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业余生活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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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清洁工，他也总是问长问短：“什么学历？”，“为什么不读书了？”不久，两个清洁工一个回家继续读书，一个在北京的一所成人技校上学。一个年轻护士为学习英语发愁，到病房请教季老：用什么办法快速提高英语水平？报刊上刊登的英语速成广告可信不可信？季老笑笑，顺口吟出一句名联：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他说，学好英语记住两个字——勤奋。速成也快，速忘也快，成就事业要勤奋、刻苦，别无他途。季老出了书，问李玉洁老师科里的年轻医生、护士都送了没有？没有的赶紧送。老人说：“出书是给人看的，哪怕有几句话对年轻人有用了，也值得。”有个护士提出想看看季老的著作《留德十年》，老人马上让李玉洁买了600本，逐一签名送给医生护士们。

女医师卢文宁热爱专业，喜欢读书，季羡林鼓励她要胸有大志，目光远大，在学业上再上一层楼。医学是个浩瀚的海洋，大学毕业只是基础，硕士毕业也只能算中等水平，只有迈上更高的知识层次，才能有所作为。小卢不负所望，终于以好成绩考取了医学博士。

对年轻的医生、护士，他总是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和无声的支持。刚做完手术那段时间，每次换药时都刺骨般疼痛，但他总说笑不停，调节气氛。季老把照顾他的护工也当成家庭成员，不但付工资，还额外管吃管喝管水果，让护工从心里感觉跟他是一家人。

老人对医务人员亲人般的照顾非常感动，专门为所住病区写了《白衣天使》，颂扬医务人员的美好心灵和高尚情怀，还题写了“白衣天使行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条幅挂在病区办公室，以自勉和励人。

李玉洁告诉说：老爷子虽然住在医院，但工作还如同平时上下班一样。在医生的指导下，他对一日作息时间作了非常科学的安排，并坚持了3年，雷打不动，保证每天上午、下午有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而且，老人写作有个特点，在吃饭、输氧和休息时，对写作内容先行构思，动笔时思路如泉涌，一气呵成，两个小时能写2000字左右，基本不需修改。他依然起得很早。王岳川跟季羡林先生说：“您老每天闻鸡起舞。”季羡林正色说：“不，是‘鸡闻我起舞’。”

医护人员把他的病房布置成了“家”，书房、卧室、办公室三位一体。阳台上是几十个大塑料盒，全是李玉洁老师按照顺序放置的书籍、资料；办公桌上是应时的盆花，一年四季随时更换；桌子和床头上方是许多造型新颖的布制小狗、小猫、小松鼠、博士熊等小动物。为了方便老爷子写作和看书，医院特制了一个小桌子，放在沙发前面。病区护士们，把季老当成自己家的老人，凡是季老生活上需要的，她们都提前想到，尽量办到。护士长刘珍蓉，简直就像季老的亲孙女，把老人照料得无微不至。配膳房的小云和小贾两位小姑娘，知道老人爱吃皮蛋粥，平时总想着多做点给老人送过来，并且三天两头到病房询问老先生想吃些什么。护士认为心理治疗，对于季老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宋守礼副主任医师，三年如一日，几乎每天都到季老的病房与他“谈心”，国家大事、天文地理、人情趣事等等，是医生，也似儿子，令老人十分开心。老人专门写了篇以《宋守礼》为题的文章，表示感谢。

2005年春天，季羡林心脏不太好，301医院给他安装了个心脏起搏器。现在，除了左腿患骨髓炎外，他身体基本没有大的毛病，能吃饭，能工作，精神好，思维敏捷。

2003年2月21日，季老心肌衰竭第四次入住总医院。住院一段时间后，又发现左腿患骨髓炎，医院请擅长为高龄老人做骨科手术的梁雨田教授为他主刀，手术很成功，老人不再疼痛，也能自行站立、走路。只是从那时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老人再也没有离开解放军总医院，再也没有离开病房大楼。

