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德邦十年（二） (第3/5页)

西克教授要教吐火罗文，丝毫没有征询意见的意味，既不留给季羡林任何考虑的余地，也不容他提不同意见。季羡林只有乖乖地服从教授。

唐代韩愈的名作《师说》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季羡林认为，古代是这样，今之学者亦然。各行各业都必须有老师，“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虽然修行要靠自己，但没有领进门的师父，也是不行的。结合自己的情况，季羡林在1987年写成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以古稀之年来接课，自然要比在家里颐养天年辛苦得多，但西克教授却并不想敷衍他的中国学生。第一次上课，他就郑重地宣布：要把自己毕生最专长的学问，统统毫无保留地全部传给季羡林，一个就是《梨俱吠陀》，一个是印度古典语法《大疏》，一个是《十王子传》，最后则是吐火罗语。这四个方面的学问，在中国惟有《梨俱吠陀》略为人知，其他三个方面在中国都是绝学。

我这一生，在过去的六十多年中，曾有过很多领我进门的师父。现在虽已年逾古稀，自己也早已成为“人之患”（“人之患，在为人师”），但是我却越来越多地回忆起过去的老师来。感激之情，在内心深处油然而生。我今天的这一点点知识，有哪一样不归功于我的老师呢？从我上小学起，经过了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到出国留学，我那些老师的面影依次浮现到我眼前来，我仿佛又受了一次他们的教诲。

二战爆发之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西克教授出来接替他的工作，上课之外还负责季羡林毕业论文的指导。

事实上，季羡林不只是怀念他们，他还是程门立雪的一个好弟子。

但是，偶然的机会意外地来了。

程门立雪的故事，旨在提倡尊师重道。在南宋朱熹和吕祖谦共同撰成的《近思录》十四卷中，有：“游（酢）、杨（时）初见伊川（程颐），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曰：‘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雪深一尺。”而《宋史·杨时传》中，则具体记载了弟子杨时、游酢拜见老师程颐的故事：

说句老实话，我到哥廷根以前，没有听说过什么吐火罗文。到了哥廷根以后，读通了吐火罗文的大师西克就在眼前，我也还没有想到学习吐火罗文。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我要学三个系，已经选了那么多课程，学了那么多语言，已经是超负荷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有时候我觉得过了头），我学外语的才能不能说一点都没有，但是绝非语言天才。我不敢在超负荷上再超负荷。而且我还想到，我是中国人，到了外国，我就代表中国。我学习砸了锅，丢个人的脸是小事，丢国家的脸却是大事，决不能掉以轻心。因此，我随时警告自己：自己的摊子已经铺得够大了，决不能再扩大了。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杨时字中立，南剑将乐人。幼颖异，能属文，稍长，潜心经史。熙宁九年，中进士第。时河南程颢与弟颐讲孔、孟绝学于熙、丰之际，河、洛之士翕然师之。时调官不赴，以师礼见颢于颍昌，相得甚欢。其归也，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颢死，时闻之，设位哭寝门，而以书赴告同学者。至是，又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

对这样一种稀奇古怪的语言，季羡林在国内时并不了解。到哥廷根之后，虽有所了解，但并不想学。其原因，他自己这样说：

杨时死后，谥文靖。元明之际学者谢应芳写过一首题名《杨龟山祠》（杨时曾隐于龟山，世称龟山先生）的诗，说：

那么，吐火罗语为何人所使用？据希腊和拉丁文的一些史籍记载，在公元前2世纪时，曾有一支吐火罗人居住在乌浒河上游的盆地周围，因此，将吐火罗语之名说成是塔里木盆地通行的语言，可能有误。而多数学者则认为操此种语言者为乌孙人。乌孙人最初是在祁连、敦煌之间活动，后来在公元前161年西迁至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带。而且，吐火罗语与其他印欧语系的关系，以及甲、乙两种方言的关系，至今仍无定论，因此形成延续及今的“吐火罗问题”。

卓彼文靖公，

而吐火罗语乙种方言的文献，则是有关于贸易、寺院、医药巫术方面的诸多记载。这些文献是研究中亚古代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重要材料。

