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德邦十年（二） (第5/5页)

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到了伯恩克家里，我才能暂时忘忧，仿佛找到了一个沙漠绿洲，一个安全岛，一个桃花源，一个避秦乡。因此，我们往往不顾外面响起的空袭警报，尽兴畅谈，忘记了时间的流逝，一直谈到深夜，才蓦地想起，应该回家了。一走出大门，外面漆黑一团，寂静无声，抬眼四望，不见半缕灯光，宇宙间仿佛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一个人仿佛变成了我佛如来，承担人世间所有的灾难。

季羡林有一位初中时的同班同学张天麟，此时正住在柏林。季羡林就想先到柏林，看看他有什么办法没有。

在家中，伯恩克小姐和季羡林他们侃侃而谈，但在外边，她的脾气却有点孤高。因此同她来往的人也非常少，母女俩几乎形影不离，感情极为深厚诚挚。

但在1942年，德国政府承认了南京汉奸汪伪政府，国民党政府驻德国的公使馆被迫撤离到中立国瑞士。要回国，就必须先到瑞士去，再从瑞士设法回去。

有一次，季羡林在山上林中散步，看到了她们母女俩。只见到她们母女二人并肩站定，母右女左，母左胳膊，女右胳膊，胳膊挽在一起，然后是同出左脚，就好像是演兵场上在训练女兵一样，在无形无声的口令之下，步伐整齐，丝毫不乱，俩人目光直视前方，脚下刷刷刷直响，用近乎竞走的速度走上前去，刷刷刷鞋底叩地的声音，转瞬就消逝在密林深处了。从中季羡林悟出一个道理，“散步”这两个字，看来只适用于中国人，这母女俩的散步，同中国人的悠闲自在，慢慢腾腾，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对她们俩的散步，季羡林始终百思不解，只好怪自己缘分太浅了。

这样的时候，季羡林乡思、乡情更一下子爆发出来。他当然想到叔父在临别时希望自己为祖宗门楣增添光彩的嘱托，现在一个熠熠闪光的洋博士学位已经拿到；但他也同时想到故乡的花生米和锅饼——一种烤制的极坚硬的发面面食，北京人称为锅盔——这都是他到了济南以后在叔父家里常吃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他更为想念自己的祖国和家庭。

伯恩克小姐有这样孤傲的脾气，所以虽然早已过了及笄之年，却从来没有见过她有男朋友与她来往，她自己似乎也不在意。

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季羡林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而希特勒点起的战火，又使他陷入饥饿之中，在物质上是极端贫乏的。

季羡林回国时，路过瑞士，曾给她们寄过一封信。回国后，从张维那里后来才知道，她终于嫁给一个瑞典人，母女俩都搬到北欧去了。母亲一直活到九十多岁才去世，伯恩克小姐则仍在瑞典。只是现在，生死不知了。

3．尝试回国

可以说反战的人们中，伯恩克小姐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人们由于长期挨饿，都逐渐瘦弱下来。房东欧朴尔先生原来是个大胖子，经过这一场连续的饥饿考验，体重减轻了二三十公斤，最后心脏不堪重负，在战争激烈之时死去。而在饥饿炼狱中被折磨过的季羡林，从此有七八年失掉了饱的感觉，一直到回国前夕才慢慢恢复过来。

当然，另外也还有反战者。

恰巧当时季羡林正在读俄文版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他读到第二幕第一场奥西普躺在主人的床上独白的一段话：“现在旅馆老板说啦，前账没有付清就不开饭；可我们要是付不出钱呢？（叹口气）唉，我的天，哪怕有点菜汤喝喝也好呀。我现在恨不得要把整个世界都吞下肚子里去。”他读了以后，大为高兴，因为这位俄国作家在多少年以前，就有了挨饿的经验，说出了季羡林挨饿的感觉。处在饥饿地狱之中的季羡林，觉得为了抑制难忍的饥饿，如果有人向他嘴里投掷热铁丸或者泥土，他一定也会毫不迟疑地不顾一切地把它们吞了下去，至于肚子烧焦不烧焦，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季羡林认得的，就有两个。

