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燕园春秋（三） (第5/5页)

她叫王文宏，是辽宁人，生于1956年1月。她已经被延边大学中文系聘为副教授了，但一直想圆到季羡林身边进修禅学与美学的梦。她终于在1995年秋天，来到了北大东语系，从季羡林进修。

“行行行！”

王文宏的丈夫叫贾锐，是延边大学出版社社长，学中文出身，季羡林对他的印象很好，认为他刚强，正直，干练，是一个决不会阿谀奉承的硬汉子。而她与丈夫迥乎不同，多愁，善感，温柔，纯朴，感情充沛，季羡林认为她感情超过了需要。她不相信天底下还有坏人，而自己是个才女，写诗，写小说，研究美学、文艺理论和禅学，在延边地区颇有名气，是一个极有前途的女学者。1986年，通过北大中文系教授刘烜介绍，她认识了季羡林。1995年，以访问学者身份重返北大，投到季羡林门下。

“季副校长，我们这楼停水了。”“我家里也没水。”“那请你赶快反映反映吧！”

季羡林向来认为，自己对美学和禅学，虽然也看过一些书，并且有些想法和看法，写成了文章，但自认实际上是“野狐谈禅”，成不了正道的。所以蒙她不弃，从自己受学，使得他经常觳觫不安，如芒刺在背。他甚至觉得，也许是自己那一些内行人决不会说的石破天惊的“奇谈怪论”，使她有了点兴趣？可是就连这一点，他也是没有自信的。

有一天晚上，他已经躺下了，电话铃响了。

寒假之时，王文宏的丈夫贾锐和女儿未未也到北大来了。未未是个12岁的女孩，季羡林觉得她同别的年龄差不多的女孩不一样，面貌秀美，逗人喜爱，但却有点苍白；个子不矮，但却有点弱不禁风；不大说话，说起话来慢声细语。他不相信王文宏说的，这孩子是娇生惯养惯了，有点自我撒娇，他看不像是这样。对这样一个来自长白山下的小女孩，季羡林觉得像谜一样。

他开始履行副校长的职责了。

有一天，季羡林请王文宏全家和几位朋友吃饭，未未仍然少言寡语。吃完饭，他们步行回北大，因为他居师座，王文宏便从左边扶着他的左臂搀扶着自己的老师。而他自己并不觉得已经老迈，老态龙钟到非让人搀扶不行的地步，但弟子这一番心意自己明显不好拒绝。就索性倚老卖老，任她搀扶。心里暗觉得好笑，如果再有一个龙头拐杖，岂不有点旧戏台上佘太君或者国画大师齐白石的派头？正在这样想的时候，未未一步抢上前来，抓住季羡林的右臂搀扶住他，还示意让妈妈放松搀扶，仿佛搀扶他成为她的专利。

可这以前，季羡林是以一位教授和东语系系主任的身份，作为北京大学的一员的。而现在，他要以一名副校长的身份，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员了。

1996年夏天，王文宏已经结业。因为要给老师过85岁生日，特意留下来为老师祝寿。丈夫贾锐和女儿未未又一次来到北京，邀请季羡林的一些朋友，为他设寿宴。

三十多年了，季羡林回国以后惟一的工作岗位就是北京大学，除了短期出国访问，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它。北京大学像是一块大磁石吸引住了他的心，使他那记忆的丝缕永远挂在巍峨的红楼上面，挂在未名湖的湖光塔影上面，挂在燕园四时不同的景光上面：春天的桃杏藤萝，夏天的绿叶红荷，秋天的红叶黄花，冬天的青松瑞雪；甚至临湖轩的修篁，红湖岸边的古松，夜晚大图书馆的灯影，绿茵上飘动的琅琅书声，所有这一切，都无不挂着他那回忆的丝缕，他的生活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北京大学。

寿宴设在圆明园，季羡林旧地重游，觉得已不认识圆明园了。园内游人摩肩接踵，多如过江之鲫，商人们竞奇斗妍，各出奇招，用种种门道，使游人如痴如醉。为季羡林祝寿的人有十六七个，痛痛快快地畅游了半天，福海泛舟，饭店盛宴，他愉快地过了85岁生日。

