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燕园春秋（三） (第3/5页)

而对计划内的大项目，季羡林往往也安排一段比较集中的时间。

在这“一川烟草，满城风絮”之阳春三月，我们祝愿您：健康、快乐！

比方说，他在进行一项大工作的同时，在大工作、大项目的缝隙里，触景生情，灵机一动，写出一些较短的论文。这样的“灵机”是他自己也无法掌握的，有时简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样的“灵机”往往是计划外，属于“编外”项目。

季羡林在路上走着，忽然会有一辆自行车停在他面前，学生会问一声“您是季羡林教授吗？”他停下自行车并不是找季羡林有什么事，而只是为了说一句：“季先生，我没有什么事，我很敬佩您。”

季羡林自己说过多次，他有一个坏（好？）习惯，喜欢同时进行多项工作。干一件事累了，立刻换一件，这样一来，脑筋就像是新磨的利刃一样锋利无比，用它思考问题，便时有梦笔生花之感，奇妙不可思议。

更有一次，是进修生王文宏陪季羡林外出，因为路不远，他们步行。这是当时的细节：

3．科研的最佳时段

我们刚走出家门不远，就见迎面开过来一辆白色的轿车，汽车开到我们的面前，竟嘎然而停了。这时，只见一位年轻人从车上走了下来。他走到季先生面前，双手合掌在胸，向季先生恭敬地鞠了一躬，当他知道了季先生要去的地方后，便请先生上车，可是却被先生婉言拒绝了，他对先生说了些什么，之后又向先生深深地鞠了一躬，便又回到自己的车里。我们又继续向前赶路。我们走的这条柏油小路虽然又平坦又干净，但是路面却不宽，为了让汽车畅快地开过去，我们尽量靠在路边走，可是，过了好一会儿，我们既听不到汽车的响声，也不见车从旁边擦身而过，便奇怪地回头看，这时我们看见汽车在我们身后缓缓而行，既没有太大的响声，又与我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们顿时明白了，汽车是在随先生而行，缓慢的速度，轻微的声音，表达的是对季先生的敬意。见到这个情景，季先生停住脚步摆手让汽车先开过去。可是，汽车见先生停住脚它也停了下来。当我们再向前走时，汽车才又缓缓地开动。走到岔路时，季先生又停住脚步向这位青年招手致意，年轻人在汽车上按了一下喇叭，驾驶着车向另一条路飞驰而去。望着走远的汽车，我心中一阵翻腾，当代的年轻人谁不说是洒脱随意，风风火火呢？这种表现形式是被世人认同的共性，是这位年轻人没有这份活泼，没有这种风风火火吗？不，不是的，他的这种沉稳，这种平静，完全出自于心灵中对于季先生的尊敬与爱戴。

我现在恨不能每天有48小时，好来进行预期要做的工作。那当然是不可能的。每人每天只能有24小时，谁也多不了一分半秒，关键在于如何使用这24小时。我现在就不敢放松一分一秒。如果稍有放松，静夜自思就感到十分痛苦，好像犯了什么罪，好像在慢性自杀。

学生们还有更奇特的表达爱慕他的方式。

他不敢自比苍龙，自比老树，也许可以，他还是想再行一点雨，再著一点花的。想到这里，他更意识到了时间的重要：

1998年9月25日，季羡林一早出门，想到外面呼吸点新鲜空气。夜里一点雷阵雨，把地皮打得湿漉漉的一片。因为雨小，没有积水。突然，老人的眼睛突然一亮，瞥见池塘边泥地上有一行用树枝写成的字：

老树春深更著花。

季老好 98级日语

苍龙日暮还行雨，

他一回头，在临窗玉兰花前的泥地上，也看到一行用树枝写的字：

再进一步，季羡林觉得自己所感受的一切，是有代表性的，有典型意义的。从茫然、木然、精神空虚，到毅然、决然、精神焕发，这是他走过的路，但是这一过程，对于大多数老知识分子来说，又是一条必由之路。他作为一面镜子，正反映出解放后老知识分子的内心变化，反映出今天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与英明。他知道，他这面镜子本身，并不是一面非常光亮美妙的镜子，其中照见的东西有美，也有丑，也有善，也有恶。毕竟它是一面镜子，用它既可照出自己的影子，也可以照出其他老知识分子的影子。顾炎武有两句诗：

