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燕园春秋（三） (第4/5页)

事有凑巧，第二天，季羡林接到新闻出版署打来的电话，请他出任第二届国家图书奖评委会副主任兼文学组组长。季羡林考虑到《宗白华全集》有可能放在文学组评审，有点为难了：已经答应给许振轩写推荐信，如果不写，有失信用。但是写呢，自己是文学组组长，写了推荐信不就等于定了调子，其他评委还怎么畅所欲言？考虑再三，他还是决定“戒说”，不写推荐信，写了封收回承诺的信给许振轩。几天后，许振轩又去找季羡林，告诉他新闻出版署已将此书安排在社会科学组了，季羡林这才特地开夜车，写了满满三页纸的推荐信，肯定宗先生的美学思想应当重新研究，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应当重新评定，因为这部全集收有宗先生60％以上首次面世的著作，这些新面世的著作，在出版以前是鲜为人知的。从而肯定出版社出版其全集，堪称文坛佳话。对《宗白华全集》的态度，又一次证明了季羡林的原则性。

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大使华黎明；

季羡林抚摩着这厚厚的四卷本《宗白华全集》，惊喜不已，忙说：“好，我给你们当啦啦队长。”

驻约旦哈希姆王国大使张真；

安徽教育出版社的编审许振轩先生，在《宗白华全集》出版后，带着这四本书，到北大找季羡林，说《宗白华全集》拟申报第二届国家图书奖，请季羡林写封推荐信。

驻越南大使李世淳、张青。

安徽教育出版社有志于出版《宗白华全集》，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宗先生属于“厚积薄发”一类人，文化积累很丰厚，但作品则寥若晨星。但安徽教育出版社不甘心只出这四十多万字的全集，便挖空心思，不惜人力、物力、精力，在宗先生的遗物中，在一大堆准备处理掉的“废纸堆”中，发现了他在20世纪20至50年代的一大批文稿和讲稿，从中整理出一百多万字的论著，分成四卷，于1995年正式出版。

这些驻外大使，占与我国建交国家的1/7（1996年），比例是相当高的。

宗白华先生生于1897年，去世于1986年。他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美学家，而早年又是著名诗人，有诗集《流云》流行于世，他和郭沫若、田汉三人探讨文艺和社会问题的信函被编辑成《三叶集》，以其特有的艺术品位震撼着文坛。后来，宗先生又致力于西方哲学和美学研究，先后开设的课程有美学、艺术论、形而上学、人生哲学、康德哲学、叔本华哲学、尼采哲学、歌德等，所出版的著作和译作有《美学散步》、《美学与意境》、《意境》、《判断力判断》（上）、《欧洲现代画派论选》、《宗白华美学文学译文集》等，除去重复的，全部著作也不过四十多万字。

另外，东方学系毕业生中，也有部级干部，如外交部部长唐家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李成仁，少将一级的驻外武官也有一些。

另一件事，是为《宗白华全集》申报第二届国家图书奖一事，这是在季羡林卸任副校长之后的1995年，但他办事讲原则，于此也可见一斑。

这些外交官和其他行政官员，虽然不一定都是季羡林的及门弟子或嫡系亲炙弟子，但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季羡林连续的教育生命的一部分，是其自然延伸。

这一件事，还不够典型吗？原则面前就连至友臧克家的小女，也不能得其后门而入。

2．博士、硕士研究生

过了一段时间，郑曼女士所在的工作单位人民出版社招考校对，苏伊报考，被录取。她在人民出版社干了一年校对，又被调往中国作家协会，派给她的父亲臧克家先生当秘书。这次苏伊没有去南亚所应考，她们母女认为季羡林按规章办事，是完全应该的，这正是季羡林严守职责的高尚品格。季羡林的言语、行动、都是一是一，二是二，不拐弯抹角，不来什么客套，怎么想，就怎么说，这使郑曼一家十分感动，永远铭怀。

在季羡林的亲炙弟子中，成名的已不在少数。蒋忠新、黄宝生、郭良鋆、王邦维、段晴、任远、王文宏、钱文忠，……日本的辛岛静志（Seishi Karashima）也是出自他名下的博士。

郑曼和苏伊原以为季羡林只考一考一般常识，一听要考《大唐西域记》，俩人都傻了。回家后，赶紧从图书馆里借了一本《大唐西域记》来看，进行突击。那时，由季羡林主持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和《大唐西域记今译》还都没有出版，一个高中毕业生读古文原著，会碰上多少困难，自然是可想而知的。苏伊算是碰到了一个大难题。

