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沙滩足迹 (第3/5页)

这是又一个院子，大院子里边套着的又一个。院子也不小，都是方砖铺地，三面有走廊。天井里遮满了树枝，走到下面，浓荫匝地，清凉蔽体。房子的气势，梁柱的粗细，在炫耀着当年的富贵气象。不知多少忧国忧民的志士在这里被囚禁过，受过酷刑，甚至丢掉性命。当年囚禁志士们的水牢，还有迹可寻。

学院遂闻伟绝业，

季羡林下班之后，从外面走进去，越走越静，自己的脚步声越听越清楚，仿佛是从闹市走进深山。等到脚步声成为空谷足音的时候，季羡林的宿舍也就到了。

园林差喜适幽居。

季羡林孤零零一个人住在这样一个很深的大院子里，其寂寞与孤独，不是亲身经历者，恐怕是永远也不会了解的。

没想到陈寅恪这样的“大儒”，现在却由于买不起煤，又需要胡适先生再次来“独为神州惜大儒”了。胡适这次“惜大儒”的具体办法，是想赠给陈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没想到，陈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胡适先生的美元。于是，胡适先生就派自己的汽车，让季羡林到清华园陈先生家里，装了一车西文中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浯言的极为珍贵的书。陈先生只收二千美元，这点钱与书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在这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的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因此，这批书实际上是捐赠给北大了，季羡林于此见到的，是陈先生对于金钱一介不取的狷介性格。

2．马缨花做伴

在二年多的时间里，季羡林同陈寅恪先生的来往频繁。这是他们之间来往最多的几年。季羡林回忆说：

实际上，季羡林住在这里并不像说的那样轻松。

在我同先生来往的几年中，我们当然会谈到很多话题。谈治学时最多，政治也并非不谈但极少。寅恪先生决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可惜难得解人。我们谈到当代学术，他当然会对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除了对一位明史专家外，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贬低的话。对青年学人，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者的热忱。真令人肃然起敬。就连那一位由于误会而对他专门攻击，甚至说些难听的话的学者，陈师也从来没有说过半句褒贬的话。先生的盛德由此可见。鲁迅先生从来不攻击年轻人，差堪媲美。

1949年3月，我随克家乘党组织包租的外轮，自香港来到刚解放的北平。那时候，我们的心是那么的欢畅，天是那样的晴朗，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想会老友的心情，是那样的急切。我们首先去拜访季先生。当时，他住在东厂胡同翠花胡同，那是一个很寂静的大院子，树木蓊郁，石碑卓立，里边就住着季先生一个人，他的寝室外间还摆着一口棺木。我脱口而出问道：“季先生，你一个人住在这里，不害怕吗？”他说：“这正是我看书、工作的好地方，不会有人来打扰我。棺木，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又问他：“怎么不把大嫂接来？”他说：“济南还有一大家子人需要她照顾。”季先生留学德国十年，好容易盼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回到祖国，来北大教书也快三年了，为了顾全大家庭，宁愿自己过着清苦的单身生活。

季羡林曾不无深情地说：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人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一辈子会一事无成的。他觉得自己遇到了极幸运的机遇，生平帮过他的人无虑数百，光是著名的，国外就有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西克教授、哈隆教授，国内则有四个人：一个是冯友兰先生，没有他同德国签订与清华交换研究生的协定，他季羡林根本到不了德国，一个是胡适先生，一个是汤用彤先生，没有他们，他根本来不了北大。最后但不是最少，是陈寅恪先生。如果没有陈先生的影响，他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条道，也同样是来不了北大。

后来，臧克家一家从香港到北京，季羡林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臧克家夫人郑曼回忆说：

季羡林对老师们的感激之情，是永志终生的。

那时季先生也就三十六七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些，不过三十岁上下的样子。高高的个子瘦瘦的体态，一副严肃认真的面容。许多人告诉我，这是一位懂得极为深邃古奥的多种古代东方语言的大专家，胡适之校长特聘来的教授和系主任。于是我的对知识分子名人崇拜的心理大大膨胀，看到季先生进出研究所，感到真是“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我还觉得，一位敢于单独住在那样一个深宅大院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一定是勘透了天人三界；一位甘愿在近似古庙荒斋之处生活的人，一定在寂静中追求什么，除了钻研学术，我想不出还能有别的了。

