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业余生活 (第3/5页)

我正在与季老谈事的时候，闯进一个东北来的年轻人。他的热络，对季老的亲近，弄得我不好意思将未说完的话说完。我只好静静地坐在一边。机灵的年轻人毫不客气地让我拿着他的相机，替他与季老留影。我当时有些木讷，在他不容置疑的指挥下，按了好几下快门。随后，他又缠着季老，要季老对录音机说几句。季老推托再三，场面有些尴尬，但拗不过这个年轻人的坚持，季老只好对着塞上来的微型话筒说：“我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是很粗浅的……”终于，季老拒绝了这个过分热心的青年题词的要求。我开始对这个来路不明的“记者”怒目而视了，最后他悻悻地走出了门。季老其实并不认识这个人，他只不过曾经来过一封信，说他是中国文化书院第几期的学员。季老说，这样的外地青年，愿意学中国文化，我又是文化书院的导师，不好推辞啊!

春来发几枝。

季羡林的宽厚并不限于对家人和友人，有些陌生人找到他，求这求那，他也是宽厚相待。许明就遇到过这样一件事：

愿君多采撷，

另一个例子是，有一次季羡林应邀参加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是在长江中的一艘豪华客轮上召开的，会议安排在重庆参观一天。但季羡林在京有一个重要的外事活动，只匆匆参观了一项画展就在午餐后搭机回京了。正好邀请单位的一个负责人也要回北京，也同机返京。季羡林、李铮和这位负责人都坐在头等舱里。可下飞机时，普通舱乘客先下，头等舱后下。因为是最后下飞机，机场专用大轿车里已经挤得满满的了，等李铮和他上车时，车里几乎无立锥之地。来机场接季羡林的人和李铮都急得不得了，张开双臂保护季羡林，生怕别人挤着老人，也怕老人站不稳。李铮一眼看见那位负责人乘上小汽车飞驰而去，李铮自然十分气愤，而季羡林则自始至终沉默不语，别人说些气话，他也只微微一笑。是不是季羡林就脾气好到这程度，一点脾气也没有呢·也不是的。有一次，李铮陪他去广州开会。会后组织参观，大家兴致正高，只见来了一些外宾，这时一个年轻人挤到前边，想推开靠近展品玻璃柜台的季羡林。这时他一改往日那慈祥和善的面容，厉声质问这位莽撞的年轻人：“推什么·洋人来了，我就该躲到一边去吗·”他维护的是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同样的事还发生在澳门的一次国际会上：会议的参加者来自四面八方，主持者对洋人的过分热情引起了季羡林的强烈反感。开幕式那天，全体与会者都着西装，季羡林却偏偏一身中山装坐在主席台中间，大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知底里的人面面相觑，季羡林的解释是：我识人识事是非常仔细的，我这是有意而为之。 从这里可以看出，季羡林的忍让和宽厚，并不是无原则的。能做到这一步，确实是长期修身养性的结果。

此物最相思。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季羡林全家和睦，是朗润园里有名的五好家庭。家庭成员之间和睦相处、相亲相敬，从来没有吵过架。那是老祖在世的时候，有一次晚间停水，忘了关好水龙头。家里人都熟睡之后，水来了，水池子堵塞，水全流到屋子里，“水漫金山”了。早晨起来一看，屋内到处是水。用电话通知了助手李铮，李铮很快赶来了。只见季羡林站在水里，一簸箕一簸箕地往脸盆里舀水，他已经倒了好多盆了。放在地上的报纸已经湿了一些，但还算万幸，并未波及书架上的珍贵书刊。一家人在李铮帮助下，好歹收拾干净利索了，当天家里比较肃静，季羡林只是默默不语，没说过一句埋怨的话。第二天，全家又有说有笑了。

