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德邦十年（一） (第2/5页)

中国有句俗语“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辛弃疾《青玉案》词所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季羡林长期决定不下来的专业方向，经过反复考虑终于找到了，研究道路终于一锤定音。从此，他毕生要走的道路找到了，他沿着这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在走下去。

学校行政中心叫Aula，楼上是哥廷根科学院，楼下是教学和行政部门。文科上课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大讲堂，一个是研究班大楼。

2．哥廷根大学的梵文研究室

学生宿舍更为分散，没有集中的居住所在。小部分学生，住在各自的学生会中，绝大部分则分住在普通市民家中。

梵文是中国读者最缺乏了解的一种印欧语系印度语族的语言之一，多指公元前5世纪印度的书面语言。再早在公元前18世纪，则已有吠陀梵语存在，公元前5世纪帕尼尼著成语法，使梵文规范化。古典梵语盛行于公元前5世纪，延续至公元10世纪，今已消亡。但仍是印度少量婆罗门教徒使用的宗教语言。通行的梵语用天城体书写，不仅用于学术交流，也用于佛经文学的创作。梵语语法与其他古代印欧语系的语言如拉丁语、希腊语的语法相似，极为曲折，变化繁复，名词和形容词有三种“性”（阳性、阴性、中性）、三种数（单数、双数与复数），八个格（主格、宾格、工具格、与格、夺格、属格、位格、呼格）。动词变化也极为复杂，有时态、语气、语态、数和人称等一系列的变化。字母由最初的婆罗米字母，演变成公元7世纪时的天城体梵文字母，有十三个元音字母、三十三个辅音字母。今印度人使用的印地语和尼泊尔语，仍用天城体梵文字母，而孟加拉语则是梵文字母的变体。

季羡林到达哥廷根时，这个大学共有五个学院：哲学院、理学院、法学院、神学院、医学院。全校没有一座统一的建筑，没有一座统一的大楼。各学院分布在全城的各个角落，研究所则更为分散，许多大街甚至小巷，都有它的研究所。

这样一种语言，在现在世界上已知的语言中是语法最为复杂的古代语言。形态变化之丰富，同汉语截然相反。

哥廷根大学始建于1737年，已有二百年历史。这个大学是欧洲也是世界最有名的大学之一。1772年，该大学的一批学生创立了德国感伤时代（1740—1780）最著名的一个文艺团体——哥廷根林苑派。F．格蒂列布·克洛卜施托克的诗《山丘与林苑》，使该派得名为林苑派。林苑比喻德国吟游诗人的住所，而山丘则为希腊帕纳斯山诗人之家。该派诗人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使诗歌摆脱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社会成规的羁绊，试图使诗歌免受外国的尤其是法国的诗歌的影响，有爱国的、虔诚的和合乎道德的理想。18世纪后期，该大学成为德国浪漫主义先驱的诗人们集会的中心。1837年，该校有七位教授涉嫌政治运动而被开除，使学校声誉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到19世纪后期，该大学数学研究所几乎吸引了全世界的学生。20世纪，该校物理系好几名教师都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现代物理学方面有许多重要的发现。

哥廷根大学有悠久的研究梵文和比较语言学的传统。19世纪末，弗朗茨·基尔霍恩就在这所大学任教，以后递次接替他的是海尔曼·奥尔登堡、西克。西克教授还兼通中亚古代语言吐火罗语。1935年，西克退休，由瓦尔德施米特接掌梵文讲座，另一个被印度学者誉为活着的最伟大的梵文家雅可布·瓦克尔纳格尔，则曾在比较语言学系任教。正如季羡林所说，哥廷根大学是学习梵文最理想的地方。

哥廷根是一座小城，小到只有十万人口。可在这十万人中，流转迁移的外地外国大学生，有时竟多达二三万人，因此它又是一个有名的大学城。

真可谓梵学天空，群星灿列。再加上大学图书馆，历史悠久，规模极大，藏书极富，名声极高，梵文藏书甲德国，据说都是基尔霍恩从印度搜罗到的。这样的条件，在德国当时，是无与伦比的。

