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沙滩足迹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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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来的教师，因为北大一时没有宿舍，暂时都住在红楼的教室里。有一天，季羡林去看望新来的老师们。他当时穿着一件灰色衬衫，手里拿着一个黑皮包，面容清瘦，神采奕奕。他对他们说：你们辛苦了，学校非常欢迎你们。他询问了他们的饮食起居，介绍了北大的校系情况，谈了他对研究东方问题的重要性和中国开展东方学研究的看法，并希望将来共同努力，为国家培养出掌握东方语言和研究东方学的有用人才，英雄是大有用武之地的。他朴素无华，深藏若虚，平易近人，给新来的老师们留下难忘的印象，大家为能在他主持下的东语系工作而感到自豪。

这样，在1949年暑假之后，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和中央大学边政系、边疆学院各一部分，奉令与北大东语系合并。南京东方语言专科学校的刘麟瑞先生、王世清先生，充实了阿拉伯语专业的教师队伍。在他们之前，杨有漪已先在北大兼课，教阿语，后来他于1951年正式调来北大，同时来系的还有马金鹏和陈克礼。中央大学边政系的郭应德、李森先生，语专的陈玉龙先生等也都来到东语系。陈玉龙被安排在系办公室，协助季羡林处理系务。郭应德则负责系工会的工作。

系办公室也从红楼搬到沙滩北楼。办公室的书架上，放着一卷卷季羡林收藏的古今名人字画，系务人员从中不难看出他兴趣之广泛，寄托之遥深。常来系办公室的来访者，几乎全是学界名人：郑振铎先生、向达先生、曹葆华先生、萧离先生，德籍专家傅吾康教授，也是季羡林的座上客。进办公室者，都有“入芝兰之室”的感觉，正像刘禹锡《陋室铭》所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原来胡乔木是受中央领导同志的委托，来征求季羡林的意见。由于形势顿变，中国外交和外贸方面人才的需要陡然增加，因此国家需要大量的研究东方问题、通东方语文的人才，为了重点培养通晓东方国家语言的人才，想把南京东方语言专科学校、中央大学边政系的一部分以及边疆学院的一部分，从南京迁到北京，并入北京大学东语系。听到中央有这个意图，季羡林自然很高兴，认为是一件天大的喜事。本来他觉得几个书生，空怀报国之心，实无用武之地，现在这样一个好机会自天而降，又怎能不欢呼雀跃呢？季羡林立即表示同意。

从此到1952年院系调整之前，东语系教师的人数增加了，学生的人数增加了，语种的数目增加了，成为当时全国惟一的一所培养东方语言人才的最高教学机构。除了按照教育部的计划每年招收的学生外，还曾一度为地质部和公安部等部门突击培养人才。北京大学在城内沙滩时期，是东语系发展的顶峰。

到1949年春夏之交，有一天，季羡林忽然接到一封从中南海寄出来的信。信的开头说：“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的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学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季羡林当然记得，一缕怀旧之情蓦地萦上了他的心头。想不到没过几天，胡乔木突然来到他住的翠花胡同。

东语系教师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很多贡献，有些成绩受到毛泽东的赞誉。如1951年1月19日，马坚教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穆罕默德的宝剑》、3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回民为什么不吃猪肉？》，还有其他一些文章，为增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了解，加强民族合作，贡献了力量。文章发表后，胡乔木到翠花胡同去看季羡林，一进门就说：“东语系马坚教授写的几篇文章《穆罕默德的宝剑》、《回民为什么不吃猪肉？》等，毛先生很喜欢，请你转告马坚先生，毛先生认为他的文章写得很好，增强了汉回两族人民的团结。请你向他表示谢意！”

东语系在初创时只有四名教师，加上学生不到十个人。解放前夕，胡适校长批准了马松亭大阿訇推荐的十几名学阿文的回族学生入系，东语系开始人丁兴旺了一点，但同其他系比起来，仍难免时有“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感觉。

