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重归故土 (第5/5页)

原来，臧克家在上世纪30年代曾出版过一部《烙印》的诗集，其中收有《烙印》、《罪恶的黑手》等二十六首诗，写洋车夫、贩鱼郎、老哥哥等可怜的黑暗角落里的人群，这些诗作被老舍先生称为“石山旁的劲竹”，真心地“希望它变株大松”。而季羡林却认为诗中对洋车夫的真实状况并不理解，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也并不是从劳动人民的立场去理解。因此，他就写过一篇评论发表出去，对《烙印》有些微辞。

汉诺威是一个有名的历史古城，也是离哥廷根最近的一个大城市。这个城市在公元1100年时有了正式的历史记载，1241年设市，1815年成为汉诺威王国的首都，因为濒临莱纳河和米特兰尔运河，自然风景非常优美。古建筑包括旧市政厅、歌剧院、市政教堂和博物馆，哲学家莱布尼茨的故居也在这里，1831年创建了汉诺威大学，另外还有兽医专科学校等其他高等院校。

没想到在李长之家里见到这位山东老乡，却有一见如故之感，谈得很投机、融洽。

张维和季羡林俩人接着搭乘长途汽车，经过一百多公里的颠簸，来到哥廷根所在地区的首府汉诺威。

本来季羡林与李长之是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四连贯的同学，但李长之又与臧克家有同学关系，这层关系多不为人所知。

于是，季羡林就与张维到处打听去瑞士的办法。几经周折，他们终于得知在哥廷根城有一家瑞士人，他们连忙专程去拜访。这一家的主人是一位家庭主妇模样的中年妇女，她和气地告诉他们，入境签证她帮不了忙，要办，只能到汉诺威的瑞士驻德国代办处。

臧克家是山东诸城人，私塾、小学都是在诸城上的。1923年暑假，臧克家和同学乘胶济路火车去济南投考省立第一中学。一中为各地来省会投考的学生办了个暑期补习班，臧克家参加了。同班参加补习的有四十多人，其中就有个李长植，后来改名为长之，成为文学名家。但到考试时，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在先，臧克家去报考，结果被录取。八百名考生中，录取四十个，臧克家名列第十九。而李长之则考入正谊中学。

季羡林同张维、陆士嘉夫妇及刘先志、滕菀君夫妇商议，决定先到瑞士，从那里取道回国。这是当时惟一能回国的通路，因为那里有国民党政府的公使馆，而德国是只承认日伪汪记政府的。战后，国民党驻德公使馆并没有也不可能立即恢复。

第一师范校址在都司衙门，后来成为泺源书院，前师三年，后师三年。臧克家只读完了前师三年，1926年去武汉，进了国民政府办的中央军事学校，这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继续，但他只呆到1927年8月，便回到老家。

2．去汉诺威办签证失败

1929年，国立青岛大学（后改名山东大学）补习班招生，但需要大学预科的高中毕业的学历，臧克家本来没有资格报考，但他的族叔臧瑗把中国大学的预科毕业文凭借给他，使他进了学校大门。1930年暑假，他重新考入这所大学，成为正式学生。在入学考试中，数学得了零分。国文考试有两道作文题，一是《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一是《杂感》。他两题都作了。在《杂感》中写下三句话：

季羡林，从来都是一个平凡的人。即使获得博士学位，成为洋博士和德国的大学讲师，也没有把自己看得高于普通中国人，而是他们之中的一员，这样的心态从这时起，一直保持到成为兼容百家、学贯中外的学界泰斗。

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做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

这样几次折腾，季羡林对这些淳朴善良但又有点天真幼稚的青田朋友，有了更多的了解，除了同情他们的遭遇，怜悯他们的处境，对这些流落异域的受苦受难的炎黄子孙，充满了胞波情谊。在决心离开德国之时，虽然有那么多老师好友值得季羡林去回忆，记忆里塞满了形形色色亲朋好友的影像，很难再容下别的什么，然而却偏偏要想到这些始终不知姓名的中国青田商人。

结果被闻一多先生意外地给了个98分。1934年大学毕业，臧克家又到季羡林的老家临清中学（当时称山东省立第十一中学，现为临清一中）教中学，这又与季羡林多了一层关系。

