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齐鲁厚土 (第5/5页)

这里的国文教师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人，都是全国闻名的作家。先是胡也频教现代文艺，几个月后被国民党通缉，逃到上海，不久壮烈牺牲。接替胡也频的是董秋芳老师，他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专业是外国文学，在高中讲国文自然讲到外国文学。

这是季家祖祖辈辈以来最气派的时候：东、西、北房各五大间，大门朝东，是一个典型的农村三合大院。这个大院和周围的低泥平顶房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按照清平的风俗，在北屋正房屋门的东墙壁上，设了神龛，供奉上了宅神。兄弟俩将东屋作为“配房”，不住人，只作储存室用，有谚说：“有钱不住东厢房，冬不暖，夏不凉。”兄弟俩总算争到了一口气，着实感到神气了。

季羡林的白话作文又受到董秋芳老师的垂青，有一篇作文与同级同学王联榜的作文一起，被董老师誉为全班、全校之冠。在董老师的影响下，季羡林学习文学，其中当然也有学习外国文学的决心，就算是确定下来了。

这真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村子里有些农户贪图卖好价钱，拆掉了自己的房子，砖头被用来盖季家的房子。

在这里，季羡林虽以学习白话文为主，但对古籍的兴趣丝毫没减，他的阅读范围仍然很广，涉及的方面仍然很杂，陶渊明、杜甫、李白、王维、李义山、李后主、苏轼、陆游、姜白石等诗人、词人的作品，他都读了不老少。

季家没想到在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当用小推车推着这些银子兑换成的制钱回到故乡时，兄弟俩那高兴劲，任是什么笔墨都形容不出来。哥哥拿出一部分银子，买了六十亩带水井的地。为了炫耀财富，他还要盖大房子。一时买不到砖头，他性子又急，于是便想出一个点子，诏告全村：谁愿意拆掉自己的房子，把砖卖给他，他可以付高出几十倍的砖钱。

季羡林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兴趣也极高。他节衣缩食，从每个月的饭钱里省下几块大洋，寄到日本东京丸善书店，订购几本外国文学的书，其中就有英国作家吉卜林的短篇小说。书寄到后，还要到十几里以外的商埠去取。虽然几块大洋够他一个月的饭钱，但看到省下饭钱买来的新书，心中的愉快，简直无法形容。从这时起，他开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翻译过吉卜林短篇小说中的一篇。从这时起，他开始向翻译领域进军了。

当奇迹出现时，季嗣诚简直惊呆了。他竟然中了头彩，一下子，3千两白花花的银子到了他的手里。

在这里，季羡林一年两个学期又考了甲等第一名，加上在山东大学附中的“四连冠”，季羡林在高中阶段是“六连冠”。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他流落到关东，身上一贫如洗，仅剩下了一元钱。可奇迹就发生在这充满希望的一元钱上。他用这一元钱，买了正在东北上市的湖北水灾赈灾奖券。

9．业师胡也频、董秋芳

在走投无路之时，季嗣诚想起了闯关东的六个弟兄，他们能去，自己何不也去闯一闯呢？

季羡林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的业师，一是胡也频，二是董秋芳，两人爱好不同，志向各异，但都给季羡林以很大影响。

在济南的季嗣诚，希望有朝一日能混出点名堂来，即使不衣锦还乡，也得让乡亲们刮目相看，为自己的祖宗争一口气！但是，偌大个济南，穷人要混出点名堂来，谈何容易！他虽然尽力挣扎，终于还是在济南失了业。没混出名堂来，不能光宗耀祖，有何脸面回故乡见乡亲呢？

胡也频（1903—1931），原名崇轩，福建福州人。小时候当过学徒，后入海军学校，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1928年在上海从事编辑和出版工作。1927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圣徒》，奠定了其作品诅咒人生、讴歌爱情的基调，其中的《械斗》一篇被认为早期力作，文笔流畅明快，间或流露出幽默的气息。1930年，他到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教书。

