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沙滩足迹 (第4/5页)

在季羡林1946年深秋到北大之前，马坚先生已经先期到达北大了。

有一次，他为了保释学生，亲自去找李宗仁，想利用李宗仁的势力让学生获得自由。当时有些情景是季羡林亲眼目睹的，有的是听到的。即使是听到的，与事实也不会相距太远。

3．创业者的同伴——马坚和金克木

事实上，胡适从来不是国民党员。他对国民党也并非一味地顺从。他真正服膺的是美国的实用主义，他崇拜的是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因此，他是拿美国那一把尺子来衡量，只要不衔合这个尺度，他就会挑点小毛病，闹点独立性。

季羡林对青年学生的这种爱心，使他永葆青春活力，也是他健康长寿的重要条件之一，这正应了那句古话：仁者寿。

胡适曾针对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学说，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知难行亦不易》。在季羡林看来，胡适敢于对国民党的“国父”的著名学说提出异议，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因为蒋介石虽从来没听过“国父”的话，但他却打孙中山的牌子欺骗群众，有谁敢碰这块牌子，是断断不能容许的。所以，胡适的文章一出，蒋介石的御用党棍一下子炸了锅，认为胡适是大不敬，有群起而攻之之势，而胡适却一笑了之，一场风波也终于平息下去。

我想到的不只有老年朋友，年轻朋友，包括我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学生，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也都一一想到了。我最近颇接触了一些青年学生，我认为他们是我的小友。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一群小友的感情越来越深，几乎可以同我的年龄成正比。他们朝气蓬勃，前程似锦。我发现他们是动脑筋的一代，他们思考着许许多多的问题。淳朴，直爽，处处感动着我。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我们祖国的希望和前途就寄托在他们身上，全人类的希望和前途也寄托在他们身上。对待这一批青年，惟一正确的做法是理解和爱护，诱导和教育，同时还要向他们学习。这是就公而言。在私的方面，我同这些生龙活虎般的青年们在一起，他们身上那一股朝气，充盈洋溢，仿佛能冲刷掉我身上这一股暮气，我顿时觉得自己年轻了若干年。同青年们接触真能延长我的寿命。古诗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我一不服食，二不求神。青年学生就是我的药石，就是我的神。我企图延长寿命，并不是为了想多吃人间几千顿饭。我现在吃的饭并不特别好吃，多吃若干顿饭是毫无意义的。我现在计划要做的学术工作还很多，好像一个人在日落西山的时分，前面还有颇长的路要走。我现在只希望多活上几年，再多走几程路，在学术上再多做点工作，如此而已。

胡适和新月派的一些人物还曾一度打出过“好人政府”的旗号，他们大声疾呼地宣传，引起了一场喧闹。原因明摆着，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之下，还要去提倡“好人政府”，这就自然隐含着国民党政府不是好人政府的意思。国民党暴跳如雷地反对“好人政府”，原因就在这里。

可以说，从这时候，他已经把自己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教育事业之中，和青年学生同呼吸共命运了。这种与学生之间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到老年也始终不变。这使他成为桃李满天下的一代名师，从他老年写的一段话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对青年学生的爱心：

出于对胡适先生的深切了解，季羡林从来没对胡适进行全面否定。而且不仅如此，季羡林还敢于向胡适学习在他看来是正确的东西，比方说，在进行学术论文的论证时，他服膺胡适先生的两句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自己写文章，也采取这样的方法。

在学生中，新旧势力的斗争异常激烈。国民党垂死挣扎，进步学生猛烈进攻。当时流传着一个说法：在北平有两个解放区，一个是北大的民主广场，一个是清华园。我住在红楼，有几次也受到了国民党市党部纠集的天桥流氓等闯进来捣乱的威胁。我们在夜里用桌椅封锁了楼口，严阵以待，闹得人心惶惶，我们觉得又可恨，又可笑。

4．老舍的白煮肉和沈从文的汽锅鸡

季羡林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伊始，对学生就充满了爱心。他一进校时，就了解到学生中也有两种力量，他写道：

季羡林1930年回济南探家时，在老同学李长之家里陪老舍先生吃过一次饭，从那时起，他就算认识老舍先生了。

初建时的东语系是北京大学最小的系，但经过开创者及后继者长达五十余年的努力，东语系一步步发展壮大，不仅培养出大批第一流的东方学者，还培育出数十名驻外大使。而这一切都是与季羡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到翠花胡同居住以后，季羡林又和老舍先生有过多次交往，印象深的就有两次。