来访 98级日语

总而言之，时间经过了十年，我听过三千多次晨鸡的鸣声，把眼睛熬红过无数次，经过了多次心情的波动，终于把这书译完了。我一方面满意，满意这件艰巨工作的完成。另一方面又不满意，不满意自己工作的成果。古人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苏东坡有句著名的诗：“春江水暖鸭先知。”我的译文也如春水，我这一只春水中的鸭，是非常明白水的冷暖的，我觉得，我始终没有能够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翻译外国史诗的中国诗体。从我的能力来说，目前也就只能这样子了。知我罪我，自有解人。后来居上，古今通例。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来者。我也并不是说，我做这件工作，一无是处。不管怎样，我毕竟把这一部名著译出来了。这会帮助中国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印度文化，这也会大大地增强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如果我这想法不错的话，我不更应该感到幸福吗？

先是懵然，莫名其妙，接着他恍然大悟：98级是新生，这些男女大孩子们，到他家来，带给他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一番深情厚意。孩子们怕打扰他，便用这一惊人的匪夷所思的办法，用树枝把他们的深情写在了泥地上。孩子们估计到他会看到，便悄然离开了他的家。孩子们用这种自己发明出来恐怕别人从未使用过的方式，把对他的深情，送到他这里来，惊出了他的两行老泪。

他兴奋地写道：

不管是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还是在山东大学、深圳大学，他的每次演讲，都是掌声雷动。演讲结束，总有一群青年学生将他围得紧紧的，递上一本本或书或本，请他签名留念，他们把“季羡林”三个字深深地、深深地记在心里，直到永远，永远。

罗摩的幸福本来与季羡林风马牛不相及，但他自己觉得颇有相通之处。罗摩的胜利，不仅不时地带给他一些安慰，给他这极为枯燥的工作增添了生气，而且也给他的内心灌注了活力，增加了与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从中他享受到了人间的幸福，精神上也似乎得到升华。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两句话用在这里，简直丝毫不爽。

就在翻译工作的后期，季羡林开始改变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起初，他确实拥护这场“革命”，甚至在被打倒、被关进“牛棚”之后，也没有改变，对它毫无正确的认识。进入翻译后期，他才逐渐认识到这场“革命”，也是一件邪恶的东西，同《罗摩衍那》中的十头魔王的所作所为是同属一个范畴的，二者在最后都失败了。而主人公罗摩，是一个理想人物，他经受了无数的挫折与磨难，最终胜利了，享受到与爱妻团聚的幸福。

四、永无退休之日

在过去十年中，我是既有痛苦，又有快乐；既有险阻，又有顺利；既有内心的波动，又有外来的鼓励。何况，我翻译这一部巨著，并不是单打一。几十年来的环境，使我养成一个同时搞几种科研和翻译工作的习惯。让我单打一，或者单打一二，或者给我一间清静的屋子关起门来翻译或写作，我会感到非常别扭，什么东西也写不出。在翻译《罗摩衍那》时，也是这样。除了这件事以外，我还有许多别的工作，特别是在后期，更是这样，并且还有许多开不完的会加入进来。这一些繁杂的工作，实际上起了很好的调剂作用。干一件工作疲倦了，就换一件，这就等于休息。打一个比方说，换一件工作，就好像是把脑筋这一把刀子重磨一次，一磨就锋利。再换回来，等于又磨了一次，仍然是一磨就锋利。《罗摩衍那》我就是用这种翻来覆去地磨过的刀子翻译完的。

1．桃李满天下

在《罗摩衍那》全书最后的《译后记》中，季羡林写下了他十年来的甘苦：

1994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过去40年来在校级担任过党政领导的老同志都被请回学校，与校同庆。多年未见的老校友，一旦重逢，倍感亲切，握手相对，春风满面。一位过去的校领导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知道北大哪一个系出的官最多吗？”对这一石破天惊的问题，谁也没有考虑过，当然是谁也答不上来，他就只好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了：“是东方学系！”这位过去的校领导，有统计数字，确确凿凿，无可怀疑。东方学系的人听了，当然都很高兴。

会也越来越多，以至五花八门，不计其数。有一次，他的老友诗人冯至先生，套用了李后主的词，随口吟出了“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季羡林听后，捧腹大笑，感到实获己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季羡林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一点也没有放松《罗摩衍那》的翻译工作。从1973年到1983年2月，历十年风雨，呕十载心血，这一部长达两万颂、译文达九万行、五千余页的皇皇巨著，终于全部译完，大功告成了。