在这样的一所大学里出任副校长意味着什么，该由有什么样学术贡献的人来出任，难道还不是十分清楚的吗？

8月7日，王文宏带未未向季羡林辞行，这样的别离，对于一个感情极为充沛的人来说恐怕会受不了。下面是临别时的一幕，场景中有季羡林、王文宏和未未。

解放后，马寅初、江隆基、陆平、周培源先后出任北大校长，汤用彤、翦伯赞、冯定等学术界的“大腕”出任过副校长。

在许多人心目中，我是一个怪人，对人呆板冷漠，但是，真正了解我的人却给我送了一个绰号：“铁皮暖瓶”，外面冰冷而内心极热。我自己觉得，这个比喻道出了一部分真理，但是，我现在已届望九之年，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天使和撒旦都对我垂青过。一生磨炼，已把我磨成了一个“世故老人”，于必要时，我能够运用一个世故老人的禅定之力，把自己的感情控制住。年轻人，道行不高的人，恐怕难以做到这一点的。

北京大学的校史，有人认为（比方说冯友兰先生）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对此，季羡林并不反对。这样一来，北京大学的校史就延伸了两千多年。但是，现在讲北京大学的历史，一般是从清朝末年的京师大学堂算起。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是张百熙，任命吴汝纶为总教习，相当于教务长，实际上是管业务的副校长，但吴汝纶没来得及到北京大学上任，就去世了。民国建立，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严复为第一任校长，后来工科学长（相当于工学院院长）兼代校长，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是夏锡祺。蔡元培在1916年出任北大校长之后，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蔡元培实行的是教授治校，兼容并包。兼容并包既为辜鸿铭、刘师培之类人物保留了地盘，也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等人物开辟了道路。后来，是胡适、蒋梦麟出任校长，在蒋梦麟离任期间，傅斯年任代理校长，汤用彤任过文学院院长。

现在，未未和她妈妈就坐在我的眼前。我口中念念有词，调动我的定力来拴住自己的感情，满面含笑，大讲苏东坡的词：“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又引用俗语：“千里凉棚，没有不散的宴席。”自谓“口若悬河泻水，滔滔不绝。”然而，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文宏……泪珠只停留在眼眶中，间或也滴下两滴。而未未却不懂什么诺言，也不会有什么定力，坐在床边上，一语不发，泪珠仿佛断了线似地流个不停。我那八十多年的定力有点动摇了，我心里有点发慌。连忙强打精神，含泪微笑，送她母女出门。一走上门前的路，未未好像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伏在我怀里，哭了起来。热泪透过了我的衬衣，透过了我的皮肤，热意一直滴到我的心头。我忍住泪，捧起未未的脸，说：“好孩子！不要难过！我们还会见面的！”未未说：“爷爷！我会给你写信的！”我此时的心情，连才尚未尽的江郎也是写不出来的。他那名垂千古的《别赋》中，就找不到对类似我现在的心情的描绘。何况我这样本来无才可尽的俗人呢？我搀着未未的胳臂，送她们母女过了楼西曲径通幽的小桥。又忽然临时顿悟：唐朝人送别有灞桥折柳的故事。我连忙走到湖边，从一棵垂柳上折下了一条柳枝，递到文宏手中。我一直看她母女俩折过小山，向我招手，直等到连消逝的背影也看不到的时候，才慢慢地走回家来。此时，我再不需要我那捞什子定力，索性让眼泪流个痛快。［66］

这一任命对于季羡林来说是那么突然。对于他来说，三十二年前陈寅恪先生把他推荐给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先生，由胡适先生、傅斯年先生、汤用彤先生联合聘任他为北京大学教授、东语系系主任，他就够感到受宠若惊的了。三十多年来，他勤勤恳恳地工作，“文革”中又受了那么多委屈，饱经忧患，九死余生，突然又看到光明，看到阳关大道，刚刚感到自己中间状态逐渐有所改变，还没有完全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时，北京大学这座饮誉海内外的最高学府，又空出了一个副校长的宝座，留给了他——一个农民之子。

