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燕园春秋（一） (第4/5页)

东语系确实在正常平稳发展。

妻子已经做好了午饭，正在等他。老祖、妻子和他坐到饭桌旁。饭菜并不复杂，全是些家常菜。他们吃素的时候居多，也吃点牛羊肉。他的老家临清和济南，回民都挺多，不知道是不是受他们影响所致。

老师教书不是为了吃饭，更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学生念书，也不是为了文凭。师生有一个共同的伟大目标。他们既是师生，又是同志，这是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现象。

有时候，老祖和妻子会给他一个意外。餐桌上会摆上带有清香的荠菜馄饨。那是老祖拿着一把小铲，带一个黑书包，到土山青草丛里去搜挖出来的荠菜。后来，他摸出了规律，一看到老祖的身影在土山的青草丛里晃动，季羡林就知道，餐桌上会有弥漫着清香的荠菜馄饨在等他了，他自然是顾而乐之。

学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绝大多数学生都能老师指到哪里，他们就做到哪里。他们刻苦学习，认真钻研。

他虽然喜欢吃荠菜馄饨，但自己从来不向老祖和妻子提出什么饮食方面的要求，他的原则非常简单，从来不挑食。不管什么食品，只要合口味，张嘴便吃，什么胆固醇，什么高脂肪，统统不在乎。他最看不上那些吃东西左挑右拣，战战兢兢，吃鸡蛋不吃蛋黄，吃肉不吃内脏的人，越怕，胆固醇反而越高。而自己什么都吃，胆固醇反而从来没高过。

师生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教师上课，都有详细的大纲和教案，这都要经过教研室事前讨论，上课时决不能信口开河胡讲乱讲。老师们非常关心同学们的学习和生活，经常到学生宿舍去辅导，或者了解学习和生活情况。老师备课一直到深夜，夜深人静之时，老师的屋子里仍然灯火通明，或者在查阅文献，或者是在翻看字典，或者在奋笔疾书，或者在批改作业。老师们都知道，要想送给同学一杯水，自己必须先有一桶水，甚至一井水，谁都不愿意提着空水桶上课堂。

要说吃饭一点不提要求，那也不完全符合事实，他有时候也会要一个辣椒、一根葱来佐餐，调调胃口。这没有什么奇怪，山东人么！

东语系还强调，教学和科研要齐头并进，二者密不可分，可以互相促进，互相补充，要想真正提高教学质量，就必须随时提高科研水平。在季羡林的影响之下，教师们在进行教学工作的同时，仍然没有停止科研工作。科研成果主要表现在出版的大量学术专著和论文上，最突出的表现是各种词典，外语汉语词典、汉语外语词典，出版的数量多，质量高，很多在中国是前无古人，披荆斩棘，独辟蹊径，另立新天的，因而受到国内外有关方面的高度赞扬。

至此，一天中的第二个阶段又在快乐中结束了。

与教学法相联系，东语系也十分注重教材的建设。几乎每改一次教学法，就必然产生出一批新教材，每一种新教材都凝聚着教师“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心血。

