识分子入党的看法，今天要用事实纠正了。这一步，你是迈过来了。党和群众培育你，信任你，你应该写申请书！

季羡林刚搬来之时，湖里有一片清碧的荷花。夏天里盛开着荷花。清晨，每天季羡林坐到窗前舞文弄墨之时，在薄暗中总可以透过窗子，看到接天的莲叶，而荷花的香气也透过窗缝幽然袭来。季羡林自然顾而乐之。

北平解放不久，他还有点清高、谦逊思想。谈到有些知识分子入党问题时，他说：“共产党打下了天下，这时候你申请入党了。”环境在教育人，时间在改变人。50年代初，我在济南开人代会，恰好羡林在家，我去看他。亲密的朋友，相会于旧地（他与我都是在济南读中学的），自然别有情意。记得，他留我在他家吃饭，饭罢，羡林亲切而又严肃地对我说：党组织培育了这几年，现在我在考虑这件大事，我的为人你是知道的，入了党，就要为党工作，全力以赴，把个人的一切全交给党。

13公寓的右边，前临池塘，背靠土山，有几间十分古老的平房，这就是清代保卫八大公园的侍卫一类的人住的地方，与和珅还有点关系。

他看到周围的一切是那么美好，反观自己，竟觉得百无是处，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没像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那样，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去浴血奋斗，壮烈牺牲，而是在国外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所以，此时的他，对于入党是连想都不敢想，据熟悉他的好朋友著名诗人臧克家说：

土山之下，继续向右延伸，是一条曲径。这条曲径非常有名，与《红楼梦》还有点关系。季羡林清楚地记得，他在1950年代时，在故宫的一个城楼上，参观过一个有关《红楼梦》的展览。几幅山水画组成了一系列组画，画中就有这条曲径，这条曲径的优美表现在：

如何适应社会，对于季羡林来说也并不容易，他来自孔孟之乡的山东，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是自不用说的。他虽然刚刚进入中年，但是，心中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却不老少。参加大会喊“万岁”的口号，最初他张不开嘴，连脱掉大褂换中山装这样的小事，他都觉得非常别扭。

一面傍湖，一面靠山，蜿蜒曲折，实有曲径通幽之趣。山上苍松翠柏，杂成树林。无论春夏秋冬，总有翠色在目。不知名的小花，从春天开起，过一阵换一个颜色，一直开到秋末。到了夏天，山上一团浓绿，人们仿佛是在一片绿雾中穿行。林中小鸟，枝头鸣蝉，仿佛互相应答。秋天，枫叶变红，与苍松翠柏，相映成趣，凄清中又饱含浓烈。几乎让人不辨四时了。

解放初，他觉得自己对共产党并不太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是了解的，因此，内心非常兴奋地欢迎解放军进城，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政治清明，一团朝气，许多措施深得人心，他对社会现实极为满意。旧社会留下来的许多污泥浊水，已经荡涤一清，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

小径另一面是荷塘，引人注目主要是在夏天。此时绿叶接天，红荷映日。仿佛从地下深处爆发出一股无比强烈的生命力，向上，向上，向上，欲与天公试比高，真能使懦者立怯者强，给人以无穷的感染力。

然而季羡林在思想上发生的转变，却并不是很简单的。

这样的环境，正可谓山光湖色，相映成趣。对这块极为幽静的地方，学生们把它称之为“后湖”，他们很少到这里来，自然很难欣赏到这里的美景。一到冬天，不管是在山上，还是在湖中，都会有白雪覆盖。而平日，湖中的坚冰取代了昔日潋艳的绿波。山上，落叶树已光秃，而松柏、冬青，反而精神更加抖擞，绿色更加浓烈，意在把落叶树之所失，由自己一手弥补过来，显示出诱人的绿色的威力。山下又有翠竹为松柏助威，使人置身其间，竟然一点也不会感到冬天的萧索肃杀之气了。