季老苔留下了很少的几亩地，季嗣廉返乡后就靠这一点地来维持生活。生活虽然艰难，但勉强还过得下去。几年后，他娶了媳妇，媳妇姓赵，不是本村的，而是邻村五里长屯的，家境也很穷，连个名字都没起，嫁到季家之后，就成了季赵氏。她后来就是季羡林的母亲。

胡也频给季羡林的印象极深，他个子不高，人很清秀，完全是一副南方人的形象。胡也频的居室，就在学校花园门口旁边，走过花园便可到后面教室去上课。每次上课，他都在黑板上写下“什么是现代文艺？”几个大字，然后滔滔不绝地讲，直讲得眉飞色舞，浓重的福建口音更加难懂了。下一次课，仍然写这几个大字，内容却与上次不一样。这种讲课方式简直使学生们着了迷，根据他的介绍去买一些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学生们不懂什么“现代文艺”，也不懂什么“革命”，但知道国民党最厌恶的是共产党，似乎有不共戴天之仇，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这样的气氛下，胡也频竟敢明目张胆地宣传“现代文艺”，鼓动学生革命，学生们真为他捏一把汗。季羡林后来回忆说：

不知熬过了多少个艰难的日子，兄弟俩东奔西跑，拉过洋车，扛过大件，当过警察，卖过苦力，受尽了多少难耐的煎熬。最后，叔父总算在济南立住了脚，虽然哪怕只是像石头缝里的一棵小草，艰难困苦地挣扎着，但总算有了一条生路。为了保险起见，兄弟俩决定，弟弟继续留在济南挣钱，而哥哥则回家务农，弟弟寄点钱接济。

胡先生是有社会经历的人，他应该知道其中的利害。可是他也毫不在乎。只见他那清瘦的小个子，在校内课堂上，在那座大花园中，迈着轻盈细碎的步子，上身有点向前倾斜，匆匆忙忙，仓仓促促，满面春风，忙得不亦乐乎。他照样在课堂上宣传他的“现代文艺”，侃侃而谈，视敌人如草芥，宛如走入没有敌人的敌人阵中。

可到了济南，问题就来了。两个毛头毛脚的小伙子，纯粹的乡巴佬，到了当时山东最大的城市里，举目无亲，人地两生，也就只有望市兴叹了。他们当时碰到过多少困难，遭受过多少波折，后人谁也不知道。因为碍于面子，父亲和叔父从来也没给孩子们说过。他们觉得太可怕，太悲惨，因此不愿意再揭过去的伤疤，更不愿意让后代人在心中留下那惊心动魄的凄惨阴影。因此这一段历史，对谁也没有讲过。父亲和叔父的善良，于此也可见一斑。

在胡先生号召之下，学生们成立了一个现代文艺研究会，准备由胡也频主编一个杂志。季羡林参考了一些从日本翻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写了一篇《现代文艺的使命》，内容无非是革命，革命，革命之类。这篇文章不意竟受到胡先生垂青，想在这份杂志的第一期上发表。

从清平到济南也就有一百多公里旱路，又是一马平川，没有什么难走的山路，兄弟俩几乎没费多大劲，便来到了济南。

这时，蜚声文坛的胡夫人丁玲女士，从上海来校探亲。丁玲的衣着非常讲究，代表了时髦的上海最新式的服装。这样的服装，在相当闭塞淳朴的济南出现，被高中生们视为飞来的一只金凤凰，没见过世面的他们便觉得她浑身闪光，照耀四方了。

听人说，离清平县最近的大城市是山东省首府济南，那里或许能给人一条活路，而且去济南也是花路费最少的。对，就去济南！

丁玲比较胖，又穿了挺高的高跟鞋。校内的路年久失修，穿平底鞋就不牢靠，何况穿高跟鞋。丁玲走在这路上，步履维艰，要靠胡也频搀扶着才能迈步。胡先生比丁玲矮，学生们见了这情景，觉得好玩，他们就窃窃私语，说胡先生成了夫人的手杖，更增加了对胡也频的敬意。

