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燕园春秋（一） (第3/5页)

夫人来京之后，季羡林过单身生活三十多年，总算到此结束，终于有了一个家。这是夫人一生的黄金时期，也是季羡林一生最幸福的时候。家庭气氛非常温馨，和睦相处，你尊我让，从来没有吵过嘴。女儿婉如、儿子季承也都成家立业，他们星期天回家，也有朋友来的时候，在这种团聚的时候，烹饪都由老祖和妻子主持，杯盘满桌，可饭菜上桌以后，众人开始狼吞虎咽，大快朵颐，老祖和妻子却总是坐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吃，脸上流露出极为怡悦的表情。

3．运动中的东语系和季羡林

对这样的家庭，无须多赞一词。因为一切赞誉之词都是无用的，都会黯然失色。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针对的全是知识分子。批完了《武训传》，批俞平伯，批完了俞平伯，批胡适，一路批，批，批，斗，斗，斗，最后批到了陈寅恪头上。此时极大规模的、遍及全国的反右斗争还没有开始。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个蠢才。对这一系列的批和斗，我是心悦诚服的，一点没有感到其中有什么问题。我虽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在我灵魂深处，我真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愿意厚着脸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四十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在天之灵了。

4．在家中上早班

经过整风运动，季羡林已认识到，世事如白云苍狗，变幻莫测。正当众多老知识分子兴高采烈，激情未熄的时候，华盖运便降临到头上。他后来说：

有了这样一个幸福而温馨的家庭，季羡林不再孤独，不再为自己的饮食起居浪费巨大的精力。

张岱年发言的当时，并没有人反驳，但是，经过一个暑假，到了九月，系里忽然开会对张岱年进行批判，认为他反对三反，反对肃反，宣扬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于是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定为右派。张岱年完全陷入迷惘之中。尤其在对他的批判中，一些人深文周纳，给他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剥夺了他教学的权利。自此之后，一些熟人，睹面如不相识，但公道自在前辈学者心中，所以金岳霖先生、朱谦之先生、唐钺先生，仍以常礼相待，老友张恒寿、王维诚等人，也仍维持友谊。

从此，季羡林的身影总是活跃在朗润园、去外文楼上班的路上和外文楼的办公室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生活极有规律，衣着几乎是几十年一贯制的中山装。张中行先生通过多年的观察，用评论性的话总而言之，不过两个字：“朴厚。”在北京大学这个圈子里，他是名教授，还有几项煊赫的头衔：副校长、系主任、研究所所长，可是看装束，像是远远配不上，一身旧中山服，布鞋，如果是在路上走，手里提的经常是个圆筒形上端缀两条带的旧书包。对他家的印象，是陈旧，简直没有一点现代化气息。室内，墙、地，以及家具、陈设，都像是上个世纪平民之家的。惟一不同的是书多，靠东一个单元三间，架上、案上，都装满了书，只好扩张，把阳台封上，改为书库，书架都是上触顶棚的。

三反肃反，我都积极参加了，但觉得也有一些问题。清华搞三反运动，一些老教授，如冯友兰、潘光旦先生，检查了三次才通过，未免伤了知识分子的感情。肃反运动时，本系开了批判王锦第的会，后来又宣布，据调查，王锦第的问题早在解放初期就已经交代了，没有新的问题。为什么不先调查后讨论呢？不先调查，却先开批判会，这不合适。

至于饮食，季羡林则更没有什么更高的追求，他的生活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用最时髦的两个字便足以概括：那就是“清苦”。

但张岱年觉得，自己信仰唯物论，又拥护社会主义，不会有什么问题。到5月17日，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召开工会小组会，张岱年发言说：

1984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杨匡满《为了下一个早晨》的长篇报告文学，详细描述季羡林的起居生活和工作情况，下面就是他从搬进朗润园以后到现在一直未加多少改变的生活规律：