他叫蒋忠新，原籍江苏武进，1942年生于上海，从1960年进北大东方学系开始学习梵文，便成为季羡林的弟子，他英年早逝，但一生的生活道路几乎都与季羡林有关。季羡林以各种方式从各个方面给了他多得说不完的、令他无法回报的师恩，是他真正的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恩师。

郑曼女士陪苏伊去见季羡林。见了面，季羡林问苏伊：“你读过《大唐西域记》没有？这可是南亚所的入门书，到我们所，都得先考这本书。”苏伊的学历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一个普通高中生，哪里会读过什么《大唐西域记》这样高深的学术著作？

蒋忠新在上学期间，便感到季羡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丝毫没有教授架子。1965年毕业以后，他留校工作，在他参加《大唐西域记》校注工作的全过程中，在翻译《摩奴法论》、研究贝叶经的过程中，都得到季羡林具体而细微的指导。季羡林扶持、提携中青年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为他们作序、写推荐书、鉴定，尤其对青年人几乎是有求必应。他勤奋的治学精神，严谨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无时无刻不在鼓舞着弟子们。

季羡林听说了，马上约苏伊去谈话。

蒋忠新，生前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任研究员，是该所的业务骨干。当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季羡林住在301医院，他几乎失声痛苦。

臧克家是季羡林从上世纪40年代就有密切交往的最好朋友之一。臧先生与夫人郑曼有一小女，名苏伊。1980年代初，季羡林在副校长任上。苏伊因不习惯工厂车间的噪音，进厂半年，就得了高血压症。她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就由郑曼出面，想托季羡林把她安排在他主持的南亚研究所里，当一名职员。这样，换换环境，调节一下紧张的神经，还可以接触一下浓厚的文化气氛，正可谓两全其美。

他叫黄宝生，上海人，1942年7月生，他196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到中文系报到，被告知调入东语系。在东语系的迎新大会上，系主任季羡林希望在中学学过英语的同学选择梵文、巴利文专业，他受命运安排，成为梵文、巴利文专业的学生。

在这方面，有两个例子具有典型意义。

在跟随季羡林学梵文、巴利文的五年中，深受季羡林一丝不苟作风的影响。梵语历史悠久，有丰富的语汇和复杂的语法，每个名词多达八个格，三个数，二十四种语尾变化，每个动词也按各种时态和语态，变化繁多。季羡林任课时，始终要求学生认准每个名词和动词的变化形态，最忌讳和反对瞎蒙瞎猜。学生们从老师这里受到了严格的语言训练，深知读解一首古典梵文诗，犹如组装一架机器，大部件、小零件全都要安装准确，整个机器才会运转起来；又像拼板游戏，每块拼板放对了位置，才会形成美丽的图形。这样严格的语言训练，使黄宝生和其他同学养成了认真细致的阅读习惯，让他们终生受益。

这源于他对摆官架子的人的厌恶，更源于他对那些滥用手中权力的人的厌恶。当有亲朋好友想利用他手中的权力时，他遵守的原则是：原则面前人人平等，能帮上忙的尽量帮忙，帮不上忙的，就不怕得罪人，决不会拿原则做交易。

黄宝生得到季羡林具体的指导，如安排选读梵语文学作品、史诗、往世书、故事文学、古典梵语叙事诗和戏剧，以及梵语佛经《金光明经》、《佛所行赞》、《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事》等等。季羡林所开巴利文课，直接采用英文文本的巴利文文法讲义；并选读巴利文佛典《本生经》和《法句经》等，还结合梵文巴利文教学，向学生们介绍印度古代文化知识以及各门学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和普通人交往，季羡林从来没有失礼的时候。但是，与亲朋好友交往，季羡林难免就有例外了。

黄宝生、郭良鋆夫妇和他的同学太幸运了，他们能登堂入室，经常拜访季羡林。他们理解季羡林多读书、扩大知识面的深意。他们知道自己的老师，或者通读《太平广记》，或者通读《鲁迅全集》，对于名篇名作，多能背诵，因此他们也开卷有益，广泛接触中外各种名著，扩大了自己的知识面。

6．原则面前人人平等

黄宝生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

每年春节，季羡林总是一大早就给邻居们拜年，个别时候邻居们如果先到他家拜了年，他都要想办法找时间回拜，他信守的原则是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季羡林由于待人诚恳，与人交往从不失礼，从而赢得了邻居和其他与他交往的人的交口称誉。