早立程门雪。

吐火罗语的语汇，吸取了土耳其语、伊朗语的若干词汇，后来还吸收了一些梵文词汇。吐火罗语甲种方言，其文献的内容，大多是翻译佛经《本生经》、《出曜经》的译本和有关哲学、训谕方面的著作。《本生经》又译《阇陀经》，是巴利文佛经《小部》中的一部经典。内容多是佛陀前生为国王、婆罗门、商人、女人以及大象、猴子等动物所行善业功德的故事，以此为基础，发挥佛教的基本教义。《出曜经》则是梵文佛教经典，“出曜”意为“譬喻”。该经通过譬喻来宣传佛教所说的人生无常，以修行戒、定、慧积善根而达到解脱的道理。这些著作多为古印度佛教初学者的入门读物，而吐火罗语甲种方言的这两部经典的译本，为佛教在吐鲁番地区的传播提供了证明。

从此，“程门立雪”成为尊师重道的故事。

吐火罗语采用的是波罗密字母，与印欧语系中的K类语言关系十分亲近。在语音方面，吐火罗语每一个系列的塞音都同时出现，形成了三塞音系统，即清塞音P、T、K系统。但在语干构词和人称词尾两个方面，都反映了印欧语系助词系统的特点，而名词则没有留下原始印欧语系曲折变化的痕迹。

季羡林作为炎黄子孙，齐鲁之邦、礼义之乡的“举子”，更深知尊师的重要，而且，他还不仅只是知其理，明其义，更重视自己的践其行。

这一次机会，是学习吐火罗语。吐火罗语是印欧语系中的一种语言，5—10世纪时曾通行于塔里木盆地一带。6—8世纪的一些古典文献，是迄今发现的较早的文献，它证实吐火罗语有两种方言：吐火罗语甲种方言，是通行于塔里木盆地东北部吐鲁番的一种语言；吐火罗语乙种方言，主要通行于塔里木盆地北部的库车地区，但在吐鲁番地区也有人使用。

对恩重如山的西克教授，季羡林执弟子之礼甚恭。每当回忆起冬天送老师回家的情景，季羡林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凄清中的温暖：

季羡林在自己的学者生涯中，不知碰到过几次偶然。而他总是抓住这偶然的机会，使之成为取得光辉成绩的必然。

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我回忆当时的情景，总是同积雪载途的漫长的冬天联系起来。有一天，下课以后，黄昏已经提前降临到人间，因为天阴，又由于灯火管制，大街上已经完全陷入一团黑暗中。我扶着老人走下楼梯，走出大门。十里长街积雪已深，阒无一人。周围静得令人发怵，脚下响起了我们踏雪的声音，眼中闪耀着积雪的银光。好像宇宙间只剩下我们师徒二人。我怕老师摔倒，紧紧地扶住了他，就这样一直把他送到家。我生平可以回忆值得回忆的事情，多如牛毛。但是这一件小事却牢牢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每一回忆就感到一阵凄清中的温暖，成为我回忆的“保留节目”。然而至今已时移境迁，当时认为是细微小事，今生今世却决无可能重演了。

1．又一次偶然

实际上，西克教授的责任心极强，所以几乎每天都到研究所来。

二、吐火罗语

我们天天见面，冬天黄昏，在积雪的长街上，我搀扶着年逾八旬的异国的老师，送他回家。我忘记了战火，忘记了饥饿，我心中只有身边这个老人。

不管怎样，季羡林总算在羡煞人的牛肉林中游览了一番，而且大有收获。从此，饥饿地狱中的生活才是真正结束了。

在战争和饥饿的双重威胁下，季羡林深知是多么缺乏营养。

我自己事后回想起来，却有一股抑制不住的后怕。在当时兵荒马乱、哥廷根根本没有政权的情况下，一切法律俱缺，一切道德准绳全无，我们贸然闯进令人羡煞的牛肉林中，法国兵手里是有枪的，我们懵然、木然；而他们却是清醒的。说不定哪一个兵一时心血来潮，一扳枪机，开上一枪，则后果如何不是一清二楚吗？我又焉得不后怕呢？

有一次，季羡林发下宏愿大誓，一定要给老人增加点营养，给老人一点欢悦，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从自己少得可怜的食品分配中硬挤出来。他费心拔力地积攒了一点奶油，是自己两个月没吃硬省出来的，又想办法弄到了一点面粉和贵似金蛋的鸡蛋，还有一斤白糖，到一个最有名的糕点店里，请糕点师傅给烤制成一个蛋糕。他捧着这个蛋糕，简直就像捧着一个宝盒一样，小心翼翼地送到老教授家里。在当时，这无疑是一件极其贵重的礼物，老教授显然有点出乎意料，他的双手有点颤抖，叫来了老伴，共同接了过去，两位老人激动得连“谢谢”二字都说不出来了。