嗣后，张岱年访问熊十力教授，熊先生告诫他说：你要注意，情况是复杂的。你如果不注意，可能有人以最坏的污名加在你的头上。

清晨四点，他拧亮了灯，起床了。从红楼、翠花胡同、蓝旗营，一直到朗润园，他几乎都是在这个时候起床。不同的是，在蓝旗营时，他起床不久，就可以在晨曦中看到北京展览馆那金光闪闪的高塔尖顶，而在朗润园，他看到的则是未名湖畔博雅塔的尖顶。

比方说，北大哲学系教授张岱年，参加一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今之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会上针对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发言说自己非常高兴，欢欣鼓舞。他说：先秦时期曾经出现过百家争鸣，现在又要实行百家争鸣了，但是，现在的百家争鸣与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应有所不同。现在的百家争鸣，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的百家争鸣，张岱年表示自己是坚决拥护马克思主义的。

简简单单地抹一把脸，就算是化完了一天的妆。他不出去跑步锻炼，早晨也不散步，而是下了床，洗完脸，就坐到临窗的写字台前开始干活了。

当时究竟有多少人被划为右派，确切数字季羡林并不知道。他只知道，右派是下指标的，这指标下达到每一个基层单位，如果没有完成，必须补划。传出了不少笑话。

从他入党以来，社会工作一天比一天多，各种各样的头衔接踵而至，让他应接不暇。他不得不去应付各种各样的会议，愿意听的，不愿意听的，主动听的，被动听的，而且还要经常被邀作重要发言。所以他说：

有些被抓住辫子的人恍然大悟：原来不是说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吗？这是不是一场阴谋？答曰：否，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到了此时，悔之晚矣。戴上右派帽子的人，虽说是人民内部，但是游离于敌我之间，徙倚于人鬼之隙，滋味是够受的。有的人到了二十年之后才被摘掉帽子，然而老夫耄矣。无论如何，这证明了，共产党有改正错误的勇气，是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

三十几年来，我成了一个“开会迷”。说老实话，积三十年之经验，我真有点怕开会了。在白天，一整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接到开会的通知。说一句过火的话，我简直是提心吊胆，心里不得安宁。即使不开会，这种惴惴不安的心情总摆脱不掉。只有在黎明以前，根据我的经验，没有哪里会来找你开会的。因此，我起床往桌子旁边一坐，仿佛有什么近似条件反射的东西立刻就起了作用，我心里安安静静，一下子进入角色，拿起笔来，“文思”（如果也算是文思的话）如泉水喷涌，记忆力也像刚磨过的刀子，锐不可当。此时，我真是乐不可支，如果给我机会的话，我简直想手舞足蹈了。

对于这场整风运动，季羡林的认识是：

一张不算很大的书桌，是他的第一张工作台。这张写字台，比起那些暴发户的老板式写字台来，简直有些寒酸，但我们经常看到，老板写字台上，总是空荡荡的，因为它们的老板肚子里是一无所有，没有知识的人照样可以做老板。而季羡林这一张桌子，却挤挤搡搡、密密麻麻堆满了前一天就摊开的中文的、外文的各种书籍、报刊、夹书的纸条、各色的卡片，桌面上的空地方，只能铺开一叠稿纸，挤一挤，可以再放上一只水杯。他的脑子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学问，但仍然不够用，他还拼命地从各种书籍中吸取新的知识。没有办法，处在知识不断更新的“知识爆炸”时代，学问再多也是不够用的。季羡林，就是这样一个智者。

到后来，有不少人被揪住了辫子，划为右派。根据“上头”的意见，右派是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而且信誓旦旦说：右派永远不许翻案。

周围的书全是他的朋友，他把它们称之为“书友”。

毛泽东还告诉全党：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党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他们不顾一切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庄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他们越做得不合理，就会越快地把他们抛到过去假装合作，假装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反面，让人们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时他们就会把自己埋葬起来，这有什么不好呢？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纸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除掉它，灭掉它。

