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德邦十年（二） (第4/5页)

这里的夏天，雨水多。雨水浇过的草木，青翠欲滴，翡翠一般晶莹剔透。山林中到处是可爱的翡翠绿。雨中，连续不断的雨丝与翡翠般的浓绿，交织在一起，如同一张神奇而迷茫的大网，季羡林孤身一人，不带伞，不穿雨衣，任凭淅浙沥沥的雨淋着自己，在这铺天盖地的大网中，踽踽独行着。这时候，他似乎忘掉了一切，天人合而为一，而“天上天下，惟我独尊”，一切都在“我”之外烟消云散，战争不再存在，轰炸不再存在，饥饿似乎也不再存在了。难怪季羡林说：“当全城人民饥肠辘辘，在英国飞机下心里忐忑不安的时候，山林却依旧郁郁葱葱，‘依旧烟笼十里堤’。我真爱这样的山林，这里真正成了我的世外桃源了。”

2．伊姆加德和她的家

就在哥廷根城外的山林中，季羡林找到了自己的世外桃源。

老师们，女房东，都是季羡林在德国最亲近的人。然而，还有一位既不是老师，也不是房东，却也是最亲近的一个人，她就是伊姆加德小姐，她和她的一家，都与季羡林交往深厚。

可陶渊明能带季羡林去找世外桃源吗？显然不能，这世外桃源，得靠自己去寻找。

伊姆加德小姐一家就住在欧朴尔太太的同一条街上，两家相距不远，她的父亲迈耶先生与欧朴尔先生几乎一样，老实巴交，不善言谈，所以很少说话。人多的时候，他总是呆坐在一边，一言不发，脸上则挂着憨厚的微笑，听着别人在天南海北地议论，职业也同欧朴尔先生一样，是个地位不高的小职员，天天忙着上班、工作。退休以后，便呆在家里，不与外人交际，也不大出去活动。季羡林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像他这样的人，一看就知道，决不会撒谎、骗人。

战争仍在进行，轰炸仍在进行，饿魔又在不断地吞噬着生灵，要活下去，必须想办法去找世外桃源。

丈夫老实，不善交际，家庭中活跃的是迈耶夫人，她执掌大权，能说会道，善于应对进退，更擅长交际，她同欧朴尔太太年龄相仿，性格却不太一样，是一个乐天派。她总是忙忙碌碌，里里外外，连轴转地忙个不停。不管什么时候，她都是喜笑颜开，没有愁眉苦脸的时候，不像欧朴尔太太有那么多不平和偏见。她们的家庭更为和美。

6．世外桃源

在她们家里，也住有中国留学生。迈耶一家像欧朴尔一家一样，也善待这些中国人。迈耶太太为中国留学生做的事情，也同欧朴尔太太一样，房主与房客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摩擦，他们相处得非常好。这当然不仅是房主待留学生友好之故，也更有留学生素质比较高之原因，双方有一方不得体，就不会相处得好，这是常识。

掌握着统治机器的法西斯头子，用这种愚民政策，轻而易举地把德国人民蒙骗过去了。

当时，住在迈耶家里的中国留学生是田德望。季羡林去看田德望，认识了迈耶一家。田德望走后，又有别的中国留学生住进去。季羡林与他们也有些联系，三来两往，也与迈耶家熟起来。

每次大轰炸之后，德国人在地下室或防空洞里蹲上半夜，饥寒交迫，担惊受怕，情绪当然不会高。他们天性不会说怪话，至于有否腹诽，我不敢说。此时，法西斯头子立即宣布，被炸城市的居民每人增加“特别分配”一份，咖啡豆若干粒，还有一点别的什么。外国人不在此例。不了解当时德国情况的人，无法想象德国人对咖啡偏爱之深。有一本杂志上有一幅漫画：一只白金戒指，上面镶的不是宝石，不是金刚钻，而是一颗咖啡豆。可见咖啡身价之高。挨过一次炸，正当接近闹情绪的节骨眼上，忽然皇恩浩荡，几粒咖啡豆从天而降，一杯下肚，精神焕发，又大唱德国必胜的滥调了。

迈耶夫妇有一对如花似玉的女儿，大女儿就是伊姆加德。

而德国人又如何对待轰炸呢？

1940年秋天，季羡林的毕业论文已近尾声，季羡林用德文写成的稿子，在送给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西克教授审阅以前，必须用打字机打成清稿。而季羡林是既没有打字机，又没有学会打字，这就需要一个会打字的人帮忙。