季羡林先生住到301医院以后，到2006年8月7日为止，李玉洁在病倒以前，一直陪伴在那里。她介绍说那时候，“先生每天依然起早，看书、看报、写文章、写日记，一切都和在家里一样。他依然早起写作，生怕时间浪费了。就是对锻炼有点‘懒惰’，舍不得时间呐。先生的心态就更好了，每天谈笑风生，说自己是一块老表，经过擦油泥，修理小毛病，又可以走一段日子了。”李玉洁老师是这样介绍季羡林先生在301手术前后的情况：“90多岁的人动大手术，全身吊着，还笑着问我们都哭丧着脸干什么？我们当然笑不起来，他就说我已经超额了，一点儿都不觉得自己是个病人。手术以后，先生躺在床上，闭着眼睛皱着眉头，我们以为他难受，谁知他一开口，说的全是保护环境、国际关系、美伊战争、中国的发展等等。他说境界要自己摆好。”每天，医生为季老冲洗骨髓炎手术以后没有完全愈合的伤口，一冲至少半个小时。冲洗过程让周围的人不忍心看下去。可当医生在操作间隙询问季老疼不疼时，他总是平静地躺在治疗床上，手抓着被单，坚定且温和地回答：“不疼不疼。”工作人员非常心疼，季老反来劝慰他们：“说不疼虽是假话，可是即便说疼就能减轻疼痛了吗？那还不如干脆说不疼，别让大夫有顾虑、太紧张啊。” “季老就是这样，即使说谎，也是真心为他人着想！”李玉洁这样说。

2001年11月12日，季羡林从山东回到北京之后不久，保姆发现老人的裤子非常硬，告诉李玉洁老师后，她们断定是尿了裤子，但是老人一声不吭。后来老人开始尿血，这才到301医院看急诊，只得住进了该院。这是他第一次进301医院。泌尿外科专家李炎唐教授经过缜密检查，确诊没有大的问题，季老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星期就出院回家了。2002年7月，季老患皮肤病天疱疮，他还是不愿住院，北京大学校领导和李玉洁老师硬是将老人给“押”到医院，这是第二次进解放军总医院。这次他在医院一住就是一个多月。9月30日，要过国庆节，老人“闹”着要出院，工作人员商量后，决定让老人先回家观察两天。谁知，回去第一天就开始发烧，第二天早上，高烧达38摄氏度多，到晚上高烧39摄氏度多，第三天凌晨3点多，学校又用救护车把他送到301医院抢救。这次老人的病情非常严重。他一连昏迷了好几天，醒来后连身边的李玉洁老师也不认识了。在医院住了段时间，恢复得不错，于12月30日出院。回家后，季老感觉很好、很开心，写了篇散文《回家》，不久就发表了，告诉关心他的朋友和读者：季羡林已恢复健康，而且还能写文章。

他自己在病中，还特意嘱咐年轻人要注意两条：“一是身体，有了身体才能工作，要自己疼自己；二是多补充自己，多有点收入。”

到2009年为止，季羡林在301医院前后住了四次院，第四次住进去，就没有出去，一直住在里面。

季羡林现在身体状况非常好，除了行走方面不太方便，因为年纪毕竟大了，但是脑子非常清楚，思路极其清晰，目光还是非常清澈，最近他给自己起了个非常有意思的号，自称自己为“四半老人”，半聋、半瞎、半瘸、半拐，这虽然是开玩笑的话，但能看出他是非常乐观对待疾病的。老人家说自己活到百岁是有信心的。这令大家都非常高兴。季羡林常说希望自己能活到108岁，108岁是茶寿。到今天，他的基本生活还是很有规律的，看的不是很多，主要是别人在给他念。但是有时候仍然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看些东西。李老师是个有心人，她有时候会故意把许多古诗词念错，结果老爷子一下就听出来了，其实这是李老师一种非常用心的做法，这样可以激发老人的记忆力。对老人的记忆力不断地给予一种刺激，对老人家的脑筋有好处。老人家都能反应过来，李老师说有些诗词她是故意挑的，相当冷僻，但季羡林都有记忆，说明季羡林当年的根底相当深厚。

8.“老表走新时”

