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燕园春秋（三） (第2/5页)

然而这仅是他守时的一个方面。

比方说，季羡林的恩师陈寅恪先生就不用这样的办法。他采取的是“眉批法”，把有关的资料，用眉批的办法，今天写上一点，明天写上一点，积之既久，资料多到能够写上一篇了，就从眉批移到稿纸上，形成了一篇完整的文章。他对《高僧传·鸠摩罗什传》的眉批，比原文要多出好几倍，这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那是一个下着鹅毛大雪的清晨，他在家中工作了三个多小时之后，顶风冒雪，踏雪近一公里，从朗润园赶往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库去看书，他本人并没有觉得是顶风冒雪赶来，准时在开馆之时进了图书馆的特殊感觉，可图书馆工作人员却都感到十分吃惊，纷纷赞叹他的毅力、勇气和像钟表一样准时的精神。

但这并不是惟一的办法。

那是一次约会。童庆炳先生主编的“心理美学丛书”鉴定会和小型学术讨论会请季羡林参加，约好早晨八点半到他家去接。时值寒冬，约请的人特意嘱他在家里等，千万不用出门。可等接的人准时到达朗润园13号时，季羡林已经站在门口等候了。

最常见的搜集资料的办法，是使用卡片，把自己认为有用的资料抄在上面，然后分门别类，加以排比。

那是一次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持的“华夏审美风尚的演变”课题组请季羡林作讲座，在东方学系会议室，时间是上午九点。等听讲座的人三三两两到达会议室时，季羡林已坐在那里等候了。

季羡林认为，进行科学研究，必须搜集资料，这是不易之理。但是搜集资料因人而异，并没有什么一定之规。

那是1990年5月的一天，北京大学学生会在电教中心组织一个讲座，请季羡林谈谈自己的治学经历。那天，他本来有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应酬，但听说是学生请他，便放弃了那个应酬，和学生谈谈天。到了开讲的时间，季羡林还没有到，与会的人感到有点奇怪，派人出去看，原来是会议组织者一时疏忽，忘了告诉他开会的教室，发现老人正在挨个教室打听会场在什么地方。本来是会议组织者的责任，可季羡林却毫不介意地说，青年人办事，不能要求他们件件办得十全十美，何况还是自己没有找到地方，才耽搁了一会儿。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偏重于考据，他因此而特别注重搜集资料的问题。

更令人肃然起敬的，是1995年夏天，中法比较文化研究会邀请季羡林参加建会五周年的纪念活动。到了开会的那天，他照例是四点起床，伏案工作了三个小时之后，要到对面那一套房间里去吃早餐，可巧家人不在，又从外面把门反锁上了，自己打不开门。他转来转去没有办法，又不愿意麻烦别人，他竟然打开窗户，纵身从一点七五米高的窗台上跳了下去。他已八十四岁，结果是扭伤了脚。当时，过路的人都关心地问长问短，邻居们也闻讯赶来，问摔伤了没有。季羡林风趣地说：“从上面看并不高，跳下来往上看还真不矮。没有伤着，就是脚跟有点疼。” “这对我的身体是一次考验，证明我的骨头和五脏六腑还结实。” 当他在乐黛云教授和助手李铮先生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出现在会场上时，与会代表都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第二天，他应邀又要去郊区参加一个活动，别人都劝他不必去了，他坚持要去，说：“和人家定好的事，不要失信。”最后，他不但忍着脚疼去了，还一拐一拐地跟着走了五六里路。过了几天，闲散下来，到医院拍X光片，发现他的脚后跟骨头摔裂了一条缝。

