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重归故土 (第2/5页)

轮船就这样继续行驶，险情在季羡林他们完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被排除了，船驶入印度洋，又继续航行了。二十多天的航行，有多少险情发生，谁也不知道，轮船终于接近马六甲海峡了。这里是连接印度洋安达曼海和太平洋南海的水道。过了这条水道，一天早晨，船长告诉大家，头天夜里他一夜没合眼，这里是水雷危险区，他生怕会出什么问题。现在，最危险的地区已经抛在后面了，险情算是排除了，从此，他终于可以安心睡觉了。季羡林他们听了，心里直发毛，都有点后怕，他们知道险情被排除了，所以感到后怕是幸福的，因为只有危险过了以后，才能有后怕。

短短的一段时间的接触，他们之间产生了深厚的友情，这种友情似乎是超过师生以上的感情，有一种难舍难离的留恋之情。直到老年，季羡林想起他们，还常激动，仍不免有怀念之情，又是快乐，又是痛苦，酸甜苦辣，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就在这种幸福感充溢心中的时候，季羡林乘坐的轮船驶入了越南同奈河的下游，这是一条大河，河面极宽，简直就像《庄子·秋水》中所说的“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过了二十多天海上生活，轮船仿佛在天上航行，见不到大陆，现在终于看到了河两岸的芦苇，蒹葭苍苍，一片青翠，季羡林觉得又回到了人间，心里热乎乎的，感到非常温暖。

他夫妇俩都非常关心我的生活。我在德国十年，没有钱买一件好大衣，到瑞士时正值冬天，我身上穿的仍然是十一年前在中国买的大衣，既单薄，又破烂。他们讥笑称之为Mntelchen（小大衣）。教授夫人看到我的衣服破了，给我缝补过几次，还给我织过一件毛衣。这一切在我这个背井离乡漂泊异域十年多的游子心中产生什么情感，大家一想就可以知道，用不着我再讲了。

1946年3月7日，经过在大河中的一段航行，轮船在西贡市靠了岸，海上漂流的第一个阶段，算是结束了。

最使季羡林感动的，是他们夫妇俩特别关心他的生活。季羡林深情地写道：

4．在西贡闻到了家乡味

克恩教授年过五十，但精力充沛，为人豪爽。他对中国哲学极感兴趣，和季羡林萍水相逢，却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有一段时间，他俩天天见面，共同将《论语》和《中庸》这两部儒家经典翻译成德语。研究中国经典的计划，是他写一部长达几十卷《世界历史》庞大计划的一部分。

到了西贡，从马赛开出的这艘轮船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

弗里茨·克恩教授是波恩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因为思想进步，反对纳粹，在德国呆不下去了，不得已离开德国来到瑞士。但在瑞士却没有相应的大学教席，而瑞士又是米珠薪贵的地方，为了糊口，在德国从来不工作的夫人，只得到近处一个乡村神甫家里当保姆。神甫脾气极坏，常常暴跳如雷，一个教授夫人当这种人的保姆，会有什么样的心态，是可以想见的。

下了船，季羡林想起了在船上结交的法国年轻军官，想与他告别一声，穿过摩肩接踵的人群，好不容易才在万头攒动的法国士兵中找到了他。没想到，季羡林怀着一颗热烈的心，简直是跑上前去想同他握手告别，而他却掉转了头，眼睛根本不看季羡林，而是盯向别的方向。季羡林大吃一惊，当头挨了一棒，仿佛被人浇了一头凉水，先是愕然，后是坦然，最后才感到是当然。因为现在是到了法国人的殖民地，必须摆出一副殖民主义者的架势，才算够谱。因此，在轮船上托在手掌上的那颗心，现在又收回，装到腔子里去了。季羡林也并不生气，心里只觉得非常有趣。

