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德邦十年（二） (第2/5页)

这样的一位老教授，年届八十，对治学这样专心致志，这种精神可以说也影响了季羡林的一生。

就在这一篇论文中，他不仅引证了晚期佉卢文铭文、新疆古代佉卢文文书—于阗俗语和尼雅俗语、用混合梵语写成的佛典等属于印度雅利安的语言，而且，作为旁支，他还引证了伊朗语系的于阗文、粟特文以及属于印欧语系西支的吐火罗文B（龟兹文），从而证明了-am﹥-o是古代印度西北部方言俗语所独有的现象。从这一结论，他又推测出有这样的音变现象的几部佛经，如《普曜经》、《妙法莲华经》等，一定会同印度西北部有某种联系。

3．西克灵教授

《中世纪印度俗语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变》是季羡林在1944年用德文写成的，专门讨论的是语尾-am向-o和-u转变的问题。其论证是从公元前3世纪时的阿育王碑铭开始的，理由是，一则阿育王碑铭是最古的资料，二则它又是最可靠的资料。在阿育王碑铭中，只有印度西北部的两块碑有语尾-am转变为-o的现象，其余的都没有，因此，他必须假定-am﹥-o是古代印度西北部方言俗语所独有的现象。

西克灵教授不是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的业师，但却是对季羡林有影响的老师之一。

在这样一个理想的学习和写作环境里，季羡林焚膏继晷地工作着，写作着。在博士后的几年内，他取得了相当丰厚的研究成果。几篇相当有学术价值的长篇学术论文，刊登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其中包括博士论文《〈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另外两篇《中世印度俗语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变》、《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都是当时在该研究领域内开拓性的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至今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国际学术界还不断有人引用。季羡林自己曾谦虚地说：“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而从季羡林一生的学术贡献来看，其实这几篇文章，只不过是他的学术研究的开端而已。

西克灵教授工作的地点是柏林的普鲁士学士院。据说，他是不善言谈的，只要有三个学生以上，他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他只在柏林大学教过一段很短时间的吐火罗文，最后也还是由于不善言谈而辞了职，以后一生就只在普鲁士学士院工作。

极为难得的是在梵文研究所对面，是哥廷根大学图书馆。这里珍藏着许多极为稀奇古怪的学术著作，都是季羡林所需要的宝贵的参考书，他在这里如鱼得水，尽情地享受着书海泛舟的快乐。这种快乐，是那些不入此道者所无法享受到的。

西克灵教授是西克教授研究吐火罗文最好的合作伙伴，许多研究成果，都是用两个人的名字，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克灵被征从军的一个期间是例外。他们的分工很有意思：

这样，季羡林就有了大量时间，以进行自己的学术研究。生活是极有规律的，也极为平静，但大战结束前肚子饿是常事，偶尔还要躲避空袭，所以还不断地遇到困难，甚至是危险。

西克灵小心谨慎，但没有什么创造的能力，同时又因为住在柏林，在普鲁士学士院（Preuss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里做事情，所以他的工作就偏重在只是研究抄写Br ā hmi（婆罗米）字母。他把这些原来是用Br ā hmi字母写成的残卷用拉丁字母写出来寄给西克，西克就根据这些拉丁字母写成的稿子来研究文法，确定字义。

季羡林已经办完了退学手续，专任汉学研究所的汉语讲师。课就在研究所里上，课也不多，授课对象全是德国学生。有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他在这个工作上从来没有碰到过困难，即使碰到一点困难，他因为有了在济南高中当国文教师一年的经验，也就都不在话下了。

当然，西克灵并不是只懂字母，而西克只懂文法，他们两人两方面都懂，不过西克灵偏重于字母，而西克则偏重于文法。

他每天都相当紧张地工作到中午。午饭像往常一样到外面饭馆里去吃，吃完再回到研究所，继续工作，从来没有午休时间。

西克灵的个性是小心谨慎，有时候小心到常人不能想象的地步。本来根据许多别的字义，一个吐火罗字的字义，明明是毫无疑问地可以确定了，但他偏持怀疑态度，偏反对，无论如何也不承认。在写信讨论无法取得一致的情况下，西克教授一看信不再有效用，便只得坐上火车赶到柏林，用三寸不烂之舌来说服他了。季羡林感到，西克教授就像是火车头的蒸汽机，没有它，火车就不能开走，但火车有时候走得太猛、太快，也会出毛病，这就要用一个停车的刹车，西克灵就可以充当这样一个停车的刹车。

