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沙滩足迹 (第2/5页)

东语系也作了适当的调整，原来属于国内少数民族的语言，统统划归中央民族学院（现改为中央民族大学），东语系只保留外国语言。国内外均有的民族和语言，如朝鲜语和蒙古语，则与中央民族学院分工培养，东语系主外，民族学院主内。

季羡林从济南探亲以后又回到北京，重新过着独身的清苦生活。

从此，东语系走上了正常平稳发展的道路。

4．清苦与快乐

9．背上沉重的“原罪”十字架

可惜这次会面之后不久，余修谢世。1986年，许衍梁也病逝于北京。

新社会到来之时，季羡林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是了解的。解放军进北京城时，他的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团朝气，许多措施深得人心。旧社会留下的许多污泥浊水，荡涤一清。他觉得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但是，他当时才四十岁，刚刚进入中年，心中需要克服的障碍有不老少。比如，参加大会，喊“万岁”之类的口号，最初他张不开嘴。连脱掉大褂换上中山装这样的小事，都觉得异常别扭，其他的则更可知适应之难了。

共此灯烛光。

但是，似乎没有感到有什么特殊的困难，季羡林像是一下子变了一个人。他觉得解放后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天特别蓝，草特别绿，花特别红，山特别青。全中国仿佛遍地都开满了玫瑰花，中华民族前途光芒万丈，他觉得自己仿佛又年轻了十岁，简直变成了一个大孩子。开会、游行时，喊口号，呼“万岁”，声音不低于任何人，激情不下于任何人。他觉得那时是一生最愉快的时期。

今夕复何夕？

也就从这时起，他反观自己，觉得百无是处。

动如参与商。

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自己也跟着挺直了腰板。任何类似贾桂的思想，都一扫而空。我享受着“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干了什么事呢？我做出了什么贡献呢？我确实没有当汉奸，也没有加入国民党，没有屈服于德国法西斯。但是，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乎？我觉得无比地羞耻。连我那一点所谓学问——如果真正有的话——也是极端可耻的。

人生不相见，

我左思右想，沉痛内疚，觉得自己有罪，觉得知识分子真是不干净。我仿佛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徒，深信“原罪”的说法。在好多好多年，这种“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灵魂中。

许衍梁后来当过济南市副市长，在山东省科委主持过工作。20世纪80年代，季羡林回济南参加比较文学学术讨论会，又一次见到了济南高中的老友：许衍梁、余修、黄离等人。老朋友们都兴奋异常，感慨万端，季羡林很自然地想起了杜甫的一首诗：

我当时时发奇想，我希望时间之轮倒拨回去，拨回到战争年代，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立功赎罪。我一定会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为了革命，为了民族。我甚至有近乎疯狂的幻想：如果我们的领袖遇到生死危机，我一定会挺身而出，用自己的鲜血与性命来保卫领袖。

在济南省亲期间，季羡林去看望了山东省立济南高中的好友许衍梁。他们不是同班，季羡林比许衍梁要高一级或两级，但却是同龄人，因为有共同的爱好，他们成了好朋友。1929年，他们在济南高中上学，都受胡也频宣传的革命文艺的影响，受到感染，写过有关现代文艺的文章。结果，济南高中的国民党训导主任散布流言，说学校成了“土匪训练班”，许衍梁成为“土匪”之一。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以后，他们失去了联系，这次才有机会再次会面。当时济南正处在解放战争的前沿阵地，实际已经成了一座孤城，国民党眼看就要崩溃。他们见过几次面，季羡林就回北京了。

我处处自惭形秽。我当时最羡慕、最崇拜的是三种人：老干部、解放军和工人阶级。对我来说，他们的形象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在我眼中，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是我终生学习也无法赶上的人。

为了照顾叔公、婶母，妻子呆在济南，一直到叔父去世以后，1962年她才和婶母、子女一起从济南搬到北京，与季羡林团聚。

就这样，我背着沉重的“原罪”十字架，随时准备深挖自己思想，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真正树立无产阶级思想——除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外，我到今天也说不出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妻子天资不是太高，上学又不多，只上过小学，大概能认千八百个字。她从来没看过任何一部小说，别的书也谈不到去看了。她从来没有给季羡林写过一封信，在德国这十一年也不例外，她根本拿不起笔来。这样一个妻子，文化水平是很低的，但是道德水平是极高的。季羡林对她充满了感激之情。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抗美援朝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季羡林积极投入，但知识分子身无余财，只有献笔墨、献心血以表爱国热忱。季羡林找到一本外文资料，约当时在系办公室协助他处理系务的陈玉龙与他合作。他一面详细阅读，琢磨内容，一面认真口译，由陈玉龙一一笔录。书成之后，稿费捐献给抗美援朝之用。季羡林的爱国之心，灼然可见。