他叫王邦维，四川重庆人，1950年9月生。他于1979年考入东语系研究生，成为季羡林名下四个梵文巴利文研究生之一。王邦维听季羡林讲过两个故事：

和季羡林交往多的人不难发现，他和人站着谈话，总要保持一米左右的距离，垂手而立，这是有修养的人形成的一种很好的习惯，既有礼貌，又讲卫生。

一位德国很有名的医学教授，向以严格著称。一次考试，他进了教室，拿出一样东西，放在桌子上，然后向学生发问：“这是什么？”学生看在眼里，觉得桌子上的东西是猪肝，但转念又想：“教授的考试，怎么可能会这样简单呢？”学生不知所措，虽然觉得真像是猪肝，但始终不敢说是猪肝。到了最后，也没能回答教授的问题。这时教授只好宣布：“这是猪肝。”学生此时似乎才明白了一点什么。教授问学生：“你大概已经认出这是猪肝，可是为什么不敢回答呢？看见是什么，就答是什么，这就是科学。事情不就是这样简单吗？”

在各种会议上，季羡林从来不抢先发言，或打断别人的发言。他总要耐心地听别人讲完，才慢条斯理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季羡林通过这个故事，告诫学生，一定要发扬并坚持实事求是的严格精神。另一个故事是：

季羡林平易近人，记忆力又好，学校里开车的司机，他都能叫上名字，每次司机送他回家，他都要向他们道谢，“谢谢，辛苦了”是他对司机们最常说的话。下车后，他待司机将车调头开动，挥手目送他们很远才回家。

一次考试，也是这位教授，问学生一个问题：“你看我这衣服，是什么颜色？”学生有些犹豫。教授穿的是一件很旧，发黑的衣服。学生端详了一阵，回答说：“教授先生，您的衣服，曾经是褐色，但现在已经变成了黑色。”教授听了，大加赞赏，说这位学生回答得准确而全面。原来这位教授平时不注重穿着，他的衣服，已经穿了些年头，旧而且脏，颜色已经变了，显得发黑。

季羡林以礼待人，热情迎送客人，连几乎天天见面的邻居也不例外。无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概不例外。

学生们从这些看来卑之无甚高论的故事中，得到启迪，受到感染。

小商既然做了季羡林的邻居，他的朋友自然就常让他陪他们去见季羡林，这些朋友年长的六十多岁，年轻的只有二十多岁，都是晚辈。一听说有客人来了，季羡林连忙放下手头的工作，走出来相迎，让座，泡茶，然后还拿出一个本子，请来客签名留念，笑盈盈的情态中，大有可以“偷得半日闲”的欢愉，客人们自然会感到从容不迫，自由而不拘谨。客人要走了，季羡林总是执意把他们送到门外，站在楼前的平地上目送客人远去。客人们自然地会从与老人心灵的交融中，得到启迪、感悟，获得精神上的享受。

王邦维和他的研究生同学在作毕业论文时，选什么作论文题目，季羡林从来都是让他们自己考虑。学生们提出了一个选题，季羡林并不先说行还是不行，只是问他们为什么要选这样的题目，如果真要做，打算怎么做。结果学生的想法往往被否定，只得再动脑筋，再提出想法。新想法也可能再被否定，在反复的被否定中间，学生们终于变得比较明白起来，题目也确定了。

13公寓当时没有公用电话，商金林要打电话，要绕到校东门外的成府街去打，来回少说也得有二站地。有一次，小商匆匆下楼要去打电话，正好在楼门口遇到季羡林，知道他是出去打电话，连忙叫住他，叫他去自己家里打电话。打完电话，季羡林夫妇都说：“不用客气，要打电话就到我家来。”“要打电话尽可来。”这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和关怀，不仅帮小商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给了他奋进的勇气，而且还从中懂得了做人的道理：人者仁也，仁是人之全德！

王邦维在确定论文题目之后，其中有一项任务，是对一些古代刻本作校勘。其中的一种是藏在北京图书馆的《赵城金藏》，是稀世文物。耿引曾教授为他与北图联系，结果不允许研究生去查阅，但说允许季羡林这样的学者看。这是在1981年，季羡林既是北大副校长，又是南亚研究所所长，还有其他兼职，工作极其繁忙，他知道这件事后，一点都没犹豫，就说：那我们找个时间一起去吧。

