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齐鲁厚土 (第4/5页)

夹竹桃自然不是名贵的花，也并不算美丽，但在季羡林在济南住的这些日子里，济南几乎家家都种上几盆夹竹桃，摆在大门内影壁墙下，正对着大门口。有客人进家，扑鼻而来的是一阵幽香，绿蜡似的叶子，红霞或白雪似的花朵，足让人有宾至如归之感。

夏天，黄昏时节。

叔父家大门内也有两盆夹竹桃，一盆开红花，一盆开白花。季羡林天天从这两盆花下面走出走进。红色花朵让他想到火，白色花朵让他想到雪。火与雪是不相容的，但这两盆花却融洽地开在一起，宛如火上有雪，雪上有火，他顾而乐之，幼小的心灵里觉得奇妙而有趣。

六岁以前，季羡林一直生活在母亲身边。和同龄的其他孩子一样，小季羡林在母亲跟前撒娇、淘气，有时也难免遭到母亲的怒嗔，但这正是母爱的另一方面表现。

院子里的花应有尽有，春天，迎春花开着黄花，报告春的消息，接着是桃花、杏花、海棠、榆叶梅、丁香等，整个院子常是花团锦簇的。夏天，凤仙花，石竹花，鸡冠花，五色梅，江西腊，更是开得五彩缤纷，满院葳蕤。还有夜来香的香气，熏透了整个庭院。秋天，先是玉簪花带来凄凉的寒意，接着是菊花报告花事的结束。一年三季，花开花落，没有间歇，情景既美，变化又多，真是美不胜收。

8．母亲的面影

但是惟独这夹竹桃，在那里静悄悄一声不响，一朵花败了，又开出一朵，一嘟噜凋落了，又长出一嘟噜。不管是和煦的春风，还是盛夏的暴雨，或是深秋的清冷，它都一如既往，既看不出特别茂盛，也看不出特别衰败，从迎春花开之日到玉簪花和菊花开时，它无不奉陪，从春天一直到秋天，无日不迎风弄姿。正是夹竹桃的这一点韧性，引起季羡林无限的幻想，万花丛中他更喜欢夹竹桃了。

童年的小伙伴，是值得回忆的。

也许，季羡林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做学问，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从来没有一丝的懈怠，正是夹竹桃这种韧性的写照吧！

杨狗一直活到上世纪80年代，去世之前仍然是一字不识的文盲。季羡林经常捎点钱接济他。哑巴小听说后来当了山大王，练就了一身功夫，蹿房越脊，飞檐走壁，还能用手指抓住大庙的椽子，身子悬空，围绕着大殿走上一遭。他杀富济贫，颇有点子英雄气概。有一次被官府捉住，在十冬腊月天里，被剥光了衣服，赤身露体，再浇上凉水，捆起来，倒挂在梁上，一夜下来，竟然还能活着。哑巴小虽然没有文化，但懂得“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所以从来不到官庄来作案。这样一个讲义气的绿林英雄，最后还是被杀掉了。直到今天，每当季羡林想到一个光着屁股一起玩的小伙伴竟成为这样一个英雄，还颇有点骄傲自豪之感。

5．送礼的小插曲

那时候，三个孩子家里虽然都很穷，但因为年龄小，从来不知什么叫愁苦。夏天来了，是他们最高兴的时候，他们经常光着屁股在一起玩，在村南头屋后的水坑里凫水，捉知了，摸虾，打枣，不见不散，几乎天天都泡在一起玩。

齐鲁这块丰厚的文化土壤，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济南这个地方，自然也不例外。

没有机会进私塾，没有同窗好友。但季羡林有两个很要好的小伙伴，是邻居家的孩子。他俩一个叫杨狗，一个叫哑吧小。杨狗是小名，即是乳名。山东农村起乳名，男孩有以属相干支起的，如小虎、小狗之类。杨狗比季羡林大一岁，是1910年生人，这年农历是庚戌年——狗年，所以名字中有狗字。哑吧小姓甚名谁，已无法确知，只知道因为他是哑巴的儿子，便给了他这么一个诨号。