除了与这些天主教人士的接触，季羡林在弗里堡的最大收获，是结交了一批外国学者新朋友。

在这里，要换乘轮船去香港。而轮船又遥遥无期。季羡林他们又住进了旅馆。

在圣·朱斯坦公寓，一个姓田的中国神甫不失时机地与季羡林交谈。几次都谈到宗教信仰和上帝的问题，有想发展他入教之意，但季羡林自认没有任何宗教细胞，是一个没有任何宗教需要的俗人，田神甫的愿望自然落空。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虔诚的宗教徒，季羡林在解放后的北京见到他，已经脱下僧装换俗装，成家立业了。季羡林只得慨叹人生变化之剧烈。

经过一番斗争，南京政府驻西贡总领事馆对几个中国留学生的招待颇为周到。有了瑞士和马赛的经验，所以，他们住进旅馆，就决定给这些外交官员一个下马威，给一点颜色看。

1945年12月25日，季羡林又去观看了沙里爱大主教主持的第一次大弥撒。上午到了一所叫St．Nicolas的大教堂，里边已有不少人先到了。仪式开始以后，神甫们把沙里爱大主教接进教堂，接着是奏乐、唱圣歌、磕头，种种仪式接踵而至，然后，大主教走下祭坛，走到一个大笼子似的小屋里，开始向信仰们布道。布完道，又走上祭坛，这才正式开始做大弥撒。然而其仪式也不过是鞠躬、唱圣歌、磕头，一直到中午十一点半才做完。

第一次吃饭时，季羡林看到餐桌摆的是竹筷子，便试探性地，甚至有点近于无理取闹地说：这竹筷子不行，要换象牙筷子！结果第二次吃饭时，果真换了象牙筷子，筷子上闪闪射出的白光，宣告了他们斗争的第一个胜利。

1945年11月21日，季羡林吃过早饭，到主教府前观看沙里爱大主教的就职仪式。他看到红衣主教们一个个上汽车走了，但到十一点，才知道有庆祝游行。实际上，一直等到十二点，才听到远处有音乐响起来，不久，看到士兵和警察走过，学生紧跟在后面，一队一队穿街而过。不知过了多少队伍，后边才出现了神甫、政府大员和各省主教，最后边则是罗马教皇代表、沙里爱主教。他们穿着奇奇怪怪的衣服，像北京的喇嘛，穿了彩色衣服在跳舞捉鬼一样，一直到一点，庆祝典礼才结束。

这之后，他们又与总领事尹凤藻交了几次火。

弗里堡有一座颇为知名的天主教大学，是1889年建成的，成为瑞士天主教的中心。旧市区保留了许多中世纪的外貌，哥特式房屋、防御土墙和塔楼、城门，比比皆是，沙里爱神甫颇得梵蒂冈教廷的信任，没过多久，被任命为瑞士三省的大主教。

一次是1946年3月13日。这天上午十点，季羡林他们去领事馆见他，他不在。一直等到十一点，他才回来。一见面，尹凤藻态度非常不客气，季羡林心里大火，和他顶了起来，季羡林这一硬，他反而和气了。这种官僚就是这样欺软不欺硬。

这之后，他们就大部分时间住在弗里堡，只是与使馆交涉时，才去伯尔尼。

第二次是在1946年4月13日，到西贡已经一个多月了。早晨六点起床，吃过早饭，季羡林便同刘先志等人去领事馆，交涉到香港的大中华轮船的头等舱位。一开始，尹凤藻耍滑头，不想给订，一看他们来势不善，才答应了，他们又一次得到斗争胜利的欢乐。

季羡林到弗里堡的第二天，是10月10日。他们应邀返回伯尔尼，参加晚上在使馆举行的所谓双十节宴会。来自欧洲许多国家的留学生都到了，济济一堂，大有“八方风雨会中州”之势。宴会上精美的饭菜多得很，但在饥饿地狱里呆久了已经失掉饱的感觉，人们说饿久的人，不能暴吃，否则会撑死的。季羡林只得随时警惕，不敢畅所欲吃。

西贡真是别有一番天地。西贡地处热带，时值春末夏初，骄阳似火，椰树林蓊郁繁茂，浓翠扑人眉宇。季羡林第一次看到热带风光，大开眼界：

在这里，季羡林对天主教有了一些了解。神甫有很大的个人自由，除了明令不允许结婚外，其他人间的饮食娱乐，都可以尽情享受。许多天主教寺院都能酿造出上好的葡萄酒，神甫们可以随便喝。但对修女的要求，则相当严格，颇多限制，行动没有那么自由，禁欲主义是她们必须严格奉行的。