三、三大洲游踪

谈到看待自己，他有一篇《我写我》，里面说的，就是对自己的认识。古希腊哲人曾发出狮子吼：“要认识自己！”可见这问题之重要。他称外界对自己的评价过高，应该三七开，只信其三。他认为自己不是天才，勤奋可以算得上。他的勤奋包括把开会的时间都充分利用起来，他诙谐地说：“我开会有一个窍门。本来汉语是世界语言里最简短的。英文要一分钟，我们有五秒就够。可是我们有很多人对不起这个特点，讲话啰里啰嗦，一句话重复来、重复去，还加上‘哼、哈、唉’，就像一个人在敲鼓板一样，所以他讲话，我用不着注意听，我半个耳朵完全能掌握，当别人鼓掌的时候，我跟着鼓掌。那四分之三我就考虑别的问题，做学术，一篇文章怎么写、资料怎么搜集。有一次我讲，将来问我是哪一门的专家，我说我可以开一门‘开会学’，我可以写一个几十万字的讲义，可以开课招研究生。”真正的天才他说没看到过，反正自己绝对不是一个天才，是中才，中等的才。他承认有天才，也有偏才，四平八稳的人成不了天才，觉得自己这个人就有点四平八稳。年轻时有点淘，也打架，什么都干了。后来在社会上磨炼久了，进步了。季羡林认为，他是认识自己的。他经常剖析自己，而且剖析得有点过头。或者说，自知之明过了头，有时候真感到自己一无是处。比如拿写文章为例。专就学术文章而言，他并不认为“文章是自己的好”。他真正满意的学术论文并不多，反而别人的学术文章，包括一些青年后辈的文章在内，他觉得好。又比如自己写散文，而且已经写了六七十年，加起来也有七八十万字了。然而自己真正满意的也屈指可数。在品行的好坏方面，他自己觉得不通伦理学，也没有深邃的理论，只能讲几句大白话。至于说真话与说谎，这当然也是衡量品行的一个标准。他坦白，自己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总起来还是敢于讲真话的，真话总是大大超过谎话。因此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年届耄耋，过去也曾有过一些幻想，想在生活方面改弦更张，减少一点枯燥，增添一点滋润，在枯枝精干上开出一点鲜花，长一点绿叶；然而直到今天，仍然是忙忙碌录，退休无日，路穷有期。

1．列国之游

他对老年，甚至对人生的态度是道家的。陶渊明有一首《神释》，其中有四句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季羡林很欣赏这几句话。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自警诗，他也很欣赏：“蚕老茧成不庇身，蜂饥蜜熟属他人。须知年老忧家者，恐似二虫虚苦辛。”

季羡林平生不喜爱出游，但他也到过大陆以外的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跨越亚、非、欧三大洲，真正称得上见多识广，国际社会、域外风情、各民族风俗习惯的见闻是异常丰富的。

他喜欢引宋代大儒朱子的诗：“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他认为这首诗的关键有二：一是要学习，二是要惜光阴。到晚年，季羡林成了陶渊明的志同道合者。

他出游这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可分为三种情况：作为中国政府派出的代表团成员，出国参观访问；应邀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其他会议；应邀进行讲学活动。有时候，三种情况也有合而为一的时候。

季羡林最讨厌说假话，自己则知错必改。他写于1999年7月2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10月16日第7版的散文《两个小孩子》，说到“相传唐代大诗人白居易3岁识‘之’、‘无’，千古传为美谈。如今这个仅仅两岁半的孩子在哪一方面比白居易逊色呢？”文章发表后，《海口晚报》读者张竺夫表示质疑，说白居易的《与元九书》说自己是在生后六七个月就识“之”、“无”两字，并非3岁。季羡林知错就改，于10月28日又撰文《关于〈两个小孩子〉的一点纠正》，对这一错误予以公开且正式地更正，所言毫无遮丑之意，对一位普通读者深表感激，“张先生提出纠正，对我来说是改正了错误，增加了见识；对读者来说是得到了正确的信息，有百利而无一害。”文中又说，“但是，我不想改变原文。古人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我不想偷偷摸摸地改得毫无错误的痕迹。我一向不悔少作，也不改我的文章。”大胆承认错误，虚心接纳指正，这是真正的大家风范。季羡林因此被读者称为“光明磊落真学者，真诚交流是大家”。

作为代表团成员，季羡林的出国访问主要有：1951年，参加由丁西林任团长、李一氓和郑振铎任副团长、刘白羽任秘书长的中国赴印度、缅甸访问文化代表团，时间长达几个月；1955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亚洲国家会议”；1958年，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参加在苏联塔什干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1962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和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任团长）、白寿彝等人一起，参加伊拉克“巴格达建城一千二百周年纪念大会”，会后访问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1964年，参加中国教育代表团，前往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等国参观访问；1978年，作为中国对外友协代表团成员，前往印度访问；1980年，任团长率领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访问；1985年，作为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代表团顾问，参加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斯图加特召开的“第十六届世界史学家大会”；1986年，任团长率领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访日赠书代表团访问日本，并在同年作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团成员访问尼泊尔，参加“世界佛教联谊会第十五届大会”。

他常说，自己一生都在教育界和学术界里“混”。这是通俗的说法，用文雅而又不免过于现实的说法，则是“谋生”。这也并不是一条平坦的阳关大道，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回忆过去70年的学术生涯，不能说没有一点经验和教训。迷惑与信心并举，勤奋与机遇同存。他有自己的座右銘，他讨厌说空话、废话、假话、大话，一无灵丹妙药，二无锦囊妙计，只有一点明白易懂简单朴素、迹近老生常谈、又确实是真理的道理。