5．资料的搜集

季羡林就是这样一个守时、守信的人。

在这样的基础上，季羡林自己的科学研究，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格：学术文章不管是看来多么肤浅，但总想在里面提出哪怕是小小的一点新看法。要提出新看法，就必须先有新假设。假设并不是结论，不管它多么新，在证实之前，都不能算数。所以，他经常被迫修改自己的假设，个别时候甚至被迫完全放弃。有的假设，他最初认为是神来之笔，美妙绝伦，而一旦证实它站不住脚，必须丢弃之时，往往也引起他内心激烈的波动，最终他还是决定忍痛抛弃。季羡林大体上就是这样做的，鹦鹉学舌，非他所能；陈陈相因，非他所愿。他从来不标榜自己的新看法都是真理，他认为，一部人类的学术史证明：学术一定要随时代的前进而前进，将来有新材料发现，或找到观察问题的新角度，自己的看法或者结论也势必要加以修改，这是必然的。

5．一把红枣勾起的乡情

二是防止以论代史。有些学者先有了结论，然后再搜集材料，来证实结论。有人研究中国农民战争问题，从什么人的著作里找到了农民战争解放生产力的结论，于是在搜集材料时，有利于这一结论的就收，相违的则视而不见。有时甚至不惜加以歪曲，爬罗剔抉，刮垢磨光，最后磨出一个农民战争解放生产力的结论，而让步政策，则是“修正主义”。他们的“求证”，是戴着有色眼镜去衡量一切，谈不到小心不小心。他们的结论是先验的真理，不许怀疑，只准阐释，他们是在为圣人立言，为经典作注。 这样的态度同样不足取。

季羡林对自己的故乡鲁西北大平原一往情深，他虽然在那里仅住了六年，但对那里的一草一木，一池一塘，一乡一邑，一村一户，都充满了无限的眷恋，一件细小的事，总难免勾起他的思乡情结。

有人往往会灵机一动，提出了一个假说，自己认为是神来之笔，灵感的火花，于是极端欣赏，极端自我陶醉。但是后来客观材料，包括实验结果，都证明这个假设不能成立，在这个关键时刻，有良心的科学家应毅然放弃自己的假设，另觅途径，另立新说。但是个别人却觉得自己的假设美妙绝伦，丢掉了万分可惜，于是不惜歪曲材料，只选一些于假设有利的材料，堆累在一起，以迁就自己假设的错误结论。季羡林认为这类人是学术骗子，绝对不足取。

1992年秋天，季羡林大伯父家的直系孙子季孟祥，从故乡临清到北京去看望他。论辈分，季孟祥该叫季羡林为曾祖父。孟祥是他在故乡孙子辈的人中最喜欢、也最亲近的一个。这一年，孟祥从故乡带了些新鲜的红枣给曾祖父。孟祥没想到，这一把红枣竟勾起了季羡林浓浓的思乡之情。

一是绝对不能迁就自己假设的结论。

那一天，孟祥到季羡林家的时候，已经晚上八点多了。全家人已经吃过了晚饭，季羡林看到孟祥到来，显得非常高兴，老伴忙操持着给他做饭，饭好后，又拿出鸡块、面包、馒头，切开一大块月饼，为远道来的孙子摆了一大堆。一听说孟祥从家乡带来了红枣，季羡林精神为之一振，立刻拿起一颗，放到嘴里，一边吃一边说：“几十年没吃了。家乡的红枣又脆又甜，很好吃。”

对于“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季羡林提出要反对两个倾向。

季羡林吃着枣，想起了家乡的一件件往事。他忘不了，叔父和父亲到村南人家的枣林里捡掉在地上的干枣吃；他也忘不了，家乡的一种特产叫“熏枣”，每当红枣收获的季节，临时搭建起的熏枣加工棚，总是白烟缭绕，香飘十里；想着想着，他好像又回到了那阔别几十年的故乡。虽然小时候过的都是穷日子，但那毕竟是自己的故乡啊。

有了假设，不等于就有了结论。假设只能指导你去探讨，去钻研。所有的假设，提出来以后，都要根据资料提供的情况，根据科学实验提供的情况来加以检验。有的假设要逐步修正，使之更加完善。客观材料证实了多少，你就要在假设中肯定多少。哪些地方同客观材料相违，或者不太符合，你就要在假设中加以修正。这样可能反复多次，十次，百次，几百次；假设也要修正十次，百次，几百次，最后把假设变成结论。有的假设经不住客观材料的考验，甚至必须完全扬弃，重新再立假设，重新再受客观材料的考验。凡是搞点科学研究的人，都能了解其中的味道，或甘或苦，没有定准儿。这就叫做小心的求证。