在书友面前，记忆力惊人的季羡林，也难免窘态毕露。他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不爱清洁和秩序的人，但是，因为事情头绪太多，脑袋里考虑的学术问题和写作问题也不少，而且每天都收到大量的寄来的书刊杂志以及信件，转瞬之间就摞成一摞。加之，他习惯于在两个甚至是三个战场同时作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是需要一本书，往往也会遍寻不得。知道书“只在此屋中”，但却“书深不知处”。有时候，急得满头大汗，也是枉然。

整风运动开始时，最初只说是党内整风，号召大家提意见，并希望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党的威信当时至高无上，许多爱护党而头脑简单的人，就真提开了意见，虽然绝大部分人是出于一片赤诚之心，但有的意见十分尖锐，有的话说得也不好听。于是，到5月份，毛泽东便向党内发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指示，指出在共产党内部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气，亲如兄弟。毛泽东又向全党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在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最坚决，最猖狂，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来说，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

没有办法，只好到图书馆去借阅。

据参加过最高国务会议的冯友兰先生讲，毛泽东讲话的时候，正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开大会的时期，出席大会的政协委员都列席了最高国务会议，冯友兰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也参加了会议，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讲话的时候，既没有讲稿，也没有拿大纲，就像平常讲话一样，随随便便，有时还加上一些诙谐，会场中的气氛非常活跃。

可是，等到把文章写好，把书送还图书馆后，无意之间，在一摞书中，竟能找到原来要找而未得的书，“得来全不费工夫”了，然而晚了，工夫早已费过了。他感到又可气，又可笑。

到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我啼笑皆非，无可奈何，等到用另外一本书时，再重演一次这出喜剧。我知道，我要寻找的书友，看到我急得那般模样，会大声给我打招呼的，但是喊破了嗓子，也无济于事。我还没有修持到能听懂书的语言的水平。我还要加倍努力去修持。我有信心，将来一定能获得真正的“天眼通”和“天耳通”。只要我想要哪一本书，哪一本书就会自己报出所在之处，我一伸手，便可拿到，如探囊取物。这样一来，文思就会像泉水般地喷涌，我的笔变成了生花妙笔，写出来的文章会成为天下之至文。到了那时，我的书斋里会充满了没有声音的声音，布满了没有形象的形象。我同我的书友们能够自由地互通思想，交流感情。我的书斋会成为宇宙间第一神奇的书斋。岂不猗欤休哉！

针对党内外的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毛泽东提醒全党，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党内大多数人是正常的，稳定的，少数人有波动。下雨之前总会有蚂蚁出动，中国也有少数蚂蚁想出洞活动。

时间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中流逝。他时而翻阅书刊，时而瞑目深思，时而奋笔疾书。窗外的天幕开始发白，天就要亮了。

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这时候，他会弯腰拿起一个在脚边的瓶子，里边装着浇花的水，他用这瓶子往文竹、仙人掌，还有那可爱的君子兰上浇水，细细的水流把花、叶洗得发亮，他笑了，他就算休息了一会儿。

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其中提出了如下的著名观点：

休息了这一小会儿，他重新坐下来，这时候，他不一定重新进行上一半段的工作，他在上半段可以写学术论文，而这一半段，他往往从事翻译，这样转换角色的本身，就是一种休息。

到1957年，政治运动达到了第一次高潮。从规模上来看，从声势上来看，从涉及面之广来看，从持续时间之长来看，都无愧是空前的。

三个多小时轻松地过去。

2．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门轻轻地被推开，老伴出现在书房里。原来已经七点了，老伴来叫他吃早饭。

从此，很多严肃的学术问题，往往都和政治运动挂上钩，而广大知识分子，必须适应这些运动，逐渐把自己培养成不致被打倒的“运动健将”。

饭桌上摆着牛奶、炒花生米和烤馒头片，这是季羡林几十年一贯制形成的饮食习惯。这种习惯，人们都觉得有点像老农。吃完早饭，他喜欢喝点茶，有时也就着茶吃馒头片。对于茶，他是喜欢喝点好的，龙井是他很喜欢喝的。妻子往往多烤制一些馒头片，盛在一个布袋子里，挂在他的工作间里，什么时候饿了，就着茶再吃。