1956年4月4日，北京大学东语系教员党支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他的入党请求。1957年4月4日，支部大会又通过了他的转正请求。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季羡林的生活、学问都渐入佳境。

季羡林就是在这时加入共产党的。

3．团聚的一家人

两个月后，《人民日报》1956年3月21日又发表社论《做好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强调各级党委和学校等单位，要从高等学校的教授、中小学教师等知识分子中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大批地从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截至六月底，一大批著名的大学教授、专家和中小学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有二万九千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季羡林最初搬进13公寓时，一家人住在二楼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后来因为书太重，搬到一楼。受到北大特殊照顾，对面一套三居室也给了他。

周恩来的报告分析了解放后知识分子的状况，指出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提出，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要重点做好知识分子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为此，周恩来要求继续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发展他们中的进步力量，做好在知识分子中的建党工作。

季羡林生活十分俭朴，几间屋子里除了书还是书，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连一对单人小沙发，也是后来才买的。

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他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所以，要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现有的知识分子的力量，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大规模地培养新生力量来扩大他们的队伍，并且尽可能迅速地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以适应国家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断增长的需要，这成为当时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根本任务。

在家中，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不抽烟，不喝酒，只是喜欢在屋子里摆上几盆花：文竹、仙人掌、萝卜花、天冬草，还有最喜欢的君子兰，因为它四季常青，花形美丽，色泽鲜丽，而且也非常高雅，有独立而不改的特行之姿，每当春节前后开花时，他总把它摆在书房兼客厅里，显得雅致而大方。

4．入党

婶母搬到北京以后，邻里家的人都管她叫“老祖”以示尊敬，相沿成习，季羡林一家也都这样叫开了。而夫人彭德华，虽然住进了大都市，但仍是全身乡里气，为人也是充满古风，远近邻舍都叫她季奶奶，她人缘最好，也是因为总是以忠厚待人。

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搞行政工作。我担任我们系的系主任垂三四十年之久。总支领导多数为我的学生。所以我的影响对于系风的形成是颇为深远的。我一向重视业务，积时既久，我就有了“业务至上”的名声。因为我有党员这个金字招牌作掩护，所以还没有被列入“白专道路”这个范畴内。但是其间的距离几乎就是“间不容发”了。我们系受了我的连累，在校内颇有“智育第一”的不知道是什么名——美名？每次政治运动一起，系领导当然要带头检讨，深挖思想根源，挖到能触及灵魂的深度。

自从老祖来了之后，几乎天天背着一个大黑布包，出去采买食品菜蔬，成为朗润园的美谈。老祖进了这个家，非常满意，告诉自己的娘家人，也告诉邻居，说“这一家子都是很孝顺的”。

东语系的主要问题，根据上面的归纳，主要是“智育第一，业务至上”。这样的问题，在现在看来未可厚非，而在当时，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却被“钦定”为“修正主义”。对此，季羡林深感自己有推卸不掉的责任。这是因为：

季羡林非常尊敬老祖，觉得这个家几十年来从没有半点龃龉，总是你尊我敬，从来没有吵过架，这是极为难得的。

在全国开展的政治运动，在东语系的体现也是这一次你整我，下一次我整你，其间本没有什么真正的是非曲直，上面领导的意向往往就是金科玉律。结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人为地被搞紧张，本来是很好的人，却被弄得各人都不得安宁，随时准备有人来整，有的人则心怀鬼胎，随时准备表现出自己的积极态度，对自己的同伴下毒手。这样，人人自危，人人心有芥蒂，既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局面，也不利于教学和科研，分散了教师的许多精力，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这个家之所以这样和睦，主要功劳在老祖和妻子彭德华。

东语系的运动，和全国的政治运动有共性，有不少教师，因为给党提了些意见，最后被打成右派，如陈炎等人，都是在1957年成为右派的。除了共性之外，还有东语系的个性，这就往往牵涉到办系的指导思想，以及系内成员的思想改造和培养学生的目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问题都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决不允许等闲视之、掉以轻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