妻子彭德华也不容易，她比季羡林年长四岁，已经到了四十岁。对于季家来说，她真正是做到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她一辈子勤勤恳恳，含辛茹苦。上有公婆，下有稚子幼女，丈夫十几年不在家。叔公极难侍候，家里又穷，经济朝不保夕。这十几年她到底受过多少苦，季羡林怎么也搞不清楚了。

紧接着，来了解放初期第一场大型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三反”是1951年底开始的，是中央人民政府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教育部于1951年12月31日发出《关于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号召学校教职员工积极参加，学校成立节约检查委员会具体计划、布置，教师以思想改造的学习为中心，行政职工人员以参加运动为主。1952年1月9日，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宣布开展“五反”运动，同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作出《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这一年的上半年，各校结合“三反”、“五反”运动，在师生中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教育和揭发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斗争。

我自认还不是一个混人。我极重感情，决不忘恩。老祖的所作所为，我看到眼里，记在心中。回北平以后，给她写了一封信，称她为“老季家的功臣”。听说，她很高兴。见了自己的娘家人，详细通报。从此，她再也不斜着眼睛看我了，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互相尊重。我们全家都尊敬她，热爱她，“老祖”这一个朴素简明的称号，就能代表我们全家人的心。

季羡林认真严肃地怀着满腔的虔诚，参加了运动。他不贪污公家一分钱，“三反”、“五反”与他无缘，但是对于思想改造，却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艰巨的、迫切的。他当时分析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分为两项。首先是解放前，从对国民党的观察中，他得出了一条结论：政治这玩意儿是肮脏的，是污浊的，最好躲得远一点。其次，他认为，外蒙古是被苏联抢走的，中共是受苏联左右的。思想改造，他首先检查和批判这两项思想。

在季羡林的心目中，婶母地位仅次于生母，他对她非常尊敬。在他离家的十二年中，婶母在国内经历了日军占领时期，此时又经历着解放战争。在国外期间，有五六年是音讯不通的，亲老、家贫、子幼，而他又鞭长莫及。叔父脾气非常暴烈，甚至有些乖戾，极难侍奉。家中经常没有经济来源，就全靠婶母一个人支持。她去摆过烟摊，到小市上卖过衣服小家什，在日军刺刀下去领过混合面，骑马到济南南乡去勘查田地，充当地牙子，赚点钱供家用。她靠自己幼年时学到的中医知识，给人看病。婶母以“少妻”的身份，对付难以对付的叔父“老夫”。所以，她的苦心，经常催季羡林下泪。他知道，在那样万分艰难的年代里她竟然没让孙女婉如和孙子延宗（后来改为季承）失学，把他们抚养成人。女儿婉如1951年考入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1955年毕业，后来成为核工业部的高级工程师。儿子季承，1952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即后来的北京俄语学院，1955年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搞科研管理，也是高级工程师。所以，季羡林知道，如果没有婶母（后来家里人称她为“老祖”），自己的家早就完了。没有她，这次回家恐怕也只能看到一座空房，妻离子散，叔父归天了。

这次运动中，当众检查自己的思想叫做“洗澡”。“洗澡”有小、中、大三盆。小盆是教研室范围，中盆是全系范围，大盆是全校范围。季羡林是系主任，必须洗中盆，在全系师生大会上公开检查。因为他没有什么民愤，没有升入“大盆”，没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作检查。但就是在“中盆”里洗澡，那滋味也够人受的：

这位婶母是绝顶聪明的人，也是一个有个性有脾气的人。季羡林初回家的时候，婶母是斜着眼睛看他的，意思似乎在说，结婚十几年了，怎么忽然凭空冒出来一个如亲生儿子似的侄子？他是什么人呢？好人？坏人？好不好对付呢？一见面，她似乎有许多的问号。季羡林心里清楚，这是人之常情，不能怪她。

在中盆里，水也是够热的。大家发言异常激烈，有的出于真心实意，有的也不见得。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经过这个阵势。句句话都像利箭一样，射向我的灵魂。但是，因为我仿佛变成一个基督教徒，怀着满腔虔诚的“原罪”感，好像话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浑身流汗，仿佛洗的是土耳其蒸气浴。大会最后让我通过以后，我感动得真流下了眼泪，感到身轻体健，资产阶级思想仿佛真被廓清。

继婶母姓陈，名韶泽，从名字看似乎是出身名门，其实不然。但家中原也不是最低层的，不然，幼年时不会学到中医知识。

在运动中，有的人也像季羡林一样，态度虔诚，最后过了关。但也有想蒙混过关的。北大有一位教授，小盆、中盆，不知洗过多少遍了，群众就是不让他通过，只得升入大盆。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这位教授破釜沉舟，想一举过关。他检讨得痛快淋漓，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连同自己的资产阶级父母，也都被波及到，说了父母不少难听的话，群众自然大受感动。但正所谓“无巧不成书”，在这位教授翻发言稿时，大会主席一眼瞥见检讨稿上用红笔在几个关键地方写着大字“哭”，每到这个地方，他就嚎啕大哭。大会主席把此情向群众一宣布，群众大哗。

