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德邦十年（一） (第5/5页)

由于哈隆教授非常关心图书资料的建设，在他的研究所图书馆，集中了全哥廷根大学所有的汉文藏书。再加上他本人在国际汉学界的崇高声望，许多国家的权威汉学家都同这个研究所有来往。

正巧，乔冠华被日本警察押送回国之后，从上海来到北平。他从金岳霖教授那里得知，文学院长兼哲学系系主任冯友兰教授，同德国洽谈成互换留学生，哲学系还有一个名额未最后确定。乔冠华经金岳霖教授推荐，冯友兰的支持，也得到去德国留学的机会。

在这里，季羡林结识了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这位学者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蜚声国际汉学界，在英国也是传世之作，其唐诗翻译作品，竟然被收入著名的《牛津英国诗选》，此选集中收入的诗都是久有定评的不朽名作，可见韦利中国诗翻译之精湛。

没想到北京当时没有外国领事馆，办理出国护照的签证，还要到天津去。

季羡林还在这里结识了德国汉学家奥托·冯·梅兴—黑尔芬。这是一位专门研究明代制漆工艺的专家，请季羡林帮助翻译研究所收藏的一部制漆工艺书。季羡林自知对制漆工艺毫无了解，翻译出来的东西，自己也觉得不甚了了。但精于此道的专家，一看却十分明白。

最后，季羡林还去拜访了闻一多先生。这是季羡林第一次见到闻先生，闻先生的诗人和学者风度，季羡林早有所闻。闻先生1930年8月至1933年1月，曾在自己的故乡国立山东大学（当时称青岛大学）讲授过名著选读、唐诗、英诗入门的课程，1933年1月才离开山东来到清华。闻先生在1928年就出版诗集《死水》，受到朱自清先生的高度评价，认为《死水》转向幽玄，更为严谨，他作诗有点像李贺的雕饰而出，是靠理智的控制比情感的驱遣多些。但他的诗又不失为情诗。另一方面，他又是个爱国诗人。这一次能见到闻先生这样著名的诗人，使季羡林永志不忘。但没想到这也是最后一次见面，等他留学回国时，闻先生已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了。

到1939年，哈隆受聘到英国剑桥大学去当汉学教授，临行前，季羡林和田德望两人在市政府的地下餐厅为他饯行。在哥廷根大学，他郁郁不得志，学校不重视他，这次临别饯行宴会上，他吐露了自己的心声，以极其低沉的声调告诉他俩，说在哥廷根大学这么多年，真正的朋友却只有这两个中国人！

然后去拜访蒋廷黼先生。蒋先生1929年到清华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1935年季羡林在北京办理出国手续时，他还没到蒋介石政府任职，他是这年的12月才去南京的。这时，季羡林去拜访他，他还没有行政官僚的习气。他恳切地劝说季羡林：德国是法西斯国家，在那里一定要谨言慎行，免得惹出麻烦。他在签订与德国互换留学生的合同时也出了力，临别时，又这样语重心长地劝告学生，这使季羡林分外感动，他感谢师长的叮嘱。

哈隆教授走了，季羡林则留下来继续当汉语讲师，一直持续到后来回国。

利用一些空闲时间，季羡林向几位促成清华与德国签订互派留学生协议的老师拜会和告别。自然首先是冯友兰先生，全靠他的斡旋，才有这次交换留学生的机会。在清华上学期间，虽没有上过冯先生的课，同他根本没有什么来往，只是偶尔听他的报告或者讲话而已。但这次的出国，却全靠冯先生出的力，对冯先生的感激之情，直到今天季羡林还是一如既往的。在1995年12月举行的一次纪念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的会上，季先生仍发言说：我六十年前去留学，全靠冯先生与德国签订了互换留学生的协议，没有那个协议，没有我去德国留学的机会。我不去德国，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是什么样子，我自己也不知道。

5．确定博士论文题目

此时，宇宙间仿佛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前面的鹏程万里，异乡漂泊；后面的亲老子幼的家庭，都离开我远远的，陷入一层薄雾中，望之如蓬莱仙山了。