出去闯荡要有路费，可穷得连饭都吃不饱，到哪儿去弄路费呢？

事情急转直下，胡先生有一天终于没去上课。小道消息说他被国民党通缉，连夜逃到上海。不久，他同柔石等四人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秘密杀害，时年28岁。

4．季家的第一个“偶然”

直到今天，胡也频的身影仍在季羡林面前闪耀。

在这样的情况下，季羡林的父亲和叔父渐渐长大，而日子越发难以忍受。兄弟俩一商量，何不到外头去闯荡一下世界呢？

胡也频离开济南高中以后，到季羡林再上国文课时，来了一个陌生的老师，个子也不高，相貌也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一只手似乎还有点毛病，说话绍兴口音颇重，不很好懂。他就是季羡林的另一位业师董秋芳。

季老苔夫妇年龄还不到五十，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剩下两个儿子，孤苦伶仃，只得寄人篱下。去捡掉在地上的烂枣，就更成为家常便饭了。

胡老师讲课带有鼓动性，而董老师上课则有启发性。董老师上课，不讲现代文艺，也不讲革命。讲一点文艺理论，全是鲁迅翻译自日本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等。他老老实实地讲课，认真小心地为学生改作文。他布置作文，从来不出题目，而是在黑板上信笔写下“随便写来”四个大字，愿写什么，就写什么，愿怎样写，就怎样写，丝毫不用受约束，学生有绝对的写作自由。

季老苔虽非出身于书香门第，但对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还是颇为了解的。他为自己的儿子取名为嗣廉、嗣诚，正体现了儒家的道统，也表示出让自己的儿子接续道统的殷殷之心。只是名字虽然起得响亮，但两个孩子命苦，只得生活在官庄的小天地里，无法沾上高雅文化的光。因为家里穷，他们俩经常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肚子里咕咕叫的滋味实在难受，便到村南口大户人家的枣树林子里，捡一些掉在地上的烂枣充饥。

就在董老师“随便写来”的启迪下，季羡林写了一篇记述自己回故乡的作文，因为感情写得真挚，深得董老师赞许，在作文本每一页的空白处，都写了一些批注，“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等批语，竟让他拨云雾而见青天。于是，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苦心孤诣，为董老师合盘托出，知己之感，便油然而生。季羡林对董老师的感激之情，永生难忘：

过去，在山东农村，为了显示一个家族的势力，往往用大排行。季老苔是官庄的小姓人家，更要借助大排行，以壮自己家族的声势。他兄弟三人共生下十一个儿子，这十一个第二代后辈就实行大排行。季老苔膝下有三子，老大季嗣廉，就是季羡林的生父，在大排行中行七。老二季嗣诚，是季羡林的叔父，在大排行中行九。老三行十一，生下不久，就因为实在无法养活而送了人，连名字还没来得及起，就跟着来领养的人姓了刁。十一个兄弟中的其他六人，则因为家贫而被迫下了关东，后来他们都客死在东北，再也没有返回故乡。

从那以后，六十年来，我从事研究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与文章写作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感情一受到剧烈的震动，所谓“心血来潮”，则立即拿起笔来，写点什么。至今已到垂暮之年，仍然是积习难除，锲而不舍。这同董先生的影响是绝对分不开的。我对董先生的知己之感，将伴我终生了。

季羡林的祖父，名字怪怪的，叫季老苔。季老苔兄弟三人，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足不出县，从来没有离开过清平农村。

在另一处，季羡林又回忆说：

季羡林家在官庄村南头。季姓在官庄是小姓，只有几户人家。他们的先祖是春秋时的季文子。官庄周围最大的地方是康庄镇，离官庄很近，是原清平县政府所在地，属原清平县四境中心，地处六路交叉四通八达之衢，是原清平县最富庶的村镇，故名为康庄。而官庄是一个小村，无法与康庄镇相比。季家在官庄又是最贫穷的，用官庄村民们的话来说，连贫农都不是，其地位远在贫农之下。

