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重归故土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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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好住处之后，季羡林一行又去找南京政府派驻马赛的总领事馆，与他们交涉。他们如法炮制，使用了瑞士用过的硬办法，住宿条件得到改善，从大仓库搬进了一个旅馆。他们进一步提出要求，要乘头等舱的船回国，总领事条条答应，留学生们皆大欢喜。事情办妥了，个个如释重负，心情轻松多了。到2月8日开船以前，他们天天到海边去玩，也有钱在大街上买桔子，去吃小馆，逍遥自在，快活似神仙地过了六天，一直住到2月8日晚上，才离开这个港口城市。

在马赛一时走不了，他们便拿着在德国哥廷根时美军开的证明文件，到这里管理因战争而抛乡离井的人的办事处去交涉，结果被安排住进了一个大仓库。里边虽然极为简陋，却也洁净，而且饭食也还说得过去。他们就在这里暂时住下了。管理人员都是德国战俘，交谈也很容易了。

三、漫长的船旅漂流

然而最使季羡林难忘的，是他在马赛第一次看到了大海。他常嘲笑自己，出生在山东，又留洋十年，却居然没见过海，没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体验。在这里见到海，心里异常高兴，大海的那种波涛汹涌、浑茫无际的形象，使他振奋不已，一时激动起来，忽然想到杜甫描写洞庭湖的诗句——乾坤日夜浮。认为用这样的诗句来形容大海，也是满合适的。

1．尝到了被骗的滋味

法国这个国家种族歧视比英美要轻得多。我在德国十年，没看见过一个德国妇女同一个黑人挽着臂在街上走路的，在法西斯统治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到了瑞士，也没有见过。现在来到马赛，到处可以看到一对对的黑白夫妇，手挽手地在大街上溜达，我的精神一恍惚，满街都是梨花与黑炭的影像，黑白极其分明，我真是大开眼界了。法国人则是“司空见惯浑无事”，怡然自得。

1946年2月8日晚上，季羡林一行终于登上了归国的轮船。从此开始了长达三个多月的漂流，尝尽了旅途的艰辛和苦涩，既有经过雷区时的战战兢兢，也有晕船时的天旋地转。

在马赛，季羡林注意到街上的情景同瑞士完全不同。他写道：

船名叫Nea Hellas，这是一艘排水量为一万七千吨的大船。船主是英国人，但被法国租来，运送法军到越南去镇压当地的老百姓。轮船上的管理人员和驾驶员都是英国人，而乘客则是清一色的法国士兵。穿便服的乘客非常少，中国乘客除了季羡林他们从德国来的六个人，新增加了两个，共有八名，成了最为突出的便衣乘客。

马赛是法国最古老的大城市，临地中海利翁湾，三面被石灰岩山丘所环绕，最早是腓尼基人居住的地方之一，到公元前6世纪，从小亚细亚来的希腊水手建成马赛利亚。15世纪，生产出举世闻名的“马赛洗涤皂”。法国大革命期间，工兵上尉和音乐爱好者鲁日·德·李尔灵感爆发，在一夜之间创作出《莱茵军战歌》，1792年由五百名志愿者高唱着，由马赛向巴黎进发，鼓舞了沿途广大群众，从此改名为《马赛曲》，并成为法国国歌。第二次大战期间，马赛在1942年被德军占领，遂成为抵抗运动的中心之一。马赛的名胜古迹很多，12世纪的圣尼吉拉斯城堡、圣玛丽教堂，13世纪的圣让城堡、圣维克多教堂，14世纪建成的阿库莱斯教堂钟楼尖塔，16世纪的钻石宫，以及始建于8世纪的加德圣母院，到1853年建成的教堂及尖顶上九米高的圣母镀金塑像，都吸引着大量的游客。

八个中国人被分住到两个房间里。房间的设备虽不能说豪华，但是整洁、舒适，他们以为这就是头等舱，所以都很满意。船上的饭菜丰富而可口，其他方面也都很顺利。

从日内瓦到马赛，大概有五百公里左右的路程。季羡林是第一次到法国，一路上观看法国的自然风光，有耳目为之一新的感觉，不知不觉也就到了南方港口城市马赛，时间仍是1946年2月2日。