梵文、巴利文的学业继续下来了，这是靠教汉语来养学梵语的。

有一天晚上，吃过晚饭，季羡林觉得孤身无聊，便信步走出工字厅。他来到朱自清先生《荷塘月色》所描写的荷塘边上去散步，此时，一弯新月当空，万籁无声。他看到明月倒影在荷塘之中，比天上那一个似乎更皎好。月光之下，荷叶荷花，都显不出本色，只见灰蒙蒙的一片。但是缕缕荷香，还是不时送到岸边，使他仿佛能看到月光下翠绿的荷叶和红艳的荷花。偶尔在荷叶和花丛之中，还有点点似火花的东西在闪熠，那是早出的萤火虫在四处活动。他看到小小的火似的光在动荡不定，忽隐忽现，却仿佛要与天上和水中的月亮争光比辉。这时，一切忧愁都离季羡林远远的了。

从第五学期开始，也就是1938年春天，季羡林进入讨论班，读中国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贝叶经残卷。到第六学期一开始，即在1938年秋天，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同季羡林商量博士论文题目，并主动问他要不要一个论文题目，季羡林听了以后，大有受宠若惊的感觉，立刻表示愿意。

此时正值暑假，学生几乎都离校回家了。偌大一个清华园，静悄悄的。但是风光却更加旖旎，高树蔽天，浓阴匝地，花开绿丛，蝉鸣高枝，荷塘里的荷花正迎风怒放，西山的紫气依旧幻奇。风光虽美，但是我心中却感到无边的寂寞。仅仅在一年前，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那众多的小伙伴都还聚在一起，或临风朗读，或月下抒怀。黄昏时漫步荒郊，回校后余兴尚浓，有时候沿荷塘步月，领略荷塘月色的情趣，其乐融融，乐不可支。然而曾几何时，今天却只剩下我一个人又回到水木清华，睹物思人，对月兴叹，人去楼空，宇宙似乎也变得空荡荡的，令人无法忍受了。

原来，在德国要想得到一个博士论文题目是非常难的。

仅隔一年，又回到了母校，心情却与做学生大不一样了。

指导博士论文的教授，德国学生戏称之为“博士父亲”。怎样才能找到博士父亲呢？这要由教授和学生两个方面来决定。学生往往经过在几个大学中获得的实践经验，最后决定留在某一个大学跟其一个教授作博士论文。德国教授在大学里至高无上，他说了算，往往有很大的架子，不大肯收博士生，害怕学生将来出息不大，辱没了自己的名声。越是名教授，收徒弟的条件越高。往往经过几个学期的习弥那尔（高年级的课叫做习弥那尔），教授真正觉得孺子可教，他才点头收徒，并给他博士论文题目。

同屋住着一位在外地工作的保险公司总经理，也是清华的毕业生，比季羡林要早几届。因为是校友，虽然素不相识，却很快就熟了。俩人夜半联床，娓娓聊天。带着一种职业的优越感，这位总经理再三劝季羡林，到德国后一定要学保险。学成回国，不仅饭碗不成问题，甚至还可以拿到一只金饭碗，何乐而不为呢？总经理的一番说教，虽然有一定的诱惑力，但季羡林的志趣从来不在这里，对于做官、经商，绝对没有兴趣，对发财也没有追求。

博土论文是博土学位考试至关重要的一个关口，教授看学生的能力，主要是看博士论文。所以，德国的大学对论文的要求都十分严格。题目一般都不大，但必须要有新东西，才能通过。有的中国留学生一呆就是六七年、七八年，但始终拿不到学位，就是论文没有作好。章用始终没拿到博士学位，原因就在于此。

接着，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清华大学，在工字厅招待所找到一个床位住下。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季羡林才在教授给定论文题目之时有受宠若惊的感觉。经商定，论文定为研究《大事》偈佗部分的动词变化。当时，季羡林对梵文所知还不太多，还不清楚要作好这篇论文到底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季羡林坐上了北去的火车，来到了北平。从前门车站下了火车，他又坐上了去沙滩的洋车。在沙滩，他找了一家公寓，赁了一间房子，存放下那两只放衣物的大皮箱。

题目确定下来之后，季羡林便在上课、教课之余，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读《大事》。主课梵文、巴利文照样上，副系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的课，都照常上。

他没有敢再看亲人们一眼。因为他知道，他们的眼里一定也含着泪珠，他怕一家人会哭成一团，便头也不敢再回，扭头就上了一辆洋车。家里大门楼上残砖败瓦的影子，在他眼前一闪，就消逝了。