这样的场面，连使了定力的季羡林也控制不住，一般人会如何则可想而知了。

就在季羡林心中的那个春天到来之时，国务院下达了一个对季羡林的任命：季羡林为北京大学副校长！这也是在1978年的事。

王文宏因为这一年来随季羡林进修，经过了无数感人的场面，她亲见许多青年学子围住季羡林，让他签名留念的动人情景。她曾经多次探询原因，季羡林先生何以在年轻学生心目中有如此巨大的魅力？何以受到在心目中已经没有崇拜的学生们如此的崇拜？最后，她从乐黛云教授敬赠给季羡林一部著作扉页上写的一段话找到了答案：

3．出任副校长

羡林吾师：

这就是季羡林心中终于盼来了的那个春天，这几乎是一个永不凋谢的春天，春之脚步是永远不停止的，它留在每个人的心中，给人以温暖，给人以生的希望，活的热情，工作的奔放，劳动的忘我！这才是一个永恒的春！

如果我有一点成绩，那是由于学习了您的风范。

而且这个春天还不限于燕园，也不限于北京，不限于中国。它伸向四海，通向五洲，弥漫全球，辉映大千。我站在这个小小的燕园里，仿佛能与全世界呼吸相通。我仿佛能够看到富士山的雪峰，听到恒河里的涛声，闻到牛津的花香，摸到纽约的摩天高楼。书声动大地，春色满寰中，这一个无所不在的春天把我们联到一起来了。它还将不是一个短暂的春天。它将存在于繁花绽开的枝头，它将存在于映日接天的荷花上，它将存在于辽阔的万里霜天，它将存在于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严冬。一年四季，季季皆春。它是比春天更加春天的春天。它的踪迹将印在湖光塔影里，印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它将是一个真正的永恒的春天。

如果我还有许多失误，那是由于我学习得还不够。

春天又回到燕园来了啊！

原来，正是季羡林的风范，是他独立于世，立德、立功、立言的人格魅力，引发了青年学子们的崇拜热潮。［67］

眼前，就物候来说，不但已经不是春天，而且也已经不是夏天；眼前是西风劲吹、落叶辞树的深秋天气。“悲哉，秋之为气也”，眼前是古代诗人高呼“悲哉”的时候。然而在这春之声大合唱中，在我们燕园里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在黄叶丛中，在红树枝下，我看到的却是阳春艳景，姹紫嫣红。这些男女大孩子一下子变成了巨大的花朵，一霎时开满了校园。连黄叶树顶上似乎也开出了碗口大的山茶花和木棉花。红红的一片，把碧空都映得通红。至于那些“霜叶红于二月花”的霜叶，真的变成了红艳的鲜花。整个的燕园变成了一座花山，一片花海。

王文宏现任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网络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春天终于来临了。美丽的燕园又焕发出青春的光辉。我在这里终于又听到了琅琅的书声。而且在这琅琅的书声中我还听到了十多年前没有听到的东西，听到了一些崭新的东西。在这平凡的书声中我听到的难道不就是千军万马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脚步声吗？我听到的难道不就是向科学技术高峰艰苦而又乐观的攀登声吗？我听到的难道不就是那美好的理想的社会向前行进的开路声吗？我听到的难道不就是我们的青年一代内心深处的声音吗？不就是春天的声音吗？

在季羡林名下的外国留学生中，日本的辛岛静志博士是比较典型的一位。他是日本大分县人，1957年出生，1987年10月开始从季羡林学汉译佛教经典。

他心里最为高兴的是，又有了恣意歌颂春天的权利，歌颂学生学习的权利，歌颂一切美好东西的权利，总之一句话，一个正常的人的权利。季羡林内心里充满了幸福，诗一般美丽的语言，顺着他饱蘸激情的笔尖流淌下来：

辛岛静志早在1980年季羡林到东京参加印度学、佛教学会议时，就听过他的学术报告，并下了去中国留学，从事印度学和汉译经典研究的决心。

我走呀，走呀，大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之慨。我眼前的秋天一下子变为春天，“霜叶红于二月花”，大地春意盎然。我抑制不住，我要歌唱，我要高呼，我要跳跃，我要尽情地歌颂春天了。

就在1980年季羡林访日时，日本学者为他举行过一次招待会。当时人们都知道他是北大副校长、著名敦煌学学者，而对他在印度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却不甚了了。于是便出现了颇有戏剧色彩的一幕：