我此时改用白话写作文，大得董先生赞扬，认为我同王联榜（即王峻岑，后考入北大数学系）是“全校之冠”。这当然给我极大的鼓励。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男孩出生之后十天，叔父家的堂妹紧接着出生，季家是双喜临门，按照当时农村的习惯，男孩被取名为双喜，大名为季宝山。到济南后乳名被简化成喜子，大名改为季羡林。叔父的女儿取名秋妹，这是后话。

这些高中学生，本来在董老师接替胡老师上课以前，就久仰其大名，读过他翻译的一本苏联小说《争自由的波浪》。这本小说因鲁迅作序而使董老师声名大震，加之报刊上还发表过董老师写给鲁迅的一封长信（后收入《鲁迅全集》）。因此，学生们和他神交已久，课堂上经他这样一启发，积极性、创造性，如趵突泉之水，喷涌而出，就难怪毕生不忘其恩德了。

男孩出生的这一天，距离辛亥革命爆发的10月10日仅有两个月零八天。而正是由于有了这两个多月的经历，严格说应该是“履历”，季羡林常戏称自己是“满清遗少”。不管怎样，这段履历就使他经历了清朝末年的“末”。但是在当时的临清乡间，人们对这种消息一开始是将信将疑的。他们不知道宣统帝溥仪竟会成为满清王朝的“末代皇帝”。他们甚至对什么是“皇帝”、什么是“朝廷”也并不清楚。因此，乡民们嘴里说起清朝，仍然是肃然起敬地谈论着的北京“朝廷”，而且仿佛皇帝仍然高踞于金銮殿的宝座之上。这也就使小时候的季羡林，并不理解什么是“朝廷”，它是人，还是神？反正是极有权威、极有力量的一种东西。留在他幼小心灵中的清代残影，也不过如此而已。

对这两位恩师，季羡林以为自己不是程门立雪的好弟子。但是每每想到他们，总是怅望青天，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几乎和辛亥革命从准备到发动的同时，在山东西部清平县（今临清市）的一个小村庄——官庄，季姓家庭一个年轻而贫穷的农村妇女，在经历着怀孕的痛苦。这一年闰六月，夏天长得难耐而可怕。就在最热的闰六月初八日，这位农村妇女分娩成功，顺利地生下一个男孩。这一天是公历1911年8月2日。

10．课外爱好

公元1911年，中国农历是辛亥年——猪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宣统即位仅三年，便遭到南方各省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激烈反对。这年的春夏之交，两湖地区的革命党人便在积极准备发动推翻满清王朝的武装起义。秋天，起义的条件日臻成熟。9月14日，中部同盟会联合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成立了领导起义的联合指挥部，决定在中秋节（10月6日）这一天发动起义。只是因为准备不足，起义日期被推迟。10月9日，革命军参谋长孙武在汉口配制炸药不慎爆炸，起义机密泄露，孙武受伤住院，革命党人或被捕，或逃离。10月10日清晨，被捕的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惨遭杀害，革命形势极端危急。10月10日晚，武昌城内革命党人熊秉坤、金兆龙等四十多名士兵，打死镇压革命党人的反动军官，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打响了武昌起义的枪声。之后，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起义响应，到11月下旬，在当时全部二十四个省区中，已有陕西等十四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东北三省和直隶等十个省区在名义上还属于清政府统辖，在这十个省区中，山东是先宣告独立，后又取消。革命领袖孙中山结束了十六年流亡生活，于1911年12月25日（农历十一月初六）回到上海，1912年元旦，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这一天是农历辛亥年的十一月十三日。

季羡林在三年的高中学习生活中得了六个学期的甲等第一名，成了名符其实的“六连冠”。但是季羡林绝不是死记硬背的死板学生，他是一个会读书的人，有着广泛的兴趣。

3．降生

从古到今，从中到外，许多名著季羡林都广泛涉猎。

这种命运、缘分、偶然性、必然性，被季羡林用几句话就说透了：“按我出生的环境，我本应该终生成为一个贫农。但是造化小儿却偏偏要播弄我，把我播弄成了一个知识分子，从小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又从中年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老知识分子。” 这几句话看来是那么简单，但是，透过季羡林百年的生活历程，我们会看到，一个农民之子、大地之子，是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始终如一的努力，最后才成为一个名闻遐迩的著名学者的。他的一生，正是凸现了与命运抗争的鲜明主题；他的一生，处处都布满了求索者踽踽前行的足迹。