6．午后的学术和其他活动

从整体上来看，教员们的教学热情空前高涨，解放前的教学简直不能望其项背。原因很简单明了。人人有一种解放了的新鲜感觉，解放区的天确实是明朗的天，人人想前进，人人思改造。当时政治清明，社会风气良好。反映到我们教员身上，我们决不想平平稳稳然而却无声无息地教下去，而是要改进，特别是在教学法方面表现得更加突出。教学法是教学工作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当时全国各大学和学院都十分重视教学法。只要哪一个学校有了新的成功的方法，全国各地都必然前往“取经”。南至云南，北至黑龙江，无远弗届。当时又处在“一边倒”的高潮中，对苏联的一切都是崇拜备至的，奉若神明的。在教学法方面也不例外。苏联的拉赫曼诺夫教学法，一旦传来，群起学习，形成了一股热潮。我们系也决不后人。各个教研室都认真学习、实践，一旦自认为尝试成功，系里便组织公开课，以扩大影响。外校的同行们也纷至沓来。一阵热闹过后，又不知从什么地方兴起了另一种新的教学法，于是又群起学之。最后一直学到“直接教学法”，仍然是大张旗鼓，锣鼓喧天，全国一片直接教学声。但最终还是销声匿迹，又恢复了平稳。是不是我们这种学习教学法的做法，朝令夕改，翻履无常，干扰了教学的平稳，因而是得不偿失或者简直是瞎胡闹呢？否，否，我决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这是我们系，我们北大，以及全国从事外语教学的同行们，弃旧图新，苦心孤诣，千方百计想把教学搞好，培养出国家需要的高质量的外语人才热情的具体表现。这种敬业爱国的表现，我们永远不应当忘记。

午饭后，季羡林没有午睡的习惯，但他也不是吃完午饭就干活。他往往是在书房的破藤椅上一坐，小猫咪会跳上去让他搂着睡觉，而他自己也眯上眼睛，小憩一会儿。

正是由于季羡林，外文楼几乎成为那些知识探索者的家，成为一个和谐的研究集体。

他本来是利用中午的这点时间喘息一下，调整自己已经工作了几个小时的紧张的神经，以获得重新在书海中搏击的力量。但他太累了，有时候难免会睡着，还会做梦，故乡的土屋、济南的大明湖、哥廷根的研究所，都不时入梦。

季羡林作为系主任，精心设计系里的课程。对梵巴语专业，他更是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指导思想，是把学生培养成印度学的研究人才。只有学好梵文、巴利文，掌握这两把金钥匙，才能打开印度古代文化宝库的大门。而打开宝库之后，会不会鉴别宝库里的收藏品，则要看研究能力。季羡林十分注意培养和激发学生们的研究兴趣，鼓励学生广泛涉猎文史哲各门基础课程。

睁开眼，窗外流射进来的阳光，在地上流成一条光带，慢慢地移动，在寂静中，万念俱息，而他则怡然自得。

这是与系主任季先生的领导作用、垂范作用密不可分的。他不仅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宗师，而且是一位纯朴、敦厚、勤恳、谦和的长者。学生们不约而同地称他为“季先生”，几乎没有人称他“季主任”，这表明他是最标准的“先生”。那一身蓝布中山装，那始终挂着笑容的和善面孔，那深入浅出、如话家常的谈吐，那极有规律的简朴到了极点的生活，那“润物细无声”的春雨般的散文，那笔耕不辍、手不释卷的坚韧品格——这就是这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老先生。

然而，这样静谧的时间并不会维持很久。老伴来告诉他，已经有人在隔壁房间等他了。这段时间拜访他的人更多、更杂了，连气功师、武术师也都来找他。他名声在外，谁都知道他没有架子，有求必应。熟悉他的人知道他的时间紧，总是不去打扰他或尽量少打扰他，以免占去他那宝贵的时间。要见他，往往非常自觉地预约，排队等候。但也有不少楞头楞脑的人，根本就不管什么清规戒律，经常擅自闯进来，搅乱他正常的生活秩序。虽然不在计划之中，但他也尽量让来访者满意而归。

进过东语系的人都知道，该系不仅以语种多、师资强、学术空气浓而驰名海内外，而且也以团结向上、艰苦奋斗的作风而享誉燕园。这正与东语系长期受季羡林熏陶有关，他的领导作用、垂范作用，无时不在东方学系发挥影响。原解放军洛阳外语学院院长、少将卞铁坚不无深情地说：

季羡林这方面的苦衷，外人是绝对不可能知其一二的。

院系调整后的北大东语系，走上了正常平稳发展的道路。

等客人走后，夕阳已经西下。他送客人走下台阶，站在窗前的梧桐树下，目送着客人的背影消失在蜿蜒的后湖边的幽境里。这时候，他也绕后湖信步走一走，这不是普通人意义上的散步，他只是利用这点时间再作一次调整，休息休息。

