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德邦十年（一） (第3/5页)

2．趣话和洋相

因为这样的理由，讲台上国社党的旗子便令季羡林反感。诗人出现后，又增加了他的一份反感。卜龙克的相貌颇有点滑稽。

至于法西斯政权，季羡林在国内已有耳闻，蒋廷黼的嘱咐不时在提醒自己，谨言慎行，小心为妙。希特勒1933年上台，到季羡林初到柏林时，虽然纳粹味还不到顶点，但希特勒的像片已到处悬挂了，“卐”字旗也随处可见，人们见面的问候，由“早安！“日安！” “晚安！”改为喊“希特勒万岁！”便表示了一切。这对中国人来说，是极难习惯的。中国留学生，还是一仍旧惯，见面时问候“早安”等，分别时则说“再见”。在德国法西斯政权的政治学民族学词典里，犹太人与中国人都被认作劣等民族。

头顶全秃光了，在灯下直闪光。嘴向右边歪，左嘴角上一个大疤。说话的时候，只有上唇的右半颤动，衬了因说话而引起的皱纹，形成一个奇异的景象。同宾丁一样，说了几句话之后，就开始念自己的诗。但立刻就给了我一个不好的印象。音调不但不柔婉，而且生涩得令人想也想不到，仿佛有谁勉强他来念似地，抱了一肚皮委屈，只好一顿一挫地念下去。

德国人总的来说是很可爱的，很淳朴老实的，他们毫无油滑之气，有时候看起来甚至有些笨手笨脚，呆头呆脑。

只是到后来，他念到采集的民间故事仿民歌而作的诗，才忽然兴奋起来，声音也高起来了，在单纯而质朴的歌调中，仿佛有一股原始的力量在贯注着。念完诗，又念小说，他异常地高兴起来，微笑不曾离开他的脸，听众也不时发出哄堂的笑声，也跟着兴奋起来。

德国人是非常务实而又简朴的人民。他们不管是干什么的，一般说来，房子都十分宽敞，有卧室、起居室、客厅、厨房、厕所，有的还有一间客房。在这些房间之外，如果还有余房，则往往出租给外地的或外国的大学生，连待遇优厚的大学教授也不例外。出租的方式非常奇特，不是出租空房间，而是出租房里的一切东西，桌椅沙发不在话下，连床上的被褥也包括在里面，租赁者不需要带任何行李，面巾、浴巾等等，都不需要。房间里的所有的服务工作，铺床叠被，给地板扫除打蜡，都由女主人包办。房客的皮鞋，睡觉前脱下来，放在房门外面，第二天一起床，女主人已经把鞋擦得闪光锃亮了。这些工作，教授夫人都要亲自下手，她们丝毫也没有什么下贱的感觉。德国人之爱清洁，闻名天下。女主人每天一个上午都在忙忙掇掇，擦这擦那，自己屋子里面不必说了，连外面的楼道，都天天打蜡；楼外的人行道，不但打扫，而且打上肥皂来洗刷。室内室外，楼内楼外，任何地方，都是洁无纤尘。

到这时，季羡林总算找到了比较好的感觉，从听诗中得到了乐趣。

初步接触，季羡林对德国普通人的印象相当好。

5．林中撷趣

吃完饭，当务之急是找住处。又是清华老同学帮忙，这一次不是赵九章，而是汪殿华和他的德国太太。他们帮季羡林在夏洛滕堡区的魏玛大街，租了房东罗斯瑙的一间房子。房东看样子是个犹太人，可能是个二分之一犹太人，即父母双方有一方是犹太人。

在小城哥廷根留学，孤独和思母情结苦苦地煎熬着季羡林，深夜，他经常哭着醒来，母亲模糊的面影不时在他眼前浮现。为了排解这无穷无尽的乡思，这难以忍受的孤独，他不知想了多少办法，但多不奏效。只有走到大自然之中，他才偶尔能忘掉忧愁。

而其他中国留学生感兴趣的，则是另一个问题：店主人夫妇不懂彼此的语言，他们如何交流思想？难道也是用“这个”词，就能涵盖宇宙、包罗天地吗？

他去得最多的地方，自然是哥廷根城东面的那片山林。

馒头这种东西，在古代是称“蒸饼”的，起初并不发酵，后来有了发酵技术，改名为“起胶”。《南齐书》中则称“面起饼”，宋代程大昌《演繁露》解释说：“入酵面中，令松松然也。”这就是“馒头”，连“馒头”一词，也还是山东老乡诸葛亮首先使用的，这一点在宋代高承的《事物纪原》里已经肯定了。