“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杜甫留在大明湖历下亭上的两句诗，揭示了济南多出名士的秘密。这些名士中有多少礼仪之士的典雅而有趣的动人故事，自不用说。单从普通百姓之间五花八门的送礼礼俗，有常态的，也有变态的，就够让人动情的了。常态的，可看到民风之淳朴可爱；变态的，则让人看到人的真性情之被扭曲，也算是各得其所。

家穷上不起私塾，但邻居家有个把认得几个字的。印象虽然已经有些模糊，但季羡林清楚地记得，他认识的第一位老师，是本村的马景功先生，“功”字有时也写作“恭”。马姓在官庄是比季姓大的姓氏，但也没有什么富裕人家。这位马老师肚子里大概也没有多少墨水，当时没教给季羡林多少知识，甚至连《千字文》、《百家姓》之类的儿童启蒙读物，也没有教过。大概只不过教给他几个字罢了。因为自己的家徒有四壁，在家里既没有一本书，也没有见过带字的什么纸条子，认得的几个字，全是来自马老师。就是教了这几个字，马景功的名字在季羡林脑海里永志不忘。

季羡林住在济南的这条佛山街上，住着一个穷人，邻居们都管他叫“地方”，有学问的人说，这个头衔几乎就等于汉朝的亭长。

大约在四岁到六岁之间，父亲开始让季羡林跟着别人学着认字。

每逢过年过节的早上，叔父家的大门一开，就会看到这个“地方”，笑嘻嘻地，一手提着一只鸡，一手提着两瓶酒，跨进大门来。鸡咯咯地叫，酒瓶上的红签红得眩人，“地方”嘴里还嫌不够，还要大声喊着：“给老爷太太送礼来了。”婶母便拿出几毛钱，让王妈送出去给他。这“地方”接了钱，也不谦让，却仍旧提了鸡和酒瓶子笑嘻嘻地走到另一家喊叫着去“送礼”了。

季羡林家里既非书香门第，家境又十分贫困，但父亲深知文化知识对于后代的重要性。父亲的希望，就寄托在这根独苗苗身上。

这样的“送礼”，季羡林一年里至少要见三次，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不足为奇了。

7．第一个老师和小伙伴们

不知是哪一年了，有一个节日的清晨，这位“地方”既没提鸡，也没拿酒，只见他愁容满面地跨进家门口，嘴里也没喊“给老爷太太送礼来了”，却拉了王妈，交头接耳说了一大会儿，后来声音也大了，终于放声大骂起来。王妈进来告诉了婶母，仍然是拿了几毛钱送出去。这“地方”道了谢，出了大门，老远还听到他的骂声。

到了过年的时候，自己心里觉得，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己喂牛立了功，又有了勇气到二大爷家里赖着吃黄面糕。黄面糕是用黄米面加上枣蒸成的。颜色虽黄，却位列“白的”之上，因为一年只在过年时吃一次，物以稀为贵，于是黄面糕就贵了起来。

后来，王妈告诉，原来他的鸡是自己养了预备下蛋的，每逢过年过节，便委屈它一下，缚了双足，倒提着陪他出来逛街。酒瓶子里装的也不是酒，而是装的水，瓶子上的红签还是从铺子里借来的。“地方”送礼，邻居们都知道用意，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不过如同《庄子》里说的“盗亦有道”，只不过是乞丐讨乞的另一种方法，用了山东人给送礼人赏钱的习惯而已。所以，邻居们没有收的，只给赏钱，一天里跑下来，衣袋里钱也就塞满了。回了家，瓶子里的水倒出来，把鸡放开。但今年过节，这“地方”倒楣，向第一家去“送礼”，就遇到一家才搬来的外省人，偏偏不知底，竟老实不客气地收了礼。王妈说，这怎么能不让这“地方”忿忿呢？他倒不是怕瓶子里的凉水泄漏真相，他是打心眼里心疼那只下蛋的鸡。一个外省人，到了礼仪之邦，失“礼”了。

第三件事是吃到另一种“黄的”。“黄的”有两种，一种是玉米面、小米面做成的饼子。这种饼子在季羡林家里也不是能经常吃的东西，但相对来说还是有机会吃的。另一种是黍谷做成的黄粘糕，则一年只能见一次。五岁时，为了能多吃一顿玉米面、小米面饼子，季羡林常给二大爷家打牛草。每当他这个不到三块豆腐高的孩子背着“一大捆”草或高粱叶子，走进二大爷家的大门，便觉得是立了功，“赖”在二大爷家里不走，总能蹭上一顿。年糕——粘糕，就是在二大爷家吃到的，但这种机会很难得，因为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这种好吃的东西。季羡林回忆说：

