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德邦十年（一） (第4/5页)

但是，在红都的第一瞥，却使季羡林大吃一惊。他们下车后，接着来了一个导游小姐，她年轻貌美，白皙的脸庞，修长的身材，穿着华贵而时髦，涂着口红，染着指甲，一身珠光宝气。季羡林看着这位搔首弄姿的苏联女郎，他大惑不解，这样的一位小姐，到底是无产阶级的呢，还是资产阶级的呢？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看起来非常年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他穿一身厚厚的西装，有一张孩子似的面孔。1935年，他刚在哥廷根大学得到一个正教授职称，接替已退休的西克教授的梵文讲座。

季羡林当时的心态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和一般青年一样，红都不是没有吸引力，另一方面，他认为外蒙古“独立”，与苏联有关，他对此很不理解，沿途的经历也没有留下什么太好的印象。所以，要停一两天，那就随大流看一看吧。

他是柏林大学毕业生，是著名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的得意弟子，是研究印度佛教史的专家，尤其在研究新疆出土的佛典梵文贝叶经残卷方面有极高的造诣，在世界梵学界，颇有名声。他还懂汉语和藏语，这对于他的研究工作来说，简直如虎添翼。

9月12日，晚间，季羡林一行所乘的火车到了莫斯科。按照规定，列车在这里要停上一两天，据说，是为了让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人能有一个机会，领略一下社会主义的风采，沾染上一点社会主义的甘露，给他们洗一洗脑筋，如果能转变一下世界观，当然好，若不能，即使在灰色上涂上一点红也是好的。

德国教授多半都有点架子，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极高，似乎有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不知为什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对季羡林没摆过教授架子。因为季羡林作为外国人，是教授接职以后收的第一个梵文学生，因此而对季羡林有感激之情？还是因为季羡林学习刻苦认真，成绩也很好？这都是不得而知的。而对其他人，他是很严厉的：

5．红都停泊

后来听说，在我以后的他的学生们都认为他很严厉。据说有一位女士把自己的博士论文递给他，他翻看了一会儿，一下子把论文摔到地下，忿怒地说道：“Das ist aber alles Mist！”（这全是垃圾，全是胡说八道！）这位小姐耿耿于怀，最终离开了哥廷根。

经过整整八天不间断的长途旅行，或聊天，或下棋，或观风景，终于结束了这万里旅途的第一个大阶段。

从这一点看来，瓦尔德施米特在季羡林面前不摆教授架子，实在是由于季羡林的学习太好了，简直无可挑剔。因此，他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异国弟子！因此，他从来不对季羡林发脾气。他教课非常认真，很有耐心，梵文语法抠得很细。一个学期，便抠完了施滕茨勒的语法教科书，学习了全部异常复杂的梵文语法，并作了大量从梵文原典选出来的练习题。这与教授严格要求学生是分不开的，季羡林回忆说：

火车驶经贝加尔湖之时，给季羡林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火车要绕行这个湖一多半，山洞一个接一个，也不知到底钻了多少个山洞，隧洞顶上的山，丛林密布，一绿到顶。往下看，贝加尔湖就在眼下，从车窗外看去，湖水一碧到边。靠岸处湖水清澈见底，越往深处，水越发碧绿，湖心则近乎黑色了，湖水深不可测。他从来没看到这么大的湖，感到真是天下奇景。

他要求学生极为严格，梵文语法中那些古里古怪的规律都必须认真掌握，决不允许有半点马虎和粗心大意，连一个字母他也决不放过。学习近代语言，语法没有那样繁复，有时候用不着死记，只要多读一些书，慢慢地也就学通了。但是梵文却绝对不行。梵文语法规律有时候近似数学，必须细心地认真对付。教授在这一方面是十分认真的，后来我自己教学生了，我完全以教授为榜样，对学生要求严格。等到我的学生当了老师的时候，他们也都没有丢掉这一套谨严细致的教学方法。教授的教泽真可谓无远弗届，流到中国来，还流了几代。我也总算对得起我的老师了。

