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燕园春秋（三）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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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珍惜每一寸时光。

天天跑图书馆，习以为常，

你学识渊博，对中西文化，

你的衣着和你的人一样。

最有资格比较衡量。

你的人，朴素非常，

你潜心学海，成绩辉煌，

写下的日记何只万行？

探及骊珠，千秋万岁放光芒！

海外十年，心系祖国，艰险备尝，

熟悉季羡林的人，都会注意到他的衣着几乎是没有变化的，春秋是一身蓝涤卡中山装，夏天则或是灰色中山装，或普通白衬衣。这些衣服的式样，从上世纪50年代到今天，几乎是几十年一贯制。

有几个能够赶上？

在衣着方面，季羡林向来是保守的。刚解放时，连脱掉大褂换上中山装这样的小事，他都觉得异常别扭。而一旦换上了中山装，他则干脆不脱了，一穿就是几十年。

你兼有诸家的同能；你的独秀孤芳，

1994年5月，季羡林去泰国曼谷访问，在泰国华人郑午楼博士举办的盛大宴会上，见到了在清华读书时崇拜的摄影家郎静山先生。郎先生已经104岁，慈眉善目，面色红润，头发花白，但没有掉多少，腰板挺直，步履稳健，耳聪目明，最吸引他的是郎先生的衣着，仍然穿着长衫。他心里清楚，在解放前，长衫是流行的，它几乎成了知识分子的象征，因此看了郎先生的长衫，心中大感欣慰，联想到了自己：

标志着你的业绩受到众多的赞扬。

我身上这一套中山装，久为风华正茂的青年男女士们所讽刺。我表面上置若罔闻，由于某种心理作用，我死不改悔，但心中未免也有点嘀咕。中山装同长衫比起来，还是超前一代的，如果真进博物馆的话，它还要排在长衫的后面。然而久已绝迹于大陆的长衫，不意竟在曼谷见到。我身上这一套老古董似乎也并不那么陈腐落后了。这一种意外的简直像天外飞来的支援，使我衷心狂喜。

满头白发，根根记录着你的寿长，

从这里不难看出，季羡林几十年“顽固不化”，穿着中山装，是有某种心理作用，实际上，他是把中山装看做是刚直不阿的知识分子的象征；时时警惕着，绝不和世俗的不良风气同流合污。他注重的，不是衣着的华丽，而是心灵和精神境界的超升。

到1996年，季羡林85周岁华诞前夕，臧老又赋诗《长年贡献多——贺羡林老友八五华诞》：

不仅对衣着，就是对家中的陈设，季羡林也绝对不去刻意追求现代气息，甚至给人的印象是陈旧，简直是没有一点现代气息。朴实之外，是什么也没有。就连老伴彭德华，在大都市里住了多年，还是全身乡里气，为人也是充满古风，以忠厚待人，人缘最好。张中行到季羡林家里去，最感吃惊的就是室内缺乏现代气息，陈旧。

遍寻黑发一根无。

室内也是这样，或说更是这样，墙，地，以及家具，陈设，都像是上个世纪平民之家的。惟一的不同是书太多，学校照顾，给他两个单元，靠东一个单元装书，总不少于三间吧，架上，案上，都满了，只好扩张，把阳台封上，改为书库，书架都是上触顶棚的，我隔着玻璃向里望望，又满了。

朴素衣裳常在眼，

衣服之外，是陈设的朴素，而陈设之外，则是饮食的朴素了。

把手欣逢惊欲呼。

季羡林一日三餐，吃的全是家常饭菜，再普通不过。他从来不挑食，不吃补品，不忌口，什么饭菜都能吃一些，他的饮食，品多类杂，吸取的东西往往注重综合性。在大城市生活了几十年，但他始终钟情于少年时代的家乡饮食习惯，绿豆小米粥，几乎与他的中山装一样，也是几十年一贯制，成为他永远不换的美食佳肴。以至人们分不清，这到底是他长寿的良方，还是由于他一介学生的清贫？是对乡土的眷恋，还是修身齐家的一种自我约束？

