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德邦十年（一）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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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从小也喜欢杂学，读过不少中国古典诗词，有许多都能倒背成诵，而且还对文学、艺术、宗教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所以他们一见如故，情投意合。

穿过长街，他们来到了章用租住的一座小楼。小楼四周全是花园，但此时已落叶满地，树头上还残留着几片残叶，在秋风中却显得孤单而凄清。上了二楼，乐森璕介绍季羡林认识了章用，没想到初识章用，一见定交，以后成了最好的朋友。

在这次拜访中，季羡林还认识了章用的母亲吴弱男女士。章伯母说话挺多，为了照顾儿子，她撇家舍业，来到几万里之外的这座小城，一住就是五六年。对此，季羡林感触最深。

这样的一个章用，虽是世家大族之子，出身于书香门第，但却与一班“衙内”们不同，不仅一点纨绔习气都没有，而且还满身的书卷气，孤高自赏。他来哥廷根是攻读数学博士学位的，但已住了五六年，学位却还没有拿到。因为他有家学渊源，所以对中国古典文献也有深湛的造诣，善古文，能作旧体诗词。

只是这一件，就足以打动了天下失掉了母亲的孩子们的心，让他们在无人处流泪，何况我又是这样多愁善感？又何况还是在这异邦的深秋呢？我因而常常想到在故乡里萋萋的秋草下长眠的母亲，到俊之家里去的次数也就多起来。

章用，字俊之，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政府的教育总长，号称“老虎总长”的章士钊之子，其外祖父是在朝鲜统兵抗日的民族英雄吴长庆，母亲则是做过孙中山先生秘书的吴弱男。其名字已见于钱基博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

这之后，他们俩人便经常来往，感到彼此谁也离不开谁了。

乐森璕好像感觉到了这一点，看出了他的心事。过了几天，他便带着季羡林，也在这样的金色阳光里，走过长长的哥廷根街道去拜访章用。

他们经常相约去哥廷根城东面的一片山林去散步。哥廷根的秋天非常美，这片山林如同是一幅未来派画家的画，抬眼就可以看到一片耀眼的绚烂。只说黄颜色，就分不清到底有多少等级，从淡黄一直到接近棕色的深黄，参参差差地抹在这片秋林的梢上，里面忽然这里杂一点冬青树的浓绿，忽然那里再点缀上一星星的鲜红，使这惨淡的秋色带上了一片凄艳。

到达哥廷根以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35年11月1日，季羡林在哥廷根的街上闲逛。他觉得这条街特别长，太阳也特别亮，一切都沉浸在一片白光里。风景虽然很优美，但季羡林却有一种非常孤独的感觉。

就在这片山林里，他们热烈地谈论哲学、宗教上的问题，但谈来谈去，话题总要转到中国旧诗上。章用说话不多，总愿意静静地听季羡林滔滔不绝地说，脸上浮起一片神秘的微笑，目光总要从眼镜上边流出来，注视着眼前的空虚处。每次聚谈，章用总是这个样子。

乐森璕先生真是一个难得的好心人，他不仅到车站去接季羡林，为他安排住处，找到了一个欧朴尔夫妇这样的好房东，还为季羡林介绍了一个后来成为挚友的章用。

平常经常在一起论诗，章用有时也喜欢把自己写的旧体诗给季羡林看。有一首诗，其中两句是：

6．初识章用

频梦春池添秀句，

这时候，在他思母情结最难解难分的时候，他心里总是想起临清老家对门宁大婶告诉他母亲生前常说过的一句话：早知道这孩子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真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离开了故乡，离开了母亲，成了他永远不能追回的“悔”。

每闻夜雨忆联床。

天哪！连一个清清楚楚的梦都不给我吗？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是章用为他俩的聚谈诗歌有感而发的。

最后一段是：

还有一首诗，把季羡林称为“诗伯”，这首诗是写在一张硬纸片上，装在一个黄色的信封里交给季羡林的。

夜里梦到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梦却早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空谷足音一识君

在1936年7月11日，他将自己的这种思母情结写成一篇《寻梦》的散文，开头一段是：

相期诗伯苦相薰

我现在还真是想家，想故国，想故国里的朋友。我有时想得不能忍耐。

体裁新旧同尝试

两天后的日记又写道：

胎息中西沐见闻

从好几天以前，房东太太就向我说，她的儿子今天从学校回家来，她高兴得不得了。……但儿子只是不来，她的神色有点沮丧。她又说，晚上还有一趟车，说不定他会来的。我看了她的神气，想到自己的在故乡地下卧着的母亲，我真想哭！我现在才知道，古今中外的母亲都是一样的!