回家仔细数过罐头，有牛肉的，有白糖的。季羡林把这些东西分了分，女房东、老师和熟人各有一份。这些东西对于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来说，无疑都是仙药醍醐，得到一份的人，都有雪中送炭之感，皆大欢喜。而季羡林却有点后怕了。

虽然自己的饥饿反而加重了，但能用自己所硬挤出来的这一点点东西来回报师恩，季羡林的心里是非常愉快的，而这件事很自然的，也就成为他一生最愉快的回忆之一。

在院子里，他们遇到一个法国兵，把他俩领到楼上一间存放牛肉罐头的屋子里，里面罐头堆得山般高。季羡林心中大喜，赶忙往带来的皮包里面装。忽然一个穿破烂军服的法国兵，过来问他是干什么的。季羡林拿出护照，法国兵翻到有法文的一页，一看没有签名，瞪大眼睛盯着季羡林，像是质问。季羡林给他翻到英文的那页，他看到签名，没再说什么，把护照退还后，示意愿拿什么，就拿什么，愿拿多少，就拿多少。季羡林和张维把皮包塞满，怀里抱满，跳出短墙，走回去。天热，路又不近，满载而归之后，大汗淋漓了。

至于后来季羡林和张维在哥廷根车站德军罐头食品存贮仓库里意外得到的一大宗牛肉和白糖罐头，自然也有西克教授和其他师友的份，季羡林是从来不吃独食的。

季羡林和张维也不敢贸然越过把守的法国兵，便绕到后门来。一看这里一个人都没有，门虽然关着，但围墙很矮，也没人站岗。他们便翻墙进到院子里，里面到处洒满了大米、白糖。据说是美国兵进城时，俄国和波兰俘虏兵抢过一次，米和糖就是他们洒在地上的。

不仅对老师，对师母，季羡林也同样有一种程门立雪的精神。上面已经提到过，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从军以后，季羡林每周一次陪师母去剧院观看演出，然后又在黑暗中送她回家，最后自己才回家。

受好奇心驱使，季羡林又和张维结伴同行去看个究竟。门外挤满了德国人，男女老幼站在那里围观，但没有一个人敢进去。

四、德国普通人

有一天，有消息说，车站旁的一个仓库里，堆满了牛肉和白糖罐头，原来是德军的贮存食品仓库，法国兵现在正在里面不知干什么。

1．难忘欧朴尔太太

用这张条子，季羡林和张维还在市政府的一个机构，领到一张照顾中国人饮食习惯特批大米的条子。从此，他们有米有肉，真正成为座上客了。

在德国的十年中，季羡林接触最多、几乎是朝夕相处的是欧朴尔太太。

季羡林领到鲜牛肉，那高兴劲自不用说。而对德国百姓来说，鲜牛肉简直同宝贝一样。季羡林作为山东人，没有独自吃喝不管别人的习惯，对牛肉也不例外。眼前的女房东，夫丧子离，孤身一人，季羡林每天领来的牛肉，都交给她，由她烹调后，俩人共同享受。

从一到哥廷根开始，季羡林就住进了欧朴尔夫妇家里。老夫妇俩，还有一个儿子，全家人都没有把季羡林当外人看待，更没有把他当做外国人看待。法西斯头子对犹太人和中国人的歧视，在德国普通人中是少有响应的。就欧朴尔太太来说，季羡林就像她的亲生儿子，甚至比亲生儿子还要亲，因为对儿子不愿说的话，她都对季羡林说。

季羡林同张维去找到美国驻军的一个校官，亮出自己的身份，立即受到礼遇，在一张纸上写明他们是由于战争，政治迫害等被迫离开本国的人，让他们就用这一张纸，到一个法国战俘聚居的地方，去找一个战俘头。他们依命而行，找到了这个人。他告诉他们，以后每天都可以从这里领牛肉。