栅栏红葡萄酒浓重的酒液，似乎凝聚成凝重的四个大字：

解放前的文科研究所，就说1947—1948年那会儿吧，一进门是一个小院，两厢相对的，一厢是中文系统的“语音乐律研究室”，那似乎是刘半农（夏）先生创办的，当时常驻的是周燕孙（祖谟）先生。周先生除了自己的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和教学任务外，似乎还在编研究所的刊物《国学季刊》，另一厢常驻的则是考古系统的宿季庚（白）先生。再往里还有几层院子，可就不敢进去了。据说那里原来是明朝东厂宦官审讯设私刑之处，弄死人是常事。还有过去那院子的房子里停满了棺材的传说。总之，是个阴气森森的地方，冤魂聚居之处。我生来胆子就小，经这种传说一吓唬，到现在也没敢进去过。只有一个人住在那里，独自掌管好几层大院子，那就是季希逋（羡林）老师。

师恩当报

抗战胜利后，我家移居北京东城区翠花胡同。这胡同是一溜朝南开门，所对的南墙可就是东厂胡同的后墙了。这一溜墙只开了一个朝北的大门，就是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后门。正和我们家的大门是斜对门。当时我正读高中，并立定了要上北大读中文系的志愿。所以，我是经常到文科研究所以及沙滩红楼溜达的，没有什么目的，吸取气氛而已。日子长了，文科研究所的门房就和我熟悉了，听凭自由出入还告诉我许多人和事。

季羡林一生都在报师恩，这正应了中国人习惯用的那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季羡林不断地报师恩，他的学生也在不断地报他的恩。正像白化文先生在庆贺季羡林先生85岁生日时敬送的那副对联所说：

这样一个东厂，就设在翠花胡同。而季羡林的住处，就是当时特务行刑杀人之处。据北京大学教授白化文先生的回忆，当时季羡林居住时翠花胡同的情况是这样的：

鲁殿灵光在，

东厂的设置，是明代一大弊政。罹其毒害者，上至朝廷命臣，下至边远居民，难以数计。魏忠贤提督东厂之时，“东厂番役横行，所缉访无论虚实辄糜烂”（《明史·魏忠贤传》）。这里杀人如麻，惨不忍睹，“刑法有创自有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明史·刑法志》）。明武宗时，宦官刘瑾专权，嫌东厂尚不能尽特务统治之残暴，又于正德三年（1508）设立“内办事厂”，简称“内行厂”，由刘瑾本人亲自指挥控制，作为特务统治的号令机关，对东厂和当时暂时恢复的西厂特务实行监视。“内行厂”在刘瑾被杀之后，与西厂一起因遭剧烈反对而被撤消。

梵天寿量高。

原来这里是明朝东厂的所在地。明成祖朱棣为了镇压人民和官员中的反对派，加强对全国的统治和维护皇权，在加强锦衣卫的同时，于永乐十八年（1420）设立“东缉事厂”，简称东厂，是听命于皇帝而由太监直接掌握的特务组织。由亲信太监提督，专事“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的特务活动，从事侦缉。明宪宗朱见深又于成化十三年（1477）增设西厂，用太监汪直提督。西厂成立后，其人员、权势均超过东厂，活动范围自京师遍及全国各地。明武宗朱厚照正德五年（1510），废除西厂，而东厂则保留如故。

2．抬杠会长郑振铎和大胡子冯友兰

翠花胡同很好听，也很雅，用不着改名，但这么漂亮的名字，却与一段非常恐怖的历史联系在一起。

除陈寅恪先生之外，季羡林在解放初接触最多过从甚密的老师有两位：郑振铎和冯友兰。他们俩，一个在政治上大红大紫，一个在政治上被一批再批。季羡林与他们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在第一次赴缅甸、印度访问期间，有几个月他们几乎天天在一起。