这次邂逅青田商人，真如萍水相逢。季羡林回到哥廷根之后，还经常收到他们寄来的东西。有一次是寄了五十条领带，季羡林自己用不了，便分送给师友们。又一次，是寄来了一大桶中国豆腐。豆腐对欧洲人是极为新奇的东西，喜欢吃的人以为是天下之绝，但这样的人在德国极少。陌生者则以为豆腐是稀奇古怪的东西，不敢轻易去吃。而且在德国，当时只有汉堡的华人能做豆腐，其他地方知豆腐之美名的，可说是少得可怜。因此这一大桶豆腐落到季羡林手里，真让他犯了难，他不光是不会烹调，而且即使是会烹调，一个人也吃不了这一大桶豆腐，送给德国人，要作长篇大论的宣传鼓动工作，否则他们是不肯吃，也不敢吃的。

来南京以前，臧克家在重庆歌乐山呆了三年，1946年6月，夫人郑曼从机关中央卫生实验院“复员”到南京去，他作为眷属同行。

他们简直像捧到一个金凤凰，热情招待我吃饭，我推辞了几次，想走，但是为他们的热情感动，只好留下。他们拿出了面包和酒，还有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猪蹄子，用中国办法煨得稀烂，香气四溢。我已经几个月不知肉味了，开怀饱餐了一顿。他们绝口不谈法庭上的事，我偶一问到，他们说，这都是家常便饭，小事一端，同他们德国人还能说实话吗？我听了，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这一批青田商人背乡离井，在异域奔波，不知道有多少危险，有多少困难，辛辛苦苦弄点钱寄回家去。不少人客死异乡，即使幸存下来，也是十年八年甚至几十年回不了家。他们基本上都不识字，我没有办法同他们交流感情。看了他们木然又欣然的情景，我直想流泪。

由于有这样一个机会，季羡林才得以结识臧克家。他听说季羡林将去北京大学任教，并就任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很为季羡林高兴。他们同在异乡，吃着故乡风味的饭食，一起去玄武湖上荡舟。

现在，他们忽然得到季羡林这样一位留学生和大学讲师的帮助，又能够光临他们的陋室，自然万分高兴，季羡林很受感动。

1946年7月下旬，臧克家只身来到上海，投奔到山东同乡张亮忱家，做了一名不速之客。张亮忱是季羡林的临清老乡，是著名的为抗战而牺牲的爱国将领张自忠的弟弟。因为在重庆时同住在歌乐山，为筹备张自忠的纪念活动而认识，张亮忱把臧克家介绍给陈流沙，得以在《侨声报》负责副刊工作。

他们来到一间大房子里，七八个青田商人的住处。房子里搭的是地铺，没有什么别的设备，卫生条件自然是谈不上的。他们的生活异常简陋，中国留学生大多都瞧不起他们。而他们的活动是在自己这一个圈子里，对大使馆，他们视之为衙门，除非万不得已，决不与使馆人员沾边。

于是，臧克家便搬进上海北四川路东宝兴路138号《侨声报》报馆宿舍。这个宿舍是接收来的一座日本式小楼，楼上是拐尺形的一排房子，每人斗室一间。臧克家住在东头末尾一间，室内一桌一椅，睡“榻榻米”，入室脱鞋，客人来访，便席地而坐。臧克家任职的《侨声报》是办给华侨看的一份民间报纸，销路只有几千份。他编的副刊是文艺版，每周一次，题名为《星河》。另外每月再出一期诗歌专页，题名为《学诗》。郭沫若、茅盾、巴金、叶圣陶、冯雪峰等著名作家都是副刊的撰稿人。

可这群青田商人，却把季羡林簇拥着到了他们的住处，他们要感谢这位为被告当翻译的中国同乡。

季羡林在南京住了一段之后，还是无法回济南去看望叔父和婶母。他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从上海乘轮船到秦皇岛，再从那里坐火车到北京。

事后，一位警察对季羡林说，你们这些老乡，真让人伤脑筋，我们拿他们毫无办法，我们也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也没有多大的了不起的事，只要没有人来告，就听之任之了。季羡林则回应这位警察：如果两只眼睛都闭上，可能效果会更好。警察听了这么幽默的话，大笑不已，同季羡林友好地握手告别。

这样，季羡林来到上海，投奔到臧克家的报馆宿舍，就住在他的“榻榻米”床上。季羡林的随身行李是六个书箱子，一个挨一个，把他的这间小屋挤得更小了。他们俩有时促膝谈心，有时抵足而眠，亲如兄弟。有时候，陈流沙也凑过去，三个人高谈阔论。