东语系初创之时，除系主任季羡林外，还有三名教师：王森先生，是原先就在北大工作的；马坚先生于1946年初秋从云南大学来北大的；金克木先生，是比季羡林稍晚一点来到北大的。不久，又增加了两位教员：马学良先生和于道泉先生，分别代表两种语言。当时学生的数目还要少于教师，在红楼的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能够召开全系大会。

第一次是发生在解放初召开的一次全国汉语规范化会议时。当时国内语言学界、曲艺界的名人如侯宝林、马增芬姊妹、老舍、叶圣陶、罗常培、吕叔湘、黎锦熙等先生都参加了。当时开会不算多，与会的人兴致很高，会上的气氛也十分融洽。

据季羡林自己说，东方语言文学系的创办，完全是因缘和合的结果。大概北大早就有建立这样一个空前未有的学系的想法。到了1946年，由胡适校长、傅斯年代理校长、汤用彤文学院长批准，背后再加上清华大学陈寅恪教授的推动力量，这些学者都是国内学术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之下，东方语言文学系便诞生了。

开会期间的一天中午，老舍先生要请大家吃顿地道的北京饭。与会者都知道，老舍是地道的北京人，北京饭肯定会是非常地道的，因此都欣然答应。

就从1946年深秋开始，季羡林出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在此职务上，他一干就是三四十年。

老舍被人戏称为“北京土地爷”，他对北京人生活习惯之熟知，尽人皆知。他结交的北京人朋友，三教九流都有。据说，他能一个人坐在大酒缸旁，同洋车夫、旧警察这些旧社会的“下等人”，亲密无间地开怀畅饮，就像亲朋好友那样，谁也没有他是大作家、名教授、留洋学士的感觉。

这真是石破天惊，大大地出我意料。我这个当一周副教授的记录，大概也可以进入吉尼斯世界记录了吧。说自己不高兴，那是谎言，那是矫情。

老舍请吃饭，大家的兴致都高起来。与会者商议的结果，是由老舍先生做东去西四砂锅居吃白煮肉。到了砂锅居，大家发现他同饭馆经理甚至到小伙计，都是好朋友。所以，虽然是一餐简单的饭，但饭菜均极佳，服务也很周到，结果是大家尽兴地饱餐了一顿。季羡林、叶圣陶、吕叔湘等同去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过了大约一周的光景，汤用彤先生突然告诉季羡林，他已被聘为正教授，并兼任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这完全出乎他自己的意料：

第二件事，是季羡林到东安市场北门对面的一家著名理发馆理发。一进门，季羡林猛然瞥见老舍先生也在那里，他躺在椅子上，脸上下巴上白糊糊的一团肥皂沫，理发师正在给他刮脸。这不是说话的时候，季羡林只寒暄了几句，就不再说什么了。轮到季羡林坐到椅子上时，从镜子里看到老舍先生正在跟自己打招呼告别，一直看着他的身影走出门去。

到北大红楼住下的第二天，季羡林便去拜会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汤先生告诉季羡林，按照北京大学和其他一些大学的规定，在国外得到博士学位回国的人，最高只能给予副教授的职称。同样的话，季羡林在南京拜会傅斯年先生时，已经听傅先生说过。这次得到印证，所以他一点也不感到意外。这种博士，在清华只做专任讲师。只有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转为正教授。季羡林知道这一点，自己当然不能例外。他心悦诚服地接受北大的这种安排，没有半点非分之想。而且，生活虽然有点艰难，但他却一点也不后悔。在离开德国之前，一听到有可能到北大工作的消息时，季羡林就写过一封信，寄给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的哥廷根大学老朋友哈隆教授，婉言谢绝了剑桥大学的高薪聘请，决心不再回欧洲。现在，生活虽然还有困难，但他终于因为能在自己祖国的最高学府工作而感到自豪。从那时起，除了短暂的外出访问，季羡林始终都没有离开过北大。

季羡林理完发，要去付钱，理发师告诉他，老舍先生已经替他付过了。当时，季羡林心想：这样芝麻绿豆般的小事，虽不足以体现老舍先生的精神，但是，不是足以体现他这种细心体贴人的心情吗？

2．东语系系主任和教授

通过多次交往，季羡林更认识到老舍先生的伟大：

这种生活确不单调，确不寂寞，也许有不少的人喜欢它。但我却真有点受不了。在篇首我引了两句古书：“德不孤，必有邻。”那么倘若一个人孤而无邻的话，那他就一定是不德了。韩文公说：“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谁都知道德是好东西，我也知道。但倘若现在让我拣选的话，我宁取不德。