故乡里的小伙伴，哑巴小当了山大王，被杀掉了。还有个杨狗，季羡林总是挂念着他，还让人捎一些钱给他。当杨狗老人接到当了名教授的小伙伴捎的钱时，激动得两手都有些发抖。

但是，光有假设还不够，还要小心求证。因为：

故乡里熟悉的小伙伴是哑巴小和杨狗，但季羡林惦记的绝不是仅他俩人，而是整个官庄，整个临清，整个聊城，整个山东。

在开始进行一个课题的研究时，你对于这个课题总会有些想法吧，这些想法就是假设。哪里能一点想法都没有而进行一个课题的研究呢？为什么要“大胆”？意思就是说，不要受旧有的看法或者甚至结论的束缚，敢于突破，敢于标新立异，敢于发挥自己的幻想力或者甚至胡想力，提出以前从没有人提过或者敢于提出的假设。不然，如果一开始就谨小慎微，一大堆清规戒律，满脑袋紧箍，一点幻想力都没有，这绝对不会产生出什么好结果的。哥白尼经过细致观测，觉得有许多现象是太阳绕地球旋转说解释不了的，于是假设了日中心说。这真是石破天惊的假设，大胆的假设。没有这个胆量，太阳恐怕还要绕地球运转若干年。没有大胆的假设，世界学术史陈陈相因，能有什么进步呢？

季羡林十分清楚，故乡要真正发展，必须注重教育。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所以，他几十年来经常给官庄小学邮寄图书，有时几十本，有时一二百本。

胡适先生的这两句话，已经被批了很长时间，尤其在教条主义猖獗、形而上学飞扬跋扈的时期内，人们都谈虎色变，不敢再提。对此，季羡林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哪一个学者，不管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能够离开假设与求证呢？季羡林论述说：

官庄小学的老师，每当收到季羡林邮寄来的图书，总要小心翼翼地打开邮寄的箱子，每个学生发给一本，学生们把自己得到的看完了，再互相交换着看。

科学研究的方法很多，季羡林因为最喜欢考证，所以他特别欣赏和服膺胡适先生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为它是不刊之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指导方针。古今中外，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概莫能外。

这些图书都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看的，连环画，故事书，体裁多种多样。一本本画书，一个个故事，使孩子们知道了很多很多从未听到过的事情。有些最精彩的故事，老师还能选出来在全班讲。当教师给孩子们讲高玉宝的故事时，教师讲得动情，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孩子们听得入神，腮帮两边，泪珠晶莹。

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外，季羡林认为，古今中外一些所谓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推理方式，也要认真学习。他的想法是：百分之百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百分之百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都是没有的，这就如真空一样，绝对的真空在地球上是没有的。中国古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所谓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有不少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千万不要像过去那样，把十分复杂的认识问题简单化和教条化，把唯心主义的标签一贴，就“奥伏赫变”。

孩子们难以理解，一个大教授寄来的书，怎么就那么适合他们的口味？后来，孩子们才知道，原来是季羡林只要听说有新图书出版，总要自己带上十几岁的孙子、孙女和外孙，一起到书店精心挑选，几个孩子是他的参谋。季羡林体察孩子，心细如此。

至于辩证法，也可以作如是观。他认为，看问题不要孤立，不要僵死，要注意多方面的联系，在事物运动中把握规律。他觉得，自己的这种理解，也许是幼儿园的水平，但也许它更接近事实真相。

1992年，季羡林从弟子段晴那里得知，一位德国朋友准备捐资帮助一所中国小学校，季羡林希望争取捐给官庄小学，季羡林四处活动，德国人终于被季羡林深厚的桑梓之情所感动，欣然同意。官庄小学得到德国友人的资助，季羡林一再叮嘱：这些钱一定要用在刀刃上，让官庄小学多出人才，好为国家多做贡献。