胸宿赋才徕物与

季羡林在到哥廷根后半个月，在11月18日的日记里写道：

气嘘大笔发清芬

事实上，女房东越像慈母般关怀他，他越感到自己六岁就离开母亲的凄楚，就越是激起他的思母情结，梦中常梦见自己可怜的早逝的母亲。

千金敝帚孰轻重

终于又来到哥廷根了。这以后，在不安定的漂泊生活里会有一段比较长一点的安定的生活。我平常是喜欢做梦的，而且我还自己把梦涂上种种的彩色。最初我做到德国来的梦，德国是我的天堂，是我的理想国。我幻想德国有金黄色的阳光，有Wahrheit（真），有Schnheit（美）。我终于把梦捉住了，我到了德国。然而得到的是失望和空虚。我的一切希望都泡影似地幻化了去。然而，立刻又有新的梦浮起来。我梦想，我在哥廷根，在这比较长一点的安定的生活里，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现在又终于到了哥廷根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梦。其实又有谁能知道呢？

后世凭猜定小文

其他一切，女房东家里都应有尽有。许多杂活，如洗衣服、洗床单、铺被子、叠被子、准备洗澡水等等，都是由欧朴尔夫人操持。她就像慈母一样对待这个异国青年，拿爱自己儿子的心来爱他。这就使他感到自己好像在家里一样，但他的心情，却怎么也不像在自己的家里。他在到达哥廷根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1日的日记里，写下了他的这种复杂心情。

尽管季羡林自己说没有作过诗，但在济南上中学时就有“诗人”的绰号，这次章用也以“诗伯”相称，可见季羡林虽不写诗，但对诗歌总是有许多见解，正是这些见解，使他和章用成了知音。

季羡林在这里还保持中国老习惯，一日三餐。早点在家里吃，一壶茶，两片面包。午饭在外面饭馆里吃，或在学生食堂里吃，晚上吃欧朴尔夫人中午为他留下来的热餐。

有了这样一个知心朋友，季羡林在初到哥廷根之时，得到他不少热情的帮助。陪季羡林奔波全城的是他，到大学教务处的是他，到研究所的是他，到市政府的是他，到医生家里的是他，就连帮助注册选课、办理入学手续的，也是他。

这样一个家庭，非常和睦。丈夫非常忠厚老实，腿的毛病，让他走路一瘸一拐。可他不辞辛劳，天天去上班。

最后，甚至季羡林最终选择了梵语研究方向，也与章用有关。对这样一个章用，季羡林是感激不尽的。

欧朴尔夫人每天一早起来，先做好早点，一份给丈夫，让他吃了去上班，另一份给季羡林，让他吃了去上学。然后，她就无休无止地擦地板，擦楼道，也擦大门外面马路旁边的人行道。她那份认真的态度，真让人啧啧称叹，她不仅天天为地板和楼道打蜡，打磨得油光锃亮，而且还用肥皂水冲洗楼门外的人行道，把人行道清洗得纤尘不染。

1936年夏天，章用因为不堪留学费用，又不愿接受德国朋友的接济，不得不中辍学业回国。他先是在青岛山东大学担任了六年数学讲师，后又到浙江大学任教。抗战时期，随浙江大学到了江西，又从江西到香港去养病，最后死在香港。当季羡林知道了章用去世的消息时，心中的痛苦溢于言表：

老夫妇俩只有一个儿子，在外地的一个城市上大学，他住的房间就空出来了，季羡林被安排住在他的房间里，是在三楼上。

我们相处一共不到一年。一直到离别还互相称作“先生”。在他没死以前，我不过觉得同他颇能谈得来，每次到一起都能得到点安慰，如此而已。然而他的死却给了我一个回忆沉思的机会，我蓦地发现，我已于无意之间损失了一个知己，一个真正的朋友。在这茫茫人世间究竟还有几个人能了解我呢？俊之无疑的是真正能够了解我的一个朋友。我无论发表什么意见，哪怕是极浅薄的呢，从他那里我都能得到共鸣的同情。但现在他竟离开这人世去了。我陡然觉得人世空虚起来。我站在人群里，只觉得自己的渺小和孤独，我仿佛失掉了倚靠似的，徘徊在寂寞的大空虚里。

女房东有时候又很固执，甚至有点偏执。有一次，她新买了一顶帽子。她有一个最好的女友，是个寡妇。这个女人见到她买的这顶帽子，喜欢得不得了，也想照样去买上一顶。女房东就大为不满，在季羡林面前讲了许多她对这位女友不满意的牢骚话。原来西欧的一些妇女，有时候男人也一样，绝对不允许别的人戴与自己相同的帽子，穿与自己相同的衣服，这显然是中世纪贵族人物的习惯，而到了现代，却成了普通小市民的习气了。