章用经常陪季羡林来这片林子里散步，这里不知留下他们的多少游踪。深秋的林子，出奇地静谧，他们甚至能听到叶子从树枝落下来的声音。他们站下来的时候，叶子也会飘落到他们身上，到理会到的时候，头上肩上往往满是落叶了。

他们先在康德大街彼得公寓安顿好行李物品，清华老同学又带他们到中国饭店去吃饭。店主是中国北方人，女主人是意大利人。俩人的德语都不怎么样，但是服务却极为热情周到，蒸出来的馒头又白又大，菜也炒得很好，价钱又不算贵。没想到在这里吃上又白又大的中国馒头。不，应该说是吃到家乡山东的馒头。

间或，树丛里有东西影子似地一闪，原来是一只被他们说话声惊走的小鹿，小鹿跑走之后，接着是索索的干叶声，渐渐地又消逝到无边的寂静里去。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一句诗：

多亏了清华老同学赵九章等人，到车站接了他们，为他们办理了一切应办的手续，避免了不少麻烦。这样有人帮忙，马大哈敦福堂还是表演了一次：丢护照，走出车站在裤兜里又找到了。

叶干闻鹿行

自己是乡下人，没有见过多大的世面；乡下人的固执与畏怯也还保留了一部分。……眼前飞动着汽车电车的影子，天空里交织着电线，大街小巷错综交叉着：这一切织成了一幅有魔力的网，我便深深地陷在这网里。我惘然地跟着别人走，我简直像在一片茫无涯际的大海里摸索了。

这时候，季羡林一下子遇到了知己。他平常就喜欢浏览，积累了不少旧诗词知识，再加上前些日子又刚听了两位德国诗人念诗，自己蛮有一套对文学上的许多派别和几个诗人的看法，平时难得解人，便一直闷在心里。在这小小的山林里，章用很愿意听他讲诗，于是便一下子倾吐出来。这时候，季羡林往往很高兴。

我心里的感觉是异常复杂的，既有兴奋，又有好奇；既有兴会淋漓，又有忐忑不安。从当时不算太发达的中国，一下子来到这里，置身于高耸的楼房之中，漫步于宽敞的长街之上，自己宛如大海中的一滴水。

看了他点头赞成的神气，我的意趣更不由地飞动起来，我忘记了时间，忘记了世界，连自己也忘记了。往往是看到桦树的白皮上已经涂上了淡红的夕阳，才知道是应该下山的时候。走到城边，就看到西面山上一团紫气，不久天上就亮起星星末了。

初到柏林，一出车站，便感到头脑里面有点朦朦胧胧的。脚下踩着光滑的柏油路面，但季羡林却感到是踩在棉花上。他的心情极为复杂。

这片山林，成了季羡林撷趣的最好场所，林子和章用，使他忘记了平日的孤独。

1935年9月14日早晨四点，列车进入德国境内。八点，到达柏林。长达十几天的旅途才告一段落，但这里是不是在德国的留学地，还不能最后决定。

除了章用以外，哥廷根还有几位中国留学生。其中龙丕炎（范禹）是冶金学的，曾把梵文语法书赠送给季羡林，另外还有田德望、王子昌、黄席棠、卢寿楠等。

1．柏林小住

一到星期天，他们几个留学生便不约而同地到城外山下的一片叫做“席勒草坪”的草地上去会面。这里的草地，终年绿草如茵，周围还有参天的古木。草地东边就是一座山，山上树木繁茂，一片大森林长宽各有几十里。山中还有一些名胜古迹，有名的俾斯麦塔，就高踞于山巅之上。登临到塔顶一望，全哥廷根城尽收眼底。周围还有几处咖啡馆和饭店，是为风景区的游人建造的。几个异国青年学子，在席勒草坪会面之后，就经常登山游玩，闲逛，午饭就在山中吃。这样的时候，季羡林往往也忘记了孤独。

二、从柏林到小城哥廷根

见到中国人，能说中国话，真觉得其乐无穷。往往是在闲谈笑话中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等到注意到时间时，已是暝色四合，月出于东山之上了。