季羡林到各国参加的主要国际学术会议有：1955年，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国际东亚学术讨论会”；1959年，应邀参加“缅甸研究会（相当于国家科学院）五十周年大会”；1980年，应日本友人室伏佑厚先生之邀赴日本参观访问，参加“印度学佛学会议”；1985年，参加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印度与世界文学国际讨论会”和“蚁垤国际诗歌节”，被大会指定为印度和亚洲文学分会主席；1987年，应邀参加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1999年3月26日，应圣严法师邀请到达台北，参加台湾法鼓人文社会学院召开的“人文关怀与社会实践系列——人的素质学术研讨会”，27日直接到法鼓山参访。早晨，也来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山溪堂，眺望远山绿景环绕，与83岁的北京国家图书馆长任继愈，嗑起花生闲坐，寻人间一处静谧。29日至31日一连三天在台北图书馆参加会议，29日上午9时半举行开幕典礼，“法鼓大学校长曾济群一一介绍与会贵宾，其中当介绍来自大陆北京，中国人文学泰斗季羡林先生时，88岁的季老神采奕奕地向大会挥手致意，一时之间现场响起温馨的掌声。”为大会主讲的题目是：《关于人的素质几点思考》，把人文关怀的层次分析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自己的思想情感处理”等三种关系，并表示如果这三种关系处理得当，人就幸福愉快，否则就痛苦。会议间隙拜谒胡适墓、傅斯年墓，分赠蔡德贵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季羡林传》给朋友们；在拜谒胡适墓时，郝斌跟在他后头。季老上前就恭敬地朝着胡先生的墓地三鞠躬，然后回头对跟在后面的郝斌说：“鞠躬。”语气很严厉，容不得半点商量。这在季老是很少有的。郝斌于是也鞠躬完毕。

进入90岁以后，季羡林屡次闹病，先是耳朵，后是眼睛，最后是牙，至今未息。耄耋之人，闹点不致命的小病，本来是人生常事，他一向不惊慌。但却不能不影响自己的写作，进度被拖了下来，不能如期完成。他自觉自己的性与人殊，越是年纪大，脑筋好像越好用，于是笔耕也就越勤。有一位著名作家写文章说，季羡林写文章比他读得还快。这当然有点溢美和夸大。80岁以后，从1993年到1997年这四年中他用中外文写成的专著、论文、杂文、序、抒情散文等等，其量颇为可观，至少超过过去的十年或更长的时间。

应邀出国、出境讲学主要有：1985年，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作“印度文学在中国”的学术讲演；1986年，应中村元、室伏佑厚邀请访问日本，与中村元会谈成立“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问题，并应早稻田大学邀请，作“东洋人之心”的讲演，应日本经济界、学术界邀请，作“经济与文化”讲演；1988年，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讲“吐火罗文剧本与中国戏剧之关系”和“从大乘佛教之起源看宗教发展规律”；1991年，应金俊烨博士之邀，和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李滔教授、杨通方教授，于中韩建交之前访问韩国，访问汉城 和古都庆州，访问了许多大学和韩国社会科学院；1994年，应陈贞煜博士、郑午楼博士等人邀请，赴泰国曼谷东方文化书院，并主讲“天人合一”问题，后又参观曼谷大皇宫、法政大学等；1995年，承金俊烨博士推毂，应韩国国际交流财团之邀，和国家教委、北大等单位负责人士，再次访问韩国。

7．人生座右铭

就是这些访问，构成了季羡林一生中的许多重要经历，足迹遍及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访问，给季羡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尤难忘怀的，有印度缅甸之行、尼泊尔之行、非洲之行、苏联塔什干之行、日本之行、韩国之行、泰国之行。在这些终生难忘的访问中或在访问之后，他写下了许多篇游记，使后人得以了解异域的风土人情、历史风貌，记下了这位文化使者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

季羡林绝非“大款”，但他在自己的消费哲学指导下，素衣淡食，生活简单，却把大把大把的钱送给身边急需的人，或者捐给家乡的学校。现在工资高了，捐赠也多了。这样的消费哲学，但愿能有更多的人会理解。绫罗绸缎、皮尔·卡丹，自会有人穿；燕窝鱼翅、生猛海鲜，自会有人吃。他们不必一箪食一瓢饮。但他们如果能在食前方丈、一掷千金时，想想季老先生，也为别人多想一想，也为教育想一想。那么，教育的现状绝对不会如此，教育经费绝对不会如此紧张，希望小学、希望中学就会多起来，教育就有希望了。

2．印度、缅甸之行

季羡林消费哲学的核心是：如果一个人成天想吃想喝，仿佛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吃喝二字，他觉得无聊，“斯下矣”。他的潜意识永远是：食足以果腹，不就够了吗？衣足以蔽体而已，何必追求豪华。