这都会勾引起人们无限的情思，脑海里浮起一些美丽的联想。他们来到红豆树下，在枯黄的叶子中，干瘪的豆荚上，红豆火焰似地鲜红，像撒上了朱砂，像踏碎了珊瑚，闪射出诱人的光芒。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季羡林的忍让、宽厚是学术界熟知的，真正具有一种大家的风范。他的忍让和宽厚没有艰苦的修身养性是绝对做不到的。

正当我们全神贯注地捡着红豆的时候，蓦地听到有人搓着拇指和中指在我们耳旁发出了清脆的响声。我们抬头一看：一位穿着黑色西服、身体魁梧的几内亚朋友微笑着站在我们眼前。这个人好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我们脑海里像打了一个闪似地，立刻恍然大悟：他就是塞古·杜尔总统。原来他一个人开着一部车子出来闲逛。来到植物园，看到有中国朋友在这里，立刻走下车来，同我们每个人握手问好。他说了几句简单的话，就又开着车走了。

季羡林既然深知知识分子的弱点，就时时严格要求自己，克服自己的弱点。他很重视修身养性，认为对个人来讲，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是联系在一起的，从一个人的修养到平天下，是儒家学说终极关怀的一部分。小时候，季羡林上过“修身”课，现在没有这门课，他感到非常可惜。最近几年，北京大学学生自发组织起来，搞了修身运动，季羡林非常高兴。为什么要修身呢？季羡林认为，因为人和动物的区别是动物只有本能，它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而人是有理智的，比如吃东西，如果另外一个人比你更需要这份食物，那么在人性的支配下，人会把东西让给更需要的人吃。 而人之理智也需要靠修身养性来加以培养。

他们手里的红豆仿佛增加了份量，增添了鲜艳。科纳克里的风物之美，这里人民的心地之美，仿佛都集中到这一颗颗小小的红豆上面了。它仿佛就是几内亚人民对中国人民深情厚意的结晶，连大西洋的涛声、芒果树的浓影，也都反映到这些小东西上了。

季羡林深知干知识分子这个行当是并不轻松的。在漫长的人生征途上，他尝够了酸甜苦辣，经历够了喜怒哀乐。走过了阳关大道，也走过了独木小桥。有时候光风霁月，有时候阴霾蔽天；有时候峰回路转，有时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题过名，春风也曾得过意。也有四处碰壁五内如焚之时。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这实在是见道之言。一戴上“知识分子”这顶帽子，“忧患”就开始奔来。有诗说“儒冠多误身”，一戴上儒冠就倒霉，“诗必穷而后工”，连作诗都必须先“穷”，“穷”主要是指倒霉，不是指没有钱。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例，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群体，是造化小儿加心加意创造出来的一种“稀有动物”，但中国知识分子又最关心时事，最关心政治，最爱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痛快淋漓地表达了知识分子的心声。然而知识分子的感情又特别细腻、锐敏、脆弱、隐晦，他们学富五车、胸罗万象，有时自高自大，有时又自卑自弃。 总之，知识分子的优点和弱点都是非常明显的。

科纳克里既是海之城、树之城，又是花之城。处处都是各种各样的花，就连代表团住的院子里，也开满了花，高大的树上挂着大朵的红花，篱笆上爬满了喇叭筒似的黄花，地上铺着粉红色花，烂漫纷披，五色杂陈。这些花季羡林都是第一次看到，颇有“看花苦为译秦名”之感。有一天，他忽然发现了花园众花丛中有几株五色梅，虽被挤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但仍然昂首怒放，开得兴致淋漓。