有一次，列车在森林深处的一个车站短暂停留，季羡林下了车，走到站台。一个农民提着一篮子大松果，松果是那么大，那么可爱，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松果，拿出5角钱的美元，买了一个。这是他在西伯利亚第一次买东西，也是最后的一次。

事实上，教授不仅严格要求学生，对自己的要求同样是很严格的。他是研究梵文贝叶经的权威，蜚声国际学界。他的博士论文以及取得在大学授课资格的论文，都是关于新疆贝叶经的。这两篇论文，实际上是两部非常严谨的学术著作。

也有不聊天不下棋的时候。这时候，季羡林便凭窗向外看去。万里旅途上，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大森林，无边无际，与无垠的宇宙连为一体。

这两本厚厚的大书，里面的材料异常丰富，处理材料的方式极端细致谨严。一张张的图表，一行行的统计数字，看上去令人眼花缭乱，令人头脑昏眩。我一向虽然不能算是一个马大哈，但是也从没有想到写科学研究论文竟然必须这样琐细。两部大书好几百页，竟然没有一个错字，连标点符号，还有那些稀奇古怪的特写字母或符号，也都是个个确实无误，这实在不能不令人感到吃惊。德国人一向以彻底性自诩。我的教授忠诚地保留了德国的优良传统。留给我的印象让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用不尽。

话说累了，就凑棋局。物理学家王竹溪是象棋高手。他去英国留学，也坐这列火车。其他五个人轮番单个儿与他对弈，一盘输，二盘输，三盘四盘，五盘六盘，都是输。五个人联合起来跟他下，还是输，输，输。哲学家的乔冠华，他的哲学也没能帮他赢王竹溪一局。车上的几天，王竹溪始终是常胜将军，其他五人则全是手下败将，一局都没能胜过。

由于这样一些原因，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与季羡林关系最为密切的德国老师。当时，季羡林甚至受中国“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传统观念的影响，把他称作“博士父亲”。

车厢里最愉快的事，是六个人坐在一起侃大山。六个人本来分住两个包厢，每个包厢住四个人，还空出两个床位，是其他人住的。睡足了觉以后，六个人便凑到一个包厢里。六个人在清华都是同学，但因行当不同，接触并不多，道不同，不相为谋么。这个时候因为被迫挤在一起了，也就不管道同道不同了，大家都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学物理的，学哲学的，学文学的，行当的界限全没有了，上天下地，便聊起大天来。他们都是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阅世都不深，每个人眼前都有一个未知的世界，堆放着玫瑰花，闪耀着彩虹。他们的心几乎是透明的，说起话来，一无顾忌，二无隔阂，全然没有谈不来的时候。这时候，小小的车厢里往往笑语不断，其乐融融，也就忘了身处异域之旅了。

应该说，瓦尔德施米特起初有一个十分美满幸福的家庭。夫妇二人，只有一个上中学的十几岁的儿子。这位学者家庭的气氛显然有些严肃有余，活泼不足，夫人不大爱说话。

一节列车住着四五十口子人，却只有两间厕所。经常是人满为患。我每天往往是很早就起来排队。有时候自己觉得已经够早了，但是推门一看，却已有人排成了长龙。赶紧加入队伍中，望眼欲穿地看着前面。你想一个人刷牙洗脸，再加上大小便，会用多少时间呀。如果再碰上一个患便秘的人，情况就会更加严重。自己肚子里的那些东西蠢蠢欲动，前面的队伍却不见缩短，这是什么滋味，一想就可以知道了。

有一段时间，季羡林帮助教授翻译汉文佛典，因此而常到他家里去，与他们全家一起吃晚饭，饭后再工作到深夜。餐桌上，大多数时候是没有人讲话，安安静静的。季羡林记得，只有一次，教授笑着对儿子说：“家里来了一个中国客人，你明天大概要在学校里吹嘘一番吧？”