有一次，叔父家把一盒有特别标志的点心当礼物送出去。过了一年，一个熟门熟户的胖老太太到叔父家来拜访，又恭而敬之地把这盒点心提来给叔父。嘴里还说着：这都是小意思，但点心是新买的，可以尝尝。家里人都忍不住想笑，好歹等这位胖老太太走了，就动手去打盒子，盒盖一开，有股奇怪的臭味马上从里面飞出来，再把纸揭开，点心的形状还是原来的，上面却满是小飞蛾，一块也不能吃了，只好扔掉。

第二件事是偶尔吃到的一小块牛肚。这是发生在外祖母家的事。一次，季羡林到五里长屯的外祖母家走亲戚。外祖母家的隔壁邻居，是一家卖煮牛肉的小作坊。农村集市上往往有一些不再能役使耕作的老牛，因退役之后已无别的用处，便出卖给屠户。邻居的小作坊就用极其低廉的价格买下来，用极其野蛮的办法把它杀死，将肉煮烂，然后卖掉赚钱。但是，老牛的肉难煮，实在没有办法，作坊主就在肉锅里小便一通，这样肉就好烂了。作坊主对邻居心肠挺好，碰到这种情况，就告诉四邻：“今天的牛肉你们别买！”邻居们心里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外祖母家也是穷户人家，平常买不起牛肉。外祖母看到外孙来了，又高兴又疼爱，便抱上一个小土罐子，花几个制钱，去买一罐子牛肉汤回来给外孙喝，也算聊胜于无吧。季羡林是第一次喝这么好喝的汤，那肉香真让他陶醉。喝着喝着，突然罐子里多了一块东西，是一小块带进肉汤里的牛肚！这块小牛肚，自然又成了季羡林的专利。他舍不得一口气吃掉，就找了一把生了锈的小铁刀，一星一点地割着吃，慢慢地、仔细地吃，琢磨着其中的滋味。他感到，这一小块牛肚，真可以同月饼媲美了。

一年里头，这盒点心不知代表了多少人的盛意，被恭敬地提着，从这一家送到那一家，上面的签和铺子的名称也不知换过了多少次，转了一年，终于物归原主。礼欤，非礼欤？

有一件事发生在一年的中秋节，母亲意外地不知从哪里弄了点月饼。她掰了一块给自己的丈夫，剩下的一点给了自己的儿子。季羡林是生平第一次见到月饼，他兴冲冲地接到这一小块月饼，就蹲在院里的一块石头边吃起来。月饼太小，他不舍得大口大口地吃，只是一小口一小口，仔细地、慢慢地品尝着月饼的滋味。他觉得月饼可真是神奇的东西，龙肝凤胆也难以比得上的。母亲只是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心爱的儿子，拿着这一小块月饼，大快朵颐似地享受着，她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儿子不知道母亲在想什么，只知道母亲一口也没有尝。不但是月饼，连其他“白的”，母亲也从来没沾过边，都留给儿子吃了。

至于给当官的送礼，那可要有学问了。季羡林有一位亲戚，在县衙门里做事，因为与县太爷过从甚密，所以地位很重要。在晚上回家睡觉的时候，常在棉被下面发现一堆银元或别的值钱的东西。有时候，并不知道，无意中银元掉在地上，哗啦一声，让他吃一惊。这些银元自然也是送来的“礼”。

在故乡还有三件事，深深地留在季羡林的记忆之中。这是三件与吃有关的事，至今仍深深地刺伤着他的心。

这样的“礼”是当官的人才有资格接受的，因为官或是官的下属，能让人生，也能让人死，所以会有这金子银元给送过来。但官又讲究面子，虽然喜欢钱，但又不能当面给他。于是，“送礼学”便应运而生。需要经过长期揣摩，多次实习，方能得到其中的奥妙，既把钱送到官长手中，又不伤官长的面子。敦厚的山东人，一点也不缺乏必要的聪明。自古已然，于今为烈。

