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重归故土 (第4/5页)

进了上海，季羡林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辞别德国师友时，心里十分痛苦，特别是西克教授，我看到这位耄耋老人面色凄楚，双手发颤，我们都知道，这是最后一面了，我连头也不敢回，眼里流满了热泪，我的女房东对我放声大哭，她儿子在外地，丈夫已死，我这一走，房子里空空洞洞，只剩下她一个人。几年来她实际上是同我相依为命，而今以后，日子可怎样过呀！

上海，这真是中国地方了。自己去国十一年，以前自己还想象再见祖国时的心情。现在真正地见了，但觉得异常陌生，一点温热的感觉都没有。难道是自己变了么？还是祖国变了呢？

季羡林要回国了，离别时那难忘而动人的一幕终于出现了。

2．转赴南京

中国古代俗语说：千里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人的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当年佛祖规定，浮屠不三宿桑下。害怕和尚在一棵桑树下连连住三宿，就会产生留恋之情。这对和尚的修行不利。我在哥廷根住了不是三宿，而是三宿的一千二百倍。留恋之情，焉能免掉？好在我是一个俗人，从来也没有想当和尚，不想修仙学道，不想涅槃，西天无分，东土有根。留恋就让它留恋吧！但是留恋毕竟是有限期的。我是一个有国有家有父母有妻子的人，是我要走的时候了。

偌大一个上海，季羡林却无亲无故，竟无立锥之地。

对这一难以割舍的离别情，季羡林无论如何要把它了断。他开始了复杂的思想斗争，以割断这留恋之情：

而当时正值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激烈进行，交通中断，他又无法立即回济南老家探亲。他终于设法和家中取得了联系，寄了一些钱回家。而经济的拮据使他在上海住不起旅馆。

有人说，人情翻覆似波澜；也有人说，人情似飞絮，悠扬便逐春风去；也有人说，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只有圣人才能驾驭它，所以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而此时季羡林面对的难题，是如何解决这依依惜别情。

下了船之后，一同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四散而走。季羡林没有落脚之处，又回不了家，他忽然想起了在南京的老同学李长之。何不到南京去找李长之暂住呢？

《礼记·礼运》篇说：“何谓人情？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不学而能。”后来，中国哲人相沿成习，把这七种感情叫做情，实际上是把由人的社会需要而产生的心理体验叫做情。

李长之本是济南人，是季羡林惟一的一个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连贯”的同学，私交很好，有深厚的友谊。他当时正在南京国立编译馆工作。

中国人常说，人非木石，安能无心？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中国人不大理解西方有些思想家的观念。比方说，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尼采说，人是本能的动物；罗曼·罗兰说，人有时是狼，有时是狗，有时是羊；托尔斯泰说，人是不可理解的创造物。中国人反对人是动物的观点，而主张人是万物之灵。灵之表现之一，就是人情之存在。

李长之1936年清华毕业后，先留校任教，后调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开始写《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1945年春天，他身患肺病，不得不离开工作七年的中央大学，担任重庆北碚编译馆编审。1946年，他又到南京国立编译馆，任代理图书馆主任，在这里完成了《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但南京不是他怎么喜欢的地方，只是在写作时面对着的鸡鸣寺和玄武湖上的风光，让他有恋恋之情。到1946年10月，在季羡林到北京之后不久，李长之也到北京师范大学担任了副教授。李长之著述颇丰，到1956年已出版著作三十多种，论文一百多万字，可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从此被剥夺了创作与出版著作的权力，1978年仅68岁时死于中毒性肺炎。

中国人是最重情的民族，自古已然。情在风雨雷霆之中，在日月三光之中，在诗书万卷之中，在庭园花木之中，在河川大地之中，在崇山峻岭之中，在茂林修竹之中，在丝竹管弦之中；以至道家之言，禅林之慧，儒家之道，也都无处不体现着情。

季羡林从上海到了南京。当时，抗战胜利不久，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在全国满天飞，搜刮金银财宝，兴高采烈。季羡林一介穷书生，正处于“无条无理”的阶段，到南京仍住不起旅馆，只好借住在李长之的办公室内。

我本来就喜欢它们的，现在一旦要离别，更觉得它们可亲可爱了。哥廷根是个小城，全城每一个角落似乎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我仿佛踩过每粒石头子，不知道有多少商店我曾出出进进过，看到街上的每一个人都似曾相识。古城墙上高大的橡树、席勒草坪中芊绵的绿草、俾斯麦塔高耸入云的尖顶、大森林中惊逃的小鹿、初春从雪中探头出来的雪钟、晚秋群山顶上斑斓的红叶，等等，这许许多多纷然杂陈的东西，无不牵动我的情思。至于那一所古老的大学和我那一些尊敬的老师，更让我觉得难舍难分。最后但不是最小，还有我的女房东，现在也只得分手了。十年相处，多少风晨月夕，多少难以忘怀的往事，“当时只道是寻常”，现在却是可想而不可即，非常非常不寻常了。