吃喝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而拉撒却成了天大的问题。车上的实情是：

但是，幸福的家庭并没有维持多久。二次大战一爆发，希特勒法西斯军队兵源不足，教授也被征从军，成为一个什么军官。不过，这时，他还能享受到一点探亲假。后来，他们惟一的儿子也被征入伍，且不久就在北欧的一个国家阵亡了。教授是一个十分刚强的人，但失去了惟一的儿子，再刚强的人，失去独生幼子的伤心之情，也是可以想得见的。战争狂人希特勒害死了他的独生子，但他在季羡林面前却从来没表现出伤心的样子，他们夫妇也从未同他谈到此事。只是本来就活泼不足的家庭，从此便更增添了寂寞冷清的成分。

吃着面包，啃着香肠，喝着开水，这种生活虽然单调一点，但是质量还是满高的，这比起在乡下吃红高粱面饼子，又苦又涩的味道，不知要好多少倍了。可真所谓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站在这山看那山高。有一次吃中饭的时候，一个女服务员，满面春风地托着一个大盘子，里面摆满了新出锅的炸牛排，肉香四溢，透人鼻官，是那么有诱惑力，那么让人馋涎欲滴。学子们动心了，但是，一问价钱，学子们却咋舌了：每块牛排三美元。满车厢里的人谁也不肯付出三美元，去啃一块牛排。女服务员托着盘子，转了一趟，又原盘托回。这一阵诱人的香气过后，学子们从篮子里又拿出随身带的“裂巴”，大啃大嚼起来。

教授被征从军以前，预订了哥廷根大剧院冬季演出的票，没有退掉。他自己不能陪夫人去观看演出，就委托季羡林陪夫人去观看，每周一次。每到有节目的那天，季羡林吃过晚饭，便去接师母去剧院。剧院的节目，有时候是歌剧，有时候是音乐会，有时候是钢琴独奏，小提琴独奏，演员或来自外地，或来自国外，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虽然处于战争年代，但剧场里仍是一片升平祥和气象：灯火辉煌，灿如白昼，男士们服装笔挺，女士们珠光宝气。但是一出剧院，便是一片黑暗，灯火管制之下的哥廷根城，不允许一缕光线存在。就在这昏天黑地之中，季羡林要摸黑，走很长的路，把师母送回在山下的家中。然后再一个人回欧朴尔太太的家。他一个人在深夜回家，万籁俱静，走在宁静的长街上，黑暗中，只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不禁想起了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自己故乡的父老乡亲们，一股股乡愁不断地袭上他的心头。

车上的生活，单调而又丰富多彩。每天吃喝拉撒睡，有条不紊，有简便之处，也有复杂之处。简便是，吃东西不用再去操持，每人两个大篮子，饿了伸手拿出来就吃。复杂是，喝开水极成问题，车上没有开水供应，凉水也不供应。每到一个大一点的车站，我们就轮流手持铁壶，飞奔下车，到车站上的开水供应处，拧开开水龙头，把铁壶灌满，再回到车上，分而喝之。有一位同行的欧洲老太太，白发盈颠，行路龙钟，她显然没有自备铁壶；即便自备了，她也无法使用。我们的开水壶一提上车，她就颤巍巍地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个杯子，说着中国话：“开开水！开开水！”我们心领神会，把她的杯子倒满开水，一笑而别。从此一天三顿饭，顿顿如此。看来她这个“老外”，这个外国“资产阶级”，并不比我们更有钱。她也不到餐车里去吃牛排、罗宋汤，没有大把地挥霍着美金。

3．交换期满，有国难回

重又上了火车，真正的、连续不断的长途异国之旅便开始了。俗话说，人是地里仙，一天不见走一千，他们一天决不止走一千，他们也不止走一天，要走七八天。

按照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冯友兰教授与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的互派留学生协议，学习交换期限为两年，1935年9月到1937年9月。

办理完检查手续，心里恢复了平静，几个人在满洲里闲逛。当时满洲里连个小城也算不上，最多算个边城小镇，只有几条简单的街道，找不出哪一条是主街，街边的房子都是用木板盖成的，无砖瓦，多木材，建筑就有了这样的风格。他们在一个木板房商店里，买了几个日本生产的甜酱菜罐头，以备火车上佐餐。