《大事》是记载有关佛陀生平传说的一部佛经，是佛教部派之一大众部（音译“摩诃僧祇部”）较晚近的经典，也是佛教典籍“律藏”的楔子，分成三篇，分别记述释迦牟尼投生摩耶夫人胎中、成佛、乃至第一次说法和成立寺院等的事迹。“偈佗”，也译“伽佗”、“伽他”，此是音译，而意译则为“偈”、“颂”、“讽颂”、“孤起颂”等。这是佛经常用的体裁之一，由固定字数的四句组成，但种类并不统一。主要的有两种“偈佗”，一为“通偈”，固定由梵文三十二音节组成，这种也称“首卢偈佗”。二为“别偈”，共有四句，每一句分别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形式不定。

我留下的是一个破败的家，老亲、少妻、年幼子女。这样一个家和我这一群亲人，他们的命运谁也不知道，正如我自己的命运一样。生离死别，古今同悲。江文通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他又说：“割慈忍爱，离邦去里，沥泣共诀，抆血相视。”我从前读《别赋》时，只是欣赏它的文采。然而今天自己竟成了赋中人。此情此景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可见，《大事》和其中的“偈佗”都是很难啃的硬骨头。

季羡林眼里含着泪，但不让它流出来，硬是把大量的眼泪挤压到肚子里。此时，他心里在想：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季羡林要读的《大事》是由法国学者塞那校订的，一共有厚厚的三大本。这部佛典是用所谓“混合梵文”写成的，既非梵文，也非巴利文，更不是一般的俗语，而是一种乱七八槽杂凑起来的语言，主要是俗语和梵文的一种混合物。但其中梵文的成份和俗语的成份，随时代早晚而有所不同。时代愈早，其中俗语成份也就愈多，时代愈晚，其中俗语成份也就愈少。甚至在同一部佛经的早晚不同的异本中，也会表现出这种情况。所以，对这样一部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三大本原书，季羡林只能争分夺秒，“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他把每一个动词形式都做成卡片，并查看大量的图书杂志。

临别之时，季羡林思绪万端。叔父，婶母，妻子彭德华一手牵着女儿婉如的手，另一只手抱着刚出生才几个月的儿子延宗，把季羡林送到大门口。女儿只有两岁，儿子才几个月，不懂事，这时还睡在母亲的怀里，他们自然不知道什么叫离别，女儿也许还觉得好玩。但叔父、婶母和妻子知道这离别意味着什么。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退休教授西克以垂暮之年，出来代替他上课。

1935年8月1日，季羡林要离开济南的家去北京办理出国手续了。济南虽是山东省首府，但是不能办理出国手续。

这位退休教授，平常即为季羡林上课，也对他的博士论文加以指导。而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则在回家休假的时候，对他加以指导。

终于到了离家的日子。

但西克教授的恩德，绝非到此为止，这将在下文里有所交待。

2．离家赴京

6．获哲学博士学位

就这样，季羡林要带着乡愁离绪离开故乡，去一个遥远的异邦了。

季羡林积极地利用一切时间写作毕业论文，到1940年秋天，《〈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基本上写成。为了使论文能更顺利地通过，他觉得应当在分析限定动词的变化之前，写上一篇有份量的长的绪论，以说明“混合梵语”的来龙去脉以及《大事》的一些情况，所以在论文写作以前，先动笔写这篇绪论。他对此充满自信，觉得此举定会使论文显得更有气派。他回忆说：

我真不愿意离开这故国，这故国每一方土地，每一棵草木，都能给我温热的感觉。但我终于要走的，沿了自己在心里画下的一条路走。我只希望，当我从异邦转回来的时候，我能看到一个一切都不变的故国，一切都不变的故乡，使我感觉不到我曾这样长的时间离开过它，正如从一个短短的午梦转来一样。

我翻看了大量用各种语言写成的论文，作笔记，写提纲。这个工作同作卡片同时并举，经过了大约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写成了一篇绪论，相当长。自己确实是费了一番心血的。“文章是自己的好”，我自我感觉良好，觉得文章分析源流，标列条目，洋洋洒洒，颇有神来之笔，值得满意的。我相信，这一举一定会给教授留下深刻印象，说不定还要把自己夸上一番。当时欧战方殷，教授从军回来短期休假。我就怀着这样的美梦，把绪论送给了他。美梦照旧做了下去。隔了大约一个星期，教授在研究所内把文章退还给我，脸上含有笑意，最初并没有说话。我心里咯噔一下，直觉感到情势有点不妙了。我打开稿子一看，没有任何改动。只是在第一行第一个字前面划上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一行最后一个字后面划上了一个后括号。整篇文章就让一个括号括了起来，意思就是说，全不存在了。这真是“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掉了。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茫然、懵然，不知所措。这时候教授才慢慢地开了口：“你的文章费劲很大，引书不少。但是都是别人的意见，根本没有你自己的创见。看上去面面俱到，实际上毫无价值。你重复别人的话，又不完整准确。如果有人对你的文章进行挑剔，从任何地方都能对你加以抨击，而且我相信你根本无力还手。因此，我建议，把绪论统统删掉。在对限定动词进行分析以前，只写上几句说明就行了。”一席话说得我哑口无言，我无法反驳。这引起了我的激烈的思想斗争，心潮滚滚，冲得我头晕眼花。过了好一阵子，我的脑筋才清醒过来，仿佛做了黄粱一梦。我由衷地承认，教授的话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由此体会到：写论文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这时候，他又想到了故乡临清的平原，家乡的小屋，清澈的苇塘，秋天的老牛……看一眼在豆棚瓜架下闲话的野老，看一眼在一天工作疲劳之余在门前悠然吸烟的农人，都会引起他极大的向往。