他觉得，让他五体投地佩服的，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根本理论，因为它完全反映了客观现实，包括了历史、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所以最为实事求是。即使马克思主义仍然要不断发展，但是迄今它发展达到的水平，业已足让他心服口服。

1994年，季羡林获得北京大学特别贡献奖。那时，老伴生病住院已经数月，正需要用钱，奖金的数目也还不清楚，但季羡林准备捐给官庄小学一万元，用来发展教育事业。后来官庄小学用这笔钱设立了奖学金，用以鼓励村里的孩子们好好学习，季羡林对此很满意，说：这办法挺好；还说：一方面要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争取多出人才，同时也要注意调动教师积极性，只有教师认真教，学生才能学好。

以我的愚见，绝对纯之又纯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都是没有的。说一部哲学史就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史，显然也与历史事实不完全符合。特别是最近几十年以来，有一些理论家，或者满篇教条，或者以行政命令代替说理，或者视理论如儿戏，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最终让读者如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反正社会科学的理论不像自然科学的实验那样，乱说不能立即受到惩罚。搞自然科学，你如果瞎鼓捣，眼前就会自食其果，受到惩罚。社会科学理论说错了，第二天一改，脸也用不着红一红。因此，我对于理论有点敬鬼神而远之。这类的文章，我写不出，别人写的我也不大敢看。我对理论的偏见越来越深。我安于自己对此道不擅长，也不求上进。

一把红枣引起的乡情，一缕缕，一丝丝，永远撕扯不断。不，不光他自己，他也要让自己的孩子们不忘故乡。季羡林让家里人打电话，叫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工作的儿子季延宗回家，说家乡的红枣不吃可不行。延宗第二天冒着雨赶回家中。欢乐的餐桌上，季羡林又围绕着红枣，拉开了关于故乡的话题，沙哑的声音，舒缓的语调，总是饱含着一股股浓浓的思乡情，有谁能不被这乡情感动呢？

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而唯物主义的本质就是实事求是，把黄的说成是黄的，是唯物主义，把黄的说成是黑的，是唯心主义，事情就是如此简单明了。他不喜欢抽象的理论之争，因为理论之争的结果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个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矛盾，矛盾了几千年，到现在还没有哪一个理论家真正说透。他对此的看法是：

这种思乡情为什么愈老愈烈，季羡林自己也说不清楚，“我不明白，为什么人越老对故乡感情越深。有机会我一定要回故乡住一段时间。”

季羡林认为，现在一讲理论，人们往往想到马克思主义。这样想，不能说不正确。但是，必须注意两点：一是马克思主义随时代而发展，绝非僵化不变的教条，二是不要把马克思主义说得太神妙，令人望而生畏，对马克思主义可以批评，也可以反驳。

故乡水坑里的那个小月亮，似乎在向他招手，呼唤他回去看望。

季羡林从年轻时就发表学术论文，多为考证性的，直到现在，他的学术论文仍多是考证性的。他的学术论文的写作，解放前并没有系统的理论作指导。解放后，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观。

6．高山仰止

4．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季羡林岂止是爱故乡，他更爱学生。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每天清晨这3个多小时，成为季羡林进行学术研究的最佳时段。

在北京大学的圈子里，谁都知道，季羡林是“国宝”级学术大师，但他最没有架子，燕园里男女大孩子们渴求知识的青春律动，是季羡林学问生命永远不竭的源泉。但是这绝不是季羡林之所以爱学生的简单因果联系，他爱学生，是出自更为深远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博大无私的胸怀。

就这样，季羡林在紧张工作之余，调整了神经，得到了休息，又开始了每天清晨第二阶段的紧张工作。

季羡林对青年学生非常关心，寄希望于青年，希望青年学生能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北京大学最近一些年来，成立了许多学生社团，如“学海”社、“爱心”社、“修身”社等，季羡林与他们都有密切的关系。社团的学生，经常来找他座谈、作报告，他每次都利用这些机会对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有了诗人的雅兴，好像自己也是一位诗人了。