老舍先生的道德文章，光如日月，巍如北斗，用不着我来细加评论，我也没有那个能力。我现在写的都是一些小事。然而小中见大，于琐细中见精神，于平凡中见伟大，豹窥一斑，鼎尝一脔，不也能反映出老舍先生整个人格的一个缩影吗？

这一惊还没有定，头顶上又是轰的一声，仿佛中了一个炸弹。我的神经立刻紧张起来，我忘记我现在是在北平，我又仿佛回到两年前去，在德国一个小城的防空洞里，天空里盘旋着几百架英国飞机，就在不远的地方，响着一声声的炸弹。每一个炸弹一响，我就震得跳起来。每一霎那都在等着一个炸弹在自己头上一响，自己也就像做一个恶梦似地消逝了。自己当时虽然没有真地消逝，但现在却像一个被火烧过的小孩，见了一星星的光，身上也就不自主地战栗起来。但是我的头顶上还没有完。一声轰以后，立刻就听到桌子的腿被拖着在地板上走，地板偏又抵抗，于是发出了令人听了非常不愉快的声音。不久，椅子也被拖着走了，书架也被拖着走了，这一切声音合成一个大交响乐。住在下面的我就只好义务地来听。而且隔上不久，总要重演一次，使我在左右夹攻之中还要注意到更重要的防空。

季羡林到北大任教之时，沈从文也从云南来到北大。他们在同一所学校任职，住处又不远，季羡林住翠花胡同，沈从文住中老胡同，都离沙滩不远。所以，从这时起，他们见面就多了。

当他们离开自己的屋子或者回自己屋子来的时候，他们也没有秘密，而且是惟恐别人不知道。他们关门的声音和底上钉了铁块的大皮鞋的声音就是用以昭告全楼，说是他们要出去或者回来了。在我的故乡，倘若一个人鬼鬼祟祟地放轻了脚步走到人家窗下去偷听人家的私话，我们就说这个人是踏鸡毛鞋。意思是说他的鞋底是用鸡毛做成的，所以走起路来没有声音。我们的高邻却绝对不踏鸡毛鞋，他们的鞋底是铁做成的。有时候我在屋里静静地看一点书，蓦地听到一阵铁与木头相击的声音，我心里已经知道是我的邻人来了。但我还没来得及再想，轰的一声，我的屋子，当然我也在内，立刻一阵震动，桌上玻璃杯里的水也立刻晃动起来，在电灯光下，起了成圈的水纹，伸张，扩散，幻成一条条的金光。我在大惊之余，脑海里糊涂了一阵。再仔细一想才知道是我的邻人在关门。

有一次，沈从文请季羡林吃饭。这是季羡林吃过的一顿相当别致、毕生难忘的饭，是云南有名的汽锅鸡。

他们不但在这方面表现出一点都不自私，在别的方面他们也表现出他们的大度。他们仿佛一点秘密都不想保守。说话的时候，对方当然要听到，这是不成问题的。但他们还恐怕别人听不到，尽量提高了喉咙。有时候隔了几间屋还可以听得清清楚楚。倘若他们在走廊里说话，我的屋里就仿佛装了扩音器，我自己也仿佛在听名人演讲。当他们说话中再加上笑声的时候，那声势就更大。勉强打个譬喻，只有八月中秋的钱塘怒潮可以比得来。真足以振懦起弱，回肠荡气。我们这座楼据说已经有了点年纪，我真担心它会受不住这巨声的震荡蓦地倒下去。

原来做鸡的汽锅是沈从文从昆明带来的，外表看上去很像是宜兴紫砂，上面还雕刻着花卉、书法，古香古色。这种汽锅虽属厨房用品，但它古朴高雅，季羡林认为它简直可以成为案头清供，与商鼎周彝斗艳争辉。

但这才只是一个开端。不久就来了乐声。不一定从哪间屋子里先飘出一阵似乎是无线电的声音，有几间别的屋子立刻就响应。一转耳间已经是八音齐奏，律吕调畅，真正是洋洋乎盈耳哉。但却苦了我这不懂音乐的人。有时候电忽然停了，论理我应该不高兴。但现在我却从心里喜悦，以为最少这无线电收音机可工作不成了。但我失了望。不久就又是一片乐声从烛光摇曳的屋子里洋溢出来，在黑暗的走廊里回旋。我的高邻们原来又开了留声机。他们一点都不自私，毫不吝啬地把他们的快乐分给我一份，声音之高，震动全楼。他们废寝忘餐地一直玩到深夜，我也只好躺在枕上陪他们，瞪大了眼睛望着黑暗。