到1935年10月31日，季羡林在柏林已经小住了一个半月。这一天，他告别了柏林，来到了以风景和学术闻名于世的小城哥廷根。他原准备在这里住上两年，可后来由于二战的阻隔，他一住就是十年。

就从1936年春季开始的第一学期，季羡林选了梵文。4月2日，开始到高斯—韦伯楼的东方研究所去上第一课。东方研究所所在的楼因为大数学家高斯和大物理学家韦伯在这里发明了电报，后来就以他们俩人的名字命名该楼，该楼因此而名扬全球。

4．小城哥廷根

这座楼的楼下是埃及学、巴比伦文、亚述文、阿拉伯文各研究室，楼上是斯拉夫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和梵语研究室。

这时候，正好遇到从哥廷根来柏林办事的清华老学长乐森璕先生，从他口里了解到哥廷根大学的情况，大有耳聪目明之感。他庆幸自己就要离开自己不喜欢的柏林，尤其离开那些自己不喜欢的成群结队的中国留学生。

3．主课梵文和副课

一个多月的时间，强化口语训练结束了。这之后，是选择研究生就读的学校。一开始，德国学术交换处的魏娜想把他派到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大学去，那是德国古典哲学家任教授的学校，十分令人神往。但这个学校离柏林太远，太偏僻，季羡林人地生疏，表示不愿意去。磋商的结果，是派他到哥廷根大学去。

梵文课就在高斯—韦伯东方研究所楼上的梵文研究室里上。

上课之外，吃饭、访友、玩、逛动物园，季羡林总是与乔冠华在一起。更重要的是，他们俩人都是书呆子，喜欢书，念念不忘逛旧书铺，去买了不少好书。他非常尊重乔冠华，认为他颇有才气，有一些古典文学的修养。因此，他喜欢与乔冠华交谈，谈得很投机，有时候在乔冠华那里一谈谈到深夜，有几次就睡在乔冠华那里。

梵文教授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他是在西克教授退休后接替西克的。他是柏林大学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的高门弟子，是研究新疆出土的梵文佛典残卷的专家。他年纪轻轻，但在世界梵文学界已颇有名声。

德语教授叫赫姆，季羡林感到他是最好的德语教师，发音之清晰，讲解之透彻，简直达到了神妙的程度。他虽然是第一次听德语讲课，但是没有一句听不懂，他感到不是自己听力强，而是赫姆说得实在是太清楚了。

季羡林没有想到，梵文课堂上只有他一个学生。瓦尔德施米特教授面对授课的只有一个学生，而且还是个外国学生，但他讲课却毫无丝毫懈怠之意。第一堂课教授领季羡林念了念字母，在第一堂课上虽然第一次接触梵文字母，这种字母非常啰嗦，绝不像英文字母那样简明，但教授认真传授，使他觉得颇为舒服，没感到有多大压力，他满以为有这样一个好的开始，会一直舒服下去。课一直讲到下午四点才结束。

季羡林在清华学了四年德语，得了八个优，但没有学到多少口语，乔冠华主修的哲学，更需要提高德语。因此，他们必须补习德语，强化口语训练。柏林远东协会的林德和罗哈尔博士，帮助他们参加了柏林大学外国留学生德语班最高班。乔冠华也取得了这个班的口语训练资格。从此，他们便成了柏林大学的学生，每天季羡林同乔冠华一起乘城内火车到大学去上课。上课时，也同乔冠华在一起。

满以为会一直舒服下去的季羡林，在第二堂梵文课上，就受了当头一棒，以后慢慢才习惯。

他在柏林最知心的留学生朋友，是乔冠华。在校时，他们不很熟悉，但季羡林常看到乔冠华腋下夹一册又厚又大的德文版《黑格尔全集》，昂首阔步，旁若无人，徜徉于清华园中。为了赴德留学，他们熟了起来，到了柏林，更是天天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