到这样一个民族歧视的国度里，黄皮肤的季羡林，会不会遭到与这位波兰女孩同样被人鄙视的命运呢？

四、哲学博士

实际上，这是一顶犹太人习惯戴的小帽子。在德国，统治上层的民族歧视是非常厉害的。在希特勒这个法西斯头子的《我的奋斗》里，犹太人和中国人都被定格为劣等民族。

1．紧张的学习生活

对一个漂亮女孩，那个大鼻子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一丝鄙夷的微笑，季羡林当时怎么也不理解，他不知道，这个大鼻子为何会讨厌这一顶同秀美的面孔相得益彰的小帽子。

由于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听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课激发起季羡林对梵文的兴趣，但因为在国内还没有人开梵文课，所以他只有画饼充饥，徒唤奈何。而到了哥廷根大学以后，他终于有了学习这种语言的机会，而且得以师从于德国梵文权威新秀瓦尔德施米特。他如鱼得水，乐不可支。

我现在已经忆不起来，我们怎样分的手。大概是我们，最少是我，坐着朦朦胧胧地睡了会儿，其间Wala就下了车。我当时醒了后确曾觉得非常惋惜，我们竟连一声再会都没能说，这女孩子就像神龙似地去了。我仿佛看了一个夏夜的流星。

第一学期（1936年春天开始）和第二学期，选修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梵文课的学生，只有季羡林这一个外国人。对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学习梵文和巴利文，教授从来没有问是什么动机和理由。尽管只有这一个外国学生，但教授的授课仍然认真而负责。而学生虽然在学习这种语言时并非一帆风顺，但他下定决心，要克服一切困难，一定要征服它。季羡林是一个不喜欢外露的人，他只是多次暗表决心：一定要跳过这个龙门。

对这个女孩，季羡林虽然是邂逅相遇，但印象之深，却使他永远难忘。他在六年后写的一篇散文里说道：

到了第三学期，新来了两个德国学生，组成了一个梵文、巴利文班。其中一个是哥廷根大学历史系学生，早在二三年前，就曾师从西克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已经学过好几个学期了。另一个则是一位乡村牧师。梵文、巴利文在德国也是冷门，三人成众，教授为自己有三个学生相当满意。

这时候，一个坐在季羡林旁边的大鼻子中年人也来凑热闹。季羡林一生还没有看到过这样大的鼻子，他耳朵上戴着无线电收音机耳机，衬上这生在脸正中的一块大肉，凑成一幅奇异的图画，使这大鼻子仿佛有了魔力。大鼻子说着破碎的英语，一手指着自己的头，一手指着Wala，头摇了两摇，脸上显出一丝鄙夷的神情。季羡林这才发现，波兰女孩的头上，戴着一顶红红绿绿的小帽子。

季羡林对学过几学期梵文、巴利文的这位历史系学生，起初肃然起敬，认为他是老学生了，比自己要学得多。但是过了不久，季羡林发现，他学习极为吃力。他在中学时，据说就学过希腊文和拉丁文，还懂英文和法文，但是，在梵文面前，他却难以对付这个语法规则烦琐到匪夷所思程度的语言了，他简直是束手无策。在课堂上，教授只要一提问他，他就眼睛发直，口发呆，嗫嗫嚅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学生被征从军，离开了课堂。他始终没进入学习梵文的佳境。这样一个例子，也正好说明了梵文之难绝对非同一般。

这样，就和这个女孩混熟了，他们拿出一些从哈尔滨买的饮料给女孩喝，女孩则拿出自己带的饼干分给他们吃，还拿出皮包里带的许多相片，一张一张地指给他们看。他们也把自己的书籍画片，甚至毕业证书，都拿给她看。又吃，又喝，又聊天，几乎忘记了是在火车上。在融融的欢悦中，他们知道了她的名字Wala，同行的谢家泽，立即“哇啦！哇啦！”地叫个不停。女孩则有点摸不着头脑，圆睁双眼，惊疑不定地瞪着小谢。

当时的德国，正处在一场大风暴的前夕，法西斯气氛越来越浓。但在季羡林初在德国的这两年，起码从表面上来看，市场还比较繁荣，食品供应也极充足，限量制度还没有实行，所以只要有钱，什么东西还都买得到。在这两年里，季羡林的生活还是相当有规律的，过的是一种极为紧张的学习生活。