这样的一个章用，是季羡林永远也不能忘的。

相处时间久了，季羡林觉得她平常中又有不平常之处，她老实，她诚恳，她善良，她和蔼，她不会吹嘘，她不会撒谎，她一切都坦露在外。因此，同她相处，不必费心机，不必设堤防，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使人如处和暖的春风之中。

三、主修梵文、巴利文

季羡林在哥廷根的房东是欧朴尔夫妇。欧朴尔先生是市政府的一个工程师，一个典型的德国人，忠厚老实，少言寡语。他的腿有点瘸，即使拄着手杖，走路也显得吃力。欧朴尔夫人五十岁上下，是一个平平常常典型的德国家庭妇女。她虽然受过中等教育，能欣赏德国文学作品和古典音乐，但趣味显然有些保守，不能容忍爵士乐这种20世纪初在美国新产生的舞曲音乐。一提到它，就满脸鄙夷，冷笑不止。她没有太多的惹人注意的地方，相貌平平常常，衣着平平常常，谈吐平平常常，爱好平平常常，是一个非常平常的普通妇女。

1．又一次选择

哥廷根是季羡林德国留学的最后归宿。他初来哥廷根，在柏林出差先期回到哥廷根的清华老学长乐森璕先生又到车站去接他，给他安排好了住房，是在一座临街的三层楼上。

哥廷根大学高手如林，各学科都有出类拔萃的教授，有的还是世界一流的学者。仅就季羡林兴趣比较大的语言学方面，这里的希腊文、拉丁文、斯拉夫文、阿拉伯文、梵文、巴利文，当然还有西欧各国的文字，都有水平相当高的教授。

5．房东欧朴尔夫妇

一到哥廷根大学，季羡林就决意学习古代文字。但这种想法既朦朦胧胧，又清清楚楚。朦朦胧胧的是，究竟要学习哪一种古文字，他自己并不清楚。清清楚楚的是，当年他在国内患“留学热”而留学一事还渺茫如蓬莱三山的时候，他立下大誓：如果能出国留学，他决不写有关中国的博士论文。因为鲁迅先生就看不起这种博士，鄙视有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回国后讲的却是康德、黑格尔。他鄙薄这种博士，决不想步他们的后尘。到哥廷根不久，他听说有一个学自然科学的中国留学生，想投机取巧，选汉学作自己的副系。口试时，汉语教授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杜甫同英国的莎士比亚，孰先孰后？这位留学生脱口便说：杜甫在后。他的逻辑大概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长达几千年，同屈原比起来，杜甫是偏后的，而英国的莎士比亚，却算是英国比较古的文学家，所以就有了这种回答。听了这样的回答，德国汉学教授说：“你落第了！下面的问题不需要再提了。”鉴于这些原因，无论是主系和副系，季羡林都不同中国学沾边。

我开头就注意到住在对面的一位胖太太在用水擦窗子上的玻璃。大战剧烈的时候，我就把她忘记了。其间她做了些什么事情，我毫没看到。等小孩子第三次被按到地上，我正在注视着抓在大孩子手里的小孩子的散乱的金发和在大孩子背后舞动着的双腿，蓦地有一条白光从对面窗子里流出来，我连吃惊都没来得及，再一看，两个孩子身上已经满了水，观众也有的沾了光。大孩子立刻就起来，抖掉身上的水，小孩子也跟着爬起来，用手不停地摸头，想把水挤出来。大孩子笑了两声，小孩子也放声狂笑。观众也都大笑着，走散了。

季羡林直到晚年这种观点还是没有改变。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初学佉卢文的青年学者林梅村说过：“中国学术要发展，必须能直接与西方一流学者相抗衡。有些人在国人面前大谈希腊、罗马和苏格拉底，而在洋人面前讲《周易》，谈老庄。这不算什么本事。真有本事，就应去和西方学者争论他们的学问，与国人讨论中国的学术。”

这时观众愈来愈多，大半都是大人，有的把自行车放在路边也来观战，战场四周围满了人。但却没有一个人来劝解。等大孩子第二次站起来再放声大笑的时候，小孩子虽然还勉强奉陪；但眼睛里却已经充满了泪。他仿佛是一只遇到狼的小羊，用哀求的目光看周围的人；但看到的却是一张张含有轻蔑讥讽的脸。他知道从他们那里绝对得不到援助了。抬头猛然看到一辆自行车上有打气的铁管，他跑过去，把铁管抡在手里，预备回来再战。但在这时候却有见义勇为的人们出来干涉了。他们从他手里把铁管夺走，把他申斥了一顿，说他没有勇气，大孩子手里没有武器，他也不许用。结果他又被大孩子按在地上。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久已有之的考虑，季羡林对到底选什么专业犯了难。在柏林的那一个多月，朋友汪殿华曾劝他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认为这是祖国所需要的。到哥廷根之后，章用劝他只读希腊文，原因是兼读拉丁文，两年时间来不及。季羡林经过初步考虑，听从了章用的劝说，在第一学期选的课就以希腊文为主，另外又杂七杂八地选了许多课，每天上课六小时，他选这些杂课的用意，只是练习德语，并不是有多明确的目的。