中国古籍他仍不放松钻研，陶渊明、杜甫、李白、王维、李义山、李后主、苏轼、陆游、姜白石的诗、词作品，庄子、孟子、司马迁、唐宋八大家、明末公安派、竟陵派、清代桐城派，他都读，广泛地汲取营养。外国文学作品，英国名家的散文，他也读了不少。俄国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理论书籍，他也有莫大的狂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天天都在拼命念这些书。意义似乎明白，又似乎不明白。念一句就像念西藏喇嘛的番咒。他总是用铅笔记出哪是主词，哪是动词，哪是副词，开头似乎还有径可循，但愈来愈糊涂，一个长到两三行充满了“底” “地” “的”的句子念到一半的时候，已经如入五里雾中，再也难挣扎出来了。因此还失眠过几次。

佛家讲因缘，中国老百姓讲缘分。我不是宗教家，但缘分我却是相信的。原因何在呢？原因就是你非信不行。哲学上讲偶然性，你能把偶然性说清楚吗？偶然性其实就是除掉迷信成分的缘分。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茅盾、巴金、老舍等人的小说和散文，他几乎都读遍了。鲁迅的作品，季羡林读了所有已经出版的，有的还不止读一遍，其中有些篇章，他能够背诵得出来。季羡林也很喜欢老舍先生的著作，如《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一开始，老舍的著作，他还不能全都理解，但老舍语言生动幽默，是地道的北京话，间或也夹上一点山东俗语，没有那种忸怩作态让人读了感到浑身难受的非常别扭的文体，而是有一种新鲜活泼的力量跳动在字里行间。

缘分一词似乎有点迷信。如果我们换一个词儿，叫做偶然性，似乎就非常妥当了。缘分也罢，偶然性也罢，其背后都有其必然性。

这时候，季羡林还读了冯友兰的《人生哲学》。这是季羡林刚进山东大学附属中学的第一年，他刚十五岁，既不懂人生，也不懂哲学，但对开设的人生哲学这门课很感兴趣，从此将冯芝生（友兰）的名字，深深印在心中，认为冯先生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大人物。

季羡林年轻的时候，曾经相信过命运。在1934年1月24日写成的一篇散文《年》中，在结尾部分说：当我们还没有达到一个目标以前，脚下又正在踏着一块界石的时候，“我们命定的只能向前看，或向后看。向后看，灰蒙蒙，不新奇了。向前看，灰蒙蒙，更不新奇了，然而，我们可以做梦。再要问：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梦呢？谁知道。——一切都交给命运去安排吧”。但是，后来他对命运的理解似乎更为灵活了，命运、缘分、偶然性、必然性，都有其相通之处了。他说：

在这样广泛阅读的过程中，潜移默化，他在无意识中形成了自己对写文章的一套看法。名家时代不同，风格迥异，但却有不少共同之处，最主要的有三点：第一，感情必须充沛真挚；第二，遣词造句必须简练、优美、生动；第三，整篇布局必须紧凑、浑成。三者缺一，就不是一篇好文章。而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更是至关重要。他有时甚至想到，写文章应当像谱乐曲一样，有一个主旋律，辅之以一些小的旋律，前后照应，左右辅助，要在纷纭变化中有统一，在统一中有错综复杂，关键在于有节奏。他的体会是：

如果命定论真能决定人的命运，那么季羡林的命运该是如何呢？

总之，写文章必须惨淡经营。自古以来，确有一些文章如行云流水，仿佛是信手拈来，毫无斧凿痕迹。但是，那是长期惨淡经营终入化境的结果。如果一开始就行云流水，必然走入魔道。