我大喜过望，跨上了自行车，有如列子御风而行，一路青山绿水看不尽，轻车已过万重山。到了家，把土豆全部煮上，蘸着积存下的白糖，一鼓作气，全吞进肚子，但仍然还没有饱意。

其中一个是退休法官，岁数有七十左右了，这位法官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先认识的，但季羡林他们几个人对这位留学生印象极差，因为他行动诡秘，来历也诡秘，怀疑他是蓝衣社之类的人物，因此是不大乐意和他来往的。蓝衣社成员的制服为蓝衣黄裤，原名为复兴社，是“中华民族复兴社”的简称，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为加紧镇压抗日民主运动，于1932年以“复兴民族”为名，在国民党内部成立的一种带有特务性质的派系组织，其核心是“力行社”，下设特务处，大特务戴笠为头子。1938年4月该组织取消，其成员转入“三青团”，“力行社”的特务处，则改组为“军统局”。这样一个中国留学生，却认识了一个反希特勒的法官，就有点古怪了。他的主子是崇拜希特勒的，而他却结识反希特勒的法官，从这一点来说，算是一个“不肖”之徒了。本来对法官也有疑问，后来发现他是个孤苦伶仃的老人，没有什么复杂的背景，希特勒的所作所为，他确实是激烈反对的。而且，他也只有与中国留学生在一起时，才敢说几句心里话，发泄发泄满腹的牢骚。这时候，一向表情严肃的老人，才有了一点乐趣。

城里人普遍是饥肠辘辘，而农村则要好得多。所以在当时，城里人谁要是能同农民有一些联系，别人就会垂涎三尺。有一位德国小姐是季羡林的朋友，不知怎么同一户农民接上了关系，农民邀请她下乡去。小姐约了季羡林，俩人骑着自行车到这户农民家里去摘苹果。苹果树都不高，用一个短梯子，就能摘到树上的全部苹果。帮助这户农民摘了半天苹果，工作就结束了。为了表示感谢，这位农民送了季羡林一篮子苹果，里边还有几个最好的品种。最使季羡林喜出望外的，是农民还送给他五磅土豆。

另一个反希特勒的德国人，是医科大学的一个学生，是龙丕炎先认识的。这个人年纪轻轻，不过二十来岁，热情洋溢，精力充沛，黑头发，黑眉毛，处处透露出机警聪明。季羡林他们对他的家世不了解，对他反希特勒的背景也不了解，他们相信的是一条：

在这样的情况下，季羡林几乎天天在挨饿，晚上则夜夜做梦，梦到中国的花生米。噩梦迷离的时候，居然梦到在祖国吃花生米。几粒花生米下肚，虽然只是在梦中，但也觉得龙肝凤髓也无法比得上了。他不无风趣地说：“我幼无大志，连吃东西也不例外。有雄心壮志的人，梦到的一定是燕窝、鱼翅，哪能像我这样没出息的人只梦到花生米呢？”

反对希魔同路人，

这种面包，吃到肚子里以后，能制造出气体。德国人本来是非常讲究礼貌的，但吃了这样的面包去电影院里看电影，德国人再也保持不住自己的体统了，虚恭之声，此伏彼起，东西相和，习以为常。这样的屁声大合奏发生在极讲礼貌的德国，真是绝妙的讽刺。季羡林非常诙谐地说：“我不敢耻笑别人。我自己也正在同肚子里过量的气体作殊死斗争，为了保持体面，想把它镇压下去，而终于还以失败告终。”

相逢何必曾相识？

最难忍受的自然是面包。量少自不用说，质量更成问题。做面包的东西大部分并不是面粉，德国人自己也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有人说是鱼骨粉，有人说是木头炮制出来的。一买到的时候，还勉强可以入口，可是只要放上一夜，第二天便腥臭难闻，根本就无法下咽了。