季羡林还有一个小邻居，叫商金林，1983年三十四岁被分到13公寓这个“特区”去住。他是“小字辈”，所以要三家合住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搬进来的第二天，商金林在楼下见到季羡林和老伴彭德华。季羡林走过去和这位新邻居握手，笑着说：“我们做了邻居了。”商金林从他和蔼的表情里，看到了老学者对年轻人的慈爱和关怀。季羡林的夫人则称小商为“商同志”，问他的爱人在哪儿工作，娃娃几岁了，是用煤气罐还是用蜂窝煤？煤气罐在13公寓这一高级知识分子的特区已经普及，但新来的小字辈还要烧蜂窝煤，小商正在为买煤的事犯愁。季夫人告诉小商，她家虽有煤气罐，但为了用热水方便，还得生个煤火炉子，并说可以帮小商买煤。小商听着这浓重的山东口音，感到特别平易、亲切。季先生又问他，生炉子的技术好不好，说如果炉火灭了，可以到他家里夹烧着的煤，比现点火要省事些。

于是安排了一天，先生为此专门与我一起去了北图。以下的一切都很顺利。卷子从书库调出来，我立刻开始工作。先生先是站在旁边，看着我作记录。过了一阵，先生拿出早准备好的一摞《罗摩衍那》的清样，读自己的清样。就这样，整整半天的时间，先生一直陪着我，直到我校完录完卷子。

有一次，一个武术师也闯进季羡林家里，硬要季羡林为他主编的一个武术杂志写篇东西，并出任顾问，季羡林一再向他解释，自己不懂武术，写不出这样的文章，但来人死缠着季羡林，弄得一点办法都没有，幸亏又有客人来，才算是解了围，武术师悻悻地走了。

后来，王邦维又读季羡林名下的博士生。

所谓那样也不好，是说季羡林从来没把自己划在平凡人之外，认为自己是个平凡人，自己的经历属于平凡人的平凡的经历。他喜欢与普通人接触，往往能从学生甚至来访者身上发现值得学习的地方，所以，他从来不把人拒之门外。熟悉季羡林的人都知道他忙，所以都不愿意打扰他，浪费他那宝贵的时间，有非找他不可的事，也预先和他约好，排队挂号，在约定的时间去拜访他。但是有人却不顾这些，也有一些从远方来的拜访者，黑龙江的，广东的，觉得反正季羡林没有架子，所以就硬往季羡林家里闯，什么气功师，武术师，名人崇拜狂，都去找他，其中不乏动机不纯者，季羡林也大多能宽厚地对待他们，对他们晓之以理，讲一些应该持的科学态度。

当时，季羡林主持着一个不定期的“西域研究读书班”。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有的人一出名，就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全世界都应该被踩在脚下，于是想方设法为自己和普通人拉大距离，为此甚至不惜在自家门上贴上来访者禁戒：什么时候不能拜访，什么样的人不能拜访，……季羡林最看不起这样的人，因此说自己做不到。

中国古代典籍中的西域，指称的范围从小到大，包括今天的新疆、中亚各国、印度乃至伊朗、西亚和欧洲，中心区域是中亚。西域是许多学科的学者都关心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初，季羡林把一些研究工作与西域有关的学者召集在一起，不定期地聚会。有话题即谈，无话则不聚。

我最讨厌人摆官架子，然而偏偏有人爱摆。这是一种极端的低级趣味的表现。我的政策是：先礼后兵。不管你是多么大的官，初见面时，我总是彬彬有礼。如果你对我稍摆官谱，从此我就不再理你。见了面也不打招呼。知识分子一向是又臭又硬的，反正我决不想往上爬，我完全无求于你，你对我绝对无可奈何。官架子是抬轿子的人抬出来的。如果没有人抬轿子，架子何来？因此我憎恶抬轿子者胜于坐轿子者。如果有人说这是狂狷，我也只当秋风过耳边。

每次聚会，季羡林必到，而且常是提前到场。每个人的发言，他都认真听，有时也提出疑问。有一次，是博士生王邦维讲博士论文题目，讲印度佛教的部派问题，季羡林就提出许多质询性的意见。

所谓做不到，应该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季羡林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普通人，他最看不起那些官不大、僚不小的“架子老爷”。他曾意味深长地说：

对毕业论文，季羡林要求博士生特别要注意学术规范问题。他告诉学生们：按照德国大学的制度，一篇博士论文在答辩前一个小时，看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发表了同样的观点，此文即告作废，一点都不含糊。季羡林要求学生严谨精细，连引文也不能有丝毫马虎。他告诉学生德国人做学问的彻底性是尤其值得学习的。