年年各自奔长途，

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教授耿引曾女士，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她在上世纪70年代初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时被季羡林所感动的情景：

对季羡林的朴厚，和他交往达半个多世纪的好友臧克家，也是十分赞佩不已的。臧老曾在上世纪80年代作过一首《赠羡林》的诗，说：

（1972年）10月20日，北京已进入深秋季节，天气略有寒意。年过花甲的季羡林先生从燕园出发，辗转几趟公共汽车，按邀请时间准时抵达博物馆展所。从上午九时到下午五时，中午稍作小憩，以博物馆食堂提供的四只猪肉白菜包子和一碗稀粥为食，先生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浏览了上下两层8千平方米的展室，边看边谈出自己对中国通史陈列的意见。

2．“朴素衣裳常在眼”

当时季羡林还被当做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工、军宣队批判的对象之一，中国历史博物馆邀请他参加通史陈列的审查，是明令让“控制使用”的。而通史陈列新变更的内容是突出农民起义，趋炎附势者这时是容易讨好的，但季羡林又一次用自己朴厚的性格顶住了摆在自己面前的巨大诱惑，决不牺牲学术为自己捞好处，他不附和极“左”思潮，仍然承认让步政策的重要意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齐鲁大地所祟尚的“大丈夫”品格在他身上有非常集中的体现。

这样的“朴厚”，被认为保持着北方原野那份质朴和单纯。他的普通，如同一滴最平凡的水珠，无声地消融在大江大河的激流之中；如同一粒最平凡的泥土，加入了无比深厚的黄土地的浑重之中。由此让人悟到，一切伟大只因它来自平凡，并由平凡所构成，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他是那样的单纯，单纯到不染纤毫的自然，对于枝枝节节往往不甚经心，师生、朋友的情谊也都简化到最平淡处，但正是从这朴素中，使人感受到他那种崇高人格的震撼力。他的朴实的力量，使人和他在一起，矜可平，躁可释，一切多余的雕饰的东西都成为不必要，当工作有了成绩想向他表白时，到了他那里忽然就觉得不必诉说，他的沉着，他的稳重，连同他的朴实，使接近他的人只能脚踏实地埋头苦干。

几十年的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季羡林自己粗衣淡食，生活简朴，不注重物质享受，不追求物质利益，却有一个极为富有的精神世界。

季羡林朴厚的事本够感人，用张中行这朴厚的笔一写，就更为感人了。张中行与季羡林交往，感到他是一身而具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三种难能之中，张中行以为，最难能的还是朴厚，因为在见过的诸多知名学者（包括已作古的）中，像他这样的就难找到第二位。

对于季羡林来说，不仅仅是“朴素衣裳常在眼”，也不仅仅是朴素的陈设、朴素的饮食，因为“朴素”两字已经成为他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已经渗透到他的血液中了，很容易就化为具体的行动。