对印度和缅甸的访问，第一次是在刚解放不久，以后他又多次访问印度，多次访问缅甸，这些访问组成了一组游记散文：《初抵德里》、《在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琼楼玉字，高处不胜寒》、《难忘的一家人》、《孟买，历史的见证》、《一个抱小孩子的印度人》、《佛教圣迹巡礼》、《回到历史中去》、《深夜来访的客人》、《海德拉巴》、《天雨曼陀罗》、《国际大学》、《别印度》、《重过仰光》。

他的老主意是：以不变应万变。他想，一个人穿衣服，是给别人看的。如果一个人穿上十分豪华的衣服，打扮得珠光宝气，天天照镜子自我欣赏，那他（她）不是疯子，便是傻子。穿衣服给别人看，观看者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千差万别，那么你满足了这帮人，必然开罪于另一帮人，反正不能让人人都高兴，皆大欢喜是不可能的。所以，季羡林的穿衣哲学是我行我素，我就是这一身打扮，你爱看不看，反正我不能让你指挥我。在穿衣方面，他是个完全自由自主的人。有了这样一种穿衣哲学，我们也就看到他的一身蓝色咔叽布中山装，春、夏、秋、冬，永不变化。他的用品，也是如此。只要能用，他决不丢弃，敝帚自珍是他的用物哲学。我们看到他用的一只手提包，是一种最简单的敞口式的，十几年一点变化没有。而他的穿戴和用品，也真因为观看者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不同，有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评论：赶潮流者说他是老古董、老保守、老顽固，而学者层却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儒者。儒雅的风度，从其学识和人品中来，而不是从其衣着中来。

对印度的参观访问所写成的游记，敷陈的大义是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的、既古老又崭新的友谊，时移世变，沧海桑田，难免有一些变化，但始终离不开这个“大义”。通过这些游记，印度人民、印度朋友的音容笑貌，会重现在眼前，回荡在耳边，成串的红色、黄色、蓝色、棕色的花环会重新戴到脖子上，花香会永远存在。季羡林深深地感觉到：

至于穿，季羡林简直是个清教徒。他的衣服多是穿过十年八年或者更长时间的，有一件风衣，是他在1946年从德国回到上海时买的，至今仍在穿。有一天，他穿着这种风衣，有一位专家说：你的这件风衣，款式真时髦！他听后大惑不解。专家一解释，他才知道：原来几十年前流行的款式，经过了漫长的沧桑岁月，在不知经过多少变化之后，在螺旋式上升的规律指导下，现在又回到了几十年前的款式。他听后，大为兴奋。没想到自己守株待兔，终于守到了。他也没有想到，人类在衣着方面的一点小聪明，原来竟如此脆弱！

（中印）友谊确确实实是存在的，但却是看不到摸不着，既无形体，又无气味；既无颜色，又无分量。成包地带，论斤地带，都是毫无办法的。惟一的办法，就是用我们的行动带。对我这样喜欢舞笔弄墨的人来说，行动就是用文字写下来，让广大的中国人民都能读到，他们虽然不能每个人都到印度去，可是他们能在中国通过文字来分享我们的快乐，分享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情。

手头虽然有钱，但季羡林在生活上却向来没有太高的追求。对吃，一如既往，从来没有什么过高要求，早晨仍然是烤馒头片或面包，一杯清茶，一碟炒花生米。他从来不让家人或保姆陪他凌晨四点起床，为他做早饭，所以早餐是几十年的“一贯制”，从来不变化。午晚两餐，素菜为多，很少吃肉。饮食如此简单，他全家的伙食费不过五百元多一点。

他永远难以忘怀，印度朋友中有旧知，也有新交。对旧知，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对新交，是“乐莫乐兮新相知”。各有千秋，各极其妙。又是戴花环，又是涂香油，新闻记者、电台录音记者、摄影记者，一拥而上，相机重重，灯光闪闪，一团团热烈紧张的气氛，是十分紧张、十分兴奋、十分动人、十分愉快的访问。

这样的老教授，工资这样低，可怎么维持生活呢？不少人自然会问他，老先生笑笑说：“我的生活水平，如果不是提高的话，也绝没有降低。”人们问他：“难道你有点金术吗？”他回答说：“非也。”季羡林道出的奥秘是：1950年代大学教师主要靠工资生活，不懂什么“第二职业”，也不允许有“第二职业”。谁要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是与无产阶级思想对着干的，是最犯忌讳的。而今天却大改其道，学校里也有种种形式的“第二职业”，甚至“第三职业”。季羡林也有了“第×职业”，就是“爬格子”。他爬了几十年格子，名气大，稿费多，时不时地就收到稿费。每当收到汇款单，他便心花怒放，爬格子的劲头就更大了。这样，他手头虽只剩三百元的工资，却从来不感到拮据，原因就是有源源不断的稿费后备军。