教授对梵文非常复杂的连声规律根本不加讲解。教科书上的阳性名词变化规律他也不讲。一下子就读起书后面附上的练习来。这些练习都是一句句的话，是从印度梵文典籍中选出来的。梵文基本上是一种死文字。不像学习现代语言那样一开始先学习一些同生活有关的简单的句子：什么“我吃饭”，“我睡觉”等等。梵文练习题里面的句子多少都脱离现代实际，理解起来颇不容易。教授要我读练习句子，字母有些还面生可疑，语法概念更是一点也没有。读得结结巴巴，译得莫名其妙，急得头上冒汗，心中发火。下了课以后，就拼命预习。一句只有五六个字的练习，要查连声，查语法，往往要作一两个小时。准备两小时的课，往往要用上一两天的时间。我自己觉得，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真正是充分调动起来了。过了一段时间，自己也逐渐适应了这种学习方法。头上的汗越出越少了，心里的火越发越小了。我尝到了甜头。

纨绔子弟的表现，使季羡林感到厌恶，他不愿意看到他们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气，更不屑于和他们为伍。

季羡林就这样开始了梵语的学习。课后，还可以到研究所的一个小图书室里去翻阅一下图书。这个图书室有不到一万册书，但却有许多珍本和善本书，最珍贵的是奥尔登堡捐赠的一套上百册德国和世界各国梵文学者寄给他的论文汇集，分门别类，装订成册，大小不等，语言各异。这些书，有的大图书馆都没有，而如果自己去搜集，那更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

3．强化口语训练

从此以后，季羡林天天到这个东方研究所，或者上课，或者去图书馆看书。

在这样的留学生面前，季羡林感到他们不是像样的“人”，他不愿意看到他们那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气。

和梵文关系最密切的还有一种语言巴利文，它是佛教上座部的宗教语言。它属于印欧语系印度语族，起源于北印度的中古印度——雅利安语，与吠陀语和梵语诸方言有密切关系。公元前6、5世纪，被加工成为规范的语言。佛祖释迦牟尼不愿使用梵语布道，鼓励其徒众使用本地语言，其后佛教教义口耳相传，约于公元前1世纪，用巴利语记载下来，从此成为标准的佛教国际语言。该语言一直到公元14世纪才在印度本土停止使用。

我仿佛又回到了中国。欧洲人吃饭，都是异常安静的，有时甚至正襟危坐，喝汤决不许出声，吃饭呱唧嘴更是大忌。我不说，这是天经地义；但是总能给人以文明的印象，未可厚非。我们的留学生把祖国的这一份国粹，带到了万里之外，无论如何，也让人觉得不舒服。再看一看一些国民党的“衙内”们那种狂傲自大、惟我独尊的神态，听一听他们谈话的内容：吃、喝、玩、乐、甚至玩女人，嫖娼妓等等。像我们这样的乡下人实在有点受不了。他们眼眶里根本没有像我同乔冠华这样的穷学生。然而我们眼眶里又何尝有这一批卑鄙龌龊的纨绔子弟呢？我们从此再没有进这里中国饭馆的门。

要读懂佛经翻译文学，就必须精通梵文、巴利文。这样，根据德国当时的规定，考取博士学位，必须读三个系：一个主系，两个副系。季羡林选的主系，就确定为梵文、巴利文等所谓印度学。

有一次，季羡林与乔冠华去一家中国饭馆吃饭。一进饭馆门，中国留学生们高声说话的声音，吸溜呼噜喝汤的声音，吃饭呱唧嘴的声音，刀叉碰盘子的声音，汇成了一个大合奏，其势如暴风骤雨，迎面扑来。

但是副系选什么呢？季羡林是坚决不会选中国学的。他先考虑的是英国语言学和德国语言学。还考虑过阿拉伯文，而且还下功夫学了一年阿拉伯文，只是后来觉得不妥，又决定放弃了。最后确定的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则不仅学了俄语，还加学了一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南斯拉夫语。从此，他的一个主系、两个副系最后确定下来。

上面两个例子，一个代表荒唐，一个代表低能。作风虽不同，但总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各擅胜场。类似这样的英雄我最少也还能举几十位来。我虽然不久就离开那大都会，无缘继续欣赏他们的伟业。但在下风逖听之余留在脑海里的故事也足够写一本四百万言的留西外史。无论谁都可以想象到这些人们在外国替我们国家招多少耻辱。在外国浪费金钱还是小事。

这里涉及到一个在德国选系和专业的问题，德国是绝对自由的。对此，季羡林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