初到哥廷根之时，欧朴尔夫妇的儿子在达姆施塔特高级工科学校读书，离哥廷根挺远。夫妇俩爱子如明珠，惦记着在外的儿子，有一段时间，老头每月购买一些面包和香肠，打包寄给儿子。老头腿脚不好，走路一瘸一拐，拿着手杖也挺吃力，可为了儿子，他不辞辛劳，月月去邮局寄一次。

季羡林见到的美国兵，个个年轻，有的长身玉立，十分英俊，但显然都吊儿郎当的。士兵向军官敬礼，甚至都嬉皮笑脸，嘻嘻哈哈。军官同级不敬礼，兵对兵也不敬礼。美国兵的少爷习气令人吃惊，吃饭时，一听鸡鱼鸭肉罐头，往往吃不到一半就扔掉。给汽车加油，一桶油还加不到一半，就不耐烦了，大皮靴一踢就滚一边了，桶里的油还汩汩地往外流，闪出丝丝白光。架设电缆，不竖电线杆，只往树枝上挂，有的一棵树上竟挂上十几条几十条，黑压压一大堆。美军撤走，这些电缆被随便用铁钳子剪断，树枝头便累累垂垂挂满剪断的电缆。但从美国人进城后，无国籍的中国留学生流浪汉，一下子成为胜利者盟国的一分子，一下子成了盟军的座上客。

老夫妇俩趁出去度假之时去看望他们的儿子。到了大学生宿舍，他们看到香肠和面包干瘪瘪地躺在桌子下面，发了霉，已不能食用。

美国兵进哥廷根城之后，占用了不少民房。凡单独成楼，花园优美的房子，大都被选中。瓦尔德施米特在城外山下盖的一栋新楼，自然没逃过去，被当成了临时兵营。他们住了几天就换防搬走了，但有些富丽堂皇、古色古香的家具已经受到一些破坏了。夫妇俩珍爱的几把古典式椅子，从来都是轻拿轻放的，却被美国大兵折断了腿。美国兵撤走后，季羡林到教授家里去，教授早已复员，他指着给季羡林看这些家具，一脸的苦笑，虽然没有说什么话，但心中的滋味，是不难意会的。而教授夫人则显然沉不住气了，她告诉说，美国大兵天天夜里酗酒跳舞，通宵达旦，把楼板跳得震天价响。这玲珑剔透的椅子腿，焉得不断！

回到家，欧朴尔太太絮絮叨叨地在季羡林面前诉苦，但是，老头明知儿子没吃寄去的东西，却还是照寄不误。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古今中外都相同。

季羡林只好走到他家，美国大兵自然感到很意外，便问他是干什么的。季羡林回答说是中国人，是“盟国”派来帮他当翻译的。讯问很快结束，美国大兵没再到施米特先生家。

后来，儿子结了婚，还是住在另外一个城市，有了一个小女儿。有时候，一家三口回来探望父母，儿媳妇人长得漂亮，衣着也摩登入时，但就是不讨婆婆的喜欢。就连小孙女，祖母也不喜欢。原来儿媳妇有点马大哈，事事都不在意。一天，女房东忽然拉季羡林到卫生间，指着马桶给季羡林看，是儿媳使用卫生纸过多，把马桶给堵塞了。老太太一边嘟念着，一边脸上还露出了许多怪物相，有愤怒，有轻蔑，有不满，也有憎怨。可这样的事，偏偏不敢对儿子讲，连丈夫也不敢讲，她心中的不平，在茫茫宇宙间，只有对季羡林一个人诉说了。

美国兵找到一个纳粹名单，他们按图索骥，来到欧朴尔太太对门的施米特先生家。他们到他家去找他的女儿，据说是纳粹女青年组织的一个大区的头子。男主人不在家，胖太太慌了神，吓得浑身发抖，求季羡林去帮忙。

女房东不仅有不平，也有偏见，尤其是宗教偏见。她自己是基督教徒，对天主教怀有莫名其妙的仇恨，对天主教徒中的好人，也照样有偏见。有一个天主教老处女，每月要来欧朴尔太太这里洗一次衣服，人很老实，但宗教信仰却很虔诚，每月的收入，除了少量维持生活以外，都捐赠给教堂。女房东虽然承认她忠诚得像“黄金”一样，但一提及她信仰的宗教，便难免有微词了。