1978年，由王炳南任团长的中国对外友协代表团访问印度。季羡林在德里大学大谈中印文化交流，他不同意那种认为中印文化交流开始于佛教传入中国的说法，他认为要早得多，至少要追溯到公元前的屈原的时代。在这次讲话中，他引证屈原《天问》中“顾菟在腹”，这句话，“顾菟”虽有人解释为“蟾蜍”，但汉以来的注释都说是兔子。月亮里有兔子的神话极为流行。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七《罗痆斯国》就有“三兽窸堵波”的记载：

但这三百多块钱，他还要支付全家人的生活费，这一点钱，在北京连供一个人吃饭都捉襟见肘，何况加保姆和她的孩子呢？所以，就这点钱，“老莫”（莫斯科餐厅）、烤鸭之类，就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了。

劫初时，于此林野，有狐、兔、猿，异类相悦。时天帝释欲验修菩萨行者，降灵应化为一老夫，谓三兽曰：“二三子善安隐乎？无惊惧耶？”曰：“涉丰草，游茂林，异类同欢，既安且乐。”老夫曰：“闻二三子情厚意密，忘其老弊，故此远寻。今正饥乏，何以馈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驰访。”于是同心虚己，分路营求。狐沿水滨衔一鲜鲤，猿于林树采异花果，俱来至止，同进老夫。唯兔空还，游跃左右。老夫谓曰：“以吾观之、尔曹未和。猿狐同志，各能役心，唯兔空返，独无相馈。以此言之，诚可知也。”兔闻讥议，谓狐、猿曰：“多聚樵苏，方有所作。”狐、猿竞驰，衔草曳木，既已蕰崇，猛焰将炽。兔曰：“仁者，我身卑劣，所求难遂，敢以微躬，充此一飡！”辞毕入火，寻即致死。是时老夫复帝释身，除烬收骸，伤叹良久，谓狐、猿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轮，传乎后世。”故彼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后人于此建窣堵波。

这里就有了一个对比：1950年代季羡林被定为一级教授，在六类工资地区的北京，每月拿的工资是345元，再加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相当于今天的院士）每月津贴100元。这是一个“不菲”的工资数目。因为当时物价奇低，去莫斯科餐厅吃饭，吃一顿大约1．5元到2元，汤菜俱全，还有黄油面包，外加啤酒一杯。如果吃烤鸭，六七元钱足矣，还能吃只挺大的。这样的物价，有每月450元的固定工资，简直是“阔死了”（富极了）。而如今，他是全国最有资格的“老一级”教授了，因为比他资格更老的陈岱孙老教授已经去世。而他的全月基本工资加各种补贴，也就一千二三百块钱，这就是他每月实际上留在手里只有三百多块钱的原因。

季羡林指出，在汉译佛典里，这个故事还多次出现。根据种种迹象，这个神话很可能就起源于印度，然后传入中国，写入屈原的著作中。那么，中印文化交流至少已有二千三四百年的历史。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至今益盛，很值得两国人民引以为豪。这个观点，他后来又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中详加申述。他的讲话在当时的听众中，引起了师生的广泛兴趣，师生们把他围了起来，热烈地讨论中印文化交流的问题。有人甚至问到明代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这部书的情况。

消费与经济基础有关。季羡林的经济基础如何呢？从账面上来看，季羡林的工资是北大教师中最高的，因为他是1950年代第一批确定的“老一级”教授。但他每月的工资，到上世纪末，经过七扣八扣，领到手以后，平均约七百到八百块钱。这些钱，他要给小保姆张淑贞一半。除了她的工资，她还有一个男孩，在北大二附中上学，学费、杂费、生活费全部由季羡林负担。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季羡林心肠好，善良，待人宽厚慷慨；二是让小保姆的孩子在身边上学，也免去了她要回四川老家探亲而产生的后顾之忧。可这样一来，他再交完房费、天然气费、电费、电话费等，实际上拿到手的也只有三百元左右了。用它来支付全家的生活费，怎么会够呢？

在印度的几次访问，季羡林游览了德里、孟买、象岛、阿旃陀、桑其、那烂陀、菩提伽耶、阿格拉、加尔各答、巴特那、新德里、科钦、特里凡得琅、科摩林海角、瓜廖尔、占西、博帕尔、班加罗尔、海德拉巴、尼克坦等许多著名城市，参观过泰姬陵等名胜古迹，结识了许多朋友。