3．东语系正常平稳发展

路上偶尔会遇到相识的师生、工友，他都主动地停下来，打打招呼，聊聊天。

在中外教师的共同努力之下，东语系越办越好。

他尤其喜欢在楼西土山下的幽径上走，他愿意在原先清代侍卫住的平房前驻驻足，看一个个子不高的老人，蹲在门前临湖的小花园里摆弄他种的花。

杨通方教授也受聘来北京大学任教，讲授朝鲜语。他和季羡林同住一楼，而且是对门，长达十年之久。杨通方教授在培养学生的工作中尽上了最大的力量。

这是季羡林从搬进13公寓最早熟悉的一个邻居，他是中国人，姓赵，在北京钢铁学院当教授，老伴是个德国人。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这位后来的邻居也在德国，从那时起，他就认识了他们。没想到一搬进朗润园，他们夫妇又成了他最早的邻居。夫妇俩有一儿一女，但不常在家。他们逢年过节便互相拜访，感情十分融洽。夫妇俩都喜欢养花，门前有茂密的竹林，竹林外的后湖边和院东墙外，都辟成了小花园，种上各种花草。老人经常蹲在小花园里，不是除草栽花，就是浇水施肥。或者也砍几根竹子，补修补修篱笆墙。季羡林喜欢看他嘴里叼着半只雪茄，笑眯眯乐在其中的样子。

当时，日语教研室有徐祖正、陈信德、魏敷训、刘振瀛（主任）、黄启助等众多从事日语教育的著名先达。他们都热情地欢迎我以及我的全家，并给予我这样一个毫无大学教学经验的新手以真诚的鼓励和帮助。多蒙这些先生们的厚爱，我于此后的十多年乃至数十年中，才能愉快地埋头于教学和研究。

小花园里有常见的花，也有颜色不同的名贵的月季，他还喜欢种外国品种的唐菖蒲。最难得的是他种的一种特大的牵牛花。牵牛花并不名贵，但赵教授种的牵牛，比普通品种的要大一倍，宛如小碗口一般大。因此，每年春天开花时，路过这里的人都会注意。季羡林当然也不会放过欣赏它的机会。老人告诉他，此花来头不小，在北京只有梅兰芳家有，齐白石晚年喜画牵牛花，临摹的就是梅府里种的这种特大牵牛花。

我忘不了1953年5月3日的傍晚，来东语系报到的那个日子。我在妻子病故还不到两个月便独自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提着极其简单的行李走进北大的西门，此时外文楼已笼罩在一片暮霭之中，惟有东面的一角还亮着灯。在那里，系主任季羡林教授一人正等着我的到来。

每当欣赏老人种的花时，季羡林心中也乐开了花。

此时，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东语系开始聘任外籍教师。日籍教师冈崎兼吉回忆说：

我是颇喜欢一点花的。但是我既少空闲，又无水平。买几盆名贵的花，总养不了多久，就呜呼哀哉。因此，为了满足自己的美感享受，我只能像北京人说的那样看“蹭”花，现在有这样神奇的牵牛花，绚丽夺目的月季和唐菖蒲，就摆在眼前，我焉得不“蹭”呢？每天下班或者开会回来，看到老友在侍弄花，我总要停下脚步，聊上几句，看一看花。花美，地方也美，湖光如镜，杨柳依依，说不尽的旖旎风光，人在其中，顿觉尘世烦恼，一扫而光，仿佛遗世而独立了。

东语系经调整后，新增的专业有乌尔都语（1954）、波斯语（1957），加上原有的梵巴语、日本语、阿拉伯语、朝鲜语、缅甸语、越南语、印地语、印度尼西亚语、蒙古语、泰国语，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语言文学系。