是不久前，人民大学出版社印了几个人的小品，其中有季先生和我的。我有个熟识的小书店，是一个学生的儿子经营，为了捧我之场，凡是我的拙作，他都进一些货。爱屋及乌，这次的系列小品，他每种都进一些货。旧潮，先秦诸子，直到《文选》李善注，因为其时没有刻印技术，也就没有“签名本”之说。有刻印技术之后，晚到袁枚的《随园诗话》，顾太清的《东海渔歌》，也还是没有签名本之说。现在是旧潮换为新潮，书有所谓签名本，由书店角度看利于卖，由读者角度看利于收藏。于是而有签名之举，大举是作者亮相，到书店门口签；小举是作者仍隐于蜗居，各色人等（其中有书商）叩门求签。我熟识的小书店当然要从众，于是登我门，求签毕，希望我代他们，登季先生之门求签。求我代劳，是因为在他们眼里，季先生名位太高，他们不敢。我拿着书，大约有十本吧，去了，让来人在门外等着。叩门，一个当小保姆的年轻姑娘打开门，我抢先说：“季先生在家吗？”小保姆的反应使我始则吃惊，继则感佩。先说反应，是口说“进来吧”，带着我往较远一间走，到大敞的门，用手指，同时说：“不就在这里吗？”这话表明，我已经走到季先生面前。季先生立着，正同对面坐在床沿的季夫人说什么。再说为什么吃惊，是居仆位的这样侍候有高名位的一家之主，距离世间的常礼太远。……这常礼由主人的名位和矜持来，而季先生，显然是都不要，所以使我由小保姆的直截了当不由得想到司马温公的高风，也就不能不感而佩之。言归正传，是见到季先生，说明来意，他毫不思索就说：“这是好事，那屋有笔，到那里签吧。”所谓那屋，是东面那个书库。有笔的桌上也堆满书，勉强挤一点地方，就一本一本写，一面写一面说：“卖我们的书，这可得谢谢。”签完，我说不再耽搁，因为书店的人在门外等着。季先生像是一惊，随着就跑出来，握住来人的手，连声说谢谢。来人念过师范大学历史系，见过一些教授，没见过向求人的人致谢的教授，一时弄得莫知所措，嘴里咕噜了两句什么，抱起书跑了。

熟悉季羡林的人们记得，那是北京缺水的季节，在季羡林家非常窄小的卫生间里，增添了一只红色的塑料桶，桶里装着满满的颜色有些发黑的水。外人不知道这桶水有什么用处，只是会发现有时只剩下半桶，有时候又是满的。住在他家的亲戚十分纳闷，这些黑色水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后来他们才知道，因为北京缺水，季羡林就从楼前的湖中提水，用来冲洗马桶、墩布。一个老知识分子的这种精神，让亲戚们感动不已。人们如果都有这样的节水意识，就不会闹水荒了。

在这方面，张中行又有很深的体会。

3．“微有颠意”寄木石

在朴厚中，季羡林还透露出几分执著，像一个老农对农事的执著一样，季羡林对学术事业的执著让人更为动情。

出生于鲁西北大平原上的季羡林，从小没见过山，曾想象山只不过是一个个巨大无比的石头柱子。六岁进了济南，才见到了山，对山有了一个完整的印象。

1985年，上海外国语学院（今更名为上海外国语大学）筹办《中国比较文学》杂志，邀请季羡林、贾植芳先生为主要嘉宾召开座谈会，住在校内的外国专家招待所。会议之余，主办者组织专家参观。其中一项内容是参观上海一座著名的寺庙，游禅堂、观大殿，会见颇有地位的住持长老，显然是一位老僧，还应邀吃一顿闻名上海的高级午间素餐。季羡林深有佛学功底，在如此众多的与佛家有关联的活动中，换一个人，正是发宏论高见，甚至即兴连类而及，去道掌故，说逸闻之处是太多，太方便，也太对题了，特别是在与住持长老会面时，盘道论经，进行高层次对话，是可以显学识、露经纶、表现学问高深、知识广博的，然而他没有去高谈阔论、指手划脚，去显示学问家的样子，而是以一个普通人自居，这种不见学问的学问，正是朴厚的表现，从这朴厚中，人们经常能看到他脸上总是含着平和的浅笑，一切都深蕴不露，然而又不是故意做作而为，更非胸有城府，而是实实在在的、朴素自然的，是融汇于包容在深层文化、高度修养、自在人格中的一种“天然自成”的形象。

不知怎么一来，季羡林对山林木石有了一种特殊的爱好。这也许有点奇怪，石头有什么美可言，值得他这样一个大学者去爱好呢？只要是山区，遍地是石头，磕磕绊绊，走路都不方便，让人厌恶犹有不及，哪里会有什么美感呢？