美国兵进城以后，没有“屠城”，表面看来还非常文明，山姆大叔也没有侮辱德国人的事情，倒是有一些德国女孩子，围着美国大兵转，颇显出一些祥和气氛。

在政治上，女房东比较迟钝，既不赞扬希特勒，也不懂去反对他。

1945年4月8日，美国坦克开进了哥廷根城。

经过十年相处，季羡林形成一个对女房东的总体印象：

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使战局急转直下。1943年7月，墨索里尼被意大利人民逮捕，法西斯意大利宣布停战。1944年7月，施陶芬贝格上校用炸弹行刺希特勒未果，但军队中对希特勒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希特勒重用纳粹，严禁军队投降，自己却呆在总理府的地堡里，迹近疯狂。1945年春末，战局更急转直下，德国已无还手之力。4月30日，凌晨，希特勒与同居多年的爱娃·布劳恩在宣布结婚后仅一天，便双双自毙于地堡之中。

我的女房东就是这样一个有不平、有偏见、有自己的与宇宙大局世界大局和国家大局无关的小忧愁小烦恼、有这样那样的特点的平平常常的人，但却是一个心地善良、厚道、不会玩弄任何花招的平常人。

7．羡煞人的牛肉罐头林

欧朴尔夫妇一生和睦相处，从来没拌过嘴，吵过架，丈夫饿死于战争之后，儿子大多在另一个城市住，不回家。结果，季羡林就成了她惟一的亲人了。

从这片世外桃源，季羡林进一步领悟到，就是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人生乐趣也仍然有，在任何情况下，人生也决不会只有痛苦，在痛苦中仍可找到快乐。这就是他悟出的禅机。

战争临近结束之时，日子更难了，食品缺，燃料也缺。哥廷根市政府只得让市民上山砍伐树木，代替燃料。但在林海中划出一片可砍伐地区，在区内，将树又逐一检查，可砍伐者画上红圈，砍伐了没有红圈的树，受罚是理所当然的事。女房东没有劳动力，季羡林则当仁不让，帮老太太上山砍树，再运回家来。

一行三人，来到一个悬崖下，而悬崖的另一边又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树林。他们无法下去，下边就是看不到底的深谷，于是返身往回走。走着走着，又下起了雨。雨越下越大，他们跑着，想找个地方避雨。出乎意料，他们竟然在这里找到了一座木头凉亭。他们走进去，里面已经先坐着一个德国人了。打一声招呼，不用通报姓名，便上天下地聊起天来，宛如故友相逢。

住在这样一个女房东的家里，季羡林从来没把她当成一个小业主看待，自己也从来不以租房者自居，而是把自己当做这个家庭中的一分子，把女房东当做母亲看待，他深情地说：

有一次，季羡林同中国留学生张维和陆士嘉夫妇来这里畅游。这天，他们兴致很高，边走边谈，边游玩，渐渐忘了路的远近，不知不觉走进了深林。这里已经没了路，青苔越来越厚，是人迹罕到之地了。四周死一般寂静，惟有他们的谈笑声，不时地在林中回荡，回声悠扬地传到很远的地方。几只被惊起的梅花鹿，瞪大了眼睛，注视着这几位陌生的林中新客，大概是害怕之故，停了一会便一溜烟似地跑到更深的林中了。

一想到我的母亲般的女房东，我就回忆联翩，在漫长的十年中，我们晨夕相处，从来没有任何矛盾，值得回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即使回忆困难时期的情景，这回忆也仍然是甜蜜的。

有时候，他也难免带上几个朋友，或中国人，或德国人，到这里来共享世外桃源的美好。

离开德国回国以后，季羡林一直对女房东惦记在心。季羡林和女房东保持了几年的书信联系。他回到北京以后，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弄到一罐咖啡，大喜若狂地连忙跑到邮局把邮包寄走，希望能越过千山万水，使这一罐咖啡能让老太太在孤苦伶仃的生活中获得一点喜悦。因为季羡林知道，同千千万万德国人一样，她嗜咖啡如命。到1950年代以后，国内突出政治，“海外关系”成为十分危险的东西，季羡林没敢继续给她写信，从此便云天渺茫，互不相闻了。

不知有多少次，季羡林独自一人，来到这片山林，天马行空般在这里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

女房东现在早已不在人世了。季羡林每每回首前尘，总是百感交集，他只有遥遥地祷祝老太太的在天之灵，永远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