女孩子瞪大了眼睛，把几个中国留学生轮流看了一遍。这在中国，简直是根本不可能的。几个中国男孩子仿佛是在老师面前背不出书来的小学生，低着头，没有一个人敢说什么。女孩脸上挂着一丝微笑，先开了口。她看出这些异邦青年不可能说波兰话，便用德文问他们会说哪一国话。留学生中有一半没学过德语，而季羡林虽然学到过，但也只是书本上的东西，现在有人问，也只好勉强说自己会说德文。谈话就这样开始了，这时候，他们还不能长篇大论地谈，还有意思都表达不出来的时候。这种时候，他们便相对一笑，在这一笑里，似乎也就了解了更多更深的东西。这让季羡林想起了一个笑话：一位国民党政府驻意大利大使，只会意大利文“这个”一个单词，竟然能指挥意大利仆人。如窗户开着的时候，他口里说“这个”，用手一指窗子，仆人立即把窗户关上。反之，窗子关着，他便说“这个”，仆人立即把窗子打开。一声“这个”，居然圆通无碍，超过佛法百倍了。在这个波兰女孩面前，季羡林才真正感到了语言的重要，而在语言不能表达的时候，眼神会更超过言传。

我每天早晨在家里吃早点：小面包、牛奶、黄油、干奶酪，佐之以一壶红茶。然后到梵文研究所去，或上课，或学习。中午在外面饭馆里吃。吃完，仍然回到研究所，从来不懂什么睡午觉。下午也是或上课，或学习。晚上六点回家，房东老太太把他们中午吃的热饭菜留一份给我晚上吃。因此我就不必像德国人那样，晚饭只吃面包香肠喝茶了。

女孩的座位正对着季羡林。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圆圆的脸庞，淡红的双腮，圆圆的大眼睛。

就这样，日子过得有条有理，满惬意的。

不知不觉之中，一个波兰女孩悄没声息地进了车厢，找到一个座位，大大方方坦然地坐了下来。这时候，列车快到华沙了，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

第一年的梵文课，按当时设定的正式课程名称，是为初学者开设的梵文。每周上两次，一次两小时。第一学期上课时间大约有20周，梵文上课时间是八十小时，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讲完了全部梵文语法，而且还教念了几百句练习。

车厢里十分热闹，波兰人对中国人也很感兴趣。中国留学生们便同波兰人或用德语，或用英语交谈起来。

德国的外语教学方法，被季羡林称作是典型的德国式的。这种德国式的外语教学方法，开始于19世纪。当时，一位德国语言学家埃瓦尔德说过这样的话：“拿学游泳来打个比方，我教外语就是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一下子把他们推下水去。如果他们淹不死，游泳就学会了。”这种教学方法，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尽早独立自主地“亲口尝一尝梨子”，是行之有效的。

季羡林对波兰人的印象，似乎比苏联人好些。他们衣着华丽，态度比较活泼，大多数人都有相当高的外语水平，能讲俄语、德语，少数人还能讲点英语。

第二学期，季羡林就开始念梵文原著。先是念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第三篇《森林篇》中的著名神话《那罗传》，接着念迦梨陀娑的《云使》。

火车在波兰境内行驶，上车下车的短途旅客，几乎都是波兰人。

《那罗传》虽只是神话，但它的首尾完整，可以单独成篇。故事的男主人公是那罗，他身为尼奢陀国的国王，通过天鹅传信，与毗德尔跋国的公主达摩衍蒂相爱。按当时习俗，公主举行选婿大典，她没有选天神而选了那罗为婿，结为百年之好。结果得罪恶神，恶神就一直附在那罗身上，伺机陷害他们。由于恶神作祟，那罗在赌博中输掉国土，夫妻分离，天各一方。那罗在森林中救了蛇王，蛇王为报恩，咬了那罗一口，使他变了形，然后送他一件仙衣，以便以后穿上能恢复原形。后来，他去一个国王那里当了车夫，精通了赌术。达摩衍蒂被父王找回后，立即派人寻找夫君，夫妻团聚后，那罗利用赌术赢回失去的江山，重新为王。梵文原著故事情节曲折生动，语言朴素流畅，歌颂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刻画了国王责任至上的好丈夫形象。所以此故事是印度梵文文学中的名篇佳作。