中国历史上有的思想家是提倡命定论的，偶因论的倡导者范缜就是著名的代表。范缜是南朝齐梁时河南籍学者，他在南齐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发表反对佛教因果报应的言论，提出了偶因论的思想。因为范缜盛称无佛，反对因果报应，萧子良便质问他：“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范缜的回答是：“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范缜用偶因论驳倒了萧子良的因果报应论，使萧子良无言以对。显然，范缜的偶因论，正是孔子、孟子等儒家天命论的发挥和运用。

也就是从高中开始，他养成了勤于写作的习惯，尤其是写散文的笔此后再也没有放下。在他看来，文章写得好坏姑且不论，但对自己来说，文章能抒发自己的感情，表露自己的喜悦，缓解自己的愤怒，激励自己的志向。几十年如一日的好习惯，就从高中阶段开始了。

战国时期山东籍的另一个大思想家，人们把他称之为“亚圣”的孟子，也经常谈命运。在孟子看来，天命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当然也是人类的主宰，人的生死寿夭、富贵贫贱以及仁义礼智的善性，都是天命所赋予的。所以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天命成了最后的决定者，人类所不能为、不能致的一切现象，都可以归之于天命。国君传位给下一代，不是出自于私人的意志，而是出自于天的命令。因此，君臣关系、君民关系都是由天命来决定，而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但是，天不是直接下命令，而是通过行动和事实来显示。那么，人也就可以通过行动和事实来改变命运，所以，孟子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而且，他鼓励人们通过自身，去尽心、知性、知天。可见，孟子对天命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的。他相信命运，但却不放弃个人的主观努力。

11．娶了个贤妻

孔子，这位齐鲁大地的杰出儿子，就经常矛盾地看待命运。他周游列国，在匡地被困时，明显地表现出相信命运的世界观。面对着困境，孔子相信命运会作出安排，他说：老天若是要消灭文化，那我也不会掌握这些文化了；老天若是不要消灭这些文化，那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司马桓魋要加害于他，他又说：老天造就了我这样的品德，桓魋又能把我怎么样？孔子认为，只有老天是了解他的，所以说：“知我者，其天乎！”这都说明，孔子相信有一个有人格意志的天存在，这个天接近于上帝，能在冥冥中操纵和掌握人类的命运，所以，人不仅要信天，也要信命，因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主张行得通，要听之于命运；主张行不通，也要听之于命运。然而，孔子虽然相信一切都是由天命所决定的，但他并不否定人为努力可以改变命运的安排，因此，人要努力去了解和认识天命，天命并不是绝对不可知的，他自称“五十而知天命”，认为知命对于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作为“至圣先师”的孔子，教给我们的，是对命运的一种矛盾态度。

1929年，季羡林十八岁了。

有谁真能对此作出回答呢？

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这是《礼记·内则》篇中就规定了的。后来，鲁哀公有疑问：这样的婚龄，不是太晚了吗？他就请孔子解释，孔子说：官方的这个规定，指的是结婚的最大年龄，超过这个年龄，就是“失时”，在此年龄之前是可以的。此说见于《孔子家语·本命》。封建社会因为人口问题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所以一般都提倡早婚，西汉规定：“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汉书·惠帝纪》）即要罚交五倍于常人的人头税。到宋代，干脆规定：“凡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并听婚嫁。”（《书仪》卷三）这种早婚的习惯，一直到民国初期，都是很盛行的，尤其在农村，十三四岁结婚的男子，是很普遍的。

但是，命运到底是有，还是无？是人受命运主宰，还是人能改变命运呢？

季羡林的老家临清，有早婚的习俗，有的男孩子，十二三岁就做了丈夫。有一首写男子早婚的歌谣唱道：

当代有很多人热衷于谈命运。

十八的大姐九岁郎，

2．命运

抱了上床抱下床，

读季羡林的故事，你会发现，它浓缩的是百年人生，再现的是泰斗风华。

说他郎来郎还小，

季羡林的故事还给人们另一个启示：一个成了名的人，只有不图私利，勤勤恳恳为民族、为社会、为国家尽职尽责，不图回报，才能名垂青史；否则，两眼只盯着钱，争名于朝，逐利于市，即使最终腰缠万贯，也只能是一只空躯壳。所以一个人要把精神世界的超升作为一生永不松懈的奋斗目标。