到1996年，东方学系创办五十年，季羡林在北大执教五十年，他培养了多少学生？

但是，与此同时，季羡林的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也越来越多，究竟有多少个兼职，包括挂名的在内，他自己已经弄不清楚。有人大致给他算了一下，大概当时已有五十多个。加之这时他给自己规定的科研项目也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同他在一起工作过二三十年的一些熟人，看到他的一些科研选题，都有些吃惊，感到莫名其妙。

当时人们说，季羡林有弟子三千。

《罗摩衍那》汉译本第一篇的出版，使季羡林得到一些不期而获的嘉奖，这使他更加鼓足了干劲。

此数恐怕不准。

在第一篇出版之后，季羡林在1980年夏天应邀去日本访问，随身带去了几本，送给对此书有兴趣的日本朋友，也征求他们的批评意见。东京大学著名梵文学者原实教授、汤山明博士等人，都表示出很大的兴趣。

1996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电教中心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建系五十周年及季羡林教授执教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上，准确数字是东方学系为国家培养了五千名德才兼备的语言、文学和研究人才。这五千名学子，活跃在外交战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有的成为外交战线发展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民友谊的光荣使者，有的为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做出了贡献，有的则辛勤耕耘，成为颇有造诣的东方学问题专家或其他方面专家，为弘扬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做着巨大的贡献。

在从事翻译《罗摩衍那》的第八个年头，一个意外的惊喜明白无误地摆在了季羡林面前：印刷精美、装订富丽的《罗摩衍那》汉译本第一篇被他真实地抓在了手中，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80年出版的。他心里自然感到非常喜悦，那种心情不亚于一个孕妇看到自己生产出的第一个婴儿。

单就我国解放以后的外交官来说，既有所谓“将军大使”，也有“八路大使”，还有“翻译大使”。

对于季羡林来说，“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他自己的一个最显著变化，就是翻译《罗摩衍那》再也不用偷偷摸摸进行，不用担心会被当做“毒品”来对待了。这样一来，翻译的速度自然而然也就加快了。

在“翻译大使”的队伍中，出自北京大学东方学系的特命全权大使，就有12位，曾出使25个国家，他们是：

2．续译《罗摩衍那》

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使黄振、华黎明；

决心已下，他不能再有空白。

驻大韩民国大使张庭延；

他回头看从1967年到1977年，在长达十一年的时间内，竟然一篇东西都没有，真是有点后怕，有点不寒而栗。

驻柬埔寨王国大使李世淳；

那么，我搞这一套东西是不是为名为利呢？说一点都没有，那不是事实。但是我再三检查自己的动机，觉得并不完全是那个样子。研究一个问题，提出一个假设，经过反复的验证，得到了自己认为满意的结论，虽然不过是小事情上的真理，自己却往往大喜过望，以为人生之乐无过于此矣。我之所以拼命钻研，老而不已，置危险于不顾，视饥饿如儿戏，不是为名为利，而是为了探索真理。我想，很多科学工作者恐怕也有同我一样的动力。

驻卡塔尔国大使谭声铮；

季羡林这样真诚地坦白了自己笔耕不辍的动机：

驻老挝大使李家忠；

每一次政治运动来了，他首先检查业务至上的“修正主义”，被领导运动的人认为是抓到了点子上，顺利过关。但是检查完了，运动一过，他照样搞自己的“修正主义”：智育第一，业务至上。担心不担心会有下一次运动呢？当然担心，然而他对自己那一套检讨的本领很有信心，也可以说是“检讨有术”，抓自己的问题，一抓就灵，因此也就不过分担心。这样，他就成了一个“死不改悔”的顽固派，而且庆幸自己是一个顽固派。如果不是一个顽固派，而是一度检查之后就真心悔改，同“修正主义”一刀两断，同“智育第一、业务至上”划清界限，那么到头来在科学研究上还能留下什么东西，就很值得怀疑了。所以，他觉得“死不改悔”的顽固派有时候也会有点好处的。