9月13日，下午，列车行驶至苏联与波兰接界的斯托尔朴塞。在这里，要换乘波兰火车。

而《云使》是印度梵文古典文学中大诗人迦梨陀娑的一篇长篇抒情诗，有一百一十五节，写了一个夜叉小神因迷恋新婚娇妻，致使主人财神俱毗罗的花园被野象捣毁。主人罚他流放南方一年，他不得已去了南方的罗摩山。八个月后，夜叉小神乘雨季来临之际，托往北飞去的雨云带信给娇妻，告诉她再过些日子，就可以回去和她团聚了。诗人迦梨陀娑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雨云经过之地的自然美，用丰富的想象力刻画了他那为离愁所苦的娇妻的憔悴容颜。全诗凄恻缠绵，想象丰富，感情深沉，比喻奇妙，是梵文古典抒情诗的杰出典范。

6．波兰女孩

在接触了一个学期的梵文语法之后，在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指导下，读这么高水平的梵文原著，正像被游泳教练推下水后一样，季羡林没有被水吓倒，他学会了游泳，从这两部名著中获益匪浅。

晚上，列车不知不觉地又开动了。

这是他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得到的最大快乐，也是他感到最幸福的时候。

车上的其他外国旅客，包括那位“开开水”老太太和在满洲里海关向季羡林示意的老头，也都自己去找地方吃了饭。老头神秘而狡猾地告诉季羡林：他们去吃了一顿非常精美而又非常便宜的饭。原来，他们在哈尔滨的黑市，用美元换了卢布，比官价低十几倍，结果是用八个美元换成的卢布，就可以美美地“嘬”上一顿，这些人真是旅行的老油子，神通广大，无孔不入。

2．瓦尔德施米特教授

这家饭店也十分豪华，我生平第一次品尝到俄国名贵的鱼子酱。其他菜肴也都精美无比。特别是我们这一群在火车上啃了八天干“裂巴”的年轻人，见了这样的好饭，简直像饿鬼扑食一般，开怀畅吃，我们究竟吃了多少，谁也没去注意。反正这是我一生最精美、最难忘的一餐，足可以载入史册了。饭后算账，共付三百卢布，约二百美元。我们都非常感激这位老同学谢子敦先生。

季羡林结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并成为其学生，全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季羡林说过：“一个人一生中不能没有偶然性，偶然性能给人招灾，也能给人造福。”

参观完莫斯科市容，几个中国留学生受到中国驻莫斯科使馆一位清华老学长谢子敦的邀请，到一家餐馆去吃饭。

这个偶然机会是这样得来的：初到哥廷根大学时，首先碰到的一个难题是确定学习科目。一开始，他想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但在德国，这两种语言是在中学就开始学习的，拉丁文要学八年，希腊文要学六年，一个中国人要想学好这两种语言，至少也要费上几年。对于一个只有规定的两年学习期限的季羡林来说，那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所以，一开始，他虽然选了希腊文，并自学了拉丁文，但心里并没有明确的目标。甚至是漫无目的地去学习。为这个问题，季羡林着实烦恼了一阵子。

参观中印象最深的是，前沙皇大臣的一座官邸，当时作了苏联国家旅游总局的招待所。这里大理石铺地，大理石砌墙，大理石圆柱，厅内五光十色，金碧辉煌，天花板上悬挂着一个玻璃大吊灯，至少有十米长。工作人员多是年轻貌美的女郎，个个唇红齿白，十指纤纤，指尖上闪着红光，珠光宝气，气度非凡。从荒寒的西伯利亚，一下子进入这么一个富丽堂皇的官邸，仿佛置身于一个神话世界，甚至有点像太虚幻境了。

在第一个学期最后，有一天，季羡林到哥廷根大学教务处，去看下学期教授开课的布告。他偶然看到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要开梵文课，这就勾起了他旧有的在清华大学便萌生的学梵文的兴趣。

就是这位导游小姐，把季羡林这一批外国旅客送上大轿车，到莫斯科市内观光。导游小姐的解说，神色冷漠，脸含冰霜，毫无表情。市内的几处景点，几乎都没留下什么印象。

第一次见到教授，是在梵文第一堂课上，这是1936年的春天开学后的那个学期，也是季羡林学梵文的第一个学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