是的，不炫耀本身就是朴厚的一部分。

季羡林不这样看。他认为，欣赏奇石，好像是中国特有的传统审美情趣。南南北北，且不说那些名园，即使在最普通的花园中，都能够找到几块大小不等的太湖石，甚至假山。这些石头都能够给花园增添情趣，增添美感，再衬托上古木、修竹、花栏、草坪、曲水、清池、台榭、画廊等等，使整个花园成为一个审美的整体。错综与和谐统一，幽深与明朗并存，充分发挥出东方花园的魅力。他自己所住的朗润园，是明清名园燕园的一部分。燕园中就有多处怪石古石，据说都是明末朱万钟花费惊人巨资，从南方运来的。

张中行感受到的，就是这难得的朴厚：从来也不会炫耀自己的朴厚。

石头之受人青睐，是因其奇而美，奇而美在四个字：透、漏、秀、皱，最忌平板，玲珑剔透，才显现奇美。

打招呼用和尚的合十礼，也许因为，都觉得对方同佛学有些关系。闲话也是走熟路。消极的是不沾学问的边，原因，我想少一半是研究的那些太专，说，怕听者不懂，至少是没兴趣；多一半仍是来于朴厚，讲学问，掉书袋，有炫学之嫌，不愿意。再说积极一面，谈的话题经常是猫。

季羡林不光喜欢大奇石，小石头他也同样有激情，甚至很内行。如他在济南高中教学的时候，在山水沟无意用低价买到一块寿山石中的精品田黄。如雨花石，产在南京，但大名垂宇宙，却由来久矣。他从报刊上读到一则关于雨花石的报道，说有一块石头上有一幅观音菩萨的像，宛然如书上画的，或庙中塑的，形态毕具，丝毫不爽。还有一石，花纹是齐天大圣孙悟空，也是形象生动，不容同任何人、神、鬼、怪混淆。这些都是鬼斧神工，本色天成，非人力之所能为。

张中行有清晨散步的习惯，而散步的路线，有时就是后湖边上的幽境，要从季羡林住的13公寓前边走过。这时，季羡林在工作一段之后，往往也要到门口站一站，稍事休息。张中行路过时，如果正好赶上他在家门口，就打个招呼，或者说上几句闲话。

他还喜欢用小山小石组成的盆景，一座只有几寸至多一尺来高的石头山，再陪衬上几棵极为矮小却具有参天之势的树，望之就如泰岳，巍峨崇峻，咫尺千里，真的是“一览众山小”了。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不知道是由谁介绍，张中行和这位早已闻名的知名学者，在他的家门口成为相识。在这次结识之前，张中行听到的有关季羡林的见闻，用评论性的话总而言之，不过两个字，就是“朴厚”。这次晤面之后，张中行对他朴厚的印象，就更为深刻了。

因此，对奇特的石头，不管大块与小块，他都情有独钟，成为他的审美情趣。在眼下，文化一词极为流行，什么东西都是文化，什么茶文化、酒文化，甚至连盐和煤都成了文化，干脆来一个石文化，恐怕也是无可厚非的。

这一点，曾经在朗润园住过一段时间的著名学者、原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张中行先生，有着切身的感受。

季羡林认识一位原南京东方语专的毕业生周镇荣先生，引以为北大校友。1993年10月，在昆明参加纪念郑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周镇荣赠送给他一块奇石，让他分享了奇石之美。1994年，季羡林在曼谷又参观周镇荣先生创建的奇石馆，更让他大吃一惊。

从季羡林这样的“土包子”身上透露出来的个性，是他的“朴厚”。

五光十色，五颜六色，五彩缤纷，五花八门，大大小小，方方圆圆，长长短短，粗粗细细，我搜索枯肠，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带数目字的俗语都搜集到一起；又到我能记忆的旧诗词中去搜寻描写石头花纹的清词丽句。把这一切都堆集在一起，也无法描绘我的印象于万一。在这里，语言文字都没用了，剩下的只有心灵和眼睛。我只好学一学古代的禅师，不立文字，明心见性。想立也立不起来了。到了主人让我写字留念的时候，我提笔写了“琳琅满目，巧夺天工”，是用极其拙劣的书法，写出了极其拙劣的思想。晋人比我聪明，到了此时，他们只连声高呼：“奈何！奈何！”我却无法学习，我要是这样高呼，大家一定会认为我神经出了毛病。