几分钟后，大孩子似乎打得疲倦了，就站了起来，小孩子也随着站起来。大孩子忽然放声大笑，这当然是胜利的笑声。但小孩子也不甘示弱，他也大笑起来，笑声超过了大孩子。这似乎又伤了大孩子的自尊心，跳上去，一把抓住小孩子的金发，把他按在地上，自己又骑在他身上。面前仍然又是一团散乱的金发，背后是两只舞动的腿。清脆的手掌打到脸上的声音又拂过繁茂的树枝飘上楼来。

但是，第一堂希腊文课，并没有使季羡林满意。教师的声音太低，他听不懂。老师又不提问，听不懂觉得如坐针毡，难过极了。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到德国以后，不久就定居在一个小城里，住在一座临街的三层楼上。街上平常很寂静，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一排树寂寞地站在那里。但有一天的下午，下面街上却有了骚动。我从窗子里往下一看，原来是两个孩子在打架。一个大约有十四五岁，另外一个顶多也不过八九岁，两个孩子平立着，小孩子的头只达到大孩子的胸部。无论谁也一看就知道，这两个孩子真是势力悬殊，不是对手。果然刚一交手，小孩子已经被打倒在地上，大孩子就骑在他身上，前面是一团散乱的金发，背后是两只舞动着的穿了短裤的腿，大孩子的身躯仿佛一座山似的镇在中间。清脆的手掌打到脸上的声音就拂过繁茂的树枝飘上楼来。

下了课走回家来的时候，痛苦啃着我的心——我在哥廷根做的惟一的美丽的梦，就是学希腊文。然而，照今天的样子看来，学希腊文又成了一种绝大的痛苦。我岂不将要一无所成了吗？

但也有一件事，使季羡林发现了中、德两种文化背景的差异。在中国，“大欺小，不公道”，大孩子不欺侮小孩子，一旦发生，会有人打抱不平。而在德国则不然。季羡林到哥廷根不几天，就遇到这件事：

学希腊文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季羡林又自学了一段拉丁文，甚至还想学古埃及文。

哥廷根素以风景秀丽闻名全德。东面山林密布，一年四季，绿草如茵。即使冬天下了雪，绿草埋在白雪下，依然翠绿如春。此地，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从来没遇到过大风。既无扇子，也无蚊帐，苍蝇、蚊子成了稀有之物。跳蚤、臭虫更是闻所未闻。街道洁净得邪性，你躺在马路上打滚，决不会沾上一点尘土。家家的老太婆用肥皂刷洗人行道，已成为家常便饭。在城区中心，房子都是中世纪的建筑，至少四五层。人们置身其中，仿佛回到了中世纪去。古代的城墙仍然保留着，上面长满了参天的橡树。我在清华念书时，喜欢读德国短命抒情诗人薛德林（Hlderlin）的诗歌，他似乎非常喜欢橡树，诗中经常提到它。可是我始终不知道，橡树是什么样子。今天于无意中遇之，喜不自胜。此后，我常常到古城墙上来散步，在橡树的浓荫里，四面寂无人声，我一个人静坐沉思，成为哥廷根十年生活中最有诗意的一件事，至今忆念难忘。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季羡林认识了湖南留学生龙丕炎（范禹），他是主修自然科学的，但是却学过一学年的梵文。而季羡林在清华大学上学时听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的课，就动过学梵文的念头，但苦于国内无人讲授。认识了龙丕炎之后，他把自己用过的施滕茨勒所著的一本梵文语法书送给了季羡林。这时，季羡林就同好友章用商量，谈了自己想学梵文，章用听了之后，马上表示支持。

可以说，季羡林对哥廷根城的印象，是相当好的。

经过几天的苦煎苦熬，季羡林终于审慎地决定要学梵文。

这样的一座小城，使人一进入就会感到洋溢全城的文化学术气氛，仿佛是一个学术乐园、文化净土。

我又想到我终于非读Sanskrit（梵文）不行。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在德国能把想学的几种文字学好，也就不虚此行了，尤其是Sanskrit，回国后再想学，不但没有那样的机会，也没有那样的人。

德国学术史和文化史上许多显赫的名字，都与这所大学有关。用他们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到处都是。当时数学家高斯（Gauss），大卫·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化学家A．温道斯，都在这所学校任教，后者还是诺贝尔物理学奖金得主。文科方面，格林兄弟就曾在哥廷根大学工作，他们的童话流行全世界。他们的大字典，也是德国语言研究中的大事。至于社会科学领域，也不乏学界泰斗，其中有几位后来成为季羡林的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