说他儿子不叫娘。

季羡林的故事给人们一个启示：一个普通工人或农民的儿子，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完全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季羡林把自己最重要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就是“勤奋”。他经常给自己的学生讲鲁迅讲过的一个笑话：一个江湖郎中在市集上大声吆喝，叫卖治臭虫的妙方。有人出钱买了这个郎中的一个纸卷，它是层层用纸严密裹住的，打开一看，里面写着的妙方只有两个字：勤捉。你说它不对吗？不是，它是完全对的，但是说了等于不说。治学靠勤奋，也是人人皆知的道理，人们都知道，灵感这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勤奋出灵感。季羡林的故事，无一不在证明着这样一个真理。

季羡林虽然还不到举行“冠礼”的二十岁，还没正式进入“成人之道”，但早已超过农村普遍盛行的结婚年龄了。他是季家的独根独苗，身上负有传宗接代的重大任务，所以，受叔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在这一年，季羡林结了婚。

但是，我们看季羡林的故事，视点截然不同。他丰富的人生经历，是平淡中有传奇，严肃中有幽默，是一个“非凡人”的“非凡经历”。他的一生，历清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的历史时代，正好是20世纪的一个缩影。它给我们展现的，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本来命中注定要当农民的，然而靠社会的造就，靠自己始终如一的艰苦奋斗，最后成长为一个国内外著名的学术大师的艰难历程。成才后的季羡林，不谋名利，用自己的所学报效祖国、报效人民。他一生重精神轻物质，具有典型的东方文化丰富的内涵。

妻子彭德华，比季羡林大四岁，二十二岁了。她的家庭也不是富裕之家，大体与季家门当户对。她是地道的济南人。妻子小时候只念过小学，大概也就能认千八百字。叔父家里有不少旧小说，季羡林小时候偷看过的，叔父的女儿秋妹，也偷看过不少。秋妹因为把小说中的“飞檐走壁”念成了“飞胆走壁”，一时传为笑柄。但妻子彭德华却从来也没有看过任何一部小说，别的书就更谈不上了。所以到后来，他们分居两地，季羡林到了异域，彭德华没有给他写过一封信，她根本拿不起笔来。

季羡林自己说，自己的一生“没有大激荡，没有大震动，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的经历”。他自己认为，自己的生活，包括治学经验，都是卑之无甚高论的，比较有点价值的，也许是一些近乎怪话的意见。

但她对于季家来说，却是真正做到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勤勤恳恳，含辛茹苦。

怎么来看季羡林的故事呢？

婚后，1933年4月14日，他们先是有了女儿，取名为婉如。1935年5月15日，又有了儿子，取名为延宗。

这里要叙述的，是季羡林的故事。这些故事是季羡林一生的足迹，没有任何虚构，完全出自于真实，因此，与其说是故事，还不如把它叫做传记。

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妻子上有公婆，下有幼女稚子。公公（叔父）脾气极为暴烈，甚至有点乖戾，极难侍奉。家里又穷，经济朝不保夕。在季羡林走出国门之后，她究竟受了多少苦，后来她只是偶尔对季羡林流露一点。所以对这样一个妻子，季羡林的评价极高：

有的故事富有传奇色彩，高潮迭起，引人入胜；有的故事平淡，无波无澜，枯燥乏味；有的故事幽默，诙谐有趣，叫人发笑，读后却不能给人留下什么；有的故事严肃，寓意深刻，隽永深沉，读后让人回味无穷。

在道德方面，她却是超一流的。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上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孝顺媳妇，贤妻良母。她对待任何人都是忠厚诚实，从来没有说过半句谎话。她不会撒谎，我敢保证，她一辈子没有说过半句谎话，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她应该榜上有名。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故事，每个人的故事都有不同。

正是有了这样一位贤妻，季羡林免去了许多后顾之忧，如果没有妻子和婶母，他在国外十一年，这个家不知会成什么样子。

1．是传记，不是故事

彭德华，是一个典型的伟大东方女性！

一、抹不掉的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