有了这一条，他们便走到一起来了，有时候，到了星期天，他们便相约到山上林中去散步。双方的目的，都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季羡林回忆说：

这种“洋罪”是慢慢地感觉到的。我们中国人本来吃肉不多，我们所谓“主食”实际上是西方人的“副食”。黄油从前我们根本不吃。所以在德国人开始沉不住气的时候，我还悠哉悠哉，处之泰然。但是，到了我的“主食”面包和土豆限量供应的时候，我才感到有点不妙了。黄油失踪以后，取代它的是人造油。这玩意儿放在汤里面，还能呈现出几个油珠儿。但一用来煎东西，则在锅里嗞嗞几声，一缕轻烟，油就烟消云散了。在饭馆里吃饭时，要经过几次思想斗争，从战略观点和全局观点反复考虑之后，才请餐馆服务员（Herr Ober）“煎”掉一两肉票。倘在汤碗里能发现几滴油珠，则必大声唤起同桌者的注意，大家都乐不可支了。

记得有几次在春天，风和日丽，林泛新绿，鸟语花香，寂静无人。我们坐在长椅上，在骀荡的春风中，大骂希特勒，也确实是人生一乐。林深人稀，不怕有人偷听，每个人都敢于放言高论，胸中郁垒，一朝涤尽。此时，虽然身边眼前美景如画，我们都视而不见了。

季羡林是在穷人之家长大的，但小时候虽然一年里至多吃两三次“白的”面食，可吃糠咽菜，吃红高粱饼子，肚子还是可以填饱的，没尝过挨饿的滋味。到了德国，开始的两年还蛮不错，可是后来，开始受“洋罪”了。

在季羡林看来，德国人在政治上并不敏感，甚至有点迟钝，因此，除了伯恩克小姐母女二人，还认识了这样两位反战者，觉得也就很不错了，也就很满意了。

战争一开始，人民的生活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德国人桌子上摆着奶油，肚子里填充着火腿。慢慢地，开始实行食品配给制度。最初限量的是奶油，接着是肉类，然后是面包和土豆，最后连其他生活用品也开始限量供应了。

回到国内后，季羡林还经常想到他们。不过，人世变幻，盛会难再，季羡林回忆着往事，山上林中的场面一幕幕再现出来，但人再也见不到，他不禁感到惘然了。

随着战争的升级，希特勒越来越不顾本国人民的死活。法西斯头子们扬言：要大炮，不要奶油。他们侵略成性的嗜欲永远得不到满足，他们也就一步步把德国人民投入饥饿之中。

4．蘑菇山洞与转折中的众生相

1942年，希特勒在北非阿莱曼和苏联斯大林格勒遭受挫折，这成为他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对于德国普通人，季羡林的印象随着德国人的情绪变化而有所变化。在希特勒上台初期，德国人受法西斯头子的蛊惑，也有点忘乎所以的样子，把自己的前途看成一条阳关大道，只有玫瑰，没有荆棘。战争开始了，他们随着统治机器的“特别报道”和一连串的“胜利”，自己的情绪也昂扬奋发，有时候甚至高兴得手舞足蹈。听到一些前线不利的消息，则低沉抑郁。到了战争后期，盟军从东西两面压境，他们这才感到情况不妙了。季羡林亲眼目睹了处在天翻地覆转折中的众生相。

但是，战争机器并不依法西斯头子的意志为转移，自然也不会跟着希特勒的指挥棒转。

这是一个种蘑菇的山洞。在战争后期，为了躲避盟军飞机的轰炸，德国人就暂时把它当做防空洞了。

战争在继续进行着，一年多来，希特勒不可一世，在扩大着自己的“战果”。

1945年4月5日、7日、8日，这三天，季羡林和几个中国留学生也到这里来躲空袭。

2．饥肠辘辘

4月5日晚间，季羡林到了蘑菇山洞，德国人都入睡了，而季羡林怎么也睡不着，里面又潮又冷，坐着又无依无靠。过了很久，响起了空袭解除的警报，但德国人都不离开，季羡林也只好陪着，腿冻得像冰。那时真是思绪万端，啼笑皆非，一有警笛或大的响声，人们就胡猜起来。一直等到6日清晨四点，他终于忍耐不住，回到家里。