1995年，“一二·九”前夕，学生们请季羡林谈北京大学的传统。季羡林说：“人们讲北大的传统是科学，是民主，这都对，但依我看，爱国是北大传统的本质。”“五四是爱国，‘一二·九’是爱国，只讲科学与民主并没有揭示出本质。北大还有革命传统，不爱国就谈不上革命。” 像他这样讲北大传统，许多人还都是第一次听到。

鸽影湖光八月明。

北大学生的“修身”社团，制定了“修身计划”，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该社团也请季羡林去讲修身问题。他语重心长地对学生们说：“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想为国家干一番事业，要先学会做人，先从自己的修养做起。我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点能做到就不容易。”

此身合是诗人未？

季羡林爱学生的基础，是他对学生深刻的了解。

看着这一切，季羡林怡然自得，其乐陶陶。他感到，大地竟是如此可爱，人生竟是如此美好，受这种气氛的感染，他真有点不知老之已至了。甚至有了一点灵感，信口念出两句自己并不觉得是诗的“诗”来：

“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虐待，但他没有任何对学生的仇恨情结，他的一双眼睛依然清澈，依然明亮，没有仇恨，没有恐惧，只有无边无际的仁爱和悲悯，凝视着那些虐待他的、无知的年轻人。

室内的近处，窗台上摆着几盆君子兰，虽然是极为普通的青砖色的土瓦盆，但那深绿肥大的叶子，却依然给他增添着绿色生命的神奇力量。

1986年冬天，胡乔木找他了解北大情况。

他又扫视到窗外，太阳升得更高。梧桐树椭圆的大叶，和垂柳尖长的细叶，交织在一起，椭圆与细长居然也相映成趣，大叶与细叶也和谐如一。远处，是未名湖畔的塔影，屹立不动。天空里，鸽影仍在晃动，仍然在划着或长或短，或远或近的弧线。

北大的学生有一些爱国活动，有一点“不稳”。乔木大概有点着急。有一天他让我的儿子告诉我，他想找我谈一谈，了解一下真实的情况。但他不敢到北大来，怕学生们对他有什么行动，甚至包围他的汽车，问我愿不愿意到他那里去。我答应了。于是他把自己的车派来，接我和儿子、孙女到中南海他住的地方去。外面刚下过雪，天寒地冻。他住的房子极高极大，里面温暖如春。他全家人都出来作陪。他请他们和我的儿子、孙女到另外的屋子里去玩。只留我们两个，促膝而坐。开宗明义，他先声明：“今天我们是老友会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是六十年来的老朋友。”我当然完全理解他的意思，把我对青年学生的想法，竹筒倒豆子，和盘倒出，毫不隐讳。我们谈了一个上午，只是我一个人说话。我说的要旨其实非常简明：青年学生是爱国的。在上者和年长者惟一正确的态度是理解与爱护，诱导与教育。个别人过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最后，乔木说话了：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说是要把我的意见带到政治局去。能得到乔木的同意，我心里非常痛快。他请我吃午饭。他们全家以夫人谷羽同志为首和我们祖孙三代围坐在一张非常大的圆桌旁。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吃得竟是这样菲薄，与一般人想象的什么山珍海味、燕窝、鱼翅，毫不沾边儿。

窗外风光如旧，但是四季不同：春花，秋月，夏雨，冬雪，情趣各异，动人则一。现在正是夏季，浓绿扑人眉字，鸽影在天，湖光如镜。多少年来，当然都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过去我竟视而不见呢？今天藤娘身上一点闪光，仿佛照透了我的心，让我抬起头来，以崭新的眼光，来衡量一切，眼前的东西既熟悉，又陌生，我仿佛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把我好奇的童心一下子都引逗起来了。我注视着藤娘，我的心却飞越茫茫大海，飞到了日本，怀念起赠送给我藤娘的室伏千津子夫人和室伏佑厚先生一家来。真挚的友情温暖着我的心……