从这次批判中，很多人认识到，过去胡适派的思想没有受到什么批判，古典文学方面，是胡适派的思想占了上风。

就这样，季羡林结束了在家里上的早班，这是他一天紧张工作的第一个时段。

1954年9月，毛泽东看到《文史哲》上发表的李希凡等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十分重视。10月，毛泽东就北京大学教授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问题，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些人，批评《文艺报》压制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根据这封信，全国文艺界及哲学社会科学界，都开展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的批判，同时展开了对胡适派唯心论的批判，全国各高等院校文科专业的师生均参加到这一批判之中。

5．到外文楼去上上午班

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发和批判还没有完结，俞平伯和胡适又被揪了出来。

早晨七点十分左右，季羡林已经结束了简单的早餐。

附带进行了一次清查历史反革命的运动，自杀的人时有所闻。北大一位汽车司机告诉我，到了这样的时候，晚上开车，要十分警惕，怕冷不防有人从黑暗中一下子跳出来，甘愿作轮下之鬼。

他走出家门，沿着向西延伸的曲径，在后湖边的小路上走着。他匆匆地走过一座用条石搭起的小桥，周围的景色是那么美，不时还有湖中浮莲和小山上野花的香气送进鼻孔，但他来不及欣赏，身影很快便离开了后湖，走进了燕园西门的一片古典大屋顶的建筑群。不用任何犹豫，他走进了东语系办公场所外文楼。

但是文艺领域并不是都积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运动，到1954年2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三十万字的意见书，对毛泽东的文艺路线提出了不同意见，被认为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从此，“胡风反革命集团”被揭发和批判，这一事件也就成为严重的敌我矛盾事件。胡风本人以外，被牵涉到的人数不少，艺术界和学术界都有。季羡林回忆说：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东语系系主任办公室就设在外文楼入口处左边的一间小屋里。小屋大概不到十平方米，与这样一座浑然天成的威严建筑极不相称。这用不着解释什么，系里房子够紧张的，系主任有个地方办公就可以了。

这之后，是江青组织“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去调查，写出《武训历史调查记》，用“铁一般的事实”，揭露了武训这个打着“义学”旗帜，“为地主阶级尽忠效劳的大骗子、大流氓、大奴才的丑恶嘴脸”，使对“反动的意识形态的一场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大破了“反动的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大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思想方面为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

系办公室里，助手李铮已在那里恭候了。李铮从在沙滩北大时，就在系办公室工作，那时他刚从学校毕业出来，还不到二十岁。季羡林最初看到他的时候，是他在给北大晒图，他非常勤奋，中午不休息，也在干活。季羡林便把他要过来，安排在系办公室了。

从此，在全国教育界和其他各界，都开展了学习这篇社论和批判《武训传》及“武训精神”的运动。教育部要求把这一运动普及到每个学校每个教育工作者，以肃清“武训精神”的影响，澄清教育思想上的混乱，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应立即改名。

李铮一边向季羡林汇报头天的信息和有关情况，一边把一大堆文件、信函和杂志书刊，交到季羡林手中。李铮在前辈的指导下边学边做。他默默奉献的精神，使季羡林感动不已。

1951年初，毛泽东看到了《武训传》的反动性，是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影片。当江青向周扬传达这些意见时，周扬认为有点改良主义没有什么了不起。5月20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提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扬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毛泽东还指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他号召“应当展开对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我又要感谢我的助手李铮同志。他来我身边工作时，只有十几岁。我们合作四十年了，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龃龉，即使是极其微末的，也没有过。他工作认真负责，滴水不漏。……我曾在别的地方说过，他对我的帮助，节省了我的精力，等于延长了我的生命。现在我仍然要说这样一句话。