但是，每次他只能吃到半个馒头，没等真正尝到是啥滋味，馒头已不见了。想再吃，没有了。因为这白面馒头是大奶奶的两个儿子特别孝敬她的。虽然他俩已经独立过日子，每家都有几十亩地，但家口多，生活也不算很富裕。孝敬来的白面馒头，大奶奶舍不得都吃了，每天总要省下半个，留给自己喜欢的孙子吃，于是就有了每天早晨这令人激动的一幕。在六岁离开家乡以前，季羡林记忆中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就莫过于吃到这半个白面馒头了。季羡林一生愿吃烤馒头片，这一习惯的形成，就与小时候的这种最高享受有关。

6．山东大学附属中学

季羡林甜脆地叫一声：“奶奶！”奶奶这时开始变戏法，只见她把手一蜷，蜷曲到肥大的袖子里面。手再伸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半个白面馒头拿在手中了。她免不了再逗孙子多叫几声好的，听几声清脆的“奶奶”叫声，心里乐开了花，白面馒头也就递给了小小的季羡林了。

1926年，季羡林在正谊中学毕了业，考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属中学。附中有两处校舍，一处设在北园白鹤庄，用的是原职业中学校舍。另一处设在老东门外山水沟，用的是原矿业专门学校的校舍。季羡林是在北园白鹤庄这一处上高中。

看出大奶奶喜欢自己的门道，季羡林每天一睁眼，起来就往村北头的大奶奶家跑。跑到家门口，大奶奶已经站在那儿等他了。他早早跑来是有所图的，而她则是有所施予的。

当时，山东大学刚刚重建成立。原来的山东大学堂成立于1901年。这一年，在废科举、兴学堂的浪潮中，山东巡抚袁世凯奏陈办理山东大学堂事宜及试办章程，得到清廷照准。同年十月，学部大臣张百熙将办学章程转饬各省参照办理，山东率先在全国办起官立山东大学堂，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之后在各省兴办最早的官立大学堂。学校设在济南泺源书院内，第一任校长为袁世凯的智囊人物唐绍仪。十月正式开学，招收了三百名学生。1904年，搬入杆石桥路北新校舍，改名为山东高等学堂。1911年改称山东高等学校。1912年民国成立，在中心城市设大学，各省设专门学校，到1914年等最后两届学生毕业，山东大学堂裁撤，师生分别转入工业、农业、矿业、商业、法政、医学六个专门学校。

在三四岁的时候，季羡林的家境异常艰苦。家里连买盐的零钱都没有，只能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里煮成咸水，用来腌咸菜。什么酱油、香油，从来是看不到的，季羡林简直不知这些是何物了。一年到头，吃着红高粱面饼子，就着这种苦涩的咸菜，这就叫生活！

1926年，奉系军阀张宗昌督鲁，为顺应潮流，他装扮开明，6月30日下令在济南重建山东大学。山东省教育厅7月30日将省立工业、农业、矿业、商业、医学、法政六个专门学校合并，改建为省立山东大学。山东省第一、第二、第六、第十，四个中学高中部，组建为山东大学附属中学。山东省督办府委派省教育厅厅长、前清状元王寿彭任校长，8月5日，他到职视事，启钤办公，山东大学重建成立。

季羡林记事时，举人已经去世。举人的太太，季羡林管她叫奶奶。她是个善良而宽厚的人，自己虽有两个儿子，但却非常喜欢这个本家但不是亲孙子的季羡林。

校长王寿彭，字次篯，山东潍县南关人。他幼承祖训，刻苦砥砺，十七岁入邑庠，屡试冠军。光绪辛丑年（1901）中举，癸卯（1903）连捷进士。因名字中隐含“寿比彭祖”之意，深得当时大操大办七十寿典的慈禧太后的嘉许，高中头名状元，又入翰林，授修撰，入进士馆，司法政，并被派赴日本考察政治。王寿彭后任湖北提学使，创办两湖优级师范学堂，首创经费预算制度，使办学经费专款专用。1926年9月5日，王寿彭在重新组建的山东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读圣贤书，做圣贤事”的校长训词，学校随即正式上课。