在这样的战争地狱中，季羡林的心灵在受着痛苦的煎熬，结果失眠成疾，从此失眠成了折磨他几十年的终生痼疾。

季羡林倒下就睡，醒来已经九点了，正要吃早点，又听到大轰炸机的声音，接着是“前警报”、“警报”声连成一片，季羡林又回到蘑菇山洞。德国人也都抢着往里挤，飞机声震得满山颤动。季羡林刚进山洞的门，哥廷根城就是一片爆炸声，山洞仿佛也被震动了，连木头椅子都强烈地抖动起来。德国人有的跪在地上，有的竟哭了起来。

一听特别广播，神经就极度紧张，浑身发抖，没有办法，就用双手堵住耳朵，心里数着一，二，三，四等等，数到一定的程度，心想广播恐已结束；然而一松手，广播喇叭怪叫如故。此时我心中热血沸腾，直冲脑海。晚上需要吃加倍的安眠药，才能勉强入睡。6月30日的日记里写道：“住下去，恐怕不久就会进疯人院。”

4月6日十一点，季羡林惦记着厨房里煮着的热水，一个人赶回家，不久响起了“前解除警报”。这才吃完了刚才没能吃的早点，生好了炉子。刚躺下，又一次“前警报”，接着是“警报”，下午五点，又到山洞外站了一会儿，警报解除，又回家。

季羡林亲眼见过日本侵略军在济南的残酷暴行，眼前不时地出现日本鬼子搜查他一个中学生的皮带时的那种奸诈和狰狞。现在德、意、日法西斯沆瀣一气，残酷屠杀世界各国人民，所以，德国广播每报告一次重大胜利，他都要气得暴跳如雷。

就这样，蘑菇山洞里老是有人进进出出，老是挤满了人。

战争打响之后，一天没消息，二天没消息，一连五天都没有消息。到了第六天，季羡林猜想，大概是德军在东部战线不十分得手，正准备幸灾乐祸地诅咒一番。但是，在整整打响一个星期之后，在第二个星期日，也就是6月29日，德国广播活跃起来，一个早晨就接连广播了八个“特别节目”：德军在苏联境内长驱直入，势如破竹，每一个节目都报告着一个希特勒的重大胜利。漠不关心的普通德国人，这时也忽然激动起来，如疯如狂地山呼“万岁”。德国普通百姓，绝对不会知道，在希特勒的授意之下，希姆莱在欧洲建立起多少灭绝人性的集中营，在德国、波兰、苏联和其他德军占领区，仅犹太人，就有450—550万人无辜被杀。他们自然也不知道，其他民族的人民死于希特勒的屠刀之下的，也是不计其数。

4月7日，人们仍在山洞里躲避，这一天，飞机来得勤。天空里成排的飞机，一批批炸弹往哥廷根城里扔下去。静下来以后，人们走出山洞，看到哥廷根西城车站一片大火，浓烟直升入天空。装弹药的车被击中，大火里子弹声爆成了一片，汽油车也被击中，大火烧得更猛了。晚上八点，回家吃过晚饭，人们心里还是不安，一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结果还是带了东西去山洞躲避。

我原以为像这样杀人盈野、积血成河的人类极端残酷的大搏斗，理应震撼三界，摇动五洲，使禽兽颤抖，使人类失色。然而，我有幸身临其境，只不过听到几次法西斯头子狂嚎——这在当时的德国是司空见惯的事——好像是春梦初觉，无声无息地就走进了战争。

到4月8日，早饭以后，远处炮声响得厉害，蘑菇山洞里已经乱成一团。消息多起来了，有的说，德国军队要守哥廷根城，有的说，全城准备投降。蓦地，城里响起了五分钟长的警笛，告诉人们盟军已经进城了。山洞前面，有被打散的德国军人在仓皇地奔跑着。很久以后，外面静下来，胆大一点的人出去看，美国坦克车已经开到了。