正是出于对青年的无私的爱心，季羡林引发出一系列感人至深的行动：

稍事休息，季羡林想缓和一下工作了一阵子的紧张神经，心中有了余裕，能够抬起头来，向四周，特别是窗外观察一下。

在周围无人的情况下，他奋不顾身地跳到后湖里，救出一名五六岁的落水儿童，这一项义勇行为本身足可以成为一名英雄；

朝阳又升高了一些，透过浓密的枝叶，一直照到坐在书桌前的季羡林头上。他不禁心中一动，觉得阳光好像是有生命的东西，它启迪着什么，暗示着什么。他忽然间想到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每天早晨就是对着初升的朝阳，静坐、冥思、默想，幻想着与天地同体，与宇宙合一。想到这里，他联系到自己，竟然没有这样的福分，从来没有达到过这样的境界。但虽不能至，心却向往之，于是他也感到太阳的威力，心中思绪翻腾，仿佛自己也有了一种神力，能洞察三界，透视万有了。

到校医院去探望和慰问躺在病床上的学生；

转瞬间，阳光忽然不见了，真是白马过隙。藤娘身上，已是一片阴影。窗外，透过梧桐和垂柳的缝隙，能看到一块块蓝色的天空。成群的鸽子，就在后湖上面的天空盘旋着，飞翔着，飞过的影子不时地在蔚蓝上面划上一道道弧线。鸽子的影子投到后湖水面，清晰可见，好像比天空里的真鸽子更富有神韵，宛如镜花水月一般。

寒假里，他请住校的学生到自己家里去吃年饭；

再远一点，在后湖边上，是成排的垂柳。梧桐、垂柳，所有这一切都不利于阳光的穿透，然而阳光确实流进来了，就流在藤娘身上。这个玩偶藤娘，是日本朋友室伏佑厚先生和室伏千津子夫人送给他的礼物。那是他1980年第一次应邀访问日本时的事。

喜欢读书的小保姆返回故乡之后，他不忘给她寄去一些钱，而且注明：这些钱助你读书，都是爬格子所得，都是干净的。

他开始工作的时候，窗外还是一片暗夜。不知怎样一来，不知不觉之中暗夜已逝，旭日东升。季羡林在诧异，这阳光是从哪里流进来的呢？窗外是一棵高大的梧桐树，枝叶繁茂，仿佛张开了一张绿色的网。他从搬进朗润园，这棵梧桐树就在这里了，但那么多年，他竟没有留意，这棵梧桐树属于什么品种。为此，他可以原谅自己，既然不是植物学家，那就不必苛求了。

季羡林爱学生，全是出自这样一个信念：“我了解北大的学生，大学生是爱国的。” “大学生是爱读书的，不信你到北大图书馆看看。”

一抬头，眼前一片金光：朝阳正跳跃在书架顶上玻璃盒内的日本玩偶，藤娘身上。她一身和服，花团锦簇，手里拿着淡紫色的藤萝花，浑身上下熠熠发光，而且闪灼不定。

在学生们的心目中，季羡林的性情气质是一个纯粹的儒者，受齐鲁文化的熏陶，他既是文化道德的传授者，又是文化道德的实践者，他是这两方面加在一起的儒者，道德文章双修，言传身教兼备，是文化道德的活生生的榜样。人们感到他虽然是兼融百家、学贯中外的学界泰斗，但他身上从穿戴到神情，不但没有一点点外在的洋味，反而却让人深深体味出一种中国传统学者文人的文章、道德、风骨三者统一融汇而形成的儒者气度。这正是立足于中国文化深厚装备，又吸取了外域古代和现代文化的深厚营养，而形成的气质和风格。

四周是漆黑的，没有亮光，没有声响。偶尔风吹动窗外的梧桐叶，发出一点声响。时间在不知不觉地过去。坐在桌前的季羡林，时而凝思，时而疾书。

也正因为此，季羡林赢得了校内外乃至全国青年学子的崇敬。

清晨四点，朗润园里一片寂静，季羡林书房里的灯亮了。他准时地坐在一张简陋的写字台前。

不知名的青年，会忽然间给季羡林寄去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在一天里，季羡林进行科学研究最佳的时段，是早晨四点到七点多这三个多小时里。

季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