季羡林的父亲有一个堂伯父，是一个举人，住在官庄的村北头。方圆几十里最有学问的人是他，做官最大的也是他，据说做到一个县的教谕，主持过文庙祭祀，传授儒家经典、皇帝训诫，教诲所属生员，在清末是县里有地位的人。他对季羡林一家都很好，在生活方面还接济过他们。可他的家是一个大家庭，人多是非多，也顾不了别人那么多了。

王寿彭思想陈旧保守，主张尊孔读经，以提倡经学为己任，敌视孙中山革命。但他曾在日本和欧洲考察，也接受了一些维新思想，深知文化、教育对于国民的重要性，因而热心教育事业。他任山东大学校长期间，制订了完整的《教学大纲》和明确的培养目标，建立了一些规章制度。他还工书法，时人以得其片纸寸缣为荣。

季羡林开始动脑筋，要另觅新路了。

在王寿彭任校长期间，山东大学每年都举行祭孔仪式，张宗昌身着长袍马褂，亲临参加，他匍匐在地，行叩头大礼，可见山东大学当时尊孔之风之盛。大概也正是因为过于守旧，王寿彭受到校内强烈谴责，当校长仅一年多乃拂袖而去。

但夏天很快过去，再也没有麦穗可拾了。

重建的山东大学集中了当时的一些著名学人，文学院院长王宪五精通经学、古文，有“山东才子”之称，教授如陈舸庭、丛禾生、祁蕴璞等，也都很有名。法学院院长朱正钧，工学院院长汪公旭，农学院院长郭次璋，医学院院长周颂声，可谓阵容整齐，人才济济。另外，还有一批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洋博士张徽五、张东里、王慈伯、于复先、周瑞廷、高汉符、卞东寅、房金锜等人，也都名声不小。

这种如诗如画的风情，每每回忆起来，季羡林总感到回味无穷。

附属中学的教师，也可谓极一时之选。国文教师王崑玉，英文教师尤桐，史化教师祁蕴璞，伦理教师鞠思敏（正谊中学校长兼）、完颜祥卿（一中校长兼），还有救经书的“大清国”（因诨名太响亮，真名被忘记）、前清翰林（不知是不是陈舸庭），两位先生教《书经》、《易经》、《诗经》，上课从来不带课本，四书五经连注都背诵如流。

当时正值盛夏，小季羡林身上赤条条一丝不挂，看到母亲要打，他跑出屋外。房后是一片有苇子的水坑，他往水坑里一跳，母亲没有法子再追，他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面饼子尽情地享受了。儿子在水里笑，母亲站在岸上也笑。

有这样一批阵容整齐的好老师，再加上学校用了原职业中学校舍，周围环境优美如仙境，荷塘四布，垂柳蔽天，是念书再好不过的地方。季羡林到了这所中学，学会了用功，再也不去荷塘钓虾、捉蛤蟆了。他后来回忆说：

季羡林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母亲高兴地把麦粒磨成了面粉，因为面少，不值得发酵，当时也不会发酵，就在锅里贴了一些没发酵的死面饼子。吃着这白的死面饼子，季羡林很快就进入了角色，吃出味道来了。但吃完了饭，感到还不满足，趁母亲不注意，就又偷了一块。吃着吃着，被母亲看到了，赶着要打他。

我有意识地真正用功，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是一个很容易受环境支配的人。在小学和初中时，成绩不能算坏，总在班上前几名，但从来没有考过甲等第一。我毫不在意，照样钓鱼、摸虾。到了高中，国文作文无意中受到了王崑玉先生的表扬，英文是全班第一。其他课程考个高分并不难，只需稍稍一背，就能应付裕如。结果我生平第一次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平均分数超过九十五分，是全校惟一的一个学生。当时山大校长兼山东教育厅长前清状元王寿彭，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这样被别人一指，我的虚荣心就被抬起来了。从此认真注意考试名次，再不掉以轻心。结果两年之内，四次期考，我考了四个甲等第一，威名大震。

季羡林的对门邻居家，住着宁大婶和宁大姑，她们和季家来往挺多，也很喜欢季羡林这孩子。夏天麦收完了，她们俩便带小小的季羡林到村外人家收获过的麦田里，去拾一点掉落在地上的麦穗。不知道跑多少趟，积攒多少次，才能堆成一小堆，这时母亲才能勉强用双手搓出点麦粒，磨成白面，让自己的儿子吃上一顿“白的”。善良的母亲坐在旁边，看着自己的儿子狼吞虎咽地吃着“白的”，心里又高兴，又难过，可怜的孩子，只能吃到这么可怜的一点面食，她的眼泪直往肚子里咽。面对着可怜的孩子，母亲自己从来不舍得尝一口。