话得从头说起。他因为是名人，所以约稿者纷至沓来，于是也就有人请他来谈个人消费，于是也就有了他的消费哲学。

到缅甸参观访问，次数不比到印度少。他对缅甸的印象有两方面，一是这里华侨多。仰光的主要街道上，甚至有挂满了中国字招牌的华侨聚居的广东大街，这里的中国味就像在国内一样浓烈，华侨们有的在这里已经住了几代，有的住了几十年，他们一方面同本地人和睦相处，遵守本地的法令，为这个国家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又热爱自己的祖国，用最大的毅力来保留祖国的风俗习惯，只要祖国有人来，他们就热情招待。

季羡林作为哲学博士，研究方向是语言文学，他不喜欢义理，所以写的哲学文章很少。但到晚年，却又一反常态，大谈起“天人合一”的玄学来。文章一经发表，便语惊四座，颇有影响。他还谈起了另一种哲学——消费哲学，也引起轩然大波，中年人中有说他是老保守、老脑筋、不合时宜的，青少年就不知道怎么说了。

二是仰光的大金塔。它是仰光的象征，在云霭缥缈之中，耸入蔚蓝的晴空，闪着耀眼的金光，这金光把周围的一切楼阁殿堂、一切人物树木都化成了黄金色，这金光仿佛弥漫了整个宇宙。季羡林曾赤着双脚，走过两旁摆满了花摊的长长走廊，一步步登上去，终于走到大塔前。脚踏在用大理石铺成的地面上，透心地凉，里边有大大小小的殿堂，有各种各样的佛像。善男信女们就长跪在这些神像面前，闭目合掌，虔心祷祝，有的烧香，有的泼水，有的供鲜花，有的点蜡烛，有的口中念念有词，大概是在对佛爷说话。这些对于精通佛学的季羡林来说，都是十分有趣的。

6．也得念念消费经

然而还有更为有趣的，那就是印度的神牛、鸽子和缅甸的乌鸦，这也都是和宗教信仰有关的。

到现在为止，季羡林写过的怀念文章多得不计其数，从老师辈来说，有中国的吴宓、陈寅恪、朱光潜、胡适、汤用彤、郑振铎、老舍、梁实秋、冯友兰、叶公超、何思源、鞠思敏、胡也频、董秋芳，外国的西克灵、西克、瓦尔德施米特；朋友或同学辈的有李广田、章用、许衍梁、曹靖华、王力、姜椿芳、沈从文、白寿彝、丁声树、冯至、周培源、吴作人、胡乔木、许国璋、乔冠华、吴组缃、李长之、郎静山，外国的Wala、普拉萨德、室伏佑厚、中村元、池田大作、郑午楼、郑彝元，香港的饶宗颐，韩国的金俊烨、金九；自己的晚辈或学生有李铮夫妇、蒋忠新夫妇、张保胜、王邦维夫妇、李玉洁，以及其他许多人；还有地方如临清、济南、北京、哥廷根和四十多个他去过的国家，都是他怀旧的对象。正是将记忆的丝缕挂到师友和旧物身上，他从中获得了力量，净化了灵魂，产生了巨大的鞭策自己的力量，成为他“老骥伏枥”的动力之一。

1951年季羡林第一次访问印度时，在加尔各答繁华的大街上第一次见到了神牛。

在季羡林看来，怀旧比古希腊哲人所说的悲剧更能净化人的灵魂，它比悲剧的净化形式，更为深刻，更为深入灵魂。因此，他对亲人，对朋友，怀有真挚的感情。这种感情看似平常，但实际上却非常不寻常。既然是个人，就应当有“人味”。但他生平遇到一些人，对人毫无感情，没有“人味”，积几十余年之经验，深知一个人有“人味”也并不容易。因此，季羡林庆幸自己能怀旧，庆幸“人味”支持自己怀旧。