生平第一次写规模比较大的学术论文，也是第一次受到这么剧烈的打击，在这样的打击面前，他开始清醒地考虑到：没有创见，不要写文章，否则就是浪费纸张。有了创见写论文，也不要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空洞的废话少说不说为宜。

这时候，他又想到母亲生前最关心的外祖母。季羡林在离开故乡以前，经常住在她的家里，她的慈祥的面貌，永远也不会离开他的记忆。现在，她会龙钟得不像样子了吧！背恐怕会更驼了吧！现在，不能去向她告别，也只能希望她能好好地活下去，等漂泊回来的时候，再跪到她怀里，把受到的委屈都哭出来。

有了这样的教训，季羡林把所有精力投入到写论文上。

让母亲一个人凄清地躺在故乡的地下，忍受着寂寞的袭击，上面是萋萋的秋草。在白杨簌簌中，淡月朦胧里，我知道母亲会借了星星的微光到各处去找他的儿子；借了西风听取他儿子的消息。然而所找到的只是更深的凄清与寂寞，西风也只带给她迷离的梦。

9月13日，季羡林请同住一条街上的迈耶家的大女儿伊姆加德打完了论文的最后一个字母，把论文交给瓦尔德施米特教授。10月9日，又交给文学院长戴希格雷贝尔教授，因为按德国规定，要由院长安排口试时间。而院长要由最年轻的正教授来担任。因为英文教授勒德尔有病在住院，梵文和斯拉夫语言学被安排在同一天进行。

这时候，他首先想到自己的母亲。1933年，母亲已经离开人世，他曾回故乡为母亲送葬。他准备每年秋天，都要回母亲坟上去看看，在母亲墓旁绕上两周，低低地唤一声：“母亲！”由此来补偿母亲生前足有八年没见到他的遗恨。现在要离家去几万里外的异邦，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到故乡呢？想到这里，他的心充满了负罪感。

1940年12月23日这天，是季羡林口试答辩的日子。他早晨五点就醒来，心里光想口试，再也睡不着。七点，他起来吃了早点，又慌乱地看了一阵书。

这时候，他开始回溯自己过去走过的许多路。回望过去，自己的脚印迭成一条连绵不断的路。这条路，除了在每年的末尾，在心里印上一个浅痕，知道又走过一段路以外，自己很少画过明显的鸿沟，说以前走的是一段，以后是另一段的开端。但是现在他却真的在心里画了一条鸿沟，把以前二十四年走的路截在鸿沟的那一岸，而这一岸，将开始一条新路，一直会把他带到一个渺茫的未来去。

九点半，他走到大学办公处去。十点开始口试，参加的教授有瓦尔德施米特、戴希格雷贝尔，还有稍晚一点到的布劳恩教授。主课梵文的口试极为顺利，但当布劳恩教授提问的时候，本来让他预备的全没问到，他心里十分慌张。尽管所问的题目都极为简单，简直都是常识，但他还是不能思维，颇呈慌张之像。

经济问题解决之后，立即就有离愁别绪袭上心头。平常他对诸多事情，就有过多的顾虑，这次要出国，他就更不能不过多地顾虑了：顾虑到德国以后的生活，顾虑自己走后的家境是否还撑得住。许多琐碎到不能再琐碎的小事，也纠缠着他，给他以痛苦。

口试一直进行到十二点才结束。季羡林对自己的慌张很不满意，事后，他感到心里难过极了。

这样，朋友们给他凑了点钱，七拼八凑，勉强做了几身衣服，装了两大皮箱，做好了长途万里旅行的物质准备。

第二天，也就是1940年12月24日，瓦尔德施米特教授邀请季羡林到家里过圣诞节。晚七点以前，他到了教授家里。一进门，教授就向他贺喜，告诉他答辩的结果：博士论文是优，印度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也是优。