但是，被告据“利”力争，矢口否认。他振振有词地说，在德国人眼里，中国人长得都是一个模样，根本分不清谁是谁，有什么证据硬说这件事一定是他干的呢？这显然是对被告最有利的理由，他便据“利”力争，结果真奏效，几个法官大眼瞪小眼，确实也分不清中国人的模样，反正都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哪里能分清哪是张，哪是王？法官们无词以对，闲扯了几句，便宣布退庭。此案终于完事大吉。

没过多久，郑曼在南京接到臧克家的信，让她辞掉工作赶快去上海团聚，以便互相照顾。臧克家夫人郑曼，也就认识了季羡林。她回忆说：

经过审问，才知道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原来是这位被告沿街叫卖，违反了德国的规定。货色、价钱也不真实，做了一点手脚，结果几个爱管闲事的德国太太向法院起诉。原先有好几个，她们出庭作证，明确说出被告的所谓“犯罪”事实，包括时间、地点，都明确无误。

我一到上海东宝兴路138号《侨声报》宿舍，就见到一位身材颀长、面容清瘦、不苟言笑而又平易近人的中年人。克家向我介绍：“这是我在南京李长之处认识的山东老乡季羡林，刚从德国留学回来，要去北京大学任教，我们一见如故，他到上海，就和我住在一起。”这是一座日本式小楼，一家一间小房子，铺的是榻榻米，没有任何家具。季先生不嫌弃我们穷困，他们就席地而坐，抵足而眠。他衣衫朴素，带的一箱箱行李全是书。在他身上，没有一点儿我见过的那些洋博士、洋专家的派头，有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而且，认识季先生越久，在他身上发现的这种美德越多，印象也越深刻，崇敬之情也就油然而生。

青田人多不会讲中国普通话，法庭审判需要靠“重译”。被告既不通德语，也不会说中国普通话，而只会说青田话，这就需要从他们的老乡中选出一位讲普通话稍好一点的，把青田话翻成普通话，再由季羡林翻译成德语，这样审问才得以顺利进行。

当时，郑振铎先生也在上海，季羡林便和臧克家、王辛笛诸友去看过几次。

到了法庭，才知道被告原来是中国青田商人。

有一次，郑振铎先生请季羡林他们吃饭。郑先生的老母亲不顾高龄，亲自下厨房做福建菜。几个同去的人，自然都非常感动，季羡林更是至今难以忘怀。

一天，季羡林突然接到一个来自另外一座城市卡塞尔市地方法院的一个命令，让他在指定时间内到该法院出庭当翻译，付翻译费50马克，如果不去，要罚款100马克。这件事让季羡林感到啼笑皆非，但他知道，德国人是很认真的，以法律为准绳，所以不能抗拒，只有奉命前往。

当时上海反动势力极为猖獗，郑先生追求进步，自然成了反动势力的对立面。他主编了一个争取民主的刊物，推动民主运动，更成了反动派的眼中钉，被列入黑名单，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当郑振铎先生与季羡林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出季羡林的意外。因为郑先生给季羡林的印象，一直是可爱可亲，和和蔼蔼，平易近人，光风霁月，菩萨慈眉。没想到，谈及此事时，郑先生的脸竟一下子红了起来，怒气冲冲，声震屋瓴，流露出极大的义愤和轻蔑。季羡林这才认识到郑先生的另一面：嫉恶如仇，横眉冷对，疾风迅雷，金刚怒目。对友与对敌，是两种态度。季羡林总算比较完整地认识郑振铎先生了。

纯属一个偶然的机会，季羡林邂逅了这批特殊的中国商人。

就在上海，季羡林告诉郑先生，他已受北京大学之聘，担任梵文讲座。郑先生听后，喜形于色，认为在北京大学教梵文简直是理想的职业。表现出对梵文文学的重视和喜爱。稍后，郑先生又在自己主编的《文艺复兴·中国文学专号》的《题辞》中写道：

这些青田商人，不是住在哥廷根，所以起初季羡林并不认识他们，只是常听到别人议论他们。

关于梵文学和中国文学的血脉相通之处，新近的研究呈现了空前的辉煌。北京大学成立了东方语文学系，季羡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几位都是对梵文学有深刻研究的。……在这个“专号”里，我们邀约了王重民先生、季羡林先生、万斯年先生、戈宝权先生和其他几位先生们写这个“专题”。我们相信，这个工作一定会给国内许多的做研究工作者们以相当的感奋的。