这批中国留学生仰卧在山中的绿草地上，空中的英国飞机编队掠过上空，而绿草地上的乌龟在瞪着小眼睛，迈着缓慢的步子，仿佛是在与天空的飞机比赛，那种不慌不忙却又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态度让人佩服。他们此时顾而乐之，仿佛不是生活在恐怖的战争中，倒是乐园净土，空中显然是死亡威胁的飞机声，简直成了阆苑仙宫中的音乐了。他们就是这样在危中求安。

正巧，迈耶家有一台打字机，伊姆加德小姐会打字，而且很愿意帮这个忙，因为博士论文的要求极高，需要屡次反复修改，打字量是很大的。

在同去山上的几个留学生中，各人都带上各人觉得最珍贵的东西。季羡林带的是稿子，而刘先志和滕菀君夫妇携带的珍贵东西，既非稿子，也非食品，而是用篮子提着一只乌龟。这原本是因为德国粮食奇缺，不知从哪一个被占领国运来了一大批乌龟，作为肉食品。没想到德国人吃东西非常保守，对此物见而生畏，绝不敢往肚子里填。法西斯政府千方百计，又是宣传营养价值高，又是引经据典，无非想证明乌龟肉不亚于仙丹醍醐。刘氏夫妇在柏林时买下了这只乌龟，可一看到这笨拙的躯体，灵活的小眼睛，一时慈悲大发，对这样一个小生命怎么也不忍心下刀，于是把它养起来，并从柏林带到哥廷根，天天带着上山躲避炸弹。

这样一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季羡林必须天天晚上到她家去，白天他没有时间，她也在上班，只有晚上才能安排打字。原本季羡林的稿子由她一人打字也就行了，但是原稿改动很多，而且改得太乱，论文内容又不是伊姆加德所熟悉的，简直如同天书一般，稀奇古怪，打字稍一不慎，就会出错。因此，她打字时，季羡林必须坐在她身旁，随时以备咨询，工作往往持续到深夜，结束后，季羡林再摸黑回家。

哥廷根被炸的机会多起来了，季羡林再也不敢麻痹大意了。以后，英国飞机几乎天天来轰炸，季羡林在吃完早点以后，就带上装满稿子的皮包，到山上去躲避空袭。

打完了这篇博士论文，季羡林和迈耶家的关系又加深了一层。

这位教授从1925年起就担任流体力学研究所所长，其著作是空气动力学的基本教材，他还是流线型飞艇的早期开拓者，主张单翼机，大大推进了重于空气的飞行体，为亚声速气流创立了定则，用以说明空气在高速时的可压缩效应。在这里，季羡林看到这位老教授在这样艰难的情形下，还在进行艰苦的科学研究，老教授抵死忠于科学、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不禁让季羡林肃然起敬。这种严谨的不惧艰险的科学精神，着实使他感动，他从中获得了教益。

这之后，季羡林又写成了几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造成了不小的轰动。而这些论文，也都是由伊姆加德小姐帮忙打出来的，所以，一直到1945年秋后，季羡林离开德国以前，都是伊姆加德家的常客。

就在这时候，季羡林在兵营的操场旁边，看到一个老头正在弯腰曲背，仔细地看什么。走近一看，季羡林认出是德国飞机制造之父、蜚声世界的流体力学权威普兰特尔教授。他在哥廷根大学任应用力学教授，创立了一个空气动力学和流体力学学派而闻名世界，享有空气动力学之父的称号。看到他，季羡林赶忙问候了一声：“早安，教授先生！”回了礼，教授告诉季羡林，他正在观察操场周围的这段短墙，是怎样被炸弹爆炸引起的气流摧毁的。然后又自言自语地说：“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我的流体力学试验室里是无论如何也装配不起来的！”

关系熟了，她们家里一有什么喜庆日子，或者是招待客人吃点心、吃茶，季羡林则必定被邀参加，特别是在伊姆加德小姐生日的那一天，季羡林一定要去祝贺，成为她家的贵宾。一到这天，迈耶太太在安排宴席座位时，总是让季羡林坐在伊姆加德的旁边。

第二天早晨，季羡林去研究所上班，大街小巷到处是一片清扫玻璃的哗啦哗啦声。原来飞机投下的是气爆弹，目的只在于震碎全城的玻璃，结果是东西城门各投一颗，全城玻璃差不多全被气流摧毁了。