在紧张的学术研究、各种各样的应酬之后，能有这么一点时间，来赏一赏花，显然成为季羡林每天工作之余的重要活动，它对于养性怡情，确实是大有裨益的。

这期间，季羡林开始参加大量的社会工作，尤其花费大量精力投入文字改革的工作。王力先生1954年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调整到北大中文系，他们一块从事语言研究。解放后提倡集体主义精神，成立机构，组织学会，他们一起共事，参加了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王力先生的工作重点放在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方面，季羡林参加的则是汉字简化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经常在一起开会，经常听到王力先生以平稳缓慢的声调，发表一些卓见。

季羡林能成为一名长寿老人，养性怡情是一个重要原因。

院系调整之后，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员工开始评级，施行新工资标准。1952年的评级，季羡林被评定为一级教授，冯友兰因为过去的政治关系被评定为四级教授。到1954年又重新评级，季羡林仍是一级教授，冯友兰也被评为一级教授，同时被评为一级教授的还有陈岱孙、翦伯赞、王力、郑昕等人，北大共有28名之多，占全国56名一级教授的二分之一。后来，国务院在中国科学院设立学部委员，季羡林、冯友兰等人都被选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除拿一级教授的工资以外，每月还享受120元的学部委员补贴。

晚饭之后，一般他不再继续进行学术研究。在有电视以前，他看看报刊，吸收一点最新的科学与技术，他也喜欢在这个时候随便翻翻新到手的书，不管是别人赠给他的，还是他新买到的。他“随便翻翻”的时候，只要有与他的研究或兴趣有关的资料，他都随手抄下来。手头有什么纸，就用什么纸抄，纸张大小不一，中外兼备，连信封、请柬和无用的来信背面，都抄满了资料，这样积之既久，由几张到盈寸，由盈寸到盈尺，由盈尺到盈丈，搜集的资料已经是“等身”，甚至超过“等身”。

他最喜欢与青年学生在一起，觉得青年人思想活跃，敢于提出新问题。他和学生们一起劳动，一起布置会场，学生们谁也不觉得他是个著名的教授。

有了电视以后，他也看看电视新闻、动物世界，利用电视作为获取外界信息的手段。

就在这样静默的环境中，季羡林默默地奋斗着，在文海书山之间耕耘着。

晚上，季羡林不会熬夜，他九点半至十点就会睡下，等待他的是第二天清晨四点钟的第一轮拼搏。

清华毕业后，我们“四剑客”天南海北，在茫茫的赤县神州，在更茫茫的番邦异域，各奔前程，为了糊口，为了养家，在花花世界中，摸爬滚打，历尽苦难，在心灵上留下了累累伤痕。我们各自怀着对对方的怀念，在寂寞中，在沉默中，等待着，等待着。一直等到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组缃和林庚又都来到了北大，我们这“三剑客”在睽离二十年后又在燕园聚首了。此时我们都已成了中年人，家事、校事、国事，事事萦心。当年的少年锐气已经磨掉了不少，非复昔日之狂纵。燕园虽秀美，但独缺少一个工字厅，缺少一个“水木清华”。我们平常难得见一次面，见面大都是在校内外召开的花样繁多的会议上。一见面，大家哈哈一笑，个中滋味，不足为外人道也。

从杨匡满采访季羡林而写成的这篇《为了下一个早晨》的报告文学，让我们详细了解了季羡林的起居生活和工作情况。

可喜的是，清华时的“四剑客”，李长之、吴组缃、林庚、季羡林，在院系调整后，有三个人又凑在一起了，只有李长之不在。这在季羡林，已感到相当满足了。

7．从南国吹来的春风

有一次，季羡林生了病，发烧到40℃，起不了床，那时候又没有电话，系里发觉他没有去上班，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的在城里工作的孩子星期天来看他，差一点连门都没有敲开。