至于东语系为国家培养的大量合格人才，更是彪炳史册的。这将在以后的章节叙述。

然而，高兴的事还不止是迎来了解放。还有另一个好消息在等待着季羡林。

7．第一次出访

6．东语系得到扩大

1951年夏天，中国政府准备派出建国后第一个大型的出国访问团，到印度和缅甸访问，名为赴印缅文化代表团。胡乔木征询季羡林的意见，问他愿不愿意参加。季羡林想，自己研究印度古代文化，却没有到过印度，这无疑是一件憾事。现在从天上掉下来一个良机，可以弥补这个缺憾了，所以他很愉快地答应了。

带着这样的心情，季羡林迎来了北大的解放，北京的解放，全中国的解放。此刻，他沉浸在无比的幸福和快乐之中，有一种和普通人一样翻身了的感觉。

代表团规模极大，团员文理兼备，大都是在某一方面有代表性的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其中颇不乏声誉卓著的知名人物，丁西林任团长，李一氓、郑振铎任副团长，刘白羽任秘书长，团员有陈翰笙、钱伟长、吴作人、常书鸿、张骏祥、周小燕，北大有冯友兰、季羡林。

此后，每年“五一”和“十一”两次游行，季羡林有时候与师生一起，载歌载舞，共庆节日；有时候，他有幸站在天安门前观礼台上，眼前站着的是解放军官兵的代表。金水桥后边观礼台上的，是将军们，制服一片亮蓝色。在金水桥前边台上的是普通官兵，制服一片草黄色。在这样的时候，天安门广场正万紫千红，五彩缤纷，万头攒动，一片花海。而在这花海之中，这一片淳朴的亮蓝和草黄，不但没有相形见绌，被绚烂的花海压住，反而更为引人注目，给整个花海、整个广场，增添了色彩和光辉，使天安门广场显得更美、更可爱。

因为这个代表团是建国以后派出的最大的中国文化代表团，中央很重视，周恩来作为总理和外交部长亲自过问，关心组团工作，亲自审查出国展览的图片。整个夏天，整个团都在做准备工作。最费事的是图片展览，他们需要到处拍照，搜集能反映新中国新气象的图片，最后汇总在故宫里面的一个大殿里，满满的一大屋子，等待周恩来最后批准。团员们每个人几乎都参加工作，兴致很高。他们看什么东西都是玫瑰色的，都是光辉灿烂的，怀着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既兴奋，又愉快，既矫健，又闲逸的、飘飘然的感觉，天天仿佛在云端里过日子。这是一个既忙忙碌碌，异常紧张，又非常兴奋愉快的夏天。

开国大典的那一天，东语系师生一齐随北京大学队伍，在三座门前和全国亿万人民一起，共同聆听礼炮齐鸣，目睹那一伟大的历史镜头，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欢呼。

1951年9月20日，代表团从北京乘火车出发，一路来到广州，停留了一段时间，主要任务是将所有重要的发言稿都译为英文。

从那以后，他在北京城，在其他地方，在火车上、电车上、公共汽车上，在一切能看到解放军的地方，虽然他们并不是在什刹海桥头碰到的那一位，但是同样觉得他们个个可爱。在电车或公共汽车上，他还愿意同他们挤在一起。三九严冬的时候，朔风凛冽，他们站在自己身边，就觉得温暖。汽车颠簸，他们站在自己身边，就觉得有了依靠。有时候，他甚至故意去摸一摸，或者碰一碰他们那黄色的军衣，心里一时间会感到无限的幸福与愉快。

在广州的闲暇时间里，季羡林不放过机会，到此时在岭南大学工作的陈寅恪先生家里去拜谒，师生相见极欢，陈师母也殷勤招待。还是1948年年底，胡适派专机到北京接几个教授到南京，其中有陈先生。但陈先生到了南京以后，并没有跟胡适他们去台湾，而是辗转去了广州。到广州时，陈先生的眼疾日益严重，周恩来、陈毅、陶铸、郭沫若等人，对陈先生礼敬备至，陶铸和杜国庠还和他成了好朋友。陈毅和陶铸让人在先生楼前的草地上铺成了一条白色的路，路旁全是绿草。碧绿与雪白相映照，好让眼神不好的先生作散步之用。一件小事，反映出解放初国家对陈先生尊重之真诚。