吃饭时，沈先生要解开一个用麻绳捆得紧紧的什么东西。季羡林觉得只需用剪刀或小刀轻轻地一剪一割，轻而易举就能打开。但沈从文却从季羡林手里一把抢过去，硬是用牙把麻绳咬断。季羡林非常吃惊，接着是感慨：

古时候有德的人的邻人怎样，我不敢说，也很难想象出来。但他们绝对不会像我现在这些邻人这样精深博大，这是我可以断言而引以自傲的。我现在的邻人几乎每个人都是专家。说到中国戏剧，就有谭派正宗，程派嫡传，还有异军突起自创的新腔。说到西洋剧和西洋音乐，花样就更多。有男高音专家，男低音专家，男不高不低音的专家。在这里，人长了嘴仿佛就是为了唱似的。每当晚饭初罢的时候，左面屋子里先涌出一段二黄摇板来。别的屋子当然也不会甘居人后，立刻挤出几支洋歌，其声呜呜然，仿佛是冬夜深山里的狼嗥。我虽然无缘瞻仰歌者的尊容，但我的眼却仿佛能透过墙壁看到他脸上的青筋在鼓胀起来，脖子拼命向上伸长。余音在长长的走廊里回荡，我们这房子可惜看不到梁，不然这余音绕在上面怕是永远再不消逝了。岂能只绕三天呢！古时候圣人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我听了这样好的歌声，吃到肚子里去的肉只是想再吐出来。自己发恨也没办法。以前我也羡慕过圣人，现在我才知道，圣人毕竟是不可及的了。

这一小小的举动，有点粗劲，有点蛮劲，有点野劲，有点土劲，并不高雅，并不优美。然而，它却完全透露了沈先生的个性。在达官贵人、高等华人眼中，这简直非常可笑，非常可鄙。可是，我欣赏的却正是这一种劲头。我自己也许就是这样一个“土包子”，虽然同那一些只会吃西餐、穿西装、半句洋话也不会讲偏又自认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来，我并不觉得低他们一等。不是有一些人也认为沈先生是“土包子”吗？

古书上说：“德不孤，必有邻。”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德，但邻人我却是有了，而且很多。因为我现在住在一座外面看上去似乎像工厂的大楼上，上下左右都住着人，也就可以说都是我的邻人。

能印证沈从文先生这种“土包子”性格的，还有一件小事。他们俩有一次去中山公园游逛，口渴便要了一壶茶。茶摊伙计端来沏好茶的茶壶，季羡林正要拿起茶壶来给沈先生斟茶，沈先生又是一把抢了过去。他先斟满了一杯，但并不喝，而是又把它倒入壶中，他告诉季羡林，只有这样才能把味调得均匀。这样一件小事，虽微不足道，但在琐细中，也能看到沈先生的精神。

这就是季羡林初进北大住进红楼时的生活。但当时红楼的周边环境，却是极不适合做学问，完全处于一种无序状态，简直不像一个大学校园。对这段生活，季羡林回忆说：

而后，季羡林和沈先生共同迎来了北京的解放。在这前后，沈先生担任北大教职之外，还担任天津《益世报》、北京《经世报》、《大公报》等报的文学副刊编辑。只是他觉得自己的思想、生活和工作方式，都越来越落后于社会现实，所以创作逐渐减少。解放时，沈先生的心情是激动的，然而他并不故做革命状以达到某种目的，他仍然是朴素如常。