仿佛有一股从地中心爆发出来的生命力，使这里的植物和动物都饱含着无量生机，说到动物，最使我这个北方人吃惊的是蝎虎子（壁虎）之多，墙上爬的到处是这玩意儿。这种情景我以后只在西双版纳看到过，还有一种大蜥蜴，在不知名的树上爬上爬下，也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用小树枝打它，它立即变了颜色，从又灰又黄变得碧绿闪光，难道这就是所谓变色龙吗？

住在这样一个天主教办的公寓里，生活往往带有神秘的宗教色彩。每餐饭前，必要祈祷。季羡林不是教徒，但也只能肃立在旁，看着教徒们站在餐桌前，口中念念有词地祈祷上帝普降之福。等他们祈祷完，这才能坐下来狼吞虎咽，大嚼一顿。

此时，雨季已经开始。每天多在下午必定下雨，本地人说，雨什么时候开始下，决定于雨季来临时第一天下雨的时间，如果第一天是下午二点开始下雨，那以后每天都是此时开始。

公寓里的人员和整个瑞士一样，表现出多语言、多民族的现象。老板是讲法语的沙里爱神甫，而管理员则是讲德语的奥地利神甫。管理员个子高高的，说话挺幽默。一见面，就对季羡林说：“年幼长身体的时候，偶一不小心，忘记了停止长，所以就长得这么高。”

季羡林观赏到热带雨季的风光。暴雨降临前，往往还是烈日当空，普照着大地，连一点下雨的迹象也没有。但是刹那间，鬼使神差似的，一下子彤云密布，天昏地暗，雷电交加，一会儿便大雨倾盆了，其声势，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古人形容说：“滋禾润稼，花枝上斜挂玉玲珑；此地肥田，草梢间乱滴珍珠滚。高山翻下千重浪，低凹平添白练水。遍地草浇鸭顶绿，满山石洗佛头清。推塌锦江花四海，好雨，扳倒天河往下倾。”想不到古人形容的大雨，季羡林在西贡竟身临其境，体验到了。只见大马路上到处溅起了珍珠似的水花，椰子树也都被雨水冲洗。然而时隔不久，大雨会蓦地停下，黑云退席，蓝天出台，又是一片阳光灿烂的大地了。

本来以为在这里临时住几天就走的，没想到在公寓一住又是几个月，当了几个月天主教公寓的“寓公”。

对越南人的风情习俗，季羡林在这里有了初步的了解。女人的潇洒，男人的闲散，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季羡林和张维等人被安排在天主教办的圣·朱斯坦公寓里。在他们来这里之前，已有四个中国留学生住在里边了，其中有一个已经当了天主教神甫，其他还有信天主教的。这几个人到车站，把季羡林他们接进了公寓。

由于地处热带，越南妇女的衣着表现出热带的明显特点。越南妇女的衣着，有点类似中国旗袍。但用料是白绸子，而且开衩之处极大，几乎开到腋下。还要穿上黑绸子缝的裤子，穿上这一套衣服，上白下黑，或里黑外白，旗袍由于开衩极大，所以很容易飘动。年轻的越南倩女，在热带的微风之中，款款走来，白色的旗袍和黑色的绸裤，飘动着，招展着，犹如黑白大理石雕成的女神像，但不是兀立在那里不动，而是满世界游动。在她们身上，季羡林他们看到了散发出的青春活力。连整个街道都由于她们而显得生气勃勃，活动起来，这样的一种东方美，是越南少女独有的潇洒，在西欧国家找不到，在其他东方国家也找不到。

弗里堡是一个离伯尔尼只有几十公里的小城，人口只有几万人。瑞士本是个山国，小城也是个山城，城里还算平坦，四周就都是山了。有的桥就修在两个悬崖之间，往往是用铁索桥把两个悬崖连接起来，汽车和行人都从上面通过。行人在铁索桥上走动，桥就摇摇晃晃的，汽车过桥时，全桥都震动起来，简直有地动山摇之势。在桥上走时，往下看心惊胆颤，有如从飞机上往下看的感觉，令人头昏目眩。