用不着为贤者讳，伊姆加德一家显然把季羡林当做她的挚友，而伊姆加德小姐本人，已经爱上这位异国青年学者了。

有一天晚上，英国飞机来轰炸哥廷根，炸弹就在季羡林住处不远爆炸，楼顶上的窗户玻璃已被震碎。季羡林钻入地下室躲避，心里在念叨着：以后要多加小心了。

所以，如果季羡林不是齐鲁之子，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清规戒律，没有浓厚的家庭观念，不时时想念着自己的贤妻彭德华女士和女儿婉如、儿子延宗；或者，如果是今天的时代，像今天这样开放、婚姻多变；那么季羡林很有可能会与伊姆加德结合。但是，事实不是这样。

哥廷根不像柏林，目标比较小，在战略上也不像柏林那样重要，但哥廷根也并没有避免被炸，只是次数少一点而已。

季羡林不隐讳自己对这位异国女孩的好感，在离别德国前，他在日记里写下了对她的感情。1945年9月24日的日记写道：

后来，盟军的轰炸能力有了极大提高，白天能炸，晚上也能炸，轰炸的次数越来越多，穿透力越来越强，由穿透一二层提高到穿透七八层，最后十几层楼也抵挡不住，有的炸弹干脆从楼顶穿透到地下室爆炸，地下室也无安全可言了。再往后，就在季羡林离开柏林不久，英国飞机白天从西向东飞，美国飞机晚上从东向西飞，在柏林“铺起了地毯”，前后左右，不留空隙，就像在室内铺地毯一样。

吃过晚饭，七点半到Meyer（迈耶）家去，同Irmgard（伊姆加德）打字。她劝我不要离开德国。她今天晚上特别活泼可爱。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像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她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子。

实际上，盟军飞机的轰炸早在大战之初就有过。但在最初的一二年里，技术水平相当低，炸弹只能炸坏高层楼房的最上一二层，下面是炸不透的。每座高楼下的地下室，成为天然的防空洞，躲在里面固若金汤，不必担忧。楼上中了弹，地下室最多摇晃一下而已。这时候，法西斯说谎机器，便大加嘲弄，说盟军的飞机是纸糊的，炸弹是木制的，而把德国的空防系统则吹嘘成铜墙铁壁。

在启程回国离开哥廷根城的前四天，1945年10月2日，季羡林又在日记里写道：

在季羡林尝试回国，到柏林去找张天麟回到哥廷根之后，英美苏盟军的飞机开始了对柏林的大规模轰炸。

回到家来，吃过午饭，校阅稿子。三点到Meyer家，把稿子打完。Irmgard只是依依不舍，令我不知怎样好。

5．盟军轰炸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季羡林在写《留德十年》时，还不无深情地说：

幸亏德国普通人，包括哥廷根大学的师生们，对中国留学生都比较友好，并没有什么人伤害他们。他们仍然过着比较平静而难以忍受的生活。因为在饥饿之外，他们又有了一项新的灾难：轰炸，他们不得不经常躲避轰炸。

日记是当时的真实记录，不是我今天的回想；是代表我当时的感情，不是今天的感情。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感情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的。到了瑞士，我同她通过几次信，回国以后，就断了音问。说我不想她，那不是真话。1983年，我回到哥廷根时，曾打听过她，当然是杳如黄鹤。如果她还留在人间的话，恐怕也将近古稀之年了。而今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但是事已至此，季羡林和张维也只好走这一步了。从此，他们便变成了像天空中的飞鸟一样的人，看上去可以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飞翔，但是，任何时候都可能受到意外的伤害，任何人也有可能对它进行伤害。

实际上，早在1980年，季羡林第一次重返哥廷根时，坐在从汉堡到哥廷根的火车上，脑海里想到的，除了老师、女房东，还有“那个宛宛婴婴的女孩子伊尔穆嘉德（伊姆加德），也在我眼前活动起来”。

“无国籍”本来是消极的国际冲突的产物，由于各国国籍法规定的不同，而导致一个人不具有任何国籍的法律状态。如果是采取出生地主义国家的国民，在采取血统主义国家境内出生的子女即成为无国籍者。季羡林和张维他们不属于这种情况，而纯粹是由于希特勒违反国际法惯例，不承认国民党政府而承认汪精卫政府所致，所以是希特勒一手造成的。根据1930年国际社会订立的《关于国籍法冲突的若干问题的公约》和同时签订的关于无国籍问题的两个议定书，无国籍者在国际上不享有任何国家的外交保护，对于任何国家也就没有任何义务。这样的举措，自然要冒一些风险，无国籍者在像德国这样的日耳曼血统至高无上的国家里，是会受到歧视的。