季羡林也没有紧张，他按照前两天约好的计划，照样在这一天和两个德国朋友苹可斯和格洛斯去郊游。在一天的时间里，他们又是乘车，又是坐船，还几次渡过小河，在旷野绿林之中，一边走着，一边唱着歌，拉手风琴，野餐，玩了个不亦乐乎，尽欢而归。他们玩了整整一天，在灯火管制街灯尽无的情况下，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回家。对于他们来说，早晨发生的德苏宣战的事，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山洞里更乱了，都害怕美国兵开枪，谁都不敢走出山洞。最后，还是季羡林同一位德国太太走出去，找到一个美国兵，告诉他山洞里的实情。德国人这才陆续出来。而季羡林心里很高兴，自己也不能制止自己了，就跑到一辆坦克前面，忘记了这是战争状态，忘记了炮口正对着他，竟同一个美国大兵聊起来。

在这样一件天大的大事面前，德国人谁也不紧张，这大概是因为近一两年来，每年几乎都要出现两次这样的大事，所以也就“司空见惯浑无事”了。

回到家，已是下午三点，张维、陆士嘉夫妇带着孩子来了，原来他们房东的房子被美国兵占据了。他们几个人坐在一起，谈论着。心里乱成一团，又快乐，又兴奋。吃过晚饭，同张维又聊，一直到夜深才睡。

1941年6月22日那天，季羡林早晨一起床，女房东欧朴尔太太就告诉他，德国同苏联开战了。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准备工作早已完成，在侵占波兰之后，又攻陷荷兰和比利时，败法国、炸英国、夺取挪威，控制巴尔干和北非，正可谓“打遍天下无敌手”，所以一进6月，便准备公开撕毁《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虎视眈眈地要进攻苏联了。

季羡林从这几天蘑菇山洞的一个点，看到了整个德国的情况，这个蘑菇山洞的小点，放大了来看，就是整个德国普通人处在大转折中的众生相。

按照法西斯的这种强盗逻辑，东邻波兰犯了这种“侵略狂”或“迫害狂”，德国“被迫”出兵到波兰去“抵抗”，结果自然是波兰全国被德军占领。如此一而再，再而三，许多邻国的“病”都被德国治好，国土也就被德军占领。等到法国的马其诺防线被攻破，德军侵入巴黎以后，德国四邻的“病”都被法西斯治好了，这时，季羡林预感到，德国又要寻找别的新病人了。

季羡林写道：

到了此时，德国报纸和广播电台就连篇累牍地报道，德国的东西南北四邻中有一个邻居迫害德国人了，挑起争端了，进行挑衅了，说得声泪俱下，气贯长虹。德国人心激动起来了。全国沸腾了。但是接着来的是德国出兵镇压别人，占领了邻居的领土，他们把这种行动叫作“抵抗”，到邻居家里去“抵抗”。德国法西斯有一句名言：“谎言说上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这就是他们新闻政策的灵魂。连我最初都有点相信，德国人不必说了。但是到了下半年，或者第二年的上半年，德国的某一个邻居又患病了，而且患的是同一种病，不由得我不起疑心。德国人聪明绝世，在政治上却幼稚天真如儿童。他们照例又激动起来了，全国又沸腾起来了。结果又有一个邻国倒了霉。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极大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哥廷根——我相信，德国其他地方也一样——在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法西斯彻底完蛋了。他们横行霸道，倒行逆施，气焰万丈，不可一世，而今安在哉！德国普通老百姓对此反应不像我想得那样剧烈。他们很少谈论这个问题。他们好像是当头挨了一棒；似乎清楚，又似乎糊涂；似乎有所反思，又似乎没有；似乎有点在乎，又似乎根本不在乎。给我的总印象是茫然，木然，懵然，默然。一个极端有天才的民族，就这样在一夜之间糊里糊涂地，莫名其妙地沦为战败国，成了任人宰割的民族。不管德国人自己怎样想，我作为一个在德国住了十年对德国人民怀有深厚感情的外国人真有点欲哭无泪了。