山大附中的国文老师王崑玉，是一位对季羡林影响极大的老师。他是桐城派的古文作家，有自己的文集。第一篇作文，他给学生出的题目是《读<徐文长传>书后》。写作文都要用文言文，而且尽量模仿桐城派的格调。季羡林的作文写好以后，意外地得到了王崑玉老师的高度赞扬，批语是“亦简劲，亦畅达”。这对于季羡林来说是极大的鼓励，蕴藏已久的求知欲得到强烈刺激，充分发挥出来了。

机会终于盼来了。

在国文方面，在王崑玉老师影响下，季羡林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过去被用来读武侠小说的劲头，现在被用到读古文上了。他弄到不少古文的代表作，如韩愈的《韩昌黎集》，柳宗元的《柳河东集》，以及欧阳修、苏轼、苏辙、苏洵等唐宋八大家的许多文集，都开始认真阅读。读《古文观止》的时候，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李密的《陈情表》、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欧阳修的《泷冈阡表》、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归有光的《项脊轩记》等一类的文字，以及吴均的《与宋元思书》，他都百读不厌，背诵如流，从此打下了雄厚的古文基础。他开始喜欢抒情散文，而且也写了不少，因此中学同学给他起过一个绰号，叫做“诗人”。对于古文的不同风格，如《史记》的雄浑，六朝文章的浓艳，陶渊明、王维的朴素，徐摛、庾肩吾的华丽，杜甫的沉郁顿挫，李白的流畅灵动，《红楼梦》的细腻，《儒林外史》的简明，他都注意到无不各擅胜场。从这些名作佳篇中汲取的营养，滋润了他一生的文学创作。

在过年时，家里才能偶尔吃到一次“白的”面食，那时的感觉就像吃龙肝凤髓，甜美的滋味似乎永远也赶不走。多么想多吃上一顿“白的”面食啊！

在外文学习方面，他继续学习英文，由于有尚实英文学社的底子，他在班上的英文成绩，名列榜首，别的同学都无法与他竞争。教英文的一共有三位老师，尤桐老师、刘老师都是水平较高的。第三位老师水平低，季羡林把他的姓和名都忘记了。那时候，季羡林当了班长，伤了一点脑筋，想把他“架”走。最后，取得一致意见，考试都交白卷，结果老师脸上无光，自然被赶跑了。

季羡林在家里很难吃到玉米面饼子。为吃顿玉米面饼子，季羡林还得想点办法。春夏之交，机会来了。那时青草已经长出来，高粱也长高了。他便去割点青草，或劈点高粱叶，当然都不多，送到举人家的二儿子二大爷家里，用一两个叶子喂他的老黄牛，就赖在二大爷家里不肯离开，等着给奖励。最高奖励，就是吃上一顿玉米面饼子，打一打牙祭，这才兴高采烈地离开二大爷家。

这时，他又开始学德文。教德文的孙老师长着一副宽额方脸，嘴上留着德皇威廉二世的两撇胡子。用的课本是山东济宁天主教堂编的，水平不高。孙老师是胶东人，学的德文也不高明，发音带有胶东味，把gut念成“古吃”。学生笑话他，他居然满脸怒容，冲学生发过火。孙老师还附庸风雅，自己花钱印了一本十七字诗，诗作挺蹩脚，有一首嘲笑一只眼的诗，他还记得：

那时候，季羡林家里已经从万丈高楼跌落到了平地，只能常年以红高粱饼子为主食，小孩称为吃“红的”，用玉米面做成的黄饼子，也成为珍品。

发配到云阳，

季羡林开始记事了，家境也变得越来越穷。旧时，山东农村把用小麦面做成的食品称为“面饭”，只要是吃到一次“面饭”，就算是吃到好的了。季羡林在家，一年最多能吃到一两次“面饭”，所以吃顿“白的”面食，便成了他的最大愿望。

见舅如见娘，

6．多想吃顿“白的”