他们一无护照，二无人保护，转徙欧洲各国，弄到什么护照，就叫护照上写的名字。所以他们往往是今天姓张，明天姓王，居无定处，行无定名。这护照是世袭的，一个人走了或者死了，另一个人就继承。在欧洲穿越国境时，也不走海关，随便找一个小路穿过，据说也有被边防兵开枪打死的，这样辛辛苦苦，积攒下一点钱，想方设法，带回青田老家。这些人誓死不忘故国，在欧洲同吉卜赛人并驾齐驱。

郑振铎先生对于后学溢于言表的热爱和鼓励之情，使季羡林非常感奋。

能够到达欧洲的人，便成了幸存者，为了糊口，他们沿街叫卖一些小东西，如领带之类。领带本是欧洲厂家的产品，商标上是明写着的，他们却诡称是中国丝绸制成的。就这样，他们靠着祖先在丝绸业方面的威名，捣鼓这些小玩意糊口度日。

此外，在上海时，季羡林还和臧克家到狄斯威路的一座花园洋房里去拜访郭沫若，可惜没见到。而叶圣陶的家就住在距臧克家住处咫尺的大街上，季羡林很顺利地拜访了叶老。

这些浙江青田商人被迫外出逃荒，青田这个地方养不活这里的人。为了求得一条生路，他们不知经过多少磨难，吃过多少苦头，行程数万里，历经数个国家，有的是横穿中国大地，经中亚，走到西亚，然后又转入欧洲。有的是走海路，但没有钱买船票，就让商人把自己锁在货仓里，用小恩小惠买通有关人员，让他们在大海中航行时，在夜里偷偷打开货仓，送点水，送点饭，方便方便，再锁起来。据说有的人便死在货仓里，到了什么地方登岸时，打开货仓，里边的人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

有一天，季羡林忽然听到传闻，国民党警察在南京下关车站蛮横地毒打了进京请愿的进步人士，其中有一个叫曹联亚（靖华）。从此，曹靖华的名字又深深地印在季羡林的记忆中，后来在北京大学工作时，他们又成了同事。

除了这些中国留学生，季羡林还在德国认识了一批中国青田商人。

4．到达北京

在这些留学生中，季羡林交的朋友是张维、陆士嘉夫妇，刘先志、滕菀君夫妇。他们之间最要好、最合得来，来往也最多。张维、陆士嘉后来回国之后，也都成了大名。张维是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先志是山东工业大学教授，全国人大代表。当时他们的夫人都是去德国陪读的。

暑假即将过去，北京大学就要开学。但当时战争仍在激烈进行，铁路交通继续中断，津浦路早已不通。

来避难的中国留学生，各人所学科目不同，兴趣爱好也不同。其中有几位是学理科的，有姓黄的兄弟俩，是江西老俵，学物理，还有姓程的兄弟俩，是四川人，学自然科学，另外有一个姓张的神秘人物。这些人各有各的主意，各有各的想法，深不可测，季羡林对他们也无需过问，间或也有一聚之时，但都很短。

最后，季羡林听说只有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转乘火车才能到北京。因为从秦皇岛到北京的铁路由美国兵把守，所以还能通车。这样，季羡林告别了上海的师友，登上了开往秦皇岛的轮船。

由于战争的缘故，德国的几个大城市被盟国飞机轰炸得很厉害。在这几个大城市留学的中国人，已无藏身之地，于是有些人便到哥廷根来避难。

1946年深秋，季羡林乘船到秦皇岛，转乘火车，终于来到了暌别十二年之久的北京。

在哥廷根留学的中国人很少，有一段时间甚至只有季羡林一个人。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置身于日耳曼人的汪洋大海之中，满眼看到的都是蓝眼睛白皮肤的德国人，季羡林有时候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也是白皮肤的德国人，忘记了自己是黄皮肤的了。

北京的深秋寂冷，落叶满街，一片“落叶满长安”的悲凉气象。季羡林心潮起伏，酸甜苦辣，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他写道：

1．邂逅中国青田商人

此时的局势却是异常恶劣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剥掉自己的一切画皮，贪污成性，贿赂公行，大搞“五子登科”，接收大员满天飞，“法币”天天贬值，搞了一套银元券、金元券之类的花样，毫无用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学教授也不例外。手中领到的工资，一个小时以后，就能贬值。大家纷纷换银元，换美元，用时再换成法币。每当手中攥上几个大头时，心里便暖乎乎的，仿佛得到了安全感。

一、尝试回国

带着这样的印象，季羡林到达当时称为北平的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