最后，还是好友大千和洁民替他解了围，北京的梅生也为他张罗这件事。当他几乎丧失信心之时，李长之又写信来劝他，带给他勇气和力量。这时候，季羡林真正体会到友情的可贵，感到这友情像一滴仙露，滴到他焦灼的心上，使他得以圆出国之梦。

这时候，教授的儿子还没去当兵，他先拉了一阵子小提琴表示祝贺，然后吃饭。吃完饭又把圣诞树上的蜡烛全点上，喝酒，吃点心，聊了一阵子天，十点半告辞回家。

首先是经济问题。在济南高中教书，本来工资相当优厚，但这些工资要抚养六七口之家，再加上他自己也不会计算花钱，这些钱便从他手里水似地流去了。第一个月过去，钱没剩下几个，第二个月过去了，居然拉下了账，需要用第三个月的工资来偿还，结果是教了一年书，却并没有攒下钱。这样，出国筹备路费就成了个大问题。宋还吾跑教育厅没为他筹到经费，季羡林在别处又多次碰壁，这才看出真正的人情和世态。

在勒德尔教授病愈出院后，1941年2月19日，又补了英文口试。结果又是优。这时，季羡林才如释重负，连论文加口试，一共得了四个优，他自己感到，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以此成绩告慰自己亲爱的祖国，也可以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了。

现在，真要实现出国的愿望了，就需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这样，季羡林获得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时间是1941年。

我没有伟大的动机。冠冕堂皇的理由自然也不能没有。但仔细追究起来，却只有一个极单纯的要求：我总觉得，在无量的，无论在空间上或时间上，宇宙进程中，我们有这次生命，不是容易事；比电火还要快，一闪便会消逝到永恒的沉默里去。我们不要放过这短短的时间，我们要多看一些东西。就因了这点小小的愿望，我想到外国去。

季羡林的博士论文在答辩委员会中获一致好评，而且引起了轰动。国际著名的比较语言学家克劳泽教授对这篇论文赞不绝口，认为关于动词语尾的论述，简直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现。这位教授是一位非凡人物，自幼双目失明，但有惊人的记忆力，过耳不忘，能掌握几十种古今的语言，北欧的几种语言，他都能说。这样一位权威首肯这篇论文，更使季羡林激动不已，因为他原先只是觉得自己的论文并不坏，但并不以为有什么不得了，经这位权威一表扬，自己也有点“飘飘然”起来了。

季羡林曾说过，他想到德国留学，并没有伟大的动机。但在事实上，除了不能不说，有改换门庭、为祖宗增光的动机外，也有成就大事业、成名成家的抱负，对于这一点他从来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大吹大擂，冠冕堂皇地去说一番，然而这种动机是有的。

几年来的伏案苦读，终于获得了完满的结果。但季羡林对于获得学位的动机，却真实地这样披露出来：

1．离愁袭心头

我为什么非要取得一个博士学位不行呢？其中原因有的同一般人一样，有的则可能迥乎不同。中国近代许多大学者，比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郭沫若、鲁迅等等，都没有什么博士头衔，但都会在学术史上有地位的。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可这些人都是不平凡的天才，博士头衔对他们毫无用处。但我扪心自问，自己并不是这种人，我从不把自己估计过高，我甘愿当一个平凡的人，而一个平凡的人，如果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头衔，则在抢夺饭碗的搏斗中必然是个失败者。这可以说是动机之一，但是还有之二。我在国内时对某一些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留学生看不顺眼，窃以为他们也不过在外国炖了几年牛肉，一旦回国，在非留学生面前就摆起谱来了。但自己如果不也是留学生，则一表示不平，就会有人把自己看成一个吃不到葡萄而说葡萄酸的狐狸。我为了不当狐狸，必须出国，而且必须取得博士学位。这个动机，说起来十分可笑，然而却是真实的。多少年来，博士头衔就像一个幻影，飞翔在我的眼前，或近或远，或隐或显。

一、初离故土

季羡林就这样真实而坦然地剖析了自己的动机，没有做作，没有冠冕堂皇，一点没有摆架子，也没有空洞的说教。使人读来感到那么真实、自然，又亲切。在潜移默化之中，灵魂却可得到升华，情绪可得到感染，不得不以他为榜样，来鞭策自己上进，做一个学习的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