从那以后，季羡林一看到这黄的颜色，心里就思绪万端，想到许多许多的事。他想到共产党、毛泽东，想到“七一”建党、“八一”起义，想到万里长征路上，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想到艰苦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当时，广州刚解放不长的时间，国民党的飞机不时来骚扰，特务活动也时有所闻。代表团成员出门的时候，总要有怀揣手枪的便衣保安人员跟随，好暗中加以保护。

我是多么爱那黄色的军衣啊！这黄色，正如我们国旗的红色一样，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颜色。我爱琥珀的黄色，它黄得透明，黄得发亮。我也爱花朵的黄色，它黄得娇艳，黄得鲜嫩。但是，我却更爱这军衣的黄色。它并不透明，也不发亮；它当然更不娇艳，更不鲜嫩。然而它是朴素的，像真理那样朴素；它是动人的，像真理那样动人。

在广州的一切都准备好之后，代表团乘车离开广州赴香港。过深圳罗湖桥，他们看到的深圳是一个破烂而简陋的小车站。

事实上，季羡林并没有真的走上前去摸战士的军衣，他继续走自己的路。但是，他又真舍不得离开那个年轻的士兵，一走一回头，回头看了又看，一直到眼中只留下一个隐隐约约的黄色的影子。这影子就永远地镌刻在他的心头了！

到香港之后，他们住在摩星岭上。季羡林在这里看到的香港，与1946年回国时住在山下的感觉已不一样。山下是贫民区，而这里则别墅林立，街道光洁，空气新鲜，环境阒静。山前是一湾明镜般的海面。海上气象万千，随时变幻。有时海天混茫，有时微波不起。碧琉璃似的海水，有时转化成珍珠似的白色。到了早晨，旭日东升，晓暾淡红，海面上帆影交错，微波鳞起。极目处是黛螺似的点点青山，季羡林几疑自己身处世外桃源。

我陡然觉得这个士兵特别可爱，觉得他那一身黄色的棉军衣特别可爱。它仿佛象征着解放、安全、稳定。只要穿这样军衣的人在这里一站，各行各业的人就都有了保障，可以安心从事自己的工作，工厂的工人可以安心生产，拖拉机手可以安心耕地，学生可以安心上学，小孩子可以安心在摇篮里熟睡。只要他在这里一站，整个北京城、整个新中国就可以稳如泰山，那一群魑魅魍魉就会销声匿迹。我左思右想，一时万感集心，很想走上前去，用手摸一摸那一身黄色的军衣。我是多么爱那黄色的军衣啊！

从香港，代表团乘轮船来到仰光。船一转进伊洛瓦底江，就看到远处的云霭缥缈中，有一个高塔耸入蔚蓝的晴空，闪着耀眼的光。这就是大金塔，仰光的象征。

就在这一天的下午，季羡林到西城去看朋友。出了翠花胡同，他走到什刹海的桥上，正巧看到有一个解放军战士在那里站岗。只见这个战士背着背包，全副武装，军帽下一双浓眉，两只炯炯发光的眼睛，更显出战士的英俊和潇洒。他穿着一身厚墩墩的黄色棉军衣，已经不新了，但洗得干干净净。看着这位战士，季羡林的心里顿时涌上一种非常奇特的、从来也不曾产生过的感觉：

在缅甸，代表团住了近三个星期，参观过大金塔，访问过仰光大学，参观过缅甸艺术家的画廊，拜访过作家和电影演员。缅甸艺术家们的杰作，给他们以美的享受。

那一天，天气不好，刮着大风。季羡林冒着大风，走出翠花胡同，到距离不太远的东四牌楼去欢迎解放军。这些可爱的战士，季羡林与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但对他们的事迹，却是非常熟悉的，他不知道从报纸的字里行间有多少次读到过他们胜利的消息，因而为他们的胜利而感到无限的振奋，为祖国的前途有了希望而感到鼓舞。现在，他居然亲眼看到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了北京城，对这些未曾谋面的勇士们，他仿佛是碰到了久别重逢的故人。季羡林跟着群众鼓掌、喊口号。由于内心激动，不时地热泪盈眶。剧烈的风沙似乎也被人们的热情压下去了，一点也显不出平常的那种威风来了。