伊姆加德小姐，是永远活在季羡林心中的一个德国普通人。

对这样一个事关重大又亟待解决的问题，季羡林去找张维商量。张维和陆士嘉夫妇是留在哥廷根的中国留学生。他们严肃地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到警察局去宣布自己为“无国籍者”。

季羡林的道德理念，切断了这桩有可能发展成恋情的异国情缘！

德国法西斯政权和日本军国主义勾结在一起，为了帮助日本，希特勒法西斯政权在1942年宣布撤消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而只承认设在南京的日伪汪精卫汉奸政府。这种反动政策对于季羡林等人来说，产生的直接恶果，就等于宣布中国留学生的护照作废，因为这些护照不是汪伪政府颁发的。没有了护照，在德国的居留就成了问题，有可能被判为非法居留。

3．反战者伯恩克一家

4．成为无国籍者

除老师、女房东、伊姆加德小姐之外，季羡林还有一个在政治上能够谈得来的同学，就是伯恩克小姐。

真是撕心裂肺，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但愿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不要忘记自己的父母，自己的祖国！

伯恩克小姐比季羡林要大几岁，主修斯拉夫语言学，于是也就成为冯·格林博士的学生，与季羡林则成了俄文班的同学了。

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伯恩克小姐读的是本科生，而不是研究生。她是个高材生，通很多语言，在斯拉夫语系中，她就会俄文、捷克文和南斯拉夫文。她的主系就是斯拉夫语言学，但副系是什么，季羡林却无从问起。

他特别经常想到自己的母亲，越是同祖国和家庭联系不上，他的思母之情就越是剧烈。但是母亲一生没留下照片，他十几岁最后见到活着的母亲，二十二岁时见到的是躺在棺材里的母亲，母亲的面影已经不十分可靠。他怅望青天，抱怨连在梦中也难以见到母亲的真面目，他怨恨老天爷的残酷，后悔不该离开母亲。

他们俩人共同跟冯·格林学俄文，上俄文课也在高斯—韦伯楼里，是在二层楼的斯拉夫语言研究所，与梵文研究所同一层。认识了季羡林之后，伯恩克小姐有时就请他到家里去做客，吃点饭，喝点茶啊什么的。季羡林还把中国留学生张维、陆士嘉夫妇介绍给她。

杜甫的诗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我想把它改为“烽火连八岁，家书抵亿金”，这样才真能符合我的情况。日日夜夜，不知道有多少事情揪住了我的心。祖国是什么样子了？家里又怎样了？叔父年事已高，家里的经济来源何在？婶母操持这样一个家，也真够她受的。德华带着两个孩子，日子不知是怎样过的？“可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我想，他们是能够忆长安的。他们大概知道，自己有一个爸爸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家里还有一条名叫“憨子”的小狗，在国内时，我每次从北京回家，一进门就听到汪汪的吠声；但一看到是我，立即摇起了尾巴，憨态可掬。这一切都是我时刻想念的。连院子里那两棵海棠花也时来入梦。这些东西都使我难以摆脱。真正是抑制不住的离愁别恨，数不尽的不眠之夜！

她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所以她们一家实际上只有母女二人，父亲早已去世，生前是一位待遇优厚的大学教授，属于德国的高薪阶层。借父亲的福荫，她们家的经济情况仍然相当好，母女二人住一层楼，家里摆设既富丽堂皇，又古色古香，是相当讲究的。

由于战争阻隔，季羡林不能回家，甚至连书信往来也已中断。祖国的抗日战争，进行到什么程度了？德国方面偶尔也广播一点消息，但德、日法西斯头子们是同伙，所以播出的消息也全部是谎言。他就像是一棵无根的浮萍，漂浮在远离祖国几万里的法西斯德国，心中的痛苦是难以忍受的。

有的传闻说，伯恩克小姐的父亲是四分之一或六分之一血统的犹太人，但反正是越过了被希特勒屠杀或迫害的临界线，所以还能安然地住下去，但也正是因为有这一点瓜葛，使她们母女对希特勒抱有强烈的反感。而这种反感，她们就经常当着季羡林的面发泄出来，这样一来，他们便成了政治上的同盟者，起码在言论上是如此，为此，他们很谈得来。

住下来以后，又照旧生活，照旧挨饿。有一天，季羡林去研究所上班，忽然看到在每天必经过的菜园子里，有一个衣襟缝上有P字的波兰少女在干活，圆圆的面孔，大大的眼睛，一下子让他想起在波兰火车上碰到的Wala。他心里痛苦万端，只是欲哭无泪，他的感觉是同病相怜，“同是天涯沦落人”。