而男人们呢？因为在热带，稻米可以一年三熟或四熟，大米是极便宜的，不用吹灰之力，就可以弄到大米，填饱肚皮。由于谋生容易，所以男人们都十分闲散。除了下雨的时候，人们都在户外活动，椰子树或是其他不知名的树下，人们懒洋洋地坐着，或聊天，或抽烟，或饮茶，那种悠然自得的样子，真让人叫绝。季羡林此时不禁想起西方什么人说过一句话：

3．弗里堡的外国新朋友

世界上什么东西都害怕时间，时间惟独害怕东方人。

在这里，季羡林结交了不少新的学者朋友，而且还同公使开展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斗争。

最重要的，是季羡林在西贡市看到了不少华人，闻到了强烈的故乡味。

没想到，在这里从1945年10月9日，一住就住到1946年2月2日，将近四个月。

西贡市中心不远的大街上，市场上，来来往往的尽是中国人。商店主是中国人，商店的招牌是汉字，顾客也都是中国人，还有许多小型工厂，如碾米厂、砖瓦厂之类，也是中国人在这里开办的。至于吃的东西，则更是中国风味，什么酒楼，小吃摊，一律的广东风味，广东腊肠，广东腊肉，满货架上都是，名贵的烤乳猪也随处可见。人说食在广州，没想到西贡竟有这么多广东菜肴，这使季羡林闻到的故乡味更为浓郁了。

在使馆没停留多久，季羡林一行在当天晚上，乘车来到小城弗里堡。

西贡的华人学校很多。中学有几所，小学则很多，华人报纸、华人书店、华人作家、华人文化人、华人医院也到处可见。季羡林这批中国留学生，一到这里，便与华人文化人有了接触，应邀讲演，写文章，赴宴。

公使馆政务参赞王家鸿，负责接待季羡林他们。王家鸿是留德博士出身。和德国来的留学生谈话也比较融洽、投机。这位博士把10月份国民党政府的救济费发给他们，还与他们谈了一些国内的情况。谈话中，季羡林发现，在他身上有一种和哥廷根姓张的那位留学生一样的“蓝衣社”气味。瑞士公使馆已经接到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指令，让他们竭尽全力，救济因二战而沦落或滞留在欧洲的留学生。司马昭之心，季羡林心里自然清楚。但是，使馆为了省钱，让他们到伯尔尼西南不远的一个小城去，住天主教开设的一家公寓。他们觉得能有个地方住，也就心满意足了，所以也都没有异议。

一天，季羡林到一个中学去讲演。他偶尔提到了蒋介石的名字，全场忽地一声，全体起立，把季羡林吓了一大跳，手足无措，后来知道，这里当时都是这个样子，大概是从国内国民党军队传播出去的。

季羡林的初中老同学张天麟和牛西园夫妇，带着他们的小儿子张文，还有使馆里的几个人，前来车站迎接他们一行。他们到张天麟家里，略微休息了一会儿，就赶到中国驻瑞士公使馆去报到。时间是1945年10月9日。

华侨们非常尊敬这批中国留德学生，把他们当做亲人，关系非常融洽。南京政府派驻的总领事馆，是来管理越南华侨事宜的，但实际上却继承了过去大衙门的一切弊病，华侨吃亏是经常事，但因为无法到南京投诉，也只有忍气吞声了。华侨们看到这批留洋学生，认为他们有后台，便托他们到总领事馆说这说那，把他们当成青天大老爷了。他们见到领事馆的人，有意无意之间，为华侨说上几句，居然也会奏效，原来领事馆的人也认为他们是有后台的。华侨们信任他们，愿意同他们来往，留学生们住的旅店，经常是门庭若市，宴会无虚日，天天有人请。