第二个是一个上海大商人的儿子。据说从小就学那一国的语言。我到了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住了八年。有一次替一位中国老太太写一封请求信，拿到财政局，外国人说看不懂。这位老太太拿给我看，我才知道他替我们当时住的那一国造了一种新文字。后来他又从另外一个国度寄给她一个中文（记住是中文）明信片，老太太年纪大了，有些字认不清楚，又拿给我看。我又发现他替我们中国造了几个新字，创了一个新文法。他虽然学的是航空工程，但小代数和平面几何都弄不清楚。外国同学都奇怪，他就告诉他们，中国的逻辑和外国不同，数学也另成一个系统。这位先生在那里住了十几年，一天忽动归兴，临走告诉我，他回国要“组织”飞机。我用十二分的虔诚祝他成功，虽然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什么是“组织”飞机。

德国大学是绝对自由的。只要中学毕业，就可以愿意入哪个大学，就入哪个，不懂什么叫入学考试。入学以后，愿意入哪个系，就入哪个；愿意改系，随时可改；愿意选多少课，选什么课，悉听尊便；学文科的可以选医学、神学的课，也可以只选一门课或者选十门、八门。上课时，愿意上就上，不愿意上就走；迟到早退，完全自由。从来没有课堂考试。有的课开课时需要教授签字，这叫开课前的报到（Anmeldung），学生就拿课程登记簿（Studienbuch）请教授签；有的在结束时还需要教授签字，这叫课程结束时的教授签字（Abmeldung）。此时，学生与教授可以说是没有多少关系。有的学生，初入大学时，一学年，或者甚至一学期换一个大学。经过几经转学，二三年后，选中了自己满意的大学，满意的系科，这时安定住下，同教授接触，请求参加他的研究班，经过一两个研究班，师生互相了解了，教授认为孺子可教，才给博士论文题目。再经过几年努力写作，教授满意了，就举行论文口试答辩，及格后，就能拿到博士学位。在德国，是教授说了算，什么院长、校长、部长都无权干预教授的决定。如果一个学生不想作论文，决没有人强迫他。只要自己有钱，他可以十年八年地念下去。这就叫做“永恒的学生”（Ewiger Student），是一种全世界所无的稀有动物。

这样说也许有人以为太笼统了。我现在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一位院长的公子。我到了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很久了。至于在那个大都会里做了些什么，我不大清楚。但以后我们竟然得到一个机会同学过半年。我们差不多天天在一起吃午饭；但一直到他离开学校，我始终不知道他学哪一科。从他的谈话里我知道他听过耶稣教的神学，听过体育原理，听过微积分，听过流体力学，听过生理学，听过法律，对这些他似乎都没有什么兴趣。他念念难忘的只是医学院的产科讲演。他常常向我用很生动的姿态表演他在讲堂上听到的女人生产时的情形。同时复述教授的一句话：“男人无论如何英雄，无论能征服多少国家，也没有女人生产时那种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力量。”于是他也就对女人的伟大赞不绝口起来。但他也有他的伟大，在街上只要看到漂亮女人，便跟上去，百折不挠。挨了耳光，仍然是面不改色，不由得也让我赞叹起来。