在1950年底，在周扬、夏衍的支持下，电影《武训传》摄制完成，在全国各大城市上映。周扬认为武训是“为人民服务”的，号召学习“武训精神”。影片开始影响全国。

系主任的工作没有什么规律，系里的教务、行政方面的事情都需要他过问，教师、学生也不断有人找他，国内外学者对他提出的询问和请教，也都需要他亲自作答。

首先遭到批判的是电影《清宫秘史》，本来是艺术问题，却被说成是任意歪曲历史事实，美化帝国主义，歌颂保皇党，诬蔑革命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宣扬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这部影片在全国上映不久，毛泽东就指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刘少奇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该电影是爱国主义的，陆定一、周扬和胡乔木，都支持刘少奇。而江青则支持毛泽东，几次在会上提出要坚决批判《清宫秘史》。解放后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已经开始。

他担任系主任，后来担任副校长，但一直坚持授课，研究生、本科生的课，他都亲授，还要负责指导青年教师。

解放初，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尤其是艺术、电影领域，开始了一场被称之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重大斗争”。

但是，有时候还有意外的工作在等着他，他也不会拒绝的。

1．从艺术界开始的运动

有一年的初秋，正值开学之初，他像往常一样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处理着各种系务。累了，就到西门一带走走。一个毛手毛脚的小伙子，一个来报到的新生，看到他。

二、经历运动

“老师傅，我把行李放在这里，请你帮我看一下。我去办个手续就来。”小伙子看到眼前的这个人白发，苍老，衣着陈旧而不整，推断必定是老工友，用不着协商，就吩咐开了。

然而，这只是不正常、不平稳的一个小侧面，而真正不平稳、不正常的，是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

老师傅“行，行，行”地答应着，继续做着他的事。

先从系里鸣起，一直鸣到学校，鸣到了教务长耳朵里。教务长说：“这不是什么大事，不必过分看重！”但是，我们系里都认为这是一件大事。没有“文学”，好像就低人一等。为了夺回我们失去的“文学”，我们总共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总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悄没声地，“文学”两个大字又金光闪闪地出现在我们系的名称中。我们知足常乐，从此天下太平。

到开学典礼那一天，小伙子看到这位“老师傅”居然腰板笔直地端坐在主席台上，难道他就是……

但是，过了几年，系里培养翻译的任务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而系里的课程设置，同西方语言文学系、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也都没有任何差别。那么，为什么他们的系名里有“文学”，而自己系却没有呢？这时候，季羡林和系里一些老师便感到有些不平衡，“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于是他们也就开始“鸣”了。

是的，他就是系主任季羡林，北京大学副校长，国内外知名的一级教授。小伙子怎么也想不到，这位北京大学副校长竟是这样进入自己的视野的。除了激动，还能有什么呢？

一开始，正式成立时，系名定为“东方语言文学系”。建国伊始，为了满足国家的需要，系里集中力量培养翻译人才。但是一来二去，谁也不记得到底是从什么时候起，也没有校方的正式通知，系名被悄没声地改为“东方语言系”，“文学”失踪了。最初，作为系主任的季羡林和其他老师们，并没有太介意。他们认为，“名者，实之宾也”。反正系里的重点是语言，“文学”丢掉，就由它去吧。

也不光是毛手毛脚的小伙子，找他的人多得是。本校的、外校的，北京的、外地的、国内的、国外的，……不断地有人闯进他的办公室，向他请教。他不得不中断自己手头的工作，耐心地向请教者解答各种问题。送走来访者，他又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来访者是那么多，不知占去了他多少时间，但他从来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外，不管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

单从系的名称来说，就出现过几次反复。

在忙忙碌碌中，季羡林送走了上午的四个小时。

但是，同世间的万事万物一样，绝对的正常、平稳是根本不可能有的。往往都是正常和不正常，平稳和不平稳，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互相交替。东语系也是这样。

沿着来时的小路，季羡林走回13公寓，自己在朗润园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