经过两年学习，季羡林的交换期满，按照双方的协议，到了他该回国的时候了。

检查进行得非常细致、认真而又慢条斯理。行李不管是大是小，是箱是筐，一律都要打开，一一检查，巨细不遗。一把准备在火车上提开水用的铁壶，外表极其粗糙而又平常，引起了苏联海关人员的极大注意。水壶被翻来覆去，推敲研讨，碰碰摸摸，敲敲打打，看看里面是否还会有夹层，薄铁皮做成的壶盖，也被敲打了好几遍。看到此情，季羡林非常恼火，正想发作一下，身旁一位外国老年朋友，赶紧拍拍他的肩膀，向他示意。季羡林心领神会，硬把怒火压下去，恭候检查如故。后来他才领悟到，大概当时苏联人把外国人都当成了“可疑分子”，有存心颠覆他们政权的嫌疑，所以不得不尔。

这种时候，季羡林的思乡情结越来越浓，已经去世的母亲的面影不时在梦中出现，时而模糊，时而清晰，尤其是母亲对宁大婶说过的那句话：“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每当想到这句话，他总感到有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在袭击着他。他也经常想到叔父，出国的时候，叔父已经失业，家里的生活该会如何打发呢？他又想到叔父续弦新娶的婶母，她对叔父如何？对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又会如何？自然，他也想到自己的妻子彭德华，她已到三十岁，年纪轻轻，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女儿，一个两岁的儿子，该是多么不容易啊！

当时的满洲里，是苏联与伪满洲国接壤的地方。火车要停下来，接受苏联海关的检查。

一想到这些，他出国前从济南到北京之时，全家人为他送行的情景便又浮现在眼前，此时，亲人们可能每天都在大门口翘首盼望自己回去了。他真想插翅飞回到亲人的身边。

火车在松嫩大平原上行驶了一天，第二天到了满洲里。

但是，就在此时，“七七”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开始了大规模侵略战争。事变之后不久，希特勒发布命令，关闭国门，凡是外国人一律不准离开德国。季羡林断了退路，有国难回。

9月4日，六个中国留学生登上了由苏联经营的西伯利亚铁路局的火车。

在这之前，季羡林的好朋友章用因国内家庭经济出了问题，先期回国探听消息，留下章用的母亲一人。章伯母是有身份地位的人，丈夫章士钊当过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自己又当过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后来落魄了，还不忘自己的“官家”身份，张口闭口总是“我们官家如何，你们民家如何”。季羡林曾跟她来过一次恶作剧，故意提高声音问她：“你们官家也是用筷子吃饭，用茶杯喝茶吗？”老太太居然觉察不出年轻人的“险恶用心”，继续“官家” “民家”地嚷嚷个不休。可章用走了以后，老太太孤身一人留在哥廷根，等候儿子的消息。季羡林就与龙丕炎（范禹）承担起照顾老太太的责任。

4．异域之旅

三个人每天在饭馆里一起吃饭，而每天见面时，老太太总要气喘吁吁地说：“我告诉你们一件大事！”这样的话，已经成了老太太的惯例。季羡林也已摸透了她的脾气，她连气都喘不上来要告诉的“大事”，都是芝麻小事。因为她崇拜英国，崇拜英语，到了五体投地的程度，甚至连英国人的傲慢和偏见，她也样样俱全。她厌恶德文，不肯认德国字，结果在德国住了六七年，一句德国话也不会说，也不想说。她一不读书，二不看报，能谈的话题实在有限。所以她说的“大事”，往往也就离不开章士钊。她谈到，章士钊虽贵为总长，对待妻子，仍以西方礼节为准：上汽车为她开车门，走路挽她的胳膊，而且满嘴用英文喊“亲爱的”不止。章伯母自己也如坐在云端里，认为自己是普天下最幸福的女人。但是，后来，她忽然发现真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顿觉自己从九天之上的云端坠落下来。适逢章士钊下了台，夫妇同三个儿子都来到哥廷根。后来，章士钊自己回了国，大儿子章可去意大利就读，三儿子章因到英国就读，二儿子章用和她自己则留在了哥廷根，一住就是六七年。