就这样，季羡林一边想着，一边走着。

宴会进入高潮时，原实先生借着酒意问先生：“听说您在德国学习过梵文，教授是哪一位？”先生答道：“在哥廷根，教授是瓦尔德施米特。”原实先生又接着问：“您或许就是那位研究梵语不定过去式（Aorist）的Dschi Hian-Lin先生？”异地遇知音，或者换句话说，自己的成绩得到了他人的肯定，常人至此，早会欢喜至极。先生则仅淡淡地说：“是的。”事后，原实先生告诉我，他简直不能相信，40年代发表了两部德文论著、推动佛教混合梵语研究的学者，三十多年后竟坐在他面前。若不是被原实先生问到，先生必是不会自己提起的。先生是真正做到了“澹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季羡林真实地感觉到，解放以后，中国人民有过不少乐事，但像“四人帮”倒台时的快乐，他还没有经历过。虽然没有哪一个领导人曾对他说明“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从整个社会的气氛上，从人们对他的态度上，从人们逐渐有的笑容上，他感到自己的地位有点变了，那种“中间状态”逐渐有所改变，或者正在改变之中。

进北大不久，在北大召开了中日佛教研讨会，日方团长是辛岛静志在东京读书时的老师中村元先生。这次会上，辛岛静志第一次与自己的老师谈话。三人一起去参观北大校园，季羡林与中村元用中、英、德三种语言对话，两人都是印度学权威，学生在旁边听，自然觉得十分有趣。当走到临湖轩前的时候，季羡林回头看了自己的外国学生一眼，微笑着说：“竹林三贤。”

从1976年一直到1978年，是我国从不安定团结慢慢到安定团结的过程。对我自己来说，还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还有一些障碍需要清除。我正处在从反革命到革命，从非党员到党员，从非人民到人民，从非人到人的非常缓慢转变的过程中，一句话，是我摆脱中间状态的过程。“文化大革命”流行着一句话，叫做“重新做人”，意思是一个反革命分子、黑帮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等，等等，同旧我决裂变成新我，也可以说是从坏人向好人转变，也可以叫做迷途知返吧。我现在感到自己确实是重新做人了，但并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含义，而是我自己理解的含义。从不可接触者转变为可以接触者，从非人转变为一个人，我觉察到，一切都在急剧地变化着，过去的作威作福者下了台；过去的受压者抬起了头，人们对我的态度也从凉到炎。但也有过去打砸抢的所谓“革命小将”，摇身一变，成了革命的接班人，我暗暗捏一把汗。

从1989年起，辛岛静志开始作博士论文，题目是《法华经汉译本与梵藏本对比研究》。梵文《法华经》写本集成一套十二卷，是写论文必不可少的，而此书只有季羡林家里有。

季羡林心旷神怡，不但想到中国，而且想到世界；不但想到今天，而且想到未来。

这样，几乎有两年的时间，学生每天都在老师的书房里读书，季羡林就像当年的瓦尔德施米特一样，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绝学传授给异国青年。读书读累了，学生可以随便地翻阅老师书架上的书，中文的、英文的、德文的，还有梵文的，有时就会身不由己地超越时空，恍惚于古今中外书籍的世界之中。保姆小阿姨会端过一杯茶，把学生再拉回现实。

此时，季羡林心想，“四人帮”真是性与人殊，凡是人间美好的东西，比如鲜花、湖水、美景等等，他们都憎恨，对文化也憎恨，这些憎恨有时简直令人难以理解。到1976年，晴天一声霹雳，“四人帮”垮台了，这一群人中败类终于成为人民的阶下囚，昔日炙手可热的威风一扫而尽。真可谓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就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四人帮”垮台之时，男女老少拍手称快，买酒相庆。那时正是深秋时分，据说北京城里卖螃蟹的人，把四个螃蟹用草绳拴在一起，三公一母。北京全城的酒，不管好坏，抢购一空。人人喜形于色，个个兴致勃勃。人心向背确实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学生看到，老师的书桌上有本德国日历，有时则放着正在执笔写作中的散文原稿，学生自然也可以先睹为快。在老师的家里读书，总是和美好的景物联在一起，这些是学生永远可以回忆的美好经历。

他看到男女大孩子们在黄叶林中，湖水岸边，认真地读着书，重又听到了中断了十几年的琅琅读书声，在湖光塔影之中往复回荡着。“文化大革命”中，湖光塔影、象牙塔，都被贴上荒谬绝伦的修正主义的标签，成为罪恶的象征，今天终于恢复了名誉，显得像雨后的鲜花那样，更加美丽动人。