轮船启航了，驶入了地中海。

在过法国国境的时候，法国海关检查极严，因为日内瓦是从瑞士偷运手表到法国去的理想地方，手表走私是极为赚钱的勾当，法国海关自然不会放松边境检查。季羡林他们没有手表，不怕检查，但他们随身携带的几只大箱子，里边大多数是书，如果一一打开，慢慢腾腾仔细检查，则“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连火车恐怕都要耽误了。在紧张慌乱中，不知是谁急中生智，也不知是稀里糊涂并不知觉，反正从兜里掏出一个瑞士法郎硬币，只是一个法郎悄悄递给了检查员。奇迹于是出现，检查员把瑞士法郎装进自己腰包，在中国留学生的箱子上用粉笔画了一些“鬼画符”，顺利通过了边境检查站。

有一天，几个中国留学生到最高层的甲板上去观望海景。突然，一个英国船员走过来，告诉他们，只有头等舱的乘客才允许走上最高层甲板，他们这才知道自己住的舱并不是头等舱。南京驻马赛总领事是一个狡猾的老狐狸，虽亲口答应买头等舱的船票，实际上却不是，轻易地把这些留学生蒙骗过去了。由于战争刚结束，一切正常秩序还没有恢复，再加上轮船主要是运送部队，船票上并没写明船舱的等级。季羡林没坐过轮船，没有乘船经验，自认为是头等舱乘客，实际上却不是，他们尝到了被马赛的总领事欺骗的滋味。

1946年2月2日，季羡林一行在日内瓦登上火车，驶向法国。

几个中国留学生又好气，又好笑，为自己的幼稚而感到可笑。有了这一番被欺骗的阅历，他们算是吃一堑，长一智，非挽回自己的面子不可，更要在英国人面前争一口气。所以，他们到船长办公室交涉，表明自己掏钱也要改为头等舱，因为最高层甲板决不能不上，只有这样才不致失掉中国人的尊严。于是他们据理力争，船长终于一笑，不用他们补钱，特别批准他们可以上最高层甲板，小小的斗争又取得了胜利，几个人皆大欢喜。

日内瓦濒临日内瓦湖（莱芒湖）与罗讷河口，地处三面环山的盆地之内，风景优美，是著名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出生地和法国另一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避难地，是法国的近邻。这里有著名的圣彼得大教堂，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鳞次栉比，许多著名学者曾在这里研修神学、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在日内瓦，几个中国留学生逍遥自在地玩了几天。

一切都顺利，生活算是正常了。

手续办完之后，他们乘隙到瑞士西南边陲离弗里堡不远的日内瓦玩了几天。

但是到吃饭的时候，中国留学生们又遇到了一点麻烦。

路线确定之后，他们采取硬比软更有效的办法，对使馆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人乘火车走，而行李则要用载重汽车，从弗里堡运到法国马赛，此法果然应验，使馆一一答应。自然是先装上行李，结果几个人的行李，装在一辆载重几十吨重的大卡车上，连一层也没有摆满，整个卡车显得空荡荡的，滑稽可笑。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季羡林他们手中有了钱，可以正式启动回国的计划了。他们确定的路线是坐火车到法国马赛，从那里坐船经西贡、香港，再到上海。

英国是一个诚实严肃的民族，有过多的保守性，讲究礼节。到船上餐厅里去吃饭，特别是晚饭，必须穿燕尾服，我们是一群穷学生，衣足蔽体而已，哪里来的什么这尾那尾的服装。但是规定又必须遵守，我们没有办法，又跑了去找船长。他允许我们，只需穿着整洁，打好领带，穿好皮鞋，就可以进餐厅了。我们感激他这一番盛情，“舍命陪君子”，尽最大的努力打扮自己。最初，因为天气还不太热，穿上笔挺的西装，把天花板的通气孔尽量转向自己，笔直地坐在餐桌前，喝汤不出声，刀叉不碰响，正正经经，规规矩矩，吃完一顿饭，已经是汗流浃背，筋疲力尽了，回到房间，连忙洗澡。这样忍耐了一些时候，船一进入红海，天气热得无法形容。穿着衬衫，不走不动，还是大汗直流，再想“舍命”也似乎无命可舍了。我们简直视餐厅为畏途，不敢进去吃饭。我们于是同餐厅交涉，改在房中用餐，这个小小的磨难才算克服。