游兴正浓，旅途中发生的不愉快便烟消云散了。玩到黄昏，他们回到了旅店，等待踏上新的旅途。

所以，季羡林已不在乎会有什么“大事”。他们天天吃过午饭之后，便送老太太回家，在章用不在的日子里，天天如此。

当时正值初秋，气温可并不高。我们几个人租了一条船，放舟中流，在混混茫茫的江面上，真是一叶扁舟。远望铁桥一线，跨越江上，宛如一段没有颜色的彩虹。此时，江面平静，浪涛不兴，游人如鲫，喧声四起。我们都异常兴奋，谈笑风生。

后来，章用无法解决经济问题，老太太也必须回国。季羡林和龙丕炎又帮她收拾房子，办理护照，买车票、船票，退房子，忙成一团。季羡林感到可笑的是，就在这样的非常时期，老太太也没忘记“官家”身份，她照了像，让两个年轻人帮她挑选“标准像”，好回国送给新闻记者。

9月3日，几个人到松花江上去游览。

就这样，季羡林终于送走了章伯母。他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回国团聚，自己则只能留在哥廷根。

完成了这一主要任务，剩下的时间便可以自由支配了。不意，在简陋的地下室俄罗斯餐馆里，季羡林却吃到了在北京时便久仰大名而无缘品尝的俄式餐肴，什么罗宋汤、牛尾、牛舌、猪排、牛排，大快朵颐，不亦乐乎。饭菜精美而又便宜，他们便顿顿饭都去吃这些东西。

哥廷根！到底还要呆多久？

在哈尔滨，需要置办后几天旅途上的食品。因为餐车上的饭太昂贵，且要用美元交付，这些阮囊羞涩的学子，大都付不出那么多的美元。他们很容易就买了几个重约七八斤的大面包，哈尔滨称“裂巴”，是俄语的变音。再买上一两个同样重的大香肠、几斤干奶酪和黄油，外加上几个罐头，总共有四五十斤重的食品，足够以后八九天旅途之用了。

4．在汉学研究所当讲师

同行的人中，有一位学心理学的敦福堂。他是清华大学与德国交换留学生的第三人，也是全部三人之一：乔冠华、季羡林和敦福堂。此公虽学心理学，却是个马大哈。另有三个去英国和其他国家留学的清华同学，也同车而行。下了车，要领行李离开车站，却发现托运单丢了，行李不让领。同车的六个同学心急如焚，找管理员，找站长，最后用六个人所有的证件，才算领出了行李。可是到了旅店安顿下来，大家还都余悸未消，敦公偶尔向口袋里伸手，行李托运单却赫然俱在。大家啼笑皆非，此公却怡然自得。以后的旅途上，此公便不是丢护照，就是丢别的，但最后总是化险为夷，逢凶化吉。有这么一个马大哈，倒是不闷了，但是却不知为他担了多少心。

交换期满，奖学金停发，回国无望，季羡林简直走到了绝路。

季羡林在哈尔滨的两天，算是比较平静，没有什么大风浪，但也有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插曲。

他进退维谷。

9月2日早晨，他们到了哈尔滨。这里是万里旅途的第一站，要住两天，换乘苏联火车。

他忧心如焚。

总算没遇到麻烦，车行进在“满洲国”，学子们说话更为小心谨慎了。夜里，伪满洲国的一个特工钻进季羡林等人的车厢，在季羡林上铺躺下，探问这个，探问那个，好不容易才对付过去，这才天下太平，进入睡乡。

不用说继续完成学业，就是维持最简单的生活，也是困难重重。

车到山海关，就算进入“满洲国”了。所有乘客都要办理入“国” “过境”手续，列车停下来，乘客填上“过境”的几张表格，交纳三块大洋的手续费。这三块大洋，对于季羡林来说却不是小数目，它是整整半个月的生活费呢。要“入境”就非交不可，学子们递上钱，脸上还不敢露出任何不满的表情，说话也只能小心谨慎。他们知道，前面是一个布满了荆棘的火坑，季羡林则因为有济南的经验，就更为了解日本鬼子的凶残。他们得谨慎对付。