红楼对面有一个小饭铺，极为窄狭，只有四五张桌子。然而老板手艺极高，待客又特别和气。好多北大的教员都到那里去吃饭，我也成了座上常客。马神庙则有两个极小但却著名的饭铺，一个叫“菜根香”，只有一味主菜：清炖鸡。然而却是宾客盈门，川流不息，其中颇有些知名人物。我在那里就见到过马连良、杜近芳等著名京剧艺术家。路南有一个四川饭铺，门面更小，然而名声更大，我曾看到过外交官的汽车停在门口。顺便说一句：那时北平汽车是极为稀见的，北大只有胡适校长一辆。这两个饭铺，对我来说是“山川信美非吾土”，价钱较贵。当时通货膨胀骇人听闻，纸币上每天加一个0，也还不够。我吃不起，只是偶尔去一次而已。我有时竟坐在红楼前马路旁的长条板凳上，同“引车卖浆者流”挤在一起，一碗豆腐脑，两个火烧，既廉且美，舒畅难言。当时有所谓“教授架子”这个名词，存在决定意识，在抗日战争前的黄金时期，大学教授社会地位高，工资又极为优厚，于是满腹经纶外化而为“架子”。到了我当教授的时候，已经今非昔比，工资一天毛似一天，虽欲摆“架子”，焉可得哉？而我又是天生的“土包子”，虽留洋十余年，而“土”性难改。于是以大学教授之“尊”而竟在光天化日之下，端坐在街头饭摊的长板凳上却又怡然自得，旁人谓之斯文扫地，我则称之源于天性。是是非非，由别人去钻研讨论吧。

没过多久，一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在香港的一家进步文艺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长文《文坛一瞥》，用他特别发达的嗅觉和视觉，看出了文坛上的许多颜色。他这“一瞥”，便把沈先生“瞥”成了粉红色的小生。沈先生当头挨了棒，从此被“瞥”下了文坛，销声匿迹，再也不写小说了。这一场历史的误解之后，沈从文被分配到历史博物馆工作，在丝绸、陶瓷、漆、玉、工艺美术图案中转来转去，什么古纸、古代刺绣、古代衣饰等等，他都研究，出版了一部专讲中国服饰史的专著，一时洛阳纸贵，受到国内外一致的高度赞扬，他也成了这方面的权威。沈先生还自己写章草，成了一个书法家。

延续了一段时间，大家都担心的恶魔们并没能闯进红楼。但是，沙滩的北京大学和其主要建筑、周围的环境，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张中行提到的这些饭馆早已不存在了。季羡林吃饭的地方，远不如张中行上学时那样多、那样好了，尽管季羡林是教授，而张中行在北大时是学生，只是张中行念书在先，季羡林教书在后，一“念”一“教”，一字之差，时间差了十几年，而新、老北大之间判然分明，今非昔比了：

后来，季羡林和沈从文在会议上，在公共汽车上，偶尔相遇在一起，他们之间都感到非常亲切。沈先生依然是那么温良、淳朴，时代的风风雨雨在他身上，似乎没有留下什么伤痕。他一谈到中国古代科技、艺术等等，便喜形于色，眉飞色舞，娓娓而谈，如数家珍，天真得竟像个大孩子，这就更增加了季羡林对他的敬意。

但是，我怕的不是真鬼，而是假鬼，这就是决不承认自己是魔鬼的国民党特务，以及由他们纠集来的当打手的天桥地痞流氓。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正处在垂死挣扎阶段。号称北平解放区的北大的民主广场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红楼又是民主广场的屏障，于是就成了他们的进攻目标。住在红楼的人逐渐多起来了。大家都提高警惕，注意动静。我记得有几次甚至想用椅子堵塞红楼主要通道，防备坏蛋冲进来。这样紧张的气氛颇延续了一段时间。

5．忠厚长者曹靖华和抒情诗人冯至

季羡林从来不相信有什么鬼神，当然也不怕鬼神。但是，当时的红楼上下五层，到处寥寥落落，整个楼也就住着四五个人，再加上经常停电，电灯不明，在楼道的薄暗处，有时真仿佛有鬼影飘忽。当他走过长长的楼道，听到的只是自己的足音回蔼，这时，他也颇疑非置身人间了。

季羡林在清华读书时读过曹靖华的翻译作品，1946年回国在上海臧克家处，听到国民党警察在南京下关车站毒打曹靖华等人的消息，从此他对曹靖华十分敬佩。

季羡林住进红楼的时候，听到的是：在日寇占领时期，红楼驻有日寇的宪兵队，地下室就是日本鬼子杀人行刑的地方，传说里面还有鬼叫声。

季羡林到北京大学工作之后，曹先生在俄语系工作，他们行当不同，接触并不多，但见面的机会还是有的，季羡林对他形成了一个初步印象：

春风永不改。

他留给我的印象是非常好的，他长我十四岁，论资排辈，他应该算是我的老师。他为人淳朴无华，待人接物，诚挚有加，彬彬有礼，给人以忠厚长者的印象。他不愧是中国旧文化精华的一个代表人物，同他交往，使人如坐春风化雨中。

寿与人民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