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沙滩足迹 (第5/5页)

但是，这只是他性格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他却如金刚怒目，对反动派决不妥协。他通过翻译苏联的革命文学，哺育了一代代的革命新人。他的功绩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记忆。而他自己也以身作则。早年他冒风险同鲁迅先生交往，支持人民的正义斗争，坚贞不屈，数十年如一日，终于经历了严霜烈日，走过了不知多少独木小桥，迎来了次第春风。他真正做到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勋勤垂后代；

解放后，季羡林同曹靖华同在《世界文学》任职，曹靖华任主编，季羡林当编委，开编委会时，他们放言高论，其乐融融。季羡林不喜欢文山会海，不是“开会迷”，但《世界文学》的会，他非常希望参加，与曹靖华见面，成为他的一大乐事。

力量看方生，

季羡林不大喜欢拜访人，没去过曹靖华的家。他们平常在校园中见了面，总要问寒问暖，说上一阵子话，彼此之间又欣慰又兴奋。在外面开会时碰在一起，更要促膝长谈。他们之间的交往，正是那种高层次的交往：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情谊却是永存的。

毛李笔砚在。

冯至先生长季羡林六岁。季羡林在清华念大学的时候，读过他的抒情诗，对其中的一些形神俱臻绝妙的诗句，无限向往，无比喜爱，因此觉得鲁迅先生赞誉他为中国的最优秀抒情诗人，真是至理名言。对这样一位著名的抒情诗人，季羡林可以说是心仪已久了。

红楼弦歌处，

到1946年季羡林到北大任教之时，与冯至见面的机会很多。冯先生在西语系，西语系与东语系的办公室同在沙滩北楼，紧挨着，几乎天天可以见面。

滥觞成瀛海；

但是，季羡林对冯至先生形成深刻印象，不是在北大，而是在中德学会所在地。这是一所三进或四进的大四合院，房屋建筑是典型北京式的四合院，古色古香。所以虽然没有曲径通幽之处，但回廊重门，也足以让人产生奇趣。庭院深深，正像宋欧阳修《蝶恋花》所描写的：

星火燎大原，

庭院深深深几许，

后来，郭沫若写过一首诗：

杨柳堆烟，

里面一间，有一张暗红色的写字台和已经磨坏了靠背垫的坐椅，还有一只与外间一样的玻璃门书橱，都是李大钊使用过的。李大钊在这里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团结了许多青年，经常在这里开会，讨论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帘幕无重数。

1918年到1919年初，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这两间屋子，就是他的工作室和会议室。毛泽东曾在这两间屋子里工作过。外间屋里，有一张褐色的三屉桌和木椅，是毛泽东用过的家具。另有一只褐色玻璃门书橱，则是李大钊使用过的。

这样的大院，把喧杂闹攘的市声都阻挡在大门外面。院子里静如古庙古寺，一走进去，就让人觉得幽寂怡性。季羡林经常在这里与冯至、毕华德、张星烺、袁同礼、向达等人开会，讨论中德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和其他学术问题。

红楼曾是毛泽东和李大钊工作过的地方。进了沙滩汉花园东口红楼大门，往东走，在楼的东南隅，有两间向西的屋子，就是他们的工作处。

解放军进驻北京之际，冯至先生没跟胡适先生撤离北京。季羡林也没有走，他们共同度过一段欢喜、激动、兴奋、甜美的日子。

进了学校，季羡林被暂时安置在著名的红楼三层上。

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一次会上，周扬开玩笑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冯至先生接着套用了李后主李煜《虞美人》词，说：“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话并没有恶意，但都属于“怪话”，在这方面，季羡林与冯至先生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也可以说是“伯仲之间见伊吕”。不愿开会，也不善交际，是他们的共性。但由于他们学术的地位，解放后集会结社，名目繁多，所以，越不愿意开会，不愿意交际，反而要多次开会，多方交际，最后几乎成为“国际活动家”、“社会活动家”。

落叶满长安（长安街也）。

对于季羡林来说，与冯至先生的交往，每次回忆起来，几乎每一件事都像一首耐人寻味的抒情诗，歌颂着他们之间的长期交往形成的友谊。

西风凋碧树，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中，我们虽为朋友，我心中始终把他当老师来看待。借用先师陈寅恪先生的一句诗，就是“风义平生师友间”。经过这样长时间的亲身感受，我发现冯先生是一个非常可爱，非常可亲近的人。他淳朴、诚恳，不会说谎，不会虚伪，不会吹牛，不会拍马，待人以诚，同他相处，使人如坐春风中。我从来没有见他发过脾气。