年轻学子，出路何在？可算是正应了“车到山前必有路”那句话吧，季羡林交换期满的消息传到一个德国朋友的耳朵里。这位朋友是在章用的引见下，到达哥廷根后不久就认识的，两年来，有过一些交往，但是关系并不是很密切。这位朋友名叫古斯塔夫·哈隆，是苏台德人，他是反对法西斯的，担任着汉学研究所所长一职。在有家归不得，正愁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哈隆教授主动与季羡林联系，问他愿不愿意留下。教授的建议自然使季羡林喜出望外，他绝处逢生，立即受聘，当了汉学研究所的讲师。

当时去德国，不像现在这样简便，登上北京机场的国际航班，几小时便可到达。那时要坐火车，从东北三省穿越苏联西伯利亚大铁路，从莫斯科转波兰，然后再进入德国境内。这沿途有两处关口，一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东三省扶持溥仪建立了所谓“满洲国”，这里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天下。二是要在红色苏联停留，他们对苏联还没有什么了解。年轻学子们登上了火车，便开始有了悬念，可这旅途是吉是凶，只有交给命运安排了。

汉学研究所不在高斯—韦伯楼，而是在另一个地方的一座大楼里。楼前有一个大绿草坪，草坪四周是许多参天的古橡树。楼房的建筑风格古穆堂皇，一进楼门，是一个极为宽敞高大的过厅，木头建成的楼梯又宽又高。一楼几乎见不到什么人，但处处都打扫得油光锃亮。

万里投荒第二人。

研究所设在二楼，七八间大房子，有一间是所长办公室，有一间是教室，其余的全是图书室和阅览室。图书馆有几间大房子，书架从地板一直伸到天花板，整整齐齐地全摆满了书，中国版和日本版的汉籍占了绝大多数，还有几架少量的西文书籍。在中国版的汉籍中，颇有一些珍贵的古本，有几种明版小说，在国内图书馆，恐怕也要算善本书。这个研究所的藏书之富，让季羡林感到吃惊。

1935年8月31日，老同学们把季羡林、乔冠华等人送到前门火车站，这里是他们万里旅程的起点。老同学们又是叮咛，又是祝福，学友之情溢于言表，使季羡林在登上火车的一刹那，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一句旧诗：

结识了哈隆教授以后，季羡林来这个研究所拜访过他。过去是这里的客人，现在受聘为汉文讲师，季羡林成了这里的主人了。

3．别故国

但是，生活既然有了着落，梵文、巴利文的学习也就更要继续了，这可是季羡林下定了决心要跳过的龙门哪！于是，他继续作梵文研究室博士生，据点仍在梵文研究所。而汉学讲师的授课任务，便在汉学研究所完成。

出发之前，林庚、李长之、王锦弟、张露薇等几个老同学，在北海公园为季羡林饯行。他们租了两只小船，荡舟于荷花丛中。其时，荷花在太阳的照射下，红是红，绿是绿，红花绿叶相辉映，各极其妙。老同学一年后又聚在一起，臧否人物，指点时政，意气风发，所向无前。他们兴高采烈，简直成了主宰沉浮的英雄。在北海公园玩了整整一天，老同学们尽欢而散。

奇怪的是，哈隆教授身为汉学研究所所长，但不会说中国话。不会说中文，却又有十分雄厚的汉学基础。甲骨文尤其是他的拿手好戏，讲起来头头是道，经常发表一些极其精辟的学术见解。中国的一些古典文献如《老子》、《庄子》，他也都有很高的造诣。他还对古代西域史地情有独钟，钻研颇深，且出版一部名作《月氏考》，蜚声国际学术界。

于是，季羡林便和乔冠华联袂乘火车去天津，到德国领事馆办理签证。因为需要途经俄国，也要到俄国领事馆。手续非常简单，两国领事馆人员只是简简单单地问了几句话，就含笑握手，祝他们一路顺风。几分钟就把出国手续全部办完，只等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