5．转赴法国马赛

从地中海进入苏伊士运河，天气实际上就开始转热了。苏伊士沿岸没有冬天，最冷的11月份、12月份，穿一件极薄极薄的毛衣足可以过去了。1月份天气转暖，2月份就相当热了。渡过苏伊士运河，就进入了红海，天气就更热了，难怪这批中国留学生不适应这样的气候了。他们从乍暖还寒时候的欧洲，一下子来到亚洲和非洲的交界处，气候变化巨大，是很难适应的。

从这个公使馆，季羡林看到了国民党外交官的无能和丑态。与使馆人员打交道的过程，使季羡林获得了一条重要经验，国民党外交官是软的欺，硬的怕，与他们作斗争，硬比软更有效果。

2．看到红海之“红”

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大概是怕这位外交官太孤单，武官也来凑热闹。武官是少将军衔，把自己荣获的一枚勋章别在军服的前胸，以示威风，但勋章偏不听话，老是反面向外，正面向里，只得不停地翻转，以保持正面向外。整个晚上，这位武官就忙活这个。在一个本来是庄严隆重的外交招待会上，使馆是主人，结果一个紧皱眉头，一个不停地翻转勋章，让人不禁哑然失笑。

轮船进入红海之后，船上尽是新鲜事。

还有一位外交官，本来也是黑眼睛矮鼻梁的黄种人，但却硬要学西方人，戴卡鼻子的单面眼镜，认为这样才有风度。但是矮鼻梁卡不住眼镜，于是他只好皱起眉头，才勉强把眼镜保留在鼻梁上，可稍一疏忽，脸上一露笑容，眼镜立刻从鼻梁上滑下来。这样一位自命有风度的外交官，只得皱着眉头，进退应对于穿笔挺的燕尾服的男士们和浑身珠光宝气的女士们之间。不知到底是有风度乎，还是无风度乎？公使馆举行的招待会，这样的险象环生，真让人啼笑皆非。

在法国马赛时，季羡林已经对法国人的浪漫和罗曼蒂克有所见，而在这艘轮船上，法国士兵的举动，更进一步证实了他们的这一印象。

有一次，公使应邀参加一个瑞士人主办的会议，并且发表讲话，外交惯例是应该用中文发言，由翻译译成德语或法语，二者都是瑞士国语。公使想露一手，不用翻译，直接用德语说。如果德语说得好，也未可厚非，但他德语本来就蹩脚，又没准备讲稿，一讲话，把自己的中国习惯，一时想不起要讲什么，连声说“这个，这个，这个……”用德文“das，das，das”，瑞士人莫名其妙自不用说，他们的惊愕状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国人最初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才恍然大悟，顿悟出是“这个，这个”，西方人无论如何是不会有这种顿悟的。

船上的法国士兵，男女都有，总共有几千人，女兵的数量不是很多。季羡林在船上冷眼旁观这些法国兵，感到法国人是喜欢交际的民族。同他们打交道，不像和德国人、英国人打交道那样难，以至有人说，法国人是把心托在自己的手上，随时随地都可以交给对方。季羡林上船以后，很快认识了一个很和气的法国年轻军官，他瘦瘦的身材，清秀的面孔，能说流利的英语，他们便经常在甲板碰头，散步。他们之间没有戒心，谈到各式各样的问题，几乎是无话不谈。这位军官甚至用轻蔑的口吻谈到法国军队，说官比兵多，大官比小官多。此后，在船上漂流的长时间里，他们之间成了要好的朋友。这位军官仿佛真把心托在手掌上，交给季羡林了。

通过这一次接触，季羡林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外交官的丑态和洋相。后来，他还听到了公使和其他官员更多的笑话。