这种绝对自由，对中国学生也适用。季羡林选课，从希腊文、拉丁文，到梵文、巴利文、英文、斯拉夫文，都是这种绝对自由允许的。

我自己在欧洲的一个大国里住过十年，一个大国里住过半年，也见到不少的事情。初到那个大国的首都的时候，天天在街上、饭馆里遇到的就是这些纨绔子弟，每个人都是把眼睛安置在头顶上，上下打磨得耀眼明亮，成群结队，招摇过市。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念哪一门学科，因为他们很少与学校发生关系。但他们的生活也并非不紧张。每天一起来就到中国饭馆去。吃完早点，找几个同志下一盘棋，闲谈一下，就到了正午。午饭当然就地解决。吃完又结队出去逛马路看电影。晚饭再回中国饭馆，吃完又出去看戏坐咖啡馆或到其他他们所想去的地方。每人都少不了三“机”：照相机、无线电收音机和野鸡。外国文很少有几个通的，但也用不着。因为他们所接触的外国人大概只有两种，一种是不三不四的女人。同他们在一起嘴还有更重要的用处，不是用来说话的。再一种是警察。这些英雄们贩卖黑钱或犯了其他别的罪，倘若逢巧父亲是大使，自然可以大模大样地掏出红护照来吓外国警察。其余的就不免捉将官里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用不着说话，反正只要能听懂判多少年月徒刑就可以坦然走进监狱里去。等到出来的时候，又可以到处尤其是在中国饭馆里高谈雄辩，叙述他们在狱里的丰功伟绩。据说在里面每人必须作手工，编点什么。他们只学上几天，就可以教同狱的外国难友。这些外国人当然钦佩得五体投地。这样他们就很替中国争了些面子。旁人听了对这些为国争光的英雄也不免肃然起敬了。

乔冠华在德国留学，结束了在柏林的德语强化训练后，选了德国南部一座小城的杜宾根大学，他选的专业是中国学，写了一篇关于庄子哲学的博士论文。因为想提早回国，也不管及格不及格，便从杜宾根到了巴黎，从巴黎乘一艘邮船回国。回国后，他的博士论文缺席通过答辩和评审，取得博士学位，只是博士学位证书未能寄回。乔冠华获取博士学位仅有两年多，他1938年2月3日就回到香港了。这说明，在德国选课的自由，得中国学的博士学位也是比较容易的。

这样的纨绔子弟虽然不是全部，但确有人在。而且还有一些人，一点修养也没有。他们是荒唐和低能的代表。

中国的大学，惟有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时期的北京大学堪与德国大学相媲美。北大课堂的惯例也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张中行先生在北大上学时，就是这个样子。

早晨起来，见到房东，说一声“早安！”就甩手离家，到一个中国饭馆里，洗脸，吃早点，然后打上几圈麻将，就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午饭后，相约出游。晚饭时回到饭馆。深夜回家，见到房东，说一声“晚安”，一天就过去了。再学上一句“谢谢！”加上一句“再见！”语言之功毕矣。

有一次，张中行去听梁思成讲的中国建筑史最后一课，讲的内容是花园、桥、塔，以苏州园林为例，两小时的课讲完了，整个中国建筑史这门课也结束了。梁先生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说怎么考好？听课的学生有近二十个，但没有一个答话的。梁先生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没有一个学生答话。梁先生这才恍然大悟，问他们有谁是选课的？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梁先生笑着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完，向台下作一个大揖，大家微笑而散。于此，可见听课自由之一斑。

柏林不乏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的子女，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冯玉祥、戴传贤、居正，都有子女或亲属在柏林“镀金”。其中有学习的，但大多数纨绔子弟都不务正业。这里有吃，有喝，有玩，有乐，不用上学听课，也能“镀金”。有一部分学生，竟然只会四句德语，而且是最简单的几个字，就足够几年之用。他们的这四句话是在如此情况下说的：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选的主系和两个副系，后来没有变化。尤其是梵文，他研究了一辈子，是执业终生的一个专业。

他还看到其他留学生出的洋相。

4．去听诗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气冲冲地去了那个肉食店，去要个说法。一个女店员，笑嘻嘻地听着他的申诉，起初默不作声，最后竟大笑起来。笑完之后，她告诉他：“在德国，火腿都是生吃的，有时连肉也生吃，而且只有最好最新鲜的肉，才能生吃。”季羡林这才恍然大悟，在心里骂自己是个“阿木林”（上海话“傻瓜”）。这是他自己出的一次洋相。

和在国内一样，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的爱好和兴趣仍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项，就是对诗歌的爱好。

季羡林在柏林还出过一些小洋相。有一次，他去买香肠。因为听说德国人每天只吃一顿热餐，是中午，晚饭则只吃面包和香肠、干奶酪等，佐之以热茶。他要适应德国人的生活方式，便去肉食店里买了点香肠，准备回家去吃晚饭。晚上，泡了一壶红茶，准备美美地吃上一顿。可一咬香肠，觉得味道不对，原来香肠里面的肉全是生的。季羡林像受了侮辱，在心里忿忿不平地说：“德国人竟这样戏弄外国人，简直太不像话了，真正岂有此理！”晚上做梦，他都觉得咽不下这口气。