辛岛静志现在已经成为日本财团法人东方研究会的研究员、日本创价大学国际佛教学高等研究所教授，即使是这样，他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总要想起自己的老师，想起老师的书房，想起书房前的池塘，这时，他便觉得从容一些、平静一些，有了力量。季羡林教给他的，是远离世俗，平心静气地读书，老老实实地做人。

虽然眼前真正的季节是深秋，姹紫嫣红的景象早已绝迹，连“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夏天都已经过去，眼里看到的是黄叶满山，身上感到的是西风劲吹，耳朵里听到的是长空雁唳。但是，走在这昔日走惯的曲径上，季羡林的心中却真真切切地溢满了春意。他无论如何也抑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了，信步绕未名湖走了一周。

异国学生在遥祝老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他忽然想起了十几年前写《春满燕园》时的情景，有意再走一遍写《春满燕园》时走过的道路。

4．退职而不退休

虽然是1978年的深秋，但季羡林凭自己的直觉，感到知识分子的春天真正来临了。

季羡林从北京大学副校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了。

2．春归燕园

季羡林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位置上也退下来了。

季羡林这才意识到，十几年没有发表东西，现在到了结束的时候了。从此，他的散文创作激情和学术研究的兴趣，一下子又萌发出来了。

当他刚卸任北大副校长之时，他的老朋友臧克家为他衷心地祝贺了一番。因为季羡林是臧克家最知心、最要好的朋友之一，解放初，他们互相来往颇多，季羡林住翠花胡同，臧克家住笔管胡同，互相拜访的机会是很多的。季羡林入党之后，成为模范党员，职务也渐渐多了起来，而朋友之间晤会畅谈的机会却越来越少了，到季羡林当了副校长，他只能在春节上午到臧克家家去看望他们，与他们全家团聚半天，共进午餐。行政职务压得季羡林喘不过气来，一天里有时候竟然能开两个会，而学术性的会少，事务性的会多，因此而叫苦不迭。每年年初，会议已经排到四五月份。为此，季羡林也在臧克家面前诉诉苦，他怅然言之，老朋友惘然听之，两颗心是一个感觉。为鸣不平，臧克家在1980年10月写过一篇短文，叫做《兼职太多压坏人》，为季羡林和白寿彝两位大学者打抱不平：

我真是震惊不已。至于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大家心里都明白，用不着多说。我一个人如此，全国又不知道有多少成千上万的人也是如此。想到这里，所谓“文化大革命”究竟产生了多么严重的后果，不是清清楚楚了吗？我又有点后怕，又有点不寒而栗。如果真正让“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搞一次，一次搞上七八年，搞的结果恐怕要把全国知识分子的知识都搞成光板。卫星上不了天，是可以肯定的；所谓“红旗落地”，是否还有红旗都是值得怀疑的，还谈得上什么落地不落地呢？

我们搞社会主义，搞四个现代化，处处需要有学识、有专长的人才。但应当人尽其才，物尽其力。一个人即使博学多能，精力充沛，也难以身兼多职，一个个胜任愉快。是不是应对有专长的同志，给以便利条件，给以充分时间，使他从事专业，发挥所长，做出成绩，贡献四化，其余无关紧要的差事，可以削去。中国地大物博，人才济济，提携后进，使年轻的同志大显身手，岂不两便？现在，许许多多年轻的人在苦闷待业之中，而老一辈科学家身兼职务达三十二项之多，压得喘不过气来，叫苦不迭。这现象岂不有点怪？

这时候，季羡林回头看了一下自己这“文革”中的十年，从1967年到1977年，在长达十一年的时间内，竟然一篇东西都没有写。

老诗人呼吁：

这一年的7月下旬，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研究生培养工作会议，明确了培养研究生在实现新时期总任务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讨论了研究生培养工作，决定在本年恢复研究生的招生工作，学制试行二、三、四年制并行的办法。从此，中断了十几年的研究生高层教育也得到了恢复。