因为看到季羡林社会活动多、兼职多，来访客人又连续不断，占用了他大量时间，因此邻居张学书在与他聊天时脱口而出地说了一句：“干脆来个关门大吉。”意思是客人来时干脆不予理睬，让他们吃闭门羹。季羡林回答了简短的一句话，但却含有两层意思：“做不到”，“那样也不好。”

德国学者无论研究什么问题，首先就是努力掌握与这个题目有关的文献，包括古代的和近代的，包括德国的和外国的。德国学者都广通声气，同世界各国的同行几乎都有联系，因此，全世界研究动态，他们基本上都能掌握。对自己要研究的问题的各种学说，都有成竹在心。在这个基础上，或者与此同时就大量搜集资料，不厌其详，不惧其远，只要能搜集到的，全都搜集。这两件工作做完以后，才努力分析资料，然后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

5．仍是普通人

学生们从季羡林这里得知，德国学者严谨到要求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不仅要求引文注明页数，而且要注明行数。

当然这样写出来的“华章”大多是小品、随笔、书评、散文之类的作品，而这期间大部头的学术著作，还是利用清晨的那三个多小时，不过这是后话了。

这些教导，使学生从一开始作论文，就努力遵循从内容到形式的学术规范，有时为了核对一个页码，要去图书馆查阅刚刚还掉的书。

不仅在开会时，在上下班的路上，偶尔散步的时候，他也经常在思考问题，打着腹稿。走着路，他会忽然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小纸片，记上几句。在等公共汽车时，他也会在小报的空白处写写画画。这些常人不会利用的时间经季羡林这么一利用，回家再稍一加工，便点墨成金，成为脍炙人口的优美华章了。

王邦维从1979年到现在，一直在季羡林身边学习和工作，年纪轻轻，曾经是北京大学东方学系教授，兼任东方学系副主任，现在是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这个秘密被细心的张学书发现了。张学书一直在校部担任领导职务，从北京大学团委书记当到副校长。季羡林1962年搬到13公寓，张学书1963年搬进去，正好住在季羡林楼上，两家做邻居已经三十多年了。他们相处得很好，是睦邻友好的典型。张学书比季羡林小13岁，家里人叫季羡林为季爷爷，叫季夫人为季奶奶，也管季羡林的婶母叫老祖。从季羡林当了副校长之后，他们俩人就常在一起开会。张学书发现，季羡林对长而内容空泛的会议不大感兴趣，但是有时却从口袋里随手掏出一张小纸片，在写着什么，张学书以为他对不感兴趣的会还做笔记，但过几天一篇散文发表了，这才发现他是在开会时“一心二用”，利用这时间的“边角废料”构思文章，先在张纸片上写好了提纲，回到家里，一写一抄，一篇优美的散文便呵呼出来了。

他叫钱文忠，江苏无锡人，1966年生。他从1984年入北大东语系，1989年毕业后，又师从季羡林读硕士学位，1992年毕业。他是季羡林的弟子中惟一一个学士论文、硕士论文都由季羡林指导的，这自然是他的荣耀。

这种事，本来是秘而不宣的，但是时间长了，也就难免泄露了。

在八年求学期间，钱文忠1987—1988年曾在德国汉堡大学印度与西藏文化历史学院留学，其余七年均追随季先生左右，更能贴近季羡林的日常生活，有机会看到季羡林作为人师却又鲜为人知的一面。下面是钱文忠的一次经历：

时间就是生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而且时间是一个常数，对谁都一样，谁每天也不会多出一秒半秒。对我们研究学问的人来说，时间尤其珍贵，更要争分夺秒。但是各人的处境不同，对某一些人来说就有一个怎样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的问题。这个怪名词是我杜撰出来的。时间摸不着看不见，但确实是一个整体，哪里会有什么“边角废料”呢？这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平常我们做工作，如果一整天没有人和事来干扰，你可以从容濡笔，悠然怡然，再佐以龙井一杯，云烟三支，神情宛如神仙，整个时间都是你的，那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边角废料”问题。但是有多少人能有这种神仙福气呢？鲁钝如不佞者几十年来就做不到。建国以来，我搞了不知多少社会活动，参加了不知多少会，每天不知有多少人来找我，心烦意乱，啼笑皆非。回想十年浩劫期间，我成了“不可接触者”，除了蹲牛棚外，在家里也是门可罗雀。《罗摩衍那》译文八巨册就是那时候的产物。难道为了读书写文章就非变成“不可接触者”或者右派不行吗？浩劫一过，我又是门庭若市，而且参加各种各样的会，终日马不停蹄，我从前读过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迷》和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觉得异常可笑，岂意自己现在就成了那一类人物，岂不大可哀哉！但是，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是能够想出办法来的。现在我既然没有完整的时间，就挖空心思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在会前、会后，甚至在会中，构思或动笔写文章。有不少会，讲话空话废话居多，传递的信息量却不大，态度欠端，话风不正，哼哼哈哈，不知所云，又佐之以“这个”、“那个”，间之以“唵”、“啊”，白白浪费精力，效果却是很少。在这时候，我往往只用一个耳朵或半个耳朵去听，就能兜住发言的全部信息量，而把剩下的一个耳朵或一个半耳朵全部关闭，把精力集中到脑海里，构思，写文章。当然，在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甚至自行车上，特别是在步行的时候，我脑海里更是思考不停。这就是我所说的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此时文思如万斛泉涌，在鼓掌声中，一篇短文即可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倘多日不开会，则脑海活动，似将停止，“江郎”仿佛“才尽”。此时我反而期望开会了。这真叫做没有法子。