李长之从重庆中央大学来到南京，先在南京中央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不久转到国立编译馆。从来到离开，在南京前后不到一年。

而一旦真要离开这个生活了十年的地方，离情别绪立刻袭上季羡林的心头。这段时间，仅次于当时在济南住的十多年，比在故乡临清的六年和在北京的四年都要长。面对着即将要离开的可爱的哥廷根，每一座建筑，每一条街道，甚至于山下路边的一草一木，似乎都在挽留季羡林继续留下来，似乎用无言的情愫在诉说着它们和他共同度过的近四千个日日夜夜。

李长之他们白天要在办公室办公，季羡林无处容身，只得出去游荡。

具备了回国的物质条件，季羡林一方面整理回国的东西，一方面向师友们告别。

国立编译馆就在风景胜地台城下面，季羡林出去游荡最近也最好的处所，自然也就是台城了。什么鸡鸣寺、胭脂井，他几乎天天都到。他这样天天游荡，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能安定下来，有一间房子，有一张书桌，别的奢望，一点也没有。虽然山光水色，风景怡人，但是他并没有多少闲情逸致。他自己觉得，自己的处境颇像旧戏中的秦琼，心里琢磨的是怎样卖掉黄骠马，用自己学到的知识谋得一个安身立命之地。

季羡林和张维又想到了“盟军”。当时，美国还有一部分驻军留在哥廷根，而市政府管理的大权则已移交给英国政府。于是，他们决定去找英国人管理的市政府，英军上尉沃特金斯接待了他们，非常客气地答应帮忙，提供一辆吉普车，并配备一名司机。

看着台城上面郁郁葱葱的古柳，季羡林心头不由地涌出了唐代韦庄的一首《金陵图》：

可是，几个中国人哪儿去找车呢？

江雨霏霏江草齐，

由于战争的破坏，德国的公路交通运输完全中断，所以要想去瑞士，只能靠自己解决交通工具。

六朝如梦鸟空啼。

回国还是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走瑞士，先坐汽车到瑞士边境，在边境设法与国民党驻瑞士使馆取得联系，获得入境的许可。

无情最是台城柳，

汉诺威之行没有办成签证，并没有动摇季羡林和张维、刘先志等人的回国决心。无论如何，他们也不能再在德国呆下去了。季羡林仿佛看到自己的故乡，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国家，在向自己招手了，故乡在欢迎游子回归。

依旧烟笼十里堤。

3．依依惜别情

韦庄的这首怀古诗，借六朝兴亡来抒发人世的哀愁和凄惋，六朝古都的繁华已如梦般飞逝而去，只剩下一些鸟儿空自在旧地上哀啼。最无情的是那台城的古柳，对六朝兴亡竟全无感触，依然如旧日轻烟，雾蒙蒙地笼罩着十里长堤。

值得庆幸的是，战争终于结束了，而季羡林则终于有可能回国了。

但是，季羡林想到的是，从六朝到现在，又不知道有多少朝多少代过去了。古柳依然是葱茏繁茂，改朝换代并没有影响了它们的情绪。今天，他站在古柳面前，一点也没有觉得它们“无情”，反而觉得它们有情得很。南京本是火炉，是夏天里人们都想避开的地方，而季羡林却不得不天天在六月的炎阳之下，奔波游荡，只有在台城古柳的浓荫之下，才能获得片刻的清凉，让他能够坐下来小憩一会儿。他难道不该感谢这些古柳，反而去说三道四吗？

从1935年到达德国，看到的是一个和平的德国。而一个好端端的德国，在希特勒上台之后，一步步把德国人民推入战争的深渊，德国已经是满目疮痍，不光是德国人“凝神寂听，心伤已摧”，就是季羡林作为一个外国人，目睹了这十年的沧海桑田，心里会是什么滋味也概可想见了。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李长之告诉季羡林，梁实秋先生全家从重庆复员，也回到南京了，并且就在李长之工作的国立编译馆工作。

观基扃之固护，将万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余载，竟瓜剖而豆分！泽葵依井，荒葛罥途。坛罗虺蜮，阶斗麕鼯。……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颓。直视千里外，唯见起黄埃。凝思寂听，心伤已摧。

季羡林听到这一消息，简直是喜出望外。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读过不少梁先生的文章，虽然并不认识梁先生，但很欣赏他的文才，对他怀有崇敬的心情。他比季羡林大十几岁，季羡林把他当做自己的老师一辈。没想到在南京有机会能见到梁先生。

而轰炸后是《芜城赋》所说：

经过李长之的介绍，季羡林认识了梁实秋先生。一见面，季羡林对他的人品和谈吐立刻就产生了倾慕之心。没有任何繁文缛节，俩人成了好朋友。

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贾贸墆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