两人齐下泪，

季羡林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破落得不像样子了。长大后听叔父说起这段往事，季羡林感到十分可笑。但父亲的这种性格，不能说对季羡林没有影响。后来他到德国留学，有人劝他学保险可以发大财，他对这种赚大钱的行当竟然不屑一顾，这可能就是受到父亲这种性格的影响。

三行！

清平农村有赶集的习惯，一般是五天一个集，没有钱的时候，季嗣廉不敢去赶集，现在手里有了钱，赶集的欲望强烈起来，几乎每集必赶。而一赶集，便显出朱家、郭解的侠客作风。他一时兴起，全席棚里喝酒吃饭的人，也不管是多是少，都请了客，由他来买单。全席棚的人自然都高兴，吃了肉，喝了酒，还不用自己付钱，这可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这样子，慕季嗣廉之名去赶集的人越来越多，请客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了。从此人称季嗣廉为季七爷。他名震四方，可是，天长日久，这样下去，手中积存的那点银子全部花光了，还欠了人家的钱。没办法，六十亩良田被一亩一亩地卖掉，结果还是还不清债。这又得拆新盖起来的房子。东房和北房都被拆掉，卖了砖瓦，只留下了五间西房。这些砖瓦买进时似黄金，卖出时似粪土。想不到钱这东西能呼之即来，也可以挥之即去。一场春梦终成空，季家重又成了破落户。

有这样欣赏水平的老师，教了一学期德文，学生们只学会几个单词，不可能把德文学好。

但是，季嗣廉却不像世人那样对钱重视。他不善于聚敛财富，而是仗义疏财。他属于乡村中朱家、郭解一流的人物。朱家是汉初鲁人，郭解是西汉河内轵县（今河南济源）人，俩人均以“任侠”而闻名于世。朱家与汉高祖同时，当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以侠闻。他“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惟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所以“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郭解则是“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他为人态度温和善良，泛爱众生，帮助和接济陷入穷困潦倒之人，谦虚退让，又不居功自傲。朱家和郭解这般游侠人物，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纳，但当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他俩的事迹在整个鲁西北颇有些影响。季嗣廉虽不能断文识字，但对朱家、郭解故事，却也耳熟能详。他一旦有了钱，便想做这一类游侠式的人物，仗义疏财，忘乎所以。

在山东大学附中的第一学期，平均分数超过了九十五分，名副其实是甲等第一名。在一共四个学期里，他考试成绩虽然不一定都超过九十五分，但总是稳坐甲等第一名的宝座，成了名副其实的“四连冠”。工书法的山东大学校长王寿彭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扇子面奖励给他。王寿彭的书法是一般人求都求不到的，时人以得片纸寸缣为荣，季羡林一下子得了两件墨宝，当然出乎自己的意料。从此他更加有意识地努力学习，动机也许并不堂皇，无非是想保住自己的面子。他自己称之为虚荣心“作福”。

中外文化背景有差异，但对钱的重视，竟是这样的一致。难怪古今中外有那么多人对钱顶礼膜拜，孜孜以求了。

7．一年的临时亡国奴

朋辈撇开我

1928年，蒋介石借革命之名，打着孙中山先生的旗号，一路北伐。4月初，北伐军占领了济南。4月30日，日本帝国主义福田彦助第六师团中的五百余人占领济南，北伐军从城中撤出。5月1日，北伐军孙良诚部和第一集团军各部进入济南，蒋介石于5月2日抵达济南，要求福田彦助撤离军队，以维持济南的平静。但日军仍寻衅开枪，打死中国军民多人。5月3日，日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后援部队不断到济，蒋介石下令不准抵抗，并撒出济南。日本侵略军在济南大肆屠杀中国军民五千余人，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国民党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被日军割去鼻、耳，最后与十七名外交人员同遭杀害。济南市被破坏得很严重。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济南“五三”惨案。山东大学师生不计安危，开展各种爱国反日运动，揭露“五三”惨案真相，查禁日货，慰问难民，表现出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英勇气概。惨案发生之后，学校无人负责，经费无着，随即停办，教师和学生大部分散去。设在北园的山东大学附中也同时关了门。