而缅甸的华侨更使代表团成员难忘。在挂满了中国字招牌的华侨聚居的广东大街，中国味像在国内一样浓烈。华侨们有的在这里住了几代，有的住了几十年，对缅甸的建设贡献了一份力量，又热爱自己的祖国，用最大的毅力来保留祖国的风俗习惯。只要祖国有人来，他们就热情招待。

1949年春的一天，人民解放军终于进了北京城。

然后，代表团又访问印度，乘飞机从仰光抵达加尔各答，开始了对印度的正式访问。他们住了六周，几乎遍访了印度全国东西南北中的各大城市及佛教圣迹，一直到亚洲最南端的科摩林海角，在印度洋里游泳。从印度又飞回缅甸，从仰光乘船，于1952年1月10日抵香港。1月24日回到北京。

有一天，季羡林要去校长办公室见胡适，商谈一些问题。正谈着，忽然走进来一个人，告诉胡适，昨天夜里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有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蒋介石集团逃跑，并说将来让他仍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在座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感兴趣，也都想看一看胡适有什么反应。只见他听了之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地平静，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短短的五个字，道出了他的心声。虽然看样子他已经胸有成竹，要跟国民党跑，但是，又不能说他对共产党有刻骨的仇恨。不然，他决不会如此镇定自若，他一定会暴跳如雷，大骂一通，来表示自己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忠诚。在政治上，他有时候想下水，但又怕湿了衣裳。作为一位非常复杂的人物，他反对共产主义，但是拿他那一把美国尺子来衡量，他也不见得赞成国民党。

这次出国访问，虽然宛如走马灯一般，但代表团成员们脑海里天天有新印象，眼前时时有新光景，受到了印度、缅甸人民无法形容的热情接待。季羡林无比深情地写道：

其实，就连胡适先生，走的时候也是有思想斗争的。

我不能忘记，我们曾在印度洋的海船上，看飞鱼飞跃。晚上在当空的皓月下，面对浩渺蔚蓝的波涛，追怀往事。我不能忘记，我们在印度闻名世界的奇迹泰姬陵上欣赏“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奇景。我不能忘记，我们在亚洲大陆最南端科摩林海角沐浴大海，晚上共同招待在黑暗中摸黑走八十里路、目的只是想看一看中国代表团的印度青年。我不能忘记，我们在佛祖释迦牟尼打坐成佛的金刚座旁留连瞻谒，……我不能忘记，我们在金碧辉煌的土邦王公的天方夜谭般的宫殿里，共同享受豪华晚餐，自己也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我不能忘记，在缅甸茵莱湖上，看缅甸船主独脚划船。我不能忘记，我们在加尔各答开着电风扇，啃着西瓜，度过新年。我不能忘记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怎么说也是说不完的。一想起印缅之行，我脑海里就成了万花筒，光怪陆离，五彩缤纷。

终于到了1948年冬天，年底，人民解放军把北京团团围住。北京大学的教授们有一天在沙滩孑民堂里欢度校庆。城外炮声隆隆，与会的教授们不无幽默地说，这是为校庆而放的鞭炮。大多数教授们并没有身处危城的恐慌感，反而是有所期望，有所寄托。这时候，校长胡适从南京派来了专机，想接几个教授到南京去，拟了一个名单。胡适校长先期乘飞机在东单的临时机场仓皇逃走，而名单上的人，只有几个教授与他同命运，共进退，其余的都留下了。

这一次访问，给季羡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总要不由自主地温习一遍，时间越久，印象越深刻，历历如绘，栩栩如生，仿佛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那一种飘飘然的感觉，始终伴随着他。

5．迎接解放

8．院系调整

在事业中，季羡林忘记了清苦，忘记了寂寞，享受着快乐。

1952年1月24日，季羡林回到北京。这之后不久，教育界经历了解放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全国性的行动：院系调整。

在办画展之前，季羡林就知道大画家徐悲鸿先生曾在泰戈尔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呆过，且给泰戈尔画过一幅有名的像，所以他就求助于徐先生。徐先生非常热心，不仅借画给他，还亲自到北大去指导。偕同徐先生的有夫人廖静文女士和画家吴作人。从此，他结识了吴作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身材魁梧，威仪俨然，不像江南水乡人物；沉默寡言，然而待人接物却诚挚而淳朴。他们在无言中成了好朋友。