广州，是解放后知识分子最先感到春天的地方。当然，这个“春天”不是自然界的春天，而是政治上的春天。

后来，他的孩子大学毕业后到北京来工作。女儿婉如在核工业部，儿子季承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当时工作地点都在城里。所以，这时候，季羡林仍然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没有人照顾。

这必须了解当时的政治环境。从1957年所谓反右开始，极“左”思潮支配一切，而且有越来越“左”之势。

季羡林一个人住在中关村蓝旗营公寓，其生活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早餐就是烤馒头片就花生米，佐以一杯浓茶，天天如此。午饭，拿一个大茶缸子从食堂打饭，往往多打一些，等饿了时，在炉子上热一热，烩一烩，又是一顿晚饭。

1956年，周恩来作过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曾经给知识分子以极大的振奋，他们还陶醉在“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的艰巨任务，每一项工作，愈来愈多地依靠科学、文化和技术，也就是愈来愈多地依靠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参加” 的崇高评价之中时，一场反右运动一下子把他们打入了闷葫芦之中。不知有多少优秀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仅仅由于给党支部成员提了一点善意的意见，便被打成右派，从此再也无法参加科研和教学活动，完全被剥夺了政治上的自由。从整体上来说，1957年以后的知识分子的际遇，远不如1956年以前了。

东语系教师从城里也都搬到燕园居住。马坚先生住到燕东园，宿舍是一座别墅式的住宅，坐落在燕东园的东北角，房子不算很大，但却很实用，一间客厅，一间书房，三间卧室。而季羡林则只身一人，夫人和婶母仍在山东济南老家照顾叔父，女儿婉如在天津，儿子季承在北京，上着大学，他便没住到按资格可以住的燕东园或燕南园，而是住进了蓝旗营的一所公寓里。当时这里还十分荒凉，公寓门前连马路都没有。修马路时，季羡林心里还有点想不通，心想修这样的马路干吗呀？在这所公寓里，季羡林一住就是十年，对门邻居是杨通方、李玉洁夫妇。

在那以后两年内，拔白旗，反右倾，搞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同时浮夸风大肆猖獗。关于粮食产量，夸大到惊人的程度，而且还号召大家迎接共产主义的来临。接着来的是无情的惩罚：三年饥馑。我不愿意用“自然灾害”这个常用的词，明明绝大部分是人为的浮夸风造成的灾害，完全推到自然身上，是不公正的。

东语系搬到西郊燕京大学的一栋古式建筑里，被定名为“外文楼”，西语系则搬进毗邻的“民主楼”，俄语系搬进“俄文楼”。

当时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同全国普通百姓一样，跌至解放后的最低谷。比如1961年初，广州市民的生活状况大致如下：每人每月只配给二两食用油，每人每年发给布票二尺一寸，肉类是基本上没有供应的，以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对广东的知识分子深致歉意，说很多人“三年不曾吃过猪肉”，粮食定量已跌至每人每月二十市斤左右，且30％要搭配其他杂粮，“火水”（即煤油）每人每月只限量一两。

2．蓝旗营公寓

像季羡林的恩师、被称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时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也不得不经受饥饿的考验。物价之昂贵已创建国以后的最高记录。1963年3月18日，中山大学请求广东省委拨出专款，以便照顾陈先生生活所需开支，报告中所列物品的价格令人咋舌：

北京大学搬进燕京原校址之后，进行了扩建，畅春园、朗润园、勺园、蔚秀园、承泽园、淑春园、燕南园、燕东园、燕北园、中关园，都囊括在北大。燕大的文、理、法三学院全部并入北大，清华的文科，也并入北大。院系调整之后，哲学系只保留了北大一个，其他院校包括清华在内，哲学系全部取消，教师并入北大。清华因此而成为一个多学科的工科大学，而北大则成为文理并重的综合大学。