一旦金钱尽

日寇占领济南期间，季羡林无学可上，过了一年临时亡国奴的生活。他回忆说：

为钱结交我

此时日军当然就是全济南至高无上的惟一统治者。同一切非正义的统治者一样，他们色厉内荏，十分害怕中国老百姓，简直害怕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程度。天天如临大敌，常常搞一些突然袭击，到居民家里去搜查。我们一听到日军到附近某地来搜查了，家里就像开了锅。有人主张关上大门，有人坚决反对。前者说：不关门，日本兵会说：“你们怎么这样大胆呀！竟敢双门大开！”于是捅上一刀。后者则说：关门，日本兵会说：“你们一定有见不得人的勾当；不然的话，皇军驾到，你们应该开门恭迎吆！”于是捅上一刀。结果是，一会儿开门，一会儿又关上，如坐针毡又如热锅上的蚂蚁。此情此景，非亲身经历者，是决不能理解的。

几许朋友辈

季羡林此时无学可上，又深知日本人最恨中国学生，在济南焚烧日货的“罪魁祸首”就是山东大学的学生，于是，剃光了脑袋，伪装成商店小伙计。有一天，他走在东门大街上，迎面来了一群日军，检查过往行人。他知道，此时万不能逃跑，一定要镇静，否则刀枪无情，定死无疑。这样想着，他故作镇静地走上前去。一个日军士兵搜他的全身，发现他腰上扎的是一条皮带，便如获至宝，发出狞笑，说：“你的，狡猾的大大地。你不是学徒，你是学生。学徒的，是不扎皮带的！”季羡林当头挨了一棒，幸亏还没有昏过去，他便向日军解释，说小徒弟们现在也发了财，有能扎皮带的了。日军坚持不信。俩人正在争论，另外一个高一级的日军走过来，不耐烦听了，一摆手：“让他走吧！”季羡林这才死里逃生，从阴阳界上又转了回来。一个十七岁的孩子，面临着这样危急的时刻，他身上会出多少汗，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人人亲近我

这一年的亡国奴生活，至今想来还让他后怕！

我的钱财多

8．再上高中

亲友不睬我

1929年，日军撒出济南，国民党重新进了济南。此时，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按照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把省立山东大学改为国立山东大学的决定，着手筹建国立山东大学，决定将学校迁至青岛，接收私立青岛大学的校产，重建国立山东大学。至此，省立山东大学告一段落，设在北园的附属中学也告一段落。附中的学生转入新成立的由山东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改设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这是全省当时惟一的一所高级中学。山大附中高中部学生，不用考试，即可入学。

我的钱少了

这一年，是季羡林一生中又一个重要的年头。

钱这东西，是个怪物。有时得来容易，失去也容易。西晋隐士鲁褒说，一旦有了钱，就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有“达穷开塞，振贫济乏”的神功，“穷者能使通达，富者能使温暖，贫者能使勇悍”。有了钱，就有了神物，无位而尊，无势而热，宾客辐辏，门常如市。而一旦失去钱，就会使人落魄。《天方夜谭》中有诗说：

省立济南高中的校址，由绿柳红荷交相辉映的北园，搬到车水马龙的杆石桥来。学校环境变了，新校址原是清代的一个大衙门，高楼峻阁，雕梁画栋，颇有一点威武富贵的气象。校内有一个大花园，虽然其中的花坛多年失修，水池也干涸了，小路上长满了草，但是花木却依然青翠茂密，浓绿扑入人的眉宇。夏天，似锦的繁花开满树木的枝头，把这古园点缀得更为明丽耀眼。丛中枝头上，不时有鸟鸣声声，令人如入幽谷之中。课余，师生们来园中漫步，各得其乐。

5．好景不长

学校师资队伍的结构也变了，换上了一批国民党官员，“党”气颇浓，令人生厌。但学校也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在山大附中时读的古籍《诗经》、《书经》和《古文观止》，现在都被白话文学作品代替。作文也由文言文改为白话文。语文教师由前清翰林、进士改为新文学家，给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以耳目一新之感，大孩子们都兴高采烈了。

这成为季家第一次出现的“偶然”，意外之财改变了季家的境遇。哥哥继续留在官庄，守住这十五间大房子和六十亩水浇地，而弟弟有了钱，不再回东北，又到自己已经很熟悉的济南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