在全世界上似乎只有信印度教的国家才有这种神奇的富有浪漫色彩的动物。当时它们在加尔各答的闹市中，在车水马龙里面，在汽车喇叭和电车铃声的喧闹中，三五成群，有时候甚至结成几十头上百头的庞大牛群，昂首阔步，威仪俨然，真仿佛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它们对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对人类一切的新奇的发明创造，什么电车汽车，又是什么自行车摩托车，全不放在眼中。它们对人类的一切显贵，什么公子、王孙，什么体操名将、电影名星，什么学者、专家，全不放在眼中。它们对人类创造的一切法律、法规，全不放在眼中。它们是绝对自由的，愿意到什么地方去，就到什么地方去；愿意在什么地方卧倒，就在什么地方卧倒。加尔各答是印度最大的城市，大街上车辆之多，行人之多，令人目瞪口呆，从公元前就有的马车和牛车，直至最新式的流线型的汽车，再加上涂饰华美的三轮摩托车，和上下两层的电车，无不具备。车声、人声、马声、牛声，混搅成一团，喧声直抵印度神话中的三十三天。在这种情况下，几头神牛，有时候竟然兴致一来，卧在电车轨道上，“我困欲眠君且去”，闭上眼睛，睡起大觉来。于是汽车转弯，小车让路，电车脱离不了轨道，只好停驶。没有哪一个人敢去驱赶这些神牛。

亲故老友逝去了，或者离开自己远了。但是，他们身上那一些优良的品质，离开自己越远，时间越久，越能闪出异样的光芒。它仿佛成为一面镜子，在照亮着自己，在砥砺着自己。怀这样的旧人，在惆怅中感到幸福，在苦涩中感到甜美。这不是很高的报酬吗·对逝去者的怀念，更能激发我们“后死者”的责任感。先死者固然能让我们哀伤，后死者更值得同情，他们身上的心灵上的担子更沉重。死者已矣，他们不知不觉了。后死者却还活着，他们能知能觉。先死者的遗志要我们去实现，他们没有完成的工作要我们去做。即使有时候难免有点想懈怠一下，休息一下，但一想到先人的声音笑貌，立即会振奋起来。这样的怀旧，报酬难道还不够吗·

这种奇观来自于印度教中的神牛崇拜。印度教又称“新婆罗门教”，是4世纪前后，由婆罗门教吸收佛教、耆那教等教义和民间信仰演化而成。据印度教传说：毁灭大神湿婆，在喜马拉雅山上修成无边法力，然后跨上一头白色的雄牛，到处惩恶扬善。印度教徒一看到牛，就自然会想到湿婆大神可能正骑在牛背上，因此牛在印度教徒的心目中就成了神的象征。有的人特意在自己家门口放上牛爱吃的食物，引牛光顾；有人甚至喝牛尿，以“净化”自己的身心。这样看来，大街上牛的悠然自得，就十分自然了。

但怀旧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或感情、或心理状态呢·季羡林觉得还没有见过古今中外任何学人给它下的定义，他自己想，古往今来，天底下的万事万物，包括人和动植物，总在不断地变化着，总在前进着。而既然有变化发展，走在前边的或人生的一个阶段，就会变成旧的。怀念这样的人和物，或人生的一个阶段，就是怀旧。人往往有一个弱点，觉得过去的好，旧的好，古代的好；觉得过去的时代，天比现在要明朗，太阳比现在要光辉，花草树木比现在要翠绿，一切比现在都要好，于是就怀，就会“发思古之幽情”，这就是怀旧了。但并不是一切旧人、旧物都值得怀，有的旧人、旧事，就不值得怀，有的一想到还令人作呕，弃之尚且不暇，哪里还值得去怀呢·季羡林的怀旧情感是很浓烈的，他认为，怀旧就是一种有“人味”的表现，怀旧可以获得很高的报酬：净化人的灵魂。

就在这一年，季羡林在缅甸仰光看到的乌鸦之多，使他感到无限惊异，他相信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会有这么多的乌鸦，原因在于：

霄辗转而不寐，骤长叹以达晨；独郁结其谁语，聊缀思于斯文。

据说，缅甸人虔信佛教，佛教禁止杀生到了可笑的地步。乌鸦就乘此机会大大地繁殖起来，其势猛烈，大有将三千大千世界都化为乌鸦王国的劲头。

季羡林进入老年以后，常常怀念旧人，记忆的丝缕经常挂到一些已经逝世的师友身上，感触极多，由此经常想到《昭明文选》潘安仁《怀旧赋》中的文句：

在离仰光不太远的伊洛瓦底江口，季羡林看到了生平第一次见到的最大的乌鸦群，大约有几万只，停泊在江边，大小船的桅杆上、船舱上、船边上，到处都落满了乌鸦，漆黑一片。除陆上的之外，空中盘旋的更多，数目甚至要超过地上的几倍，简直就是乌鸦的世界，乌鸦的天堂，乌鸦的乐园。甚至在清凉宫、哈奴曼多卡古王宫里，季羡林也看到大群的乌鸦，唿哨一声，王宫宝塔的背面飞出一大群，一片黑影遮蔽了半个天空，又是唿哨一声，一下子又飞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这可真够季羡林惊奇的。

5．怀旧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