陈教授每月所需副食品和费用

在这荒废的皇家园里，耶鲁大学建筑师亨利·克拉姆·梅菲（Henry Killam Murphy）设计出一些中西合璧的建筑，是一些现代钢筋水泥建筑与传统的琉璃瓦大屋顶相结合形成新式的对称形宫殿，雕梁画栋，琉璃飞檐，或浑圆挺秀，或庄严巍峨，或气势磅礴，或平实质朴，是燕园内的主要景点。自来水塔也隐藏在钢筋水泥的宝塔内，矗立在今日未名湖之东岸，取名为博雅塔。湖西南的一片住宅，原是校长所住，1931年冰心女士取名为“临湖轩”，由胡适先生写在一块青色的匾上，下面有胡适的署名。如今那块匾虽然不在了，但仍称之为临湖轩。茂林修竹掩映之中的临湖轩，永远向学人显示着它那无穷的魅力。

鸡：四只，估价三十二元，约一星期送一只。

照封建社会的传统制度，皇帝的宫门口有两对华表。在门外的一对，上面的兽头向外，叫“望君出”，门内的一对，上面的兽头向内，叫“望君归”。天安门内外的那两对华表就是这个样子。圆明园宫门口的两对华表，都还完好，一对在燕京，还有一对在北京图书馆。

鸡蛋：五斤，十元，每天二只。

燕京大学准备在这个废园建楼，便向美国募捐，谁捐出一座楼的建筑费，该楼就以其名为楼名。对着西校门的那座老办公楼，因为是一个叫Baker的人捐建，名就叫“贝公楼”，是当时的主楼。这座楼的楼基，是原圆明园的一个殿基，连门前的一对麒麟和台阶，也是从圆明园搬来的。而从圆明园运来的最大建筑物，是校西门内的一对华表。据冯友兰先生说：

水果：十五斤，十二元，每十天送一次。

西郊的圆明园废园很多，在当时有的被军阀占有，有的任其荒废。燕京大学选中了其中的一个废园，叫“淑春园”，据说原是和珅的园子。民国初年被陕西军阀陈树藩占有，经协商，他同意将这个废园半卖半捐让给燕京大学，价钱是二十五万元。

鱼：十斤，二十元。

燕京大学成立之后，一面在城里找地方上课，一面在西郊建校舍。

蘑菇：十五斤，十五元。

燕京大学于1919年由北通州（今通县）的协和大学、北京汇文大学合并而成。第二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也并入，校长为司徒雷登。

黄油：一斤，二十元。

五四运动之后，国立学校数量增多，质量也有所提高，形成了压倒教会学校的优势，教会学校便作出回应，将各校联合起来，组织起来，以抵抗国立学校。它们把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华西等区的教会学校合并，每一区只留一两个教会大学。于是就有了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三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岭南大学等大学。

这是中山大学为陈先生申请的一个月的生活开支。这些物品不仅与一般市民无缘，而且也与普通知识分子无缘。

清朝末年，各国在华办的教会学校已经不少，但各校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组织。在国立学校不多、质量不高的情况下，教会学校有相当大的势力，相当大的影响。

这样的局面显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处在艰难生活环境中的知识分子如果看不到什么希望，沉沦下去，整个国家和民族便毫无希望了。

鸦片战争之后，美国人到中国传教，其他国家也竞相效尤，设立教会。教会在传教的同时，也以慈善事业为名，办医院，办学校，后来被称之为文化侵略。

从1961年2月份开始，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开始对广东的知识分子状况进行摸底，到9月底，终于鼓足了勇气，掀起了精心布置的第一场知识分子风暴。

这里现存的虽然仅剩下废墟，但是透过历史的尘烟，穿过历史的时空，在这遗留下的巨大的石基、断柱和残垣上，不难想象出它当年的气势是多么辉煌。而残留下的“福海”花岗石堤、部分石桥和西洋楼的汉白玉石门雕塑，更让我们想到其他大量的精工细雕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