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初尝人生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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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教三个年级的三个班，不仅备课要兼顾三个头，而且还都是难度比较大的古典文学作品。《诗经》、《楚辞》，季羡林是念过许多的，但是自己念和现在教课，是大不一样的。要教人，自然自己先要弄懂，不然就没法教学生。可真正弄懂这三个头的古典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真讲起课来，这才感到问题的复杂。济南高中共有三个年级，每个年级四个班。英文教师满了员，用现在的话说叫“超编”。国文教师已有三个，人手略嫌不足，因此季羡林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教国文。分工自然是一个教师教三个班，三个老教师都是科班出身，救国文成了老油子，根本用不着备课，可三位老教师每人挑去同一个年级中的三个班，备课、教课只有一个头，剩下的一、二、三年级的各一个班，便留给初出茅庐的季羡林了。有什么办法呢？在济南高中，季羡林毕竟是小字辈呀！

三位老教师，本来是季羡林在济南高中上学时的老师，有的还教过他国文课，遇到问题本来是可以向他们请教的。但是，季羡林通过细致的观察，发现他们之间的关系变了，不再是师生关系，而是饭碗的争夺者。在老教师的眼中，这位年轻人几乎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处在敌对的位置上了。由于这样的敌对关系，即使向他们请教，他们也绝不会告诉他的，这就是“同行是冤家”的深意所在。

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之下，季羡林进了济南高中的大门。他深知自己能吃几碗干饭，所以进校时，心虚是在所难免的。他如履薄冰地走上了济南高中的讲台，拿起了国文课的教鞭。

没有办法，季羡林只好放“单飞”，随时都要冒险。怕学生“架”自己，要保住知识分子的“面子”，季羡林日夜抱着一部《辞源》，加紧备课。课文中有的典故在《辞源》里查不到，有时急得半夜还绕着宿舍彷徨。

2．如履薄冰

屋前的木槿花正盛开着，枝叶繁茂，花朵鲜艳，不时地，有阵阵暗香破窗而入。整个宇宙都静了下来，而他自己却心急如焚，一点也宁静不下来。季羡林感到，自己仿佛为人所遗弃，真想到什么地方去大哭上一场。只是顾到男子汉的“面子”，他才没有去这么做。

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之下，季羡林踏上了初为人师的道路，至于其中的酸甜苦辣，如人饮水，冷暖只有自己才知道。

老教师因为饭碗问题不帮季羡林备课，但他们也并非全然不顾这位老学生，他们自然也担心这位老学生会在第一堂课上出丑。于是一个老教师面授机宜，告诉季羡林：上课之前，先要把学生的名字都看上一遍，因为学生名字里经常会有一些生僻、古怪的字，有这样的字，先要查一查《康熙字典》。一位新教师如果第一堂课上就有念不出的学生名字，或者是念错了，在学生心目中，这个老师就不值钱，毫无威信了，老师就不容易再当下去，自然会影响到饭碗能不能拿牢。如果查了字典，点名时临时又碰到了不认识的字，点名时，就不点这个名。点完其他人的名后，只需问上一声：“还有没点到名的吗？”这时那个没被点到名的学生，一定会举手站起来。然后老师再问一声：“你叫什么名字呀？”他自己一报名，你也就认识了那个字。如此，就不至于丢“面子”，威信就可以保得十足了。季羡林实话实说：

这才知道，宋还吾校长是在率领着北大派与师大派两军对垒。在这种情势之下，他需要支持，最好是有一支客军来支持自己。季羡林正好符合他的要求，季羡林是济南高中第一届甲班的毕业生，而且有一张与北大齐名的清华大学的证书，因此就被他看中，他觉得这位大学毕业生既非北大派，又非北师大派，而是超然于两派之外，但又有济南高中的背景，正可以被用来壮他的声势。

这虽是小小的一招，我却是由衷感激。我教的三个班果然有几个学生的名字连《辞源》上都查不到。如果没有这一招，我的威信恐怕一开始就破了产，连一年教员也当不成了。

当时山东中学界抢夺饭碗的搏斗是异常激烈的。常常是一换校长，一大批教员也就被撤换。一个校长身边都有一个行政班子，教务长，总务长，训育主任，会计，等等，一应俱全，好像是一个内阁。在外围还有一个教员队伍。这些人都是与校长共进退的。这时的山东中学教育界有两大派系：北大派与师大派，两者勾心斗角，争夺地盘。宋校长是北大派的头领，与当时的教育厅长何思源是菏泽六中和北京大学的同学，私交颇深。有人说，如果宋校长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与何在国外也是同学，则他的地位会更上一层楼，不止是校长，而是教育厅的科长了。

第一堂课总算平安无事地对付过去了，但是，并不是每堂课都平静无事。有的学生就颇有挑衅性。其中有一个比季羡林大五岁的学生，从小就在家里念私塾，旧书念了不老少。有一次，他对季羡林说：“老师，我比你大五岁哩。”说罢，嘿嘿一笑，这笑声里，既有威胁，也有嘲笑，更有挑衅。季羡林心里想，你比我大五岁，又怎么样呢，反正老师还是要当下去的，师生的位置是不能换的。

从别的教师的谈话中，季羡林才了解到，原来是校长宋还吾想把本校的毕业生组织起来，好在“对敌斗争”中助他一臂之力。

就是这样，也还难免会有尴尬的场面出现。当时的济南高中，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风气：教师一定要无所不知。学生这样要求老师，老师则以此自居。尤其在课堂上，老师决不能承认自己讲错了，也决不能有什么问题答不出来，否则就会被学生讥笑。这一点对于科班出身的人可能不算很难，但对于季羡林这样一个刚从西洋文学系毕业的年轻大学毕业生来说，教国文怎么会应对自如呢？又怎能完全回答学生们提出来的问题呢？

原来只是以为由于几篇散文出了名才被邀去济南高中教国文的。但进了学校之后，才知道个中原因并不是这么简单。

有时候，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被逼得紧了，就硬着头皮，乱说一通。学生究竟相信不相信，我不清楚。反正他们也不是傻子，老师究竟多轻多重，他们心中有数。我自己十分痛苦。下班回到寝室，思前想后，坐立不安。孤苦寂寥之感又突然袭来，我又仿佛为人们所遗弃，想到什么地方去哭上一场。

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是当时全山东惟一的一所高级中学，师资队伍实力雄厚，工资待遇也很高。国文教师的待遇更是优渥，每个月可以挣到160块大洋，是大学助教的一倍，折合今天的人民币，至少可以合3200多元。当时大学教授的薪金是320块大洋。

幸好，季羡林在这段时间里，还继续写散文。有一篇寄给郑振铎先生，他当时在上海主编《文学》，立即刊登了。而且郑先生还写信来，说他正在编一个丛书，要把季羡林的散文编成一个集子，在这丛书里出版，只是时间太紧，集子没有编成。此外，他还在《山东民国日报》上主编一个文学副刊《留夷》，可以为学生刊登一点好文章。这样一来，季羡林自然在学生中很有威信，且对学生极有吸引力，再加上他年龄与学生相仿，也没有什么架子，不摆什么“师道尊严”，把学生当成自己的伙伴，因此，与学生的关系相处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