有一次，伯恩克小姐请季羡林和张维、陆士嘉夫妇到她家去吃饭。当时，食品奇缺，客人到别人家做客，往往要自带粮票，即使这样，主人请一次客，自己家里往往也要节省几天，才能勉强招待得像个样子。

一回到欧朴尔太太身边，她仿佛凭空拣了一只金凤凰，真是喜出望外。而季羡林则回国无望，回到住惯了的地方，也有游子还家的感觉。他只好随遇而安，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迫于形势，只能同德国共存亡，同女房东共休戚了。

伯恩克小姐的母亲中等身材，谈吐风雅，雍容大方，满面慈祥，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不愧是高薪教授的夫人。对欧洲的古典文化，老太太懂得很多，文学、艺术自不在话下，连音乐和绘画，谈起来也头头是道，娓娓动听，令听者怡情增兴，乐此不疲。但没想到教授夫人下厨房做起饭来，竟也毫不逊色，是个行家里手，伯恩克小姐，则只能在旁边端端盘子，洗一洗菜，当个下手。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没想到老太太在物资供应短缺的情况下，却烹制出一桌颇为像样的饭菜来。

在柏林住了几天，抽空拜访了大教育心理学家施普兰格尔、吐火罗语著名学者西克灵教授，然后于1942年10月30日又回到了哥廷根。

她简直像是玩魔术，变戏法。我们简直都成了神话中人，坐在桌旁，一恍惚，热气腾腾的美味佳肴已经整整齐齐地摆在桌子上，大家可以想象，我们这几个沦入饥饿地狱里的饿鬼，是如何地狼吞虎咽了。这一餐饭就成了我毕生难忘的一餐。

季羡林还是忍泪离开哥廷根，来到柏林。找到张天麟，才知道到中立国瑞士也不容易，而且即便到了瑞士，也难以立即回国。没有办法，只能留在德国了。

然而，真正让季羡林兴奋的，还不是美味的饭菜，而是在政治上他们之间的沟通。他们开怀畅谈，一起痛骂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给德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所造成的巨大灾难。母女二人的犹太人瓜葛，就对希特勒的“劣等民族论”有一层仇恨，但她们更痛恨的是法西斯分子的倒行逆施，把世界人民推入战争的深渊。这些想法，在德国人面前自然只能埋藏在心底，决不敢随意吐露，否则，脑袋就保不住了，但在几个中国同道面前，中国人和犹太人都是进了希特勒的黑名单的，自然就成了志同道合的人。所以，有机会和中国人在一起，又是在自己家中，伯恩克小姐母女二人就能够无所顾忌地畅所欲言，竹筒倒豆子一般，一吐为快了。

最不舍得季羡林的，是女房东欧朴尔太太。欧朴尔先生已经故去，而儿子结了婚住在另一座城市里。这样一来，季羡林就成了她身边惟一的亲人，被她当做儿子来看待。而季羡林也真像儿子般地待她，在欧朴尔先生弥留之际的那个深夜，季羡林跑到大街上去叩门找医生，先生去世之后又伴她守尸。因此，季羡林一说要走，她立刻放声痛哭起来，五间房子只剩下她孤零零一个人，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教她如何忍受？而季羡林也一样，一想到相处七年，和和睦睦，风雨同舟，共渡难关，现在一旦诀别，何日还能再见？想到这里，也不禁热泪盈眶了。

而季羡林、张维和陆士嘉，则除了要忍受德国人普遍忍受的战争和饥饿的灾难以外，还更有家国之思，民族存亡之忧。他们的祖国在日本法西斯铁蹄之下，日本法西斯和德国法西斯完全是一丘之貉，家人生死不知，情况不明，乡愁在无情地吞噬着他们的心。心的痛苦之外，又有身的痛苦，他们远处异域，无亲无故，生命又朝不保夕。英美盟国的飞机也时常来空袭哥廷根城，说不定什么时候一高兴下几个“炸蛋”，落到他们头上，则必将去见上帝或阎王爷。肚子里是饥肠辘辘，难耐的饥饿，生命又时时受到威胁，没有安全感。他们的精神是绝对不会愉快的，这是常情。

决心下定之后，季羡林到熟悉的师友家里去辞行，大家都觉得惋惜，一再挽留他继续住下来。季羡林自然也充满了离愁别绪，也不忍心离开这么多朝夕相处的异国师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