到了家，看到了未曾识面的第二位婶母。他叔父的第一位夫人，姓马，叫马巧卿，是把季羡林抚养大的，季羡林还没有去德国留学的时候，她去世了。对这位婶母，季羡林并没有太多愉快的记忆。但不知道为什么，季羡林不希望叔父续弦。1935年夏天叔父和这位续弦的第二个婶母结婚的时候，季羡林借故提前离开济南，滞留北京一段时间，然后去天津办理出国手续，接着乘火车经东北去德国留学。因此，他还从来没有见过她。在德国还能通信的时候，在“敬禀者”的对象中也有对这位继“婶母”的称呼，但对他来说，却还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名和实是对不上号的。直到回到济南，才把概念同真人对上了号。

不管怎样，季羡林是顺利地通过了这一次运动。然而他的“原罪”并没有赎完，新的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不过地点从沙滩移到了西郊的燕园。

1947年，铁路交通仍然不正常，但季羡林还是下决心要回家看看。没有别的办法，他只有坐飞机从北京回济南。这是想尽办法才坐上的资本家运轮胎的包机，他是惟一的乘客。

三、与师友和北大同事的交往

济南虽然不是季羡林的出生地，但他从6岁进济南，19岁离开，大学毕业后又在济南工作了一年，前后在济南生活了14年，因此，季羡林一直把济南当做自己的故乡，在回忆文章里总是说到故乡济南如何如何。而且他的叔父、婶母、妻子、儿女，也都在济南。他的家就安在济南，而自己回国以后，是只身一人在北大工作。工作了一年，他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与日俱增。整整12年了，他们如今怎么样了？季羡林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自己济南的家。

1．为陈师寅恪送栅栏红葡萄酒

3．回济南省亲

季羡林到北大工作之后不久，陈寅恪先生也来到北京，仍然住在清华园。

有猫做伴，有马缨花做伴，季羡林打发着难熬的一个个孤独的夜晚。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一辈子都喜欢猫，喜欢植物的原因。他写猫、写植物的不少散文，仿佛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听说陈师回到北京的消息，季羡林立即到清华园去拜见他。当时从市里中心地带的翠花胡同到清华园，是要费一些周折的，宛如一次短途旅行。

朋友们都因这地方阴森可怕，晚上不敢有人去找他，而他则因为有了这些花而怡然自得。每当夏夜，他起床之后，立刻就闻到院子里那些高大的马缨花树散发出来的阵阵幽香，这些香气破窗而入。他于此时，神清气爽，乐不可支，甚至连手中的那支笔，也仿佛生了花。

出了城，去清华园沿途几十里路全是农田，秋天，青纱帐起，不时地有绿林人士从里边出来拦路抢劫。吴宓就曾经被抢过一次。但是，为了去看望自己的老师，季羡林决不惮于这样的旅行。

这样几座深深的大院子，而在最里面的三个院子里，在这样一个可怕的地方，只住着他一个人，所以有这样的花，有这样的香，他就觉得非常不寻常。有马缨花慰藉他寂寥，他甚至有一些近乎感激的心情了。从此，他很自然地爱上了马缨花，把它们当成了自己的知心朋友。

季羡林知道，陈先生年老体弱，但最喜欢喝栅栏红葡萄酒，这种酒是在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甫们亲手酿造的。于是，季羡林便先到神甫们的静修院（今为北京市委党校所在地），在地下室中买到这种栅栏红葡萄酒，又长途跋涉到清华园，送到先生的手中，几瓶酒本来算不了什么，但是当时通货膨胀已经达到钞票上每天加上一个0，还跟不上物价飞速升高的情况下，几瓶酒也非同小可了，对于季羡林这样一个当时的穷教授，就更是难能可贵。这样的栅栏红葡萄酒，季羡林到清华园去送过几次。

在这样无可奈何的时候，有一天，在傍晚的时候，我从外面一走进那个院子，蓦地闻到一股似浓似淡的香气。我抬头一看，原来是遮满院子的马缨花开花了。在这以前，我知道这些树都是马缨花；但是我却没有十分注意它们。今天它们用自己的香气告诉了我它们的存在。这对我似乎是一件新事。我不由得就站在树下，仰头观望：细碎的叶子密密地搭成了一座天棚，天棚上面是一层粉红色的细丝般的花瓣，远处望去，就像是绿云层上浮上了一团团的红雾，香气就是从这一片绿云里洒下来的，洒满了整个院子，洒满了我的全身，使我仿佛游泳在香海里。