法国男女之间的关系随随便便，天真烂漫。季羡林遇到了一生第一次在中国看来难以想象的景象：

最初我们还是非常有礼貌的，讲话措词也很注意。但是，一旦谈到了我们去的主要目的：要钱，那位公使脸上就露出了许多怪物相，一味支吾，含糊其词。……他一支吾，我们也就来了火气。我们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国内已经汇来了美元，这一点我们完全知道，瞒也瞒不住。此时，他脸上勃然变色，似乎有点出汗的样子，他下意识地拉开抽屉，斜着眼睛向里面瞧。我猜想，抽屉里不是藏的美钞，就是藏了账本。不管他瞧的是什么，都挽救不了他的困境。最后，他答应给我们美元。但有一个要求，希望我们不要告诉别的留学生，不要张扬。我们点头称是，拿了美钞，一走出使馆，我们逢人便说。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当时没有仔细分析，说是惟恐天下不乱吧，有点过分，恐怕只是想搞一点小小的恶作剧，不让那位公使太舒服了，如此而已。

他们和她们都热情活泼，逗人喜爱。他们之间搂搂抱抱，打打闹闹，没有人觉得奇怪。只有在晚上，我们有时候会感到有点不方便，我们在甲板上散步，想让海风吹一吹，饱览大海的夜景，这无疑也是一种难得的福气。可是在比较黑暗的角落里，有时候不小心会踩上甲板上的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当然是一男一女。此时，我们实在觉得非常抱歉，非常尴尬。而被踩者却大方得很，他们毫不在意，照躺不误，我们只好加速迈步，逃回自己的房间，房间内灯火通明，外面在甲板上黑暗中的遭遇，好像一下子消逝，只剩下零零碎碎的回忆的断片了。

年少气盛的他们经不住怂恿，而且美元也不扎手，于是就一起去公使馆：

英国船员和法国兵之间的关系也很融洽，每天晚饭后，他们之间都进行拳击比赛，双方挥拳对击，龙腾虎跃，各不示弱，而打完之后，则其乐融融。

南京政府在瑞士的公使馆里有一位参赞，原是留德学生。由于有这一层关系，他对季羡林他们几个从德国来的留学生表示出好感，同情他们的境遇。有一天，他偷偷告诉他们，南京汇来了几十万美元，是用来救济留欧学生的。这个人本来与公使有矛盾，总想寻机看公使的热闹，便乘机怂恿季羡林他们赶快去要钱，这正中他们的下怀，正愁筹不到回国的钱呢，有了这样的机会，自然很高兴。

船继续在红海中行驶，在船舷下面，海浪翻腾，汹涌澎湃之声洋洋乎盈耳。海水深碧，浩淼难测，鱼龙水怪潜伏深藏，大海一望无际，而轮船是独立的小世界，在万里大海上显得是那么渺小。季羡林仿佛置身于一个童话或神话世界中，恍惚间又似乎是在梦中，想象中的蓬莱仙山，虚无飘渺的海象，都是呼之欲出了。无论如何，他感到不像是在人间了。

季羡林与张维他们回国碰到的最大难题，是身无分文，所以要回国，就得想办法弄到一点钱。但是怎样才能弄到钱呢？这可难坏了他们这帮书生。

1946年2月19日，轮船在海中已经航行了11天，仍在红海中行驶。

4．与使馆的一场经济斗争

过去，季羡林曾思考过，为什么会有“红海”的名称？后来，他得知海中的颜色一般呈现深青色，局部地区因海藻大量繁殖而呈现绛红色，这是红海得名的缘由。难得的是，这一次他亲眼看到了红海之“红”。

季羡林心里想，反正瑞士是个极小的国家，上哪一趟车都能到达目的地。可上了车，他不辨方向，晕头转向，而车窗外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他坐在车里，在瑞士全国转了大半夜，最后终于稀里糊涂在弗里堡站下了车。这一夜，他感到自己仿佛变成了漫游奇境的爱丽丝，不像是处在人的世界中。回到圣·朱斯坦公寓，回想这一夜的经历，还感到似有似无、似真似假，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梦。