有一天，梁实秋先生在南京的一家大饭店里宴请季羡林。那天，他们一边吃着十分精美的饭菜，一边进行着十分愉快的交谈。当时，梁先生的夫人和三个孩子文茜、文蔷、文骐也都在场。

经过这一次实地观察，季羡林有了亲身感受，他用旧酒装新瓶的办法，用左太冲的《蜀都赋》和鲍明远的《芜城赋》中的两段，分别来形容轰炸前后的德国城市，轰炸前是《蜀都赋》所说：

这一次和梁先生晤面，对于他的为人毫无架子，像季羡林和李长之这样的年轻人，竟也平等对待，态度真诚和蔼，令人难忘。季羡林感到，这种作风，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总算是难能可贵。

但是，对于季羡林来说，汉诺威之行他不但不后悔，反而还有点高兴，他在庆幸自己，在无意中得到这样一个机会，去亲眼看一看盟军轰炸之后的德国实况。如果不知道真正的轰炸，反而会抱憾终生了。

后来梁先生去了台湾，他的爱国之心，学术文章，功在人民，海峡两岸是有目共睹的，谁也不会有什么异辞。直到梁先生去世之前，他还老是惦念着季羡林，让女儿文茜和文蔷专门去看望。季羡林知道他还没有忘记自己，心里非常感动。

进了代办处，季羡林和张维碰了一鼻子灰，代办处的办事人员对他们说，因为他们没有收到瑞士方面的正式邀请和批准，因此无法给他们签发进入瑞士的入境签证。季羡林和张维好说歹说也不能说服他，他们只能白跑一趟，悻悻地返回哥廷根。

就在南京李长之办公室暂住的日子里，季羡林到俞大维官邸谒见了恩师陈寅恪先生。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穿过无数的断壁残垣，终于找到了瑞士驻汉诺威代办处。

季羡林在离开德国以前，就听说恩师陈寅恪先生在英国医治眼疾。他连忙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汇报自己在德国十年来的学习情况，并将自己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和其他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寄呈给他。季羡林当时很快就收到先生的复信，告知他的近况，并说不久即将回国。陈寅恪还在信中说，他想向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几位先生介绍季羡林去北大任教。看了那封信，季羡林真是喜出望外，有谁听到能到最高学府去任教而不引以为荣呢？所以，季羡林又立即回了一封信，表示同意和感谢。

季羡林和张维只得在这些废墟之中寻找，因为虽然经过“铺地毯”式的狂轰滥炸，仍有个别漏网之鱼，也有一点铺不上“地毯”的空隙。空隙中可能就有个把座幸存的大楼，里边还有几间房子，可以勉强办公，有一些在城里无房可住的人，晚上住在城外乡镇中的临时住处，白天就进城去办公。瑞士驻汉诺威代办处，据说就在这样的一些空隙中的一座大楼内，他们要找的就是这座大楼。

一听到陈寅恪先生就在南京，季羡林赶快赶到俞大维的官邸。陈先生寄住于此。见了面，陈先生特别高兴，他们畅谈了阔别十多年以来各自的详细情况。临告别之时，陈先生又特别叮嘱季羡林，一定要去鸡鸣寺下的中央研究院，去拜见北大代校长傅斯年先生，并特别嘱咐，要带上用德文写成的几篇论文。季羡林由衷地感到先生对自己的爱护之深和用心之细。

整个汉诺威完全不像个城市了。有时候，从远处看，好像是高楼林立，而走近一看，却只见一片废墟。到处是断壁残垣，简直就像是古罗马的斗兽场遗址。马路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弹坑，还没来得及修复，汽车避开弹坑小心翼翼地行驶。

3．结识臧克家

我们来到汉诺威看到的就是这些花圈，这种景象在哥廷根是看不到的。最初我是大惑不解。了解了原因以后，我又感到十分吃惊，感到可怕，感到悲哀。据说地窖里的老鼠，由于饱餐人肉，营养过分丰富，长到一尺多。德国这样一个优秀伟大的民族，竟落到这个下场，我心里酸甜苦辣，万感交集，真想到什么地方去痛哭一场。

在李长之南京的家里，季羡林结识了臧克家，从此一生定交，友谊保持到如今。

这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城里面光留下一个空架子，几乎没有什么居民。大街两旁全是被轰炸过的高楼大厦，但只剩下几堵墙。沿墙的地下室窗口旁，摆满上坟用的花圈，据说被埋在地下室里的人成千上万。当时轰炸后，还能听到里面的求救声，但没法挖开地下室救他们，声音日渐微弱，终于无声地死在里边。现在停战了，还是无法挖开地下室，抬出尸体。家人上坟就只好把花圈摆在窗外。这种景象实在让人毛骨悚然。

说到臧克家，季羡林在上世纪30年代就与他有过一次小小的文案。

对这样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季羡林久仰大名，只是无缘到此。这次因为办签证来到这里，使他大吃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