在陈寅恪与胡适飞到南京之前的三年里，季羡林与陈先生的来往颇频繁。他回国以后，到1947年10月写成了一篇论文《浮屠与佛》，首先读给陈先生听，想听听他的批评意见，不意竟得到先生的赞赏，把此文推荐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发表（1947）。该刊物是当时最具权威性的刊物，有点“一登龙门，身价百倍”的威风。季羡林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此文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代表了当时该领域中较高的学术水平。

我是不是有孤寂感呢？应该说是有的。当时正是“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时代，北京城一片黑暗。白天在学校里的时候，同青年同学在一起，从他们那蓬蓬勃勃的斗争意志和生命活力里，还可以吸取一些力量和快乐，精神十分振奋。但是，一到晚上，当我孤零一个人走回这个所谓家的时候，我仿佛遗世而独立。没有人声，没有电灯，没有一点活气。在煤油灯的微光中，我只看到自己那高得、大得、黑得惊人的身影在四面的墙壁上晃动，仿佛是有个巨灵来到我的屋内，寂寞像毒蛇似地偷偷地袭来，折磨着我，使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季羡林清楚地记得，那是春天里的一天。中山公园的藤萝开满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气弥漫。众多的游人和蜜蜂都被吸引在它的周围，流连忘返。陈寅恪的众弟子，季羡林、周一良、王永兴、汪篯等人，深知先生喜欢看花，爱花。此时虽有眼疾，几近失明，但有些东西还能影影绰绰看到一点影子，所以大片藤萝的紫花光亮，先生或许还能看得到。众弟子们想请先生散一散心，在兵荒马乱、物价飞涨、人命微贱、朝不虑夕的年月里，去找一个清静怡然的去处，暂时得到一点欢乐，所以去征询先生的意见，先生愉快地答应了。弟子们大喜过望，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茶轩的藤萝深处，觅到一个茶桌，侍先生边饮茶，边赏藤萝。众弟子谈笑风生，先生也受到感染，兴致极高。他们玩了一天，尽欢而散。此情此景，令人感动。

由于这样，朋友们往往不敢进这道院，季羡林难免有孤独感。

那时候，国家的经济已经完全崩溃，从法币改为银元券，又从银元券改为金元券，越改越乱。到了后来，去粮店买几斤粮食，要带的这券那券的重量，要超过粮食本身，甚至要用麻袋装。陈寅恪当时是学术界泰斗，德高望重，令人敬仰，被著名史学家称之为“教授的教授”，但也难免潦倒。到了冬天，先生连买煤取暖的钱都筹不起来。

最困难的是对他的那些朋友们，这个地方引不起他们的什么好感。有几位大胆一点的，白天还有兴致去找他聊聊天，但在黄昏时分就不敢进这院子了。万一有事，在黄昏时分不得不来的时候，先要向住在大院子里传达室的工友打听，季羡林是否在屋子里。在屋里，他们才有勇气，“跋涉”过那一个长长的翠花胡同，走过深深的院子，走到他的屋跟前。有一次，季羡林恰巧有事出了门，而工友又没看见。一个朋友就误以为季羡林在家，走进这个院子。在黄昏的微光中，只见一地落叶，满院石棺，却不见屋里有灯光，不见有季羡林的影子。那个朋友吓得腿立即抖起来，浑身筛起糠来，费了好大的劲，拖着两条腿走了出去。第二天，俩人见面时，谈起头天的经历，相对大笑。

季羡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忙把这情况告诉给刚从国外回来的北大校长胡适先生。胡先生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他最尊重最爱护确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当年他推荐王国维先生去清华国学研究所任教，在北京一时传为佳话，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写下几句诗，来歌颂这件事：

季羡林从来不相信鬼神，所以住在这也能处之泰然。当然也有例外。有时候，半夜里往往能突然听到推门的声音，很大很强烈。季羡林不得不起来去看看，但那时候，北京常停电，他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爬起来，摸索着找门，摸索着走出去。院子里也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树的影子仿佛与黑暗纠缠在一起，分都分不出来。他只听到院里大香椿树上有一阵窸窣的声音，忽然间，“喵”的一声，两只小电灯似的眼睛，从树枝深处对着季羡林闪闪发光，这才知道是这东西把门弄得那么大的响声。

鲁连黄鹞绩溪胡，

季羡林住进去的时候，昔日的富贵气象自然早已成为陈迹，然而阴森凄苦恐怖的气氛，却几乎是原封未动的。走廊上，陈列着一些汉代石棺石槨，刻着篆字、隶字的古石碑。季羡林一走回这样的一个院子里，仿佛走进了一个古墓。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里，季羡林自己觉得像是生活在历史中，俨然成为古人了。

独为神州惜大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