院系调整早在1951年11月就开始了试点工作，11月3日到9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以华东、华北、中南三个地区为重点，拟定了工学院的调整方案。该方案规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改为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南开大学、津沽大学的工学院合并于天津大学，并成立南京工学院等工科院校。1952年4月16日，《人民日报》为调整方案的公布发表社论：《积极实现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1952年7月4日至11日，教育部又在北京召开全国农学院院长会议，拟定了农林院校的调整方案的专业设置方案。

泰戈尔是印度现代伟大的诗人、作家、哲学家。1913年，他的抒情诗集《吉檀迦利》获诺贝尔文学奖，其哲学思想也在印度现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24年4月，泰戈尔在山东济南的省议会发表讲演，著名文学家王统照为他当翻译。泰戈尔一把长须，神采奕奕，虽已年迈，而声音宏亮，开头一句是：“I know……。”他当时来华，因为是和平主义者，革命派并不赞成他。但爱好文艺的人震于他的大名，都欢迎他。那年，季羡林十三岁，他在济南也目睹了泰戈尔的丰采，到高中阶段，又开始读他的作品，也曾模仿他的风格写过一些小诗。到北大以后，开始对他进行研究，写过一篇《泰戈尔与中国》的长文。

1952年下半年，教育部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开始进行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工作。9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马叙伦的文章《三年来中国人民教育事业的成就》，总结了高校院系调整的试点经验。到年底，全国3／4的院校进行了调整和专业设置工作。

这段时间，季羡林还有一件快事，那就是在1947年或1948年，在北京大学孑民堂筹办了一个印度诗人泰戈尔的画展。

经过院系调整，高校的性质和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私立大学全部改为公立，工科院校得到加强，综合大学本来是想巩固和加强，但事实上并未取得好的效果。

这样，对于季羡林来说，自己喜欢的那一套印度古代语言，就缺乏起码的书刊资料。不管他多么不愿意，研究工作确实是无法进行的，只能束之高阁。但他自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有志于从事科学研究。经过一段徘徊和迟疑，他决定有什么饭，就吃什么饭；有多大碗，就吃多少饭。从此，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印度佛教史，翻译和研究梵文文学作品也成了他的主要工作。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成为一个“杂家”。而且，在所涉及的诸多领域，都是学有所成，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问世。

调整后的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东北人民大学改为综合性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工学院等院校改为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并新设北京钢铁学院等一大批工科和其他单科院校。

同时，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袁同礼先生，聘请季羡林把北图有关梵文的藏书检查一下，看看全不全。他发现，专从东方学而言，北图的藏书并不多，还不如他自己的私人藏书多。

在这次调整中，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岭南大学、华南联合大学各校取消，合并于其他院校。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甲全国大学，当时的馆长毛子水对季羡林格外开恩，在图书馆里给了他一间研究室，并允许他从书库中直接提一部分必要的书，拿回研究室，供他随时查用和阅读。他一有闲空，便潜入自己的这间研究室，“躲进小楼成一统”，潜心默读，坐拥书城。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岁月里，能有这样一处足以安身立命的清静世界，且有书读，实在令他十分兴奋。

高等学校教育体制开始全面向苏联看齐。

生活虽然清苦，但清苦中自有快乐。季羡林的快乐，得自读书。这正应了陶渊明《答庞参军》中的一句话：“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

燕京大学被撤消之后，文理法各学院、系科并入北京大学，原校址成为北京大学的新校址，工学院各系科并入清华大学。而清华大学和其他大学的哲学系全部撤消，合并到北京大学，全国只有北京大学有哲学系。

他仍然住在翠花胡同的小院里，孤寂而清冷。饿了，同人力车夫一起去路边的小吃摊，坐长条板凳喝豆腐脑；渴了，捅开煤炉子烧上一壶水，泡杯茶喝。从此，他形成一个固定的生活习惯，即每天的早餐就是吃烤馒头片就炒花生米，花生米是那种最平常最一般的炒五香花生米，然后佐以一杯浓茶，天天如此，从无单调厌恶之感，而且味感还越来越好。这种习惯，季羡林自己戏称是他个人的怪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