1946年深秋，季羡林回到故都北京，学校派阴法鲁先生到火车站去接他。汽车行驶在十里长街上，凄风苦雨，街灯昏黄，他真感到有点悲从中来，没想到重入故都竟是这样凄苦！他的心头不由自主地涌出了两句诗：

6．画家吴作人和佛学家汤用彤

下面落款是“胡适题”。

季羡林与画家吴作人的友谊，开始于1948年为泰戈尔办画展，他们在无言中成了朋友。

煎炸烹炒人人都说海泉成

这之后，大概是在解放初期，季羡林一下子对藏画发生了兴趣。在藏画方面，他虽然是初出茅庐，但“野心”挺大：不收齐白石以下的作品。他于是就请吴作人代他买几张白石翁的画作。吴作人便以内行的身份问他：“有人名的行不行？”解放初在收藏家中形成一种偏见，如果画上写着受赠者的名字，则不如没有写名字的值钱。季羡林觉得这种看法十分可笑，立刻回答：“我不在乎。”过了没几天，吴作人就告诉季羡林，画已经买到。季羡林清楚，吴作人是行家，又认识白石翁，买的画绝对不会是赝品。于是，他连忙到吴作人在建国门内离古观象台不远的老房子里去取画。从那时起，季羡林开始收藏书画，但那次他只用了相当于人民币30元钱的价钱，便买下了当时最著名画家的四五张画。

化电声光个个争夸北大棒

后来，在赴印缅途中，季羡林与吴作人有长达几个月的相处。

海泉居与其他非回民饭馆一样，有一种名菜，叫“张先生豆腐”，是沙滩一带风行的菜，据说发明人张先生是北京大学的，因为菜里有竹笋，可能是南方人。这里的跑堂的一口不中不西的半拉架子英文，常引人发笑。店里还异想天开请人借胡适之名题了副对联：

那是在印度科钦市。这是一个西海岸上的著名港口，中国古书上称为柯枝，古代就与中国有过来往。明朝郑和航海到过这里。城市不大，但到处是中国的影子，房屋建筑的山墙是中国式的，捕鱼的网是从中国来的，博物馆里摆着中国明代青花瓷盘和瓷碗，闪着青白色的光辉，召唤着中国游人发出思古之幽情。

德胜斋是回民饭馆，只卖牛羊肉菜肴，它的拿手好戏是烧饼加炖牛肉，照顾它的学生多半吃这种饭。

城小，很快就参观完。一天早晨，印度主人安排访问团乘小轮游览海港。

切面铺货真价实，吃饼吃面条，都是足斤足两，但花样太少，品位不高。照顾这里的大多是卖力气活的，但北大师生也有去吃的，主食吃十两（老秤16两一斤）烙饼，菜肴要一碗肉片白菜豆腐，味道不错，价钱也便宜，能吃得饱饱的。

那一天旭日初升，海波不兴。季羡林与吴作人坐在一艘船上，小船向大海驶去，真有点“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气势。小船在海湾里兜着圈子，季羡林他们心潮澎湃，意气风发，情不自禁地唱起“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大家沉浸在刚解放的欢腾里，激动的人心，回还往复的旋律，就像眼前海中的波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连绵起伏，永无止境。此时此刻，情与景会，歌声逐浪高。水天汪洋，大海茫茫，他们仿佛成了主宰沉浮的宇宙之主了。这时候，季羡林发现，吴作人唱歌声音有点低沉，便好奇地问了他一声。他说这是二重唱的合音。

这些饭馆中最有特点的是三家。

还有一次，他们在缅甸东枝访问。这里与科钦迥异其趣，既无大海，也无大山，却有秀美的林泉，扶疏的花木，大地上到处是一片浓碧，偶尔发现一点黄色，那是万绿丛中的桔园中悬挂在枝头的柑桔。东枝有一个茵莱湖，是一个长达百里的狭长淡水湖，湖面上漂浮着人工制造而成的“浮岛”，能够活动。在大的浮岛上，人们修建成木楼，木楼相接而成水村。村村相连，形成水城。居民往来都坐船，船夫划船的姿势是绝无仅有的：他站在船头，用一只脚划船，行驶却很快。这里的居民很少登陆，死后就抛尸水中，所以这里的居民不吃鱼，因为鱼是吃死尸长大的。季羡林感到，这好像是一个神话世界。