胡同是北京的特产。北京胡同的名称充满了色彩和暗示，如口袋胡同、苏州胡同、梯子胡同、马神庙胡同、弓弦胡同、取灯胡同、妞妞房胡同、羊市胡同、猪市胡同、骡马市胡同、驴市胡同、菜市胡同、缸瓦市胡同、礼士胡同。有一些胡同，本来是极富暗示力的，但后来觉得有点不雅，便用谐音改过，如劈柴胡同改为辟才胡同，烂面胡同改作烂缦胡同，蝎子庙胡同改为协资庙胡同，狗尾巴胡同改为高义伯胡同，鬼门关胡同改为贵人关胡同，勾阑胡同改为钩帘胡同，大脚胡同改为达教胡同。但这一改就有失胡同起名之初衷，所以有人认为这一改，没有一个不是由新奇改为平庸，由优美流为劣下。

解放后，郑振铎先生担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王重民先生代理北京图书馆馆长。郑振铎先生很有魄力，季羡林便向他建议，若要在中国建立东方学，仅靠当时图书馆的一点点藏书是远远不够的，解决的办法是“腰缠千万贯，骑鹤下欧洲”，派人到欧美等地，专找旧书店，不管什么书，也不管当时有没有用，文理法工什么书都买，东方学著作更不例外。郑先生虽有雄才大略，但毕竟囿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和经济实力，此事并没有最终落实。

在北大文学院的红楼住过一段时间之后，季羡林搬进了翠花胡同。

在第一次出国访问期间，季羡林和郑振铎、冯友兰两位老师，同坐一列火车，同乘一艘轮船，同登一架飞机，朝夕相处，增进了相互间的友谊。

1．这里是东厂遗址

郑振铎先生是代表团副团长，他身躯高大魁梧，说话声音宏亮。冯友兰先生是团员，他长须飘胸，神态庄严。郑先生同冯先生年龄相若，郑先生生于1898年，冯先生生于1895年，但他们风格迥异。

二、翠花胡同

郑先生当时已经渐入老境，但仍不失其赤子之心，他同谁都谈得来，也喜欢“抬杠”，开玩笑。恰好代表团中有几个人都愿意“抬杠”，于是成立了一个“抬杠协会”，简称“杠协”。会员们想选一个会长，领袖群伦。月旦朱紫，唇吻雌黄，最后都觉得郑先生喜欢“抬杠”，又不自知其为“抬杠”，已经达到圆融无碍的“抬杠”圣境，便一致推举他为“抬杠”协会会长。在他之下，团中“杠业”发达，会员们皆大欢喜。

至于参加初建东语系工作的王森先生、于道泉先生、马学良先生，也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马学良先生后来到中央民族学院（现改为中央民族大学）担任教授。

和郑先生相比，冯先生是威严有余，活泼不足。他说话有点口吃，偶尔也愿意说点笑话，是一个懂得幽默的人。而郑先生开玩笑，找的对象恰恰是冯先生。

由于有这些经历，金克木也被聘为北大东语系教授，担任梵文讲座，并开过其他许多课，包括印地语和印度哲学史等，为东语系培养出大批优秀学生，直到专任北大南亚研究所专职教授为止。

郑先生管冯先生叫“大胡子”，不时地和他说些开玩笑的话。有一次，冯先生正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理发，刮脸的时候，郑先生在旁边起哄，连声对理发师高呼：“把他的络腮胡子刮掉！”理发师被呼得不知所措，一失手，真把冯先生的胡子给刮掉了一块。郑先生胜利似的大笑，旁边的人也陪着笑。然而冯先生只是微微一笑，神色不变。冯先生大度包容若此，难怪“文革”中，他白天挨斗，晚上回家还读《庄子·逍遥游》。