他每天在家里吃过早点，仍然沿着走熟了的路，到高斯—韦伯楼的梵文研究所。在这里，他的主要精力用在自己读书和写作上，继续钻研佛教混合梵语，沿着博士论文所开辟的道路前进。

Br ā hmi字母并不像常见的拉丁字母一样，而是非常复杂的，字母之间的区别，有时候非常细微，稍一不小心，就会发生错误。所以西克灵教授单在读这种字母方面，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他的造诣是非常惊人的，甚至可以说是并世无二。

回来以后，情况已经有所变化，那就是做学生的时代已经永远地结束了。但仍然要过一种一般人所无法忍受的刻板单调的、清苦的书斋生活。

和西克灵教授的交往，当然不像和西克教授那样多，但季羡林为了读婆罗米字母的问题，在1942年春天，曾到柏林去拜访他。季羡休在普鲁士学士院他自己的研究室里找到他，只见他正在埋头工作，桌子上摆的，墙上挂的，全是些婆罗米字母的残卷，他用他自己特有的蝇头般的小字，一行一行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地抄下来。

1942年春天，季羡林获得博士学位，本来可以衣锦还乡，光耀祖宗门楣了，但是，到柏林走了一趟，才知回国是不可能的。回国不成，只好又留下来，在1942年10月30日重又回到已经住了七年多的欧朴尔太太家。

所以第一次见面，季羡林得到的印象和听到的一样，人很沉静，不太爱说话，但是，只要问他问题，他却解释无遗。

3．博士后的学习生活

从他这里，季羡林学到了不少读吐火罗文婆罗米字母的秘诀，感到他外表虽冷静，但内心却是个非常热情的人，像一切良好的德国人一样。

季羡林这种孜孜以求探索真理的风格的形成，自然是他自己长期努力的结果，但也不能否认，其中也有德国教授影响的因素。

在吐火罗文方面，季羡林从西克灵这里得到的，还有他和西克教授、舒尔兹教授合著的在1931年出版的吐火罗语语法，一部长达五百一十八页的辉煌巨著，没有它，季羡林是读不通吐火罗文的。

我在这一生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走起来并不容易。高山、大川、深涧、栈道、阳关大道、独木小桥，我都走过了，一直走到今天，仍然活着，并不容易。说不想休息，那是假话。但是自谓还不能休息。仿佛有一种力量，一种探索真理的力量，在身后鞭策我，宛如鲁迅散文诗《过客》中的那一位过客一样，非走上前去不行，想休息恐怕是不可能的了。如果有人问：“倘若让你再活一生，你还选择这样一条并不轻松的路吗？”我用不着迟疑，立刻就回答：“还要选这一条路的。我还想探索真理，这探索真理的任务是永远也完不了的。”

到1947年，季羡林回国后的第二年，他接到西克教授的一封信，告知西克灵教授已于1946年春天去世。季羡林真为他惋惜，师友里面少了一个，感到对学术界，尤其是对自己，这个损失是再也不能弥补了。

从这种学术沙龙中，季羡林学到的是为真理而坚持不妥协的精神，为真理而接受别人批评的精神。这种精神，他后来不管是写学术文章，还是创作散文，都是力求一个“真”字。这种风格，可以说是他一生都在坚持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4．布劳恩教授

我真是既感且愧。我自己那一点学习成绩，实在是微不足道，然而老人竟这样赞誉，真使我不安了。中国唐诗中杨敬之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说项”传为美谈，不意于万里之外的异域见之。除了砥砺之外，我还有什么好说呢？

布劳恩教授精通斯拉夫语言学，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其父是莱比锡大学的斯拉夫语言学教授。