路途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季羡林因为在德国时挨饿挨怕了，所以在离开哥廷根时，带了几块黑面包，以备路上不时之需。然而在德国境内时，有美国人和法国人接待，面包并没有用上，而到了瑞士，黑面包的历史使命便彻底完成，再也无用武之地了。于是，季羡林想用中国的办法，从车窗里把面包扔出去，让瑞士的蚂蚁去会餐。但铁轨两边竟然看不到一个有点垃圾，或者有点不洁净的地方，以便为黑面包寻一个归宿之地。他找呀，看呀，看呀，找呀，从瑞士边境，一直到伯尔尼，却始终没找到一片哪怕是有一点垃圾或有点纸片的地方。不得已，他只得手里攥着那块黑面包，下了火车。

季羡林不无深情地写道：

瑞士毕竟是个小国，国土面积不大。从边境登上火车，一边欣赏着湖光山色，一边闲聊着，不知不觉地就到了首都伯尔尼。

从空间距离上来看，祖国离开我们已经比在万里外的欧洲近得多了。我们也确实感到了祖国的气息。这里的华侨十分关心祖国的抗战。同世界其他各地的华侨一样，他们热爱祖国，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此时抗战虽然已经胜利，但是在长达八年的浴血抗战中出现的许多新鲜事物，仍然在此地保留着。比如《义勇军进行曲》我就是第一次在西贡听到的。它振奋了我这个远方归来的游子的心，让我感到鼓舞，感到光荣，感到兴奋，感到骄傲，觉得从此可以挺起腰板来做人了。……此外，从当地华侨嘴里说的普通话中，我还听到了一些新词儿，比如“伤脑筋”、“搞”等等，都是我离开祖国时还没有出现过的。语言是随时变动的，这些词儿都是变动的产物。

远山如黛，山巅积雪如银，倒映湖中，又氤氲成一团紫气，再衬托上湖畔的浓碧，形成了一种神奇的仙境。我学了半辈子语言，说了半辈子话，读了半辈子中西名著，然而，到了今天，我学的语言，我说的话，我读的名著，哪一个也帮不了我，我要用嘴描绘眼前的美景，我说不出；我要用笔写出眼前的美景，我写不出。最后，万不得已，我只能乞灵于《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徒唤“奈何”了。我现在完全领悟到，这绝非出自艺术家的创造，出自他们的幻想。不但如此，我只能说，他们的创造远远不够，他们的幻想也远远不足。中国古诗说：“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瑞士山水的意态又岂是人世间凡人艺术家所能表现出的呢！我现在完全不怪那些艺术家了。

这些大大小小的新鲜事物，都明确无误地告诉我说，我离开祖国不远了，祖国就在我的身边了，我心里感到异常的前所未有的温暖。

现在季羡林亲身来到了瑞士。虽然起初只能坐在火车上，凭窗观赏外面的风景，但就这样也够让他大吃一惊的了。他亲眼看到的瑞士自然风光，其美妙，其神奇，其变幻莫测，其引人遐思，远远超过了他小时候看到的照片或者图画，也非自己言语能表达：

5．香港印象

这些照片和图画中，有许多是属于瑞士风景的。看了这些照片和图画，季羡林大为吃惊，因为那样的湖光山色，颜色奇丽，青紫相间，斑斓如画，宛如阆苑仙境。他总怀疑，这些作品都是出自艺术家的创造，出自他们的幻想，认为世间根本不可能有这样匪夷所思奇丽如幻的自然风光。

在西贡，从1946年3月7日抵达，一直到4月19日离开，共住了四十多天。

季羡林在济南南城根一师附小读小学的时候，在学校小图书室里看过许多属于儿童世界的作品，其中有大量的插图和照片。这些作品，曾鼓动了他当时幼稚的幻想，把他带到动物的世界里，植物的世界里，月的国，虹的国里去翱翔，不止一次地，他在幻想里，看到长着金色翅膀的天使，在一团金色的光里飞舞。终于自己也仿佛加入到里面去，一直忘记了哪是天使，哪是自己，而这些天使就这样一直陪他到梦里去。

4月19日，季羡林终于登上大中华号轮船，驶离西贡，开往香港。

2．瑞士弗里堡暂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