他教的课也范围广泛，在山东德县师范讲习所教语文，在武汉大学当教授时，又教印度哲学史。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季羡林对郑振铎先生更为了解了，感到他胸怀坦荡，耿直率真，豁达大度。出国前查体，他的糖尿病已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有几个“+”号。团里的成员都替他担忧，他自己从来不放在心上，喝酒吃点心如故。

金克木基本上靠自学，掌握了七八种外语，教过的外语就有英、法、梵、印地、乌尔都、世界语，主张外语的本领不是教会的，而是学会的。他在湖南大学文学院任讲师时，又开始学拉丁文，读拉丁文《高卢战记》。

回国以后，季羡林也经常同郑先生接触。有一段时间，郑先生在北海团城办公，担负的行政工作更为繁重了，但他对书籍的爱好却一点也没有减少。有一次，他请季羡林在家里吃饭，季羡林看到他满屋里都堆满了书，大都是些珍本小说、戏剧、明清木刻，满床盈案，累架充栋。一谈到这些书，郑先生仿佛早把繁重工作造成的劳累丢在了一边，眉飞色舞地谈起来没个完。没想到晴天一声霹雳，郑先生竟在飞机失事中罹难，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金克木先生自称不是专家，而是杂家。他从乡间小学教到初中、高中、大学，还当过图书馆员和报馆编辑。教小学时，他才十几岁，一个人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要教，只得采取“复式教学法”。

代表团自始至终和睦相处，气氛融洽。他们在熟悉而不亵渎、亲切而互相尊重的气氛中生活了半年。这是季羡林得以认识冯友兰先生最集中的一段时间。他与冯友兰先生同在北大，对先生治中国哲学史的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十分敬佩。为了这门学问，冯先生不知遭受过多少批判，他提倡的道德抽象继承法，甚至受到过诡辩式的严厉的批判，但他并没有被压垮，同时能在几条战线上应战。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经常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这种精神，季羡林非常赞赏。

金克木先生是安徽寿县人，生于1912年，比季羡林小一岁。在家乡时，他大嫂教给他读书法，即用什么，就学什么，用得着就学会了，不用就忘了，再要用又拣起来。这种方法影响了他的一生。在老家上小学时，他开始读《三字经》、《论语》，后来又接触《饮冰室文集》和《新民丛报》、《富强斋丛书》，并读给儿童看的文言书《华盛顿》、《林肯》、《拿破仑》、《牛顿》，以及《唐诗三百首》。九岁以前专读中国书，九岁到十七八岁，兼读中外两种书。他小学毕业后，从上海函授学校学习世界语，后来又到北京和香港，接触了几个外国人，有机会经缅甸到了印度，在鹿野苑从印度老人法喜居士学读古书，专门学习梵文、印地文。学到的读书法是依据文本追查上下文，探索文体，破译符号，解析阐释层次，学习语言学和哲学的一种新方法。

3．矛盾人物胡适

季羡林是用自己在德国学到的外语教学法教学生学梵文。根据他的要求，学生必须在上课以前把他将要讲解的课文仔细预习一遍，尽可能把它读通。到课堂上，他首先向学生提问，让学生讲解课文。第一位学生讲得不对，或者不完全对，他就再问第二位、第三位。而后，他再根据学生的预习程度，细致而有重点地把课文讲解一遍。讲完之后，再让学生向他提问，直到学生提不出问题为止。所以，季羡林的教学程序是：学生预习，老师问学生；老师讲解，学生问老师。

胡适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但季羡林与胡适的交往，是在经胡适聘任他到北大当教授以后。

马坚先生的教学方法，与季羡林的教学法正好相得益彰。

当时，胡适是校长，季羡林是东语系系主任。胡适虽然不常在北京，而是经常乘飞机来往于北京与南京之间，但只要在北京时，他们在一起开会，见面讨论工作的机会总是很多的。他们俩人都是北京图书馆的馆务委员，又都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这两个职务又增加了他们见面的机会。