在张中行就读的20世纪30年代初，北京大学校内有可包饭的食堂，但北大学生有很多是不吃包饭的，而是去学校附近的饭馆就餐。饭馆的级别都不高，数目不少。红楼大门对面就有两家。东斋附近也有两家，东斋门是坐东向西的，对面稍北的一家是林盛居，北侧坐东向西的一家是海泉居。理学院大门对面的一家是华顺居，东边路北的一家是德胜斋，沙滩西端路南的一家是切面铺。

在这样童话王国般的环境里，我们参观任务不重，悠闲自在，遗世而独立，颇多聊天的机会。我和作人常常坐对桔园，信口闲聊，上天下地，海阔天空。没有主题，而兴趣盎然。

张中行提到的这七处学生宿舍，分为两类，以男女分。男生宿舍有五处，分别是红楼西北角的东斋，理学院西墙外的西斋，法学院北边的三斋，红楼北边椅子胡同的四斋，法学院的一座二层“口”字形楼，被叫做第三院宿舍。女生宿舍则有两处，一处在理学院的西南角，一处在红楼北边松公府夹道。凡是在北京大学注册的正式学生，都可以住在学生宿舍，不花钱，还有工友伺候。

回国后，行当不同，人各一方。后来他们同时出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在五年任期中每两个月能见一次面，但已无暇晤对闲聊。吴作人曾到季羡林家，送给他一册影印的同夫人萧淑芳女士的画册。他们的友谊，就像这本画册，是永存的。

东通东四牌楼，西通西四牌楼，南行不远是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北行不远是地安门、鼓楼。风景也好，西行几百步就是故宫、景山、三海。缩小到仅限于学校也是这样；西是第二院（理学院），南是第三院（法学院），学生宿舍大小七处，分布在南、西、北三面。

汤用彤是著名佛学家，在季羡林回国之时，他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是他和胡适校长、傅斯年代校长联合聘任季羡林为北大教授的。他1947年夏天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讲学，1948年9月回北大。北京解放后，他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1年任副校长。

红楼在地理位置上是多方面的中心，四通八达：

季羡林与汤用彤的来往很多，始终把汤先生作为自己的长辈和师长。有关佛教、佛学的许多问题，他经常向汤先生请教。但观点有时会不一致。工作上，他是系主任，要向文学院长汤先生汇报，请示工作。

文学院的校舍即有名的红楼。红楼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建筑，四层的砖木结构，坐北向南是一个横长条的布局。在民国初年刚建造之时，本想用作宿舍，建成之后却用作文科教室。

季羡林在写作《浮屠与佛》这篇学术论文时，汤先生指出，《魏书·释老志》说：“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浮屠之教。”这最后一句，是魏收臆测之辞，理由是《后汉书·西域传》说：“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骞但著地多暑湿，乘象而战。”而季羡林则认为，张骞大概没有闻浮屠之教。魏收处置史料的方法是：只要原来史料里用“浮屠”，他就用“浮屠”；原来是“佛”，他也用“佛”；自序则纯用“佛”。根据这一原则，他认为倘若是魏收臆测之辞，他不应该用“浮屠”两字，而应该用“佛”。所以，虽然不能知道魏收根据的是什么材料，但他一定有所本。季羡林采取的是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即使是权威学者的观点，他也绝不盲从。对汤用彤是这样，对美国、德国的一些权威学者，也是这样。

1952年院系调整以前，北京大学在市里沙滩。当时北大有三个学院：文学院在沙滩的东部，紫禁城神武门即北门以东的汉花园，这里称一院；理学院在景山以东马神庙路北，即今景山东街，这里称二院，是原清朝所建京师大学堂的所在地；法学院原在南北河沿路西，后期移到文学院内。

但是，季羡林非常尊重汤先生，写成的许多有关佛学的论文，都请汤先生过目，如《〈列子〉与佛典》的初稿，就先送汤先生审阅，汤先生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当时汤用彤在开设魏晋玄学的课，他征得汤先生的同意，每节课都去听，笔记记了厚厚的一大本。一个教授去完整地听另外一个教授的课，这在北大的校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1．北大红楼

显然，季羡林与汤用彤的交往，多是学术上的。他们在学术上相互切磋，促进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一、创办东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