就在季羡林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季羡林正在山下散步，正巧碰到西克教授和约好的几位教授，也要上山。季羡林向他们致以问候，西克教授忙把他叫到跟前，向其他几位教授作了介绍，说：“他刚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是最优等。”西克教授颇有得意之色，深为自己的弟子取得的优异成绩而自豪。而季羡林自己呢？则有这样的感觉：

布劳恩能说流利的斯拉夫语，由于一开始年纪轻，还不是讲座教授。

用这种方法，教授们在同行之间相互切磋学术，争论起来，也都会注意对方观点，从而可以做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促进学术水平的进步和提高。

二次大战开始时，布劳恩也被征从军，但他没上过前线，只是担任军界的高级俄语翻译。在战争中，苏联的一些高级将领有被德军俘虏的，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往往要亲自审讯，以便从中挖出一些超级军事秘密。布劳恩就担任这种翻译工作。

教授们在林中漫游累了，争论倦了，往往找一个林中的咖啡馆，坐下来喝点，吃点，兴尽就回到城里去。

奇怪的是，像这样的高级俄语翻译，涉及到许多尖端秘密，按照常规，这样的人是要被保护起来的。但布劳恩居然与普通军人一样，也享受休假。而每逢休假回家的时候，总是要同季羡林闲聊一些他当翻译的情况，有时就讲到德军或苏军最高司令部的一些机密。有几次，他对季羡林谈到苏军的大炮，说是如何厉害，德国难望其项背，这些话给季羡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战争的早日结束有了一定的信心。

在开展学术争论的时候，教授们真是忘乎所以，此时，大自然的旖旎风光，在他们的心目中，早已不复存在。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学问和对方的论点如何把对方说服。

布劳恩的家庭十分和美，夫人同样也很年轻。他们有两个男孩子，大的五六岁，小的两三岁。小的特别喜欢季羡林。因为住得很近，走二三分钟就到他家，季羡林常到他家去，一到他家，小男孩打老远跑过来，扑到季羡林的怀里。布劳恩夫人这时候就告诉季羡林：“此时你应该抱住孩子，身子转上两三圈，小孩子最喜欢这玩意！”她是个心直口快、说话直爽的人。不过说起话来，有时难免离谱。

教授们走着谈着，有时候也会出现观点分歧，发生争论。争论起来，也是互不相让，各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争得面红耳赤。他们不像《庄子》中所提倡的“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齐物论》）庄子认为，用大拇指来说明大拇指不是手指，不如用非大拇指来说明大拇指不是手指，用白马来说明白马不是马，不如用非白马来说明白马不是马，因此，从事理相同的观点来看，天地就是“一指”，有其共同性，万物就是“一马”，也有其共同性。德国学者的彻底性使他们绝不采取庄子的这种“齐是非”的态度，他们在学术问题上，非要争出个谁是谁非来。

布劳恩喜欢中国艺术，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幅中国古代刺绣，上面绣有五个大字：时有溪山兴。他让季羡林把这五个字翻译出来，以后就对汉语发生了兴趣。他自己去买了一本汉德词典，开始念唐诗。他的方法是把每个汉字都查出来，然后连贯起来，居然也能讲出一些意思来，不对的地方，季羡林就帮他改正，并讲一些语法常识。他对汉语的浯法结构，既觉得极怪，又觉得极有理，这种语言没有形态变化，同他所熟悉的印欧语系语言迥乎不同，而这正可能是个优点，能给读者提供极大的联想自由空间，不会像印欧语言那样被形态变化死死地捆住。

这个传统虽然名义上是散步，但实际上是交流学术问题，因此形成了一个流动着的学术沙龙。

布劳恩教授多才多艺，喜欢画油画。有一天，他忽然兴致来了，要给季羡林画像。从这天开始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季羡林天天到他家里去，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当起了模特儿。他画得非常逼真，季羡林很满意。

哥廷根大学的教授们，有一个颇为古老的传统习惯，虽然不知道开始时的确切时间，但一代一代地继承下来了。这个习惯就是：每到星期六下午，教授们便约上二三个同行好友，到哥廷根城外的山林中去散步。