当季羡林看到老诗人宾丁来哥廷根念诗的海报时，他心中高兴得不得了。很早以前，他由于嗜好听念诗，积多日之想，甚至积成一幅影像，在他眼前晃动，使他在幻影中看到一个垂老的诗人，在暗黄的灯影里，用颤动幽抑的声音，低低地念出自己心血凝成的诗篇。这颤声流到每个听者的耳朵里，也流到他的心里，一直流到灵魂深处。这次，他看到宾丁的海报，这样一位能引起人们幻想的名字，他想不到在这古老的小城哥廷根竟会出现。他和章用立刻买了票，一起去听诗。

这是季羡林初到柏林留在那里的一件趣闻。

老诗人念诗的时间在晚上。他和章用一起走出去，外面正下着雨，雨点滴在脸上，透心地凉。在昏暗的灯光中，他们穿过深秋的街道，走进了哥廷根女子中学的大礼堂。礼堂里已经挤满了上千人，电灯照得明耀如同白昼。人们在散乱嘈杂的声浪里期待着。季羡林和章用更是在激动中等待着。

我不知道柏林究竟有多大；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在柏林的哪一部分。柏林是大海，我正在这大海里飘浮着，找一个比我自己还要渺小的表。我终于下意识地走到我那位在柏林住过两年的朋友的家里去，把两天来找表的经过说给他；他显出很怀疑的神气，立刻领我出来，到康德街西半的一个表铺里去。离我刚才去过的那个铺子最少有二里路。拿出了收条，立刻把表领出来。一拿到表，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觉，我仿佛亲手捉到一个奇迹。我又沿了康德街走回家去。当我想到两天来演的这一幕小小的喜剧，想到那位诚挚的老头用手搔着发亮的头皮的神气的时候，对了这大海似的柏林，我自己笑起来了。

声音蓦地静下去，诗人已经走了进来。他已经似乎很老了，走路都有点摇晃。人们把他扶上讲台去，慢慢地坐在预备好的椅子上，两手交叉起来，然而不说话。在短短的神秘的寂静中，我的心有点颤抖。接着说了几句引言，论到自由，论到创作。于是就开始念诗。最初的声音很低，微微有点颤动，然而却柔婉得像秋空的流云，像春天的细波，像一切说都说不出的东西。转了几转以后，渐渐地高起来了。每一行不平常的诗句里都仿佛加入了许多新的东西，加入了无量更不平常的神秘的力量。仿佛有一颗充满了生命力的灵魂跳动在里面，连我自己的渺小的灵魂也仿佛随了那大灵魂的节律在跳动着。我眼前诗人的影子渐渐大起来，大起来，一直大到任什么都看不到。于是只剩了诗人的微颤又高亢的声音不知从什么地方飘了来，宛如从天上飞下来的一道电光，从万丈悬崖上注下来的一线寒流，在我的四周舞动。我的眼前只是一片空濛，我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了。四周的一切都仿佛化成了灰，化成了烟；连自己也仿佛化成了灰，化成了烟，随了那一股神秘的力量飞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下午，将近黄昏，季羡林又去取表。进了铺子，老头急，太太也急，每一个可能的地方都找了，还是没有找到。老头更用力地用手搔着发亮的头皮，太太的头也颤动得更为厉害。忽然，表匠老头灵光一闪，仔细地看了看收条，说：“这不是我的收条！这张是白的，我的收条是绿的，比你这张要大一倍。”季羡林这才知道自己找错了铺子。他只有道歉。老头让他到西边不远的一家表铺去问问，结果还是没找到那块属于自己的表。他迷惑了。

诗读完之后，老诗人接着念小说。人们在老诗人念完之后把他扶下讲台，热烈的掌声把他欢送出去，接着又把他拖回来，走到讲台前面，向人群慢慢地鞠了一躬，这才又慢慢地踱出去。