关于人才的使用，是否也该调一下？一人身兼多职的现象，似乎可以休矣。

知识分子们又听到了长达12年久违了的“教授”这个神圣字眼。也就在此时，季羡林恢复了一级教授的职称，享受到了中断12年的高级知识分子待遇。

到1984年，季羡林终于从北大副校长的宝座上撤下来了。臧克家从报纸上一看到北京大学新领导班子的名单，副校长中，没有了季羡林的名字，心头为之大喜，顿觉老友肩头，减却了一份重量，立即乘兴走笔，致函祝贺。

1978年3月7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恢复和提升职务问题的请示报告》，决定原来确定和提升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一律有效，恢复职称，并规定可以越级（即后来的破格）提升教授、副教授，将提升教授的审批权限改为由省、市、自治区批准，报教育部备案。在此之后，各高等院校原有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都恢复了职称。

第二天，季羡林便给臧克家写了一封耐人寻味的回信，信上说：

8月4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8日发表讲话《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他宣布：“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他特别提出对“文革”前十七年的估计问题，认为“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 9月19日，邓小平进一步指出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 从此，知识分子们终于卸掉了背了好几年的“两个估计”的沉重包袱。

你的祝贺，实获我心。去掉乌纱，如释重负。不过这只能算是一个开端，外面还有不少的近似乌纱的“会长”一类的头衔，有待于去掉。看《北京晚报》，白寿彝同志讲，七十岁以后他感到才开始钻研学术，我极有同感，有好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大会庄严宣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期。

臧克家深有同感，他自己虽是诗人，从事写作，但社会活动太多，也使他大感杂务纷纭，不能把精力完全用于所好、所长上。他认为，人到老年，知识、经验丰富了，思想性提高了，见解也成熟了，达到了学术研究的高上境界，是“老更成”了，因此，一些行政事务性的工作，别人可以代为之，而学术专业，如吐火罗文，如历史研究，却是几十年精力的结晶，是别人无法代替的。一个名义就算是一个花环，套在脖子上太多了，虽然光荣，但也能压坏人。所以，臧克家建议，去掉空的，干实的。去了别人能干的，挑起自己能专干的。要珍惜专家们，特别是老专家的宝贵学术研究工作，不要把他们一刻千金的时光，再消磨在会议上，那是一种人才的浪费！

1976年11月，《光明日报》开始揭发批判张春桥在1975年11月8日抛出的“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的谬论，指出其实质“是宣扬取消智育、鼓吹读书无用论、混淆智育和‘智育第一’两个不同的概念”，“是要劳动人民永远成为愚昧无知的奴隶”。这之后，“四人帮”在教育战线所犯下的罪行逐步得到批判。到这时，老教师们才真正舒了一口气，感到精神上是真正得到解放了。

但是，季羡林从副校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又担任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任期为五年。常委会的工作是非常多的，而且经常有人找上门来，要求往上边反映这个问题，反映那个问题，有些完全不着边际的问题，不知占去了他多少时间。还不时要参加这样那样的社会活动，这对于一个内向的人，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

深受迫害的老教授们，更感到获得一次精神的大解放。这对他们来说自然为平生一件大快事，人人心里非常欣喜。

我自己检查，我天生是一个内向的人，我自谓是性情中人。在当今世界上，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合时宜的。但是，造化小儿仿佛想跟我开玩笑，他让时势硬把我“炒”成了一个社会活动家，甚至国际活动家。每当盛大场合，绅士淑女，峨冠博带，珠光宝气，照射牛斗。我看有一些天才的活动家，周旋其中，左一握手，右一点头，如鱼得水，畅游无碍。我内心真有些羡煞愧煞。我局促在一隅，手足无所措，总默祷苍天，期望盛会早散，还我自由。［72］

1976年10月，北京各高校中热闹非凡，长期以来被“四人帮”小爪牙迟群之流控制的北京大学，更是兴奋的热浪一个接着一个，师生们深受“四人帮”之害，现在终于从禁锢中被解放出来了。他们兴奋地与全国人民一起举行集会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

1989年之后，季羡林终于又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位置上，从行政职务上退下来了。然而其他方方面面的实职、虚职，仍然是他永远无法摆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学位委员、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研究会会长、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九十多个虚实职务，无数的顾问、专家、委员、主任、主编，许多推不掉的会议和活动，仍然在等着他。

1．灾难终于结束

季羡林生命时钟上的弦，永远上得满满的，满满的。

一、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