在学术研究领域，布劳恩不像其他学者那样，把语言考据学作为自己的拿手好戏，他是与这些学者反其道而行之的，专门搞义理之学。他的论文和著作都不多，著作只见到一部讲沙俄文学的，从理论分析入手，把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列为两座高峰，而展开论述。书中见解独特，观察细致，思想深刻，季羡林认为是不可多得之作，但不知为什么在学术界没有引起多少注意。

2．山林中的学术沙龙

大概与他这种离经叛道的志趣有关，布劳恩在哥廷根大学颇不得志。他既没有当上正教授，当然就更不可能当哥廷根科学院院士了。他曾一度想去斯特拉斯堡大学，因为那里有一个正教授的空缺，但终于没有去。

季羡林以惊人的毅力，终于读通了这种稀奇古怪天书般的语言，1946年回国后，虽然由于资料缺乏，中断了三十年，但到1975年，由于在新疆吐鲁番出土一批吐火罗文甲种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从1981年又得以重新研究，粉碎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外国”的神话，承担了破译工作，为中国学术界争了光。

到1980年，季羡林重返哥廷根时，布劳恩告诉他，最后总算当了讲座正教授。这一次见面时，他已经很老了，年轻时的英俊潇洒无复存在。夫人也已去世，而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此情此景，季羡林不无感慨：

我当时工作极多，又患神经衰弱，身心负担都很重。可是看到这位老人那样热心，我无论如何不能让老人伤心，便遵命学了起来。

老人看来也是冷清寂寞的。在西方社会中，失掉了实用价值的老人，大多如此。我欲无言了。

老师们的优良学风，深深地感染了季羡林，他下决心攻克这种新语言。

后来，听德国来华客人说，布劳恩教授已经去世，季羡林以心香一瓣，祝愿他永远安息！

季羡林非常佩服德国老师们的工作态度，把他们当做自己的楷模。他叹服他们异常认真、严谨、细致的学风。他们治学的彻底性，是名震寰宇的，写文章从来都是再三斟酌，多方讨论，然后才发表。

5．冯·格林和其他教授

后来从西克教授嘴里才知道，当初他和西克灵合作之初，工作更是艰难。西克灵住在柏林，是在普鲁士学士院工作，而西克则在哥廷根大学。俩人不断要有通信联系，有时碰到解决不了的疑难，或者是意见不一致之处，西克教授还得从哥廷根赶到柏林，与西克灵教授商讨。

冯·格林有博士的学衔，但一直只是担任俄语讲师，因为一直未发表过学术论文，所以副教授的头衔与他无缘。这是德国的习惯，不管你外语多么好，只要没有学术著作，就不能当教授，甚至也不能当副教授。工龄增加了，工资可能很高，但是名分却不能改变，名分是与学术成就相符的。对此，季羡林感触颇深，认为这一点同中国是很不一样的。中国教授贬值，教授膨胀，由来久矣，这也算是中国的“特色”吧。而在德国，冯·格林是出生于俄国的德国人，他精通俄语，俄语几乎是他的母语，俄语水平之高是可以想见的，但他一辈子只是当讲师。

我们自己在下面翻读文法，查索引，译生词；到了课堂上，我同古勿勒轮流译成德文，西克加以纠正。这工作是异常艰苦的。原文残卷残缺不全，没有一页是完整的，连一行完整的都没有，虽然是“精制品”，也只是相对而言，这里缺几个字，那里缺几个音节。不补足就抠不出意思，而补足也只能是以意为之，不一定有很大的把握。结果是西克先生讲的多，我们讲的少。读贝叶残卷，补足所缺的单词儿或者音节，一整套做法，我就是在吐火罗文课堂上学到的。我学习的兴趣日益浓烈，每周两次上课，我不但不以为苦，有时候甚至有望穿秋水之感了。

季羡林对冯·格林是非常感激的，是经常想到的一位德国老师。

当时，比利时一位治赫梯文的专家沃尔特·古勿勒也慕名来到哥廷根，从西克教授治吐火罗文。西克教授有这两个外国学生，自然十分高兴，一开始，他就把他和西克灵共同转写成拉丁字母、连同原著影印本一起出版的《福力太子因缘经》交给这两个年轻人去读，并称此书为“精制本”。他们的学习这样进行着：