早在上世纪40年代，季羡林从德国回国到北大任职伊始，沈从文先生请他吃饭，他看到沈先生用牙齿把捆东西的麻绳咬断，从这一有点粗劲，有点蛮劲，有点野劲，有点土劲，并不高雅、并不优美的小小举动中，他看到的是沈先生的个性。这种个性在达官贵人和“高等华人”眼中，自然是非常可鄙、非常可笑的，但季羡林却正欣赏这种劲头，而且把自己也看做是这样一个“土包子”，但是这样的“土包子”同那些只会吃西餐、穿西装、半句洋话也不会讲，而偏又自认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来，丝毫也不比他们低一等。从那时起到现在，五十多年过去了，季羡林始终以这样的“土包子”自居，且以此为自豪。

季羡林还听周镇荣讲自己搜寻石头的故事，觉得非常有趣。周先生不论走到什么地方，一听到有奇石，便把一切都放下，不吃、不喝、不停、不睡，不管黑天白日，不管刮风下雨，不避危险，不顾困难，非把石头弄到手不可。“精诚所加，金石为开”的古话，在周先生身上得到了证明。宋代大书法家米芾酷爱石头，有“米颠拜石”的传说。季羡林觉得周镇荣之颠，也不在米芾之下。

在中国人的词典里，“土”字的含义简直多极了，土包子、土气、土人、土著、土专家、土话、土仪、土产、土货、土皇帝……这些词，虽然没有太多的贬意，但也没有太多的褒意。

后来，季羡林在《中国医药报》上读到一篇讲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先生酷爱石头的文章《石头情结》，感叹王先生到耄耋之年形成石头情结，一旦形成，遂一发而不能遏止，爱石头也到了颠的程度。从此他称朝闻老为北颠，称周镇荣为南颠，南北二颠，顽石之友，在茫茫人海芸芸众生中，他认为有这样的颠，是极为难见的。究其原因，他认为颠石、颠木，要比颠名、颠利高明不知多少倍。他在给刘梦溪的一封信中说：

不管是圈里人，还是圈外人，抑或是季羡林本人，都不否认季羡林的“土气”。

一个人“颠”石或者“颠”木，并不容易。那些颠名颠利的人，至死也难以理解。这个境界他们永远达不到的。我微有颠意，只是忙于其他事务，至今也还没有成什么气候。

1．朴厚的“土包子”

季羡林“微有颠意”寄木石，连及花草，成为他超越名利羁绊而进入人生化境的一部分。

三、像老农而非老农

他住的13公寓楼前，有后湖的一泓水。有一年他去杭州开会，一个朋友赠送给他一包洪湖莲子，他十分珍爱，回到北京后，亲手撒在池塘里，第一年，没有动静，到第二年，水面平平，还是没有一点迹象。到第三年5月，只见一片片的小绿叶露出水面。几年过去，半个池塘都长满了，满眼翠绿的是莲叶，含苞欲放、纵情绽开的是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之态，周敦颐的《爱莲说》已有淋漓尽致的描绘：