在这天的日记中，季羡林写道：

辗转搭车，季羡林从弗里堡到了巴塞尔，与先期到达的克恩教授会齐。俩人一起去拜访萨拉赞，参观了他的印度学图书馆。季羡林感触颇深，认为在世界花园中，有这样一块印度学园地，是十分难得的。在他家中，喝过茶，吃过点心，就告辞出来，到一个在中国住过多年的牧师热尔策家作客，吃饭一直吃到很晚。离别之后，克恩教授仍留在巴塞尔，而季羡林则赶到火车站，因为错过了时间，已没有直达弗里堡的火车。

今天天气真热，汗流不止，吃过午饭，想休息一会儿，但热得躺不下，到最高层甲板去看，远处一片红浪，像一条血线。海水本来是黑绿的，只有这一条特别红，浪冲也冲不破。大概这就是“红海”名字的来源。我们今天也看到飞鱼。

巴塞尔市位于莱茵河畔，原是凯尔特人劳里西部族的一个移民定居点，后来成为瑞士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中心之一。1460年建成的巴塞尔大学，是瑞士的第一所大学。巴塞尔还因天主教会由教皇马丁五世和尤金四世两任教皇连续召开的“巴塞尔会议”，而闻名于世。

千里航程中，只有几米宽不知有多长的一条红线，由于海藻而呈现绛红色，所以能看到实在不易。季羡林看到这条红线，暗自庆幸自己是一个极有运气的人，如果不是在最高层甲板上，如果不是此时正好走上去，如果没有运气，那就看不到了，想到这里，季羡林有点飘飘然了。

萨拉赞本是一个亿万富翁，但对学问却颇有所爱，尤其对印度学更是情有独钟，建立了一个规模颇大的印度学图书馆，欢迎学者们使用他的图书。季羡林自然不会放过结识他的机会。但是，他并不住在弗里堡，而是住在瑞士最北端的巴塞尔。

3．排除了险情

最后，季羡林通过克恩教授的介绍，认识了瑞士的一位学者兼银行家，名叫萨拉赞。

红海是非洲和亚洲之间的狭长海域，这个地区没有任何常年河流注入，周围气候干热，雨量稀少，平均气温就在25℃—28℃之间。2月中旬以后，天气已经很热了。由于这样，过红海经受的难关，第一个就是这难耐的热，而从苏伊士湾到曼德海峡长达二千一百多公里，轮船要渡过这条漫长的海路，不知要熬过多少个难耐的干热的白天和夜晚。

施米特教授曾在中国辅仁大学任教，著作等身，尤其对世界各民族语言的分类，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在世界学人中广有名声。季羡林与他们交往，体会最深的是他们虽是神甫但并没有所谓的“上帝气”，研究天主教以外的其他宗教，颇能持客观态度。

热之后的第二道难关是险。红海这个地方，缺乏天然良港，由于大气层中炫眼的热闪光、沙暴、暗礁险滩和水流湍急等原因，轮船的航行是十分困难的。季羡林由于是局外人，对此当然不会有体会。

两位奥地利教授都是天主教神甫，由于奥地利被德国纳粹所吞并，他们到瑞士来避难，在这个小村里建立了一个研究所。他们都是人类学家，是著名的维也纳学派的领导人。他们就在这个研究所里与这一学派的其他重要人物聚会，还接待外国学者从事研究工作，沼泽就是其中之一。

有一件后怕的事，是轮船过了马六甲海峡以后才知道的。原来因为当时第二次大战刚刚结束，大海中满布的水雷还没有来得及全部清除，从地中海到红海，再到印度洋，到处都是这样。在季羡林乘坐的这艘船启航以前，已经有几艘船触雷沉没了，对此，季羡林最初并不清楚，但多少有点感觉，因为一上船的时候，乘客们便被集合到甲板上，戴上救生圈，排班演习。此后，天天要到甲板上去“站班”。

就在1945年10月23日第一次见到克恩教授的那天，季羡林还见到了奥地利学者科伯斯教授。而在弗里堡附近的一个小村弗鲁瓦德维尔，他又一次见到了科伯斯教授，另外还认识了奥地利的另一位学者施米特教授和日本学者沼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