他教我俄文时已经白发苍苍，心里总好像是有一肚子气，终日郁郁寡欢。他只有一个老伴，他们就住在高斯—韦伯楼的三楼上，屋子极为简陋。老太太好像终年有病，不大下楼，但心眼极好，听说我患了神经衰弱症，夜里盗汗，特意送给我一个鸡蛋，补养身体。要知道，当时一个鸡蛋抵得上一个元宝，在饿急了的时候，鸡蛋能吃，而元宝则不能。这一番情意，我异常感激。冯·格林博士还亲自找到大学医院的内科主任沃尔夫（Wolf）教授，请他给我检查。我到了医院，沃尔夫教授仔仔细细地检查过以后，告诉我，这只是神经衰弱，与肺病毫不相干。这一下子排除了我的一块心病，如获重生。这更增加了我对这两位孤苦伶仃的老人的感激。

读通了这一语言的大师西克教授，当然应该是最理想的引路人了。但是他教吐火罗文的方法，也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用的德国传统方法。他根本不去讲解语法，而是直接从读原文开始。

而对冯·格林的外语教学，季羡林则从不适应到适应，学到了不少东西。他回忆说：

这部语法著作是长达五百一十八页的煌煌巨著，但它又不是一般的语法入门书，读通它是非常难的。季羡林初接触之时，感到它就像是一片原始森林，艰险复杂，歧路极多，没有人引导，自己想钻进去，是极为困难的。

我在德国开始学俄语，每周只上课两次，每次二学时，共四个学时。第一次上课，教员领着学生念了念字母。我觉得速度不算快，还比较舒服；第二堂课以后，老师就让学生自己按照教科书的顺序，背生词，学语法，做练习，教员以后就不再讲解了。每次上课就做教科书上的练习，其中也有会话的练习，学生念俄文，学生翻成德文，错了老师纠正。大概过了两个礼拜，老师就让念果戈里的小说《鼻子》。这对我无异是当头一棒，丈二和尚，我简直摸不着头脑。我抱着一本字典，对着原文查下去。几乎每一个字都只能查到前一半，后一半是语尾变化，我根本不知道，只能乱翻语法，努力找出语尾变化。一个小时的课，我要五六倍七八倍的时间来准备。真是苦不堪言。结果在一个学期内，学完了一本教科书，念完了《鼻子》。我觉得这种教学法真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我曾对许多人谈过我的这一番经历。

西克和西克灵的合作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年，终于把这些天书读通，并定名为吐火罗语。在共同研究期间，他们合作发表了许多震惊学术界的著作和论文。后来，又取得了比较语言学家W．舒尔兹的帮助，三人合作著成吐火罗语语法，成为这一新发现的语言学的经典之作。

季羡林离开德国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他虽然早已离开人世，但却永远活在季羡林的心中。

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工作简直就如猜谜一样，这不仅没能难倒他们，反而提高了他们的研究兴趣。他们日夜几乎是不停止地工作，前途充满了光明。

除了冯·格林博士以外，在哥廷根大学还有一些老师，季羡林或者听过他们的课，或者与他们有过来往，他们也待他亲切和蔼，是他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人。这些老师包括：阿拉伯文教授冯·素顿，季羡林曾从他学了一年阿拉伯文；英文教授勒德和怀尔德，哲学教授海泽，艺术史教授菲茨图姆侯爵，德文教授麦伊，波斯语教授欣茨等，季羡林对他们都是永志在心的。

吐火罗语残卷是20世纪初才发现的。当时德国探险队在中国新疆发掘出了非常珍贵的用各种文字写成的古籍残卷，运到了柏林。德国学者那时还不能读通这些文字，但已经意识到这些残卷的重要性。柏林大学组织了许多年轻的语言学家主要是梵文学家来进行研究，西克教授便是其中之一。面对这天书一般的文字，许多人望而却步了。只有西克教授和西克灵教授俩人决心合作来读通这种语言。

6．程门立雪的好弟子

他提出了意见，立刻安排时间，马上就要上课。我真是深深地被感动了，除了感激之外，还能有什么话说呢？我下定决心，扩大自己的摊子，“舍命陪君子”了。

中国作为东方文明古国，一向有尊师重教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