2．不断修身养性

季羡林从小种过五色梅，所以在这里见到它，觉得十分顺眼，感到十分愉快，他几乎连想都没有想，就直觉地认为它是从中国来的，感到自己是他乡遇故知，大有恋恋难舍之感了。

1993年，是季羡林一生最辉煌的年份之一。在这一年，求全之毁根本没有，不虞之誉却多得不得了。这些名誉压到他身上，使他一时无法消化，使他感到沉重。有一些称号，初戴到头上时，他自己都感到吃惊，感到很不习惯。12月30日，他获得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国家图书奖一等奖二项：译著《罗摩衍那》和《大唐西域记校注》。这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十几年中包括文理法农工医以及军事等方面共计五十一万多种图书中，在中宣部和财政部的关怀和新闻出版署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国七十多位专家的认真细致的评审，共评出了国家图书奖四十五种。这个比例数字，足以说明获奖之难。季羡林自始至终是评委，但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同获奖有份，结果是有两部书获奖。听到消息之后，他在小组会上要求撤出自己的那一本书，评委们不同意，他只得以不投自己票的办法来处理这件事。得了奖，要说自己不高兴，那是矫情，是虚伪，为他所不取。但他更多感到的是惶恐不安，感到惭愧。由于种种原因，许多非常有价值的书没能评上，自己却一再滥竽，这只能算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幸运。在这样的全国大奖面前，他没有被鲜花和赞誉冲昏了头脑，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旺盛的朝气，加大自己的工作量，来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

花木自古以来就是四海为家的。天涯处处皆芳草，没有什么地方没有美丽的花朵。原生在中国的花木传到了外国，外国的花木也传到了中国。它们由洋名而变为土名，由不习惯于那个最初很陌生的地方而变得习惯。在它们心中也许还怀念着自己的故乡吧；但是不论到了什么地方，只要一安顿下来，就毫不吝惜地散发出芳香，呈现出美丽，使大地更加可爱，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采。

成了他的座右铭， 名缰利索，对他毫无诱惑力。而对待工作和事业，则采取儒家的态度，是进取的。这也可以算是儒道互补吧！

季羡林还到金迪亚去访问，沿途山青水秀，柳暗花明，路多长，几内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就有多长。那些金黄色的大桔子，像马头那样大的不知名的水果，都引起他们的注目。

无复独多虑

西亚、非洲之行结束了，但中外人民的友谊却永远地留在了季羡林的心里。

应尽便须尽

5．日本的三次出访

不喜亦不惧

季羡林于1980年有一次，1986年有两次访问日本，其中的两次是日本友人室伏佑厚先生安排的，1986年的另一次是率代表团赴日本赠书。主要经历是室伏佑厚先生安排的这两次访问，所去的地方有东京、京都、箱根等地，他在这些地方真实地摸到了日本人民的心：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心。

纵浪大化中

季羡林自己说过：他对日本没有什么研究，又由于过去在济南遭受日本人欺凌的个人经历，对日本没有什么好感。但通过这两次访问，他改变了看法，通过与室伏佑厚一家的交往和对京都诗仙堂、箱根的参观，他仿佛真正看到了日本人的心。

对待名利，季羡林采取道家的态度，是超脱的，他是陶渊明的信徒，陶渊明的四句诗：

室伏佑厚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早在1959年，他就作为日本首相的私人秘书，陪同前首相石桥湛山来中国，与周恩来商谈中日建交的问题。从那时到现在，他已来华一百多次了。他的大女婿三友量顺博士是研究梵文和佛典的，他和他的二女儿法子和三友曾于1970年代末又一次来华。两个孩子访问北大，拜访了季羡林，当天晚上，便由室伏佑厚先生做东，在北海仿膳堂聚会。这之后，他便和季羡林有了多次联系，并于1980年邀季羡林访日，在日费用全由他负担。

我一向有一个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看法：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却不是为了吃饭。到了晚年，更是如此。我还有一些工作要做，这些工作对人民对祖国都还是有利的，不管这个“利”是大是小。我要把这些工作做完，同时还要再给国家培养一些人才。我仍然要老老实实干活，清清白白做人；决不干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事；要尽量多为别人着想，少考虑自己的得失。人过了八十，金钱富贵等同浮云，要多为下一代操心，少考虑个人名利，写文章决不剽窃抄袭，欺世盗名。等到非走不行的时候，就顺其自然，