身在德国的季羡林，目睹了这场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亲身体验了希特勒的欺骗行为。在这以前，德国的邻国，都被希特勒说成是“侵略狂”或者“迫害狂”。这种“病”，就需要希特勒来医治。越到后来，就越变本加厉地捏造事实，挑起事端，煽动民心。对于大战前夕的德国，季羡林说：

对于季羡林个人来说，这样一场人类历史上迄今最为残酷的战争，本来觉得该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但是没有想到竟这样平平淡淡地开始，又平平淡淡地结束。当然，他是战争的局外人，但他深知，战败对于德国人来说，却绝非平平淡淡，有一部分德国人难免会有切肤之痛。

生于奥地利的希特勒，从小就不务正业。他中学毕业时，想当艺术家，但去维也纳两次报考美术学院，均落第。后来移居德国慕尼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德国士兵，获铁十字奖章。1919年9月加入德国工人党（次年改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1921年成为党魁。1923年11月8日，希特勒在慕尼黑一家啤酒店率领国社党徒，围困在这里集会的巴伐利亚邦政府领导人，发动政变。失败后被判刑五年，实际上只关押了九个月，在狱中写成《我的奋斗》第一部，公开谴责民主政府，仇恨共产主义、犹太人和中国人，全书充满极端反动的沙文主义、复仇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1929年以后，德国经济衰退，工潮迭起，希特勒被急欲物色一个强硬人物的工商资本家看中，终于在1933年1月在垄断集团支持下组织政府，出任总理，2月便乘国会纵火案之机，公开抛弃民主，剥夺自由，开始运用暴力，3月又获国会支持将全部权力收归己有。从1934年8月，在军队支持下，把总理、总统和三军统帅的职权合为一体，自称元首，成为大独裁者。他解散国会，取消所有反对派政党，残酷迫害和疯狂屠杀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犹太人，实行全面法西斯专政。这时适逢德国经济复苏，失业减少，结果公民投票居然有90％的人表示接受这个恐怖的独裁政权。1933年，他着手扩军，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1935年恢复征兵制度，1936年与意大利建立柏林—罗马轴心，接着又与日本订立反共条约。至此，希特勒已经武装到牙齿，对外扩张和发动侵略的条件已经成熟，开始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1938年吞并奥地利，并唾手而得地侵占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全境被吞并。1939年8月，为欺人耳目，蒙骗苏联，与苏联缔结《德苏互不侵犯条约》，9月1日，侵入波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回想从1935年到达德国之日起，一直到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整整十年间，季羡林几乎与德国人朝夕相处，所以他对德国人的了解是非常深刻的。和德国人十年的接触，季羡林形成了这样的总体印象：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侵入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是希特勒一系列战争罪恶阴谋的一部分，是他长期推行战争政策的必然结果。

德国人民怎么样呢？经过我十年的观察与感受，我觉得，德国人不愧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民之一，文化昌明，科学技术处于世界前列，大文学家、大哲学家、大音乐家、大科学家，近代哪一个民族也比不上。而且为人正直，淳朴，个个都是老实巴交的样子。在政治上，他们却是比较单纯的。真心拥护希特勒者占大多数。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希特勒极端诬蔑中国人，视为文明的破坏者。按理论，我在德国应当遇到很多麻烦，然而，实际上我却一点麻烦也没有遇到。听说，在美国，中国人很难打入美国人社会。可我在德国，自始至终就在德国人社会之中，我就住在德国人家中，我的德国老师，我的德国同学，我的德国同事，我的德国朋友，从来待我如自己人，没有丝毫歧视。这一点让我终生难忘。

1．法西斯点燃的战火

十年了，季羡林似乎已经成了德国人的一分子，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现在，战争已经结束，自己就要回归家园了，一想起老师、房东、同学、朋友，真感到依依难舍。

一、战争地狱

但决心已下，季羡林还是要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