季羡林几十年从事笔耕，从中，他既有快乐，也有苦恼，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他把自己的治学经验，几乎和盘托出了。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以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最好脑海里思考问题，不要单打一，同时多思考几个，而且要念念不忘，永远不让自己的脑子停摆，永远在思索着什么。这样一来，你搜集面就会大得多，漏网之鱼也就少得多。材料当然也就积累得多，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一旦用起来，你就左右逢源了。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经过几十年的科学研究，季羡林得到这样一个经验：只要是自已脑海里有某一个问题，一切资料，书本上的、考古发掘的、社会调查的等等，都能对自己有用。搜集这样的资料，季羡林从来不感到有什么困难，有时候资料简直是自己跃入眼中，比方说，他写作《中华蔗糖史》翻阅《四库全书》，经常是超越了一目十行的极限，而是一目一页，翻着《四库全书》，“糖”字、“蔗”字以及与它们有关的字眼，都自动地往他眼里跳。反之，如果自己脑海里没有这个问题，那么所有这样的资料，对自己可能都是无用的。然而，一个人脑海里思考什么问题，什么时候思考什么问题，有时候谁也掌握不了。一个人一生中不知要思考多少问题，当一个人思考甲问题时，乙问题的资料对这个人没有用。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这个人又会思考起乙问题来，就可能回忆起自己以前看书时，碰到过这方面的资料，而这时再想去查找，可就“云深不知处”了。类似这样的经验，季羡林自己也碰到过不少次，而且知道别的人也有相同的经验，所以，他毫无保留地告诫学术研究者：

然而，季羡林不仅仅是爱莲，他本身就体现了荷花的那种高洁品性。周一良先生为这片荷花取名为“季荷”，可谓知底之人。

对材料的重要性，季羡林常说，严格讲起来，天下没有无用的材料，问题是对谁来说，在什么时候说。就是对同一个人，也还有个时机问题。

所有路过这一片荷塘的人，都会对满塘的荷花注目欣赏，透过“映日荷花别样红”和“荷香风送远”的意境，似乎可以看到置身陋室的季羡林，临窗挥笔，出神入化，与大自然已完全融汇为一，红绿相映之中，遐思频至，“天人合一”的境界全出，于是在他笔下，一篇篇妙文佳作便呼之而出了。

与搜集材料有紧密联系的一个问题是：要注意文献目录，季羡林对此予以严格关注。他认为，只要与自己要写的文章有关的论著的目录，都必须清楚。否则，前人或别人已经有了结论了，你还在卖劲地论证，岂不是贻笑大方，对此是不可不慎的。

4．守时的“老农”性格

搜集资料时，季羡林十分注意资料要巨细无遗，他甚至于有竭泽而渔的精神。但他也十分清楚，资料要搜集到百分之百完整的程度，那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过他随时警惕，提醒自己，绝不能随便搜集到一点资料就动手写长篇论文。因为这样写成的学术文章，结论之不可靠是显而易见的。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不违农时，是每个农民都清清楚楚的。一年里边的二十四个节气，几乎全与农时有关，这也是人人都清清楚楚的。

季羡林在抄好材料后，十分认真细心地加以保存，常分门别类装入纸夹或纸袋。不然，如果一时粗心大意，丢上张把小纸条，而上面记的又可能是至关重要的材料，所以就会由于它的丢失而影响整篇文章的质量，这就不得不黾勉从事。

像老农的季羡林，真像老农那样遵守时间。

季羡林认为，用比较大张的纸，有一个好处，能把有关的材料都写在上面，因此约略等于陈寅恪先生的眉批。而卡片面积太小，要做到这一地步是办不到的。

每天清晨四点，他便准时开始工作，就像春、夏、秋、冬四季准时来到一样。不论刮风，下雨，天晴，天阴，他从来都是如此，如同时钟，应该说同标准的北京时间的时钟一样准确无误，几十年没有变化，几十年没有一次例外，这是不到一定造化之境的人万万做不到的。

季羡林自己进行学术研究，既很少写卡片，也从来不用眉批，而是用比较大张的纸，把材料写上。有时候，随便看书，会忽然发现有用的材料，他就往往顺手拿一些手边能拿到的东西，比如开会通知、请柬、信封、小纸片之类，把材料写上，然后分类保存。季羡林注意到，别人也有这样做的，如著名历史学家向达先生，有时就把材料写在香烟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