马坚先生教学循循善诱，让学生学以致用，翻译外文力求做到信、达、雅。读外文书时，遇到解决不了的单词，可先往后看，从下文去领会该词含义，然后查字典以求确切。他告诉学生说：学外文如同织毛衣，学习是艰苦的，学习后须经常使用，包括口语、耳听、阅读等，如果不用，会像拆毛衣一样，拆起来是很容易的。

有一段时间，印度尼赫鲁政府往北大派来了一位访问教授师觉月博士和六七位印度留学生。胡适很关心来访的印度教授和这批印度留学生，经常要见见他们，到他们的住处去看望，也请他们吃吃饭。而且把平常照顾印度朋友的任务交给季羡林，这使他有机会更多地来了解观察这位在政界和学术界都红得发紫的人物。季羡林在学术上也与胡适有来往，写的一些文章拿给他看，请他指正，他总是连夜看完，提出评价。他对任何人都是和蔼可亲的，没有盛气凌人的架子。根据一段时间的了解，季羡林对胡适形成了一个总体印象。

进北大后不久，在秋季新学期开学之后，经马松亭大阿訇鼎力推荐，从北京成达师范学校阿拉伯语专修班转来十多名学生，成为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的第一批学生，壮大了东语系的学生队伍。当时东语系还没有阿文打字机，马坚先生除备课、上课外，还要自己刻蜡板，印阿文讲义。

根据我几年观察，胡适是一个极为矛盾的人物。要说他没有政治野心，那不是事实。但是，他又死死抓住学术研究不放。一谈到他有兴趣的问题，比如说《水经注》、《红楼梦》，神会和尚等等，他便眉飞色舞，忘掉了一切，颇有一些书呆子的味道。蒋介石是流氓出身，一生也没有脱掉流氓习气。他实际上是玩胡适于股掌之上。可惜胡适对于这一点似乎并不清醒。有一度传言，蒋介石要让胡适当总统。连我这个政治幼儿园的小学生也知道，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骗局。可胡适似乎并不这样想。当时他在北平的时候不多，经常乘飞机来往于北平、南京之间，仆仆风尘，极为劳累，他却似乎乐此不疲。我看他是一个异常聪明的糊涂人。这就是他留给我的总印象。

马坚先生比季羡林大五岁，生于1906年。他是云南个旧回族人氏，字子实，又名自适。他在上海回教学会伊斯兰师范学校阿拉伯文速成班学习，1931年12月去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留学期间把中文《论语》译成阿拉伯文，在埃及出版，并译成《回教哲学》、《回教教育史》阿文书籍为中文。1939年夏天，他乘轮船离开埃及，经香港回国，开始着手翻译《古兰经》。后来，他从上海回到云南沙甸，继续翻译《古兰经》，并着手翻译《伊斯兰哲学史》，同时又在白亮诚先生办的私立养正学校任教。

在季羡林看来，胡适之所以是个矛盾的人物，具体表现就在于他是一个异常聪明的糊涂人，这真可谓一语破的。

大概在北京大学决定聘任季羡林的时候，就有了筹建东语系的想法。1946年，经向达教授和白寿彝教授推荐，北京大学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代表北大写信给在昆明云南大学任教的马坚先生，邀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教。那时，昆明不能直达北京，经北大安排，马坚先生和夫人马存真，经香港、上海，辗转来到北京。后来参与季羡林先生创办东语系的工作，开设阿拉伯语专业，这是中国历史上高等学校最早开设的阿拉伯语专业。

胡适对待学生的态度很能说明胡适并不是死心塌地拥护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季羡林到北京大学任教之时，正是解放战争激烈展开、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的时候。北大学生一向是在政治上得风气之先的，这或许有点像张中行先生所说的北大学生刺多扎手，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方面，也是如此。沙滩北大的民主广场号称北京城内的“解放区”。学生经常从这里列队出发，到天安门广场等地去示威游行，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国民党反动派则大肆镇压，逮捕学生，想掰掉北大学生的刺。这时候，胡适并没有去帮助反动派压制学生，而是张罗着去保释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