1990年1月31日，先生命我随侍前往燕南园向冯友兰、朱光潜、陈岱孙三老贺年。路上结着薄冰，天气极为寒冷，也已是八十高龄的先生一路上都以平静而深情的语调，赞说着三位老先生的为人治学。先到朱先生处，只有朱夫人奚先生在家，先生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再到冯先生三松堂，只有宗璞和蔡仲德先生在家，……先生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最后到陈先生处，陈先生倒是在家，见先生来访，颇为惊喜，先生仍是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其时两卷本《陈岱孙文集》正好出版，陈先生从内室取出书，题签，起身，半躬着腰，双手把书送给先生，先生也是起身，半躬着腰，双手接过，连声说：“谢谢，谢谢。”冬天柔和的阳光，照着两位先生的白发。

季羡林要写点散文之类的文章，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充分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了。

钱文忠记得，一次他陪季羡林散步到办公楼前，恰逢裘锡圭先生低着头走在前面，大概是在思考问题。季羡林低声对他说：“你知道吗？裘先生，古文字专家，专家。”说话时翘起大拇指，微微晃动。

自从担任了北京大学副校长之职以后，各种虚实职务相继不期而至，东语系系主任、南亚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任着大大小小几十种辞也辞不掉的职务。而且，还因为他作为语言学家、民族学家、作家、翻译家、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涉猎的范围那么广泛，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语言所、宗教所、文学所、外文所、考古所、历史所、南亚所、亚太所、以及各大学的外国语言文学系，中国语言文学系，都与他的工作有密切的关系，不时地有人向他请教，以至找他的人得挂号，排队，他的时间排得是那么满，远到一年内国内各地开的各种会议，近到一周内校、系两级的各项工作，他都要兼顾到。他的时间太宝贵了，只有清晨四点到七点多钟，这三个多小时是属于他的，可以集中搞一点学术研究，其他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全被各种各样的公务和接待工作挤占了。刚刚恢复了的闲不住的习惯——写点什么、思考点什么，被无情地挤占了许多时间，以至白天无法实现。

钱文忠记得，一次一个学者评职称，请季羡林和蒋绍愚写评审意见，表格先送到季羡林处，季羡林写好、封好，让钱文忠送交蒋绍愚。蒋绍愚拆开后，愕然说道：“这可怎么办，季先生怎么这么写？”原来季羡林把自己的意见写在了专家推荐栏的底下一格，逼得蒋绍愚只能把自己的意见签在上面了。

4．忙里偷闲著华章

钱文忠还记得，一天傍晚，他去季羡林家，老师从书房拿出一封信，对他说：“你知道上海有位徐文堪先生吗？他给我寄了一些有关吐火罗研究的资料，有些我没有见过，真是难得。你回上海，替我看看徐先生。”

一个严谨的学者，在严谨地履行着副校长的神圣职责。

钱文忠现在已经是闻名全国的教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多次讲座的演讲者，有众多的粉丝了。

这是这位一级教授亲笔记下，准备在校长办公会议上发言用的。他生气地感慨道：“就一个熄灯打铃的问题，讨论了几年还没有解决。”

学生们从季羡林这里感受到的，是大海般宽广的胸怀，泰山般的崇高境界。

有人在他的桌上发现过这样的纸条：“学生开饭时间有十一点一刻，十一点半，十一点三刻三个方案，据学生反映，倘十一点一刻开饭，晚下课晚去就吃不上好菜……”

3．进修生和外国博士

谁让他没有架子呢？别人什么都愿意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