驻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大使秦鸿国；

笔耕的意义，在于探索真理。季羡林认为，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追求真理、探索真理的历史，从事各种工作的人，都在自己的领域内追求真理，探索真理。而季羡林则在笔耕中追求真理、探索真理。他曾经说，自己少无大志，不但在中小学里没有立志成为学者，就是在大学，真正的学术论文也没有写成几篇，后来是阴差阳错才走上学术研究这条路的。一旦走上这条路，他却坚持不放。过去在极“左”思想黑云压城的时期，一个人搞学术，现成的帽子就会扣到头上：名利思想，修正主义。他回想自己搞了几十年的行政工作，至少有1/4的时间是泡在无穷无尽的会议中，消磨在花样繁多的社会活动中。但是他仍然坚持看书笔耕不辍，虽然一向被认为是智育第一，业务至上，连带他长期工作的东语系，也成了业务挂帅的典型，他却乐此不疲，坚持不改。

驻马来西亚大使钱锦昌；

可以说，这正是季羡林笔耕不辍的动机，也是他从笔耕中能得到快乐的原因之所在。

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裴家义；

总而言之，季羡林认为，如果人生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

驻缅甸联邦大使陈宝鎏（女）；

但是，这个道理在人类社会中只有少数有识之士才能理解。鲁迅先生所称之“中国的脊梁”，指的就是这种人。对于那些肚子里吃满了肯德基、麦当劳、比萨饼，到头来终不过是浑浑噩噩的人来说，有如夏虫不足以与语冰，这些道理是没法谈的。他们无法理解自己对人类发展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驻前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大使黄振；

我有些什么想法呢？话要说得远一点。当今世界上战火纷飞，人欲横流，“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是一个十分不安定的时代。但是，对于人类的前途，我始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不管还要经过多少艰难曲折，不管还要经历多少时间，人类总会越变越好的，人类大同之域决不会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理想。但是，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经过无数代人的共同努力。有如接力赛，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一段路程要跑。又如一条链子，是由许多环组成的，每一环从本身来看，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但是没有这一点东西，链子就组不成。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我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而且是绝非可有可无的。如果说人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这里。

驻日本国大使徐敦信；

季羡林认为自己也属于芸芸众生之列，也难免浑浑噩噩，昏昏沉沉，并不比任何人高明出一丝一毫。但是，他又自认为与芸芸众生之流还有一点区别，那就是，他和另外一些人，对人生有一些想法，动过一点脑筋，而且自认这些想法是有点道理的。

驻塞浦路斯共和国大使陈振友；

这些人很自然属于芸芸众生之列，对他们来说，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从何谈起呢？

驻沙特阿拉伯王国大使郑达庸；

不走运的时候，则穷困潦倒，终日为衣食奔波，愁眉苦脸，长吁短叹。即使有一些日子还能过得去的，不愁衣食，能得温饱，然而也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虽终日忙忙碌碌，然被困于名缰，被缚于利锁。这样的人，同样是浑浑噩噩，昏昏沉沉，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要活这一生。

驻苏丹共和国大使吴德成；

这些人在走运时，手里攥满了钞票，白天两顿美食城，晚上一趟卡拉OK，玩一点小权术，耍一点小聪明，甚至恣睢骄横，飞扬跋扈，昏昏沉沉，浑浑噩噩，等到钻入了骨灰盒，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活这一生。

驻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大使徐英杰；

他从个人的观察中发现，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他们从来不去考虑人生这样严肃的哲学问题，所以只是徒有躯壳地活着，随波逐流者有之，投机取巧者有之。

驻泰王国大使李世淳；

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呢？

驻文莱苏丹国大使刘新生；

他开始认真地思考人生。

驻乌干达共和国大使徐英杰；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季羡林已过“耳顺”之年，早已把“知天命”之年甩在脑后了。几十年的生活积累，使他对人生的种种相，众生的种种相，看得透透彻彻，鼓舞时有，叹息亦时有。在“文革”最艰难之时，他甚至悲观到极点，面对现实，有一种“远不如早一点离开人世这个是非之地，落一个耳根清静”的消极想法。但为时不久，他很快有所顿悟，觉得自己一生要做的事还很多。

驻新加坡共和国大使张青；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社会上就曾经刮起过一阵讨论人生意义与价值的微风，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讨论文章，各种议论都有一些。当时，季羡林看过一些文章，但没有写文章参加讨论。他觉得有些文章简直是不知所云。而且，当时他认为这种空泛的讨论本身无意义，无价值，还不如实实在在地干几件事好。

驻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大使张真；

1．不凡的动机——要使人生更有价值和意义

驻前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大使李成仁、郑达庸、李留根；

二、笔耕的快乐

驻伊拉克共和国大使郑达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