第二天上午，季羡林按约定的时间找到这家表铺，老头不在，太太忙着找表。她拉开每一个抽屉，每一个橱子，把每一个纸包全打开了，甚至屋子里的旮旮旯旯，也都打开电灯找了个遍，表还是没找到。她比老头还急，看着纸条上老头用铅笔写的字，表却找不到，她有点颤抖地对季羡林说，下午再来一趟吧。

接着是人们排成长队请老诗人签名，季羡林和章用也挤在人群里等待着。终于等到了机会，老诗人为季羡林签字，他很费力，手有点颤抖，签完了，抬眼看了看季羡林。季羡林看到了一双异常大而且充满了光辉的眼睛。

9月18日，按约定的时间去取表。季羡林不愿再让老柏林陪着去，他怕麻烦人。拿出那张取表的收条一看，糟了，上面只印着收到一只修理的表，表铺名字没有，当然更没有地址。他迷惑了，只好本能地沿康德街左面走去，他模糊地记得，表铺是在街的左边。结果长长的康德街从这头走到那头，没有找到表铺，只好再折回来找，终于在一大堆招牌里，找到了一家表铺。表匠也是一位老头，收了纸条，找了半天，表没有找到，用手搔着发亮的头皮，显出非常焦急的样子。额头上冒着汗珠，透过眼镜看着季羡林，对他说：“你明天再来一趟吧，太太或许知道在什么地方，她现在不在家。”随手拿过一支铅笔，把表铺的地址写在上面。

雨夜中，他和章用沿着旧路回家，雨丝在昏暗的路灯下闪着光，地上的积水也凌乱地闪着光，但季羡林似乎看不到，他仍然看到老诗人那双大而充满了光辉的眼睛。直到回到家，他也一直看到那双眼睛，甚至在梦里，也老是看到那双眼睛。他似乎和那位老诗人幻化成了一体，久久离不开诗人的面影。诗的感情，诗的氛围，诗的神奇，使他真正陶醉了。

他迷惘地跟着老柏林走，仍然有一幅充满了魔力的网笼罩着他的全身。到了康德街，终于找到了一家表铺，说明了要换一个玻璃罩。表匠老头给了一张收条，他也没看，心想反正上面会有表铺的名字和地址，只要有名字和地址，就可以把表拿回去。

不久，季羡林又与章用一起，在哥廷根大学的大讲堂，听卜龙克念诗。卜龙克是哥廷根大学学士院主席，其地位类似于英国桂冠诗人。

9月17日，是到达柏林之后的第二天，一位“老柏林”中国朋友陪季羡林，从魏玛大街的住处出发去修表。这只表是在出国前下了好大的决心才买下的，在火车到波苏交界处的斯托尔朴塞的时候，因为要换乘火车，搬运行李时，表玻璃被撞碎了。他要找一个表铺去换上玻璃。

但这次听诗，一开始的感觉非常不好。到场的人没有听宾丁的诗那样多，讲台的布置不像上次那样只有一张普通桌子，一把椅子。这次桌子前居然挂起了德国国社党红底黑字的旗子，桌子上还摆了两瓶乱七八糟的花。他感到一种深深的失望和悲哀。

季羡林初来乍到，就如同初进大观园的刘姥姥，晕头转向，分不出东西南北，为此而留下一桩趣闻。

季羡林初到哥廷根的那个时候，法西斯头子希特勒上台不几年，德国普通人崇拜他如疯如狂。季羡林碰到过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竟然脱口而出，说：“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个孩子，是我莫大的光荣！”这样的话真让季羡林大吃一惊，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对法西斯头子，这个女孩竟有这样的态度。季羡林没见过希特勒本人，但是常从广播中听到他那疯狗般的狂吠声。他手下的两支队伍，一支冲锋队，一支党卫军，街上随时随处可见。因为冲锋队穿黄制服，后者穿黑制服，结果被中国留学生分别称为黄狗和黑狗。起初，在德国人中，反对希特勒的人微乎其微。进商店，会见德国朋友，到处都是“希特勒万岁”声。季羡林牢记蒋廷黼的教诲，小心谨慎，坚持的态度是，你德国人喊你的“希特勒万岁！”我中国人喊我的“早安”、“日安”、“晚安”，各行其是，互不侵犯。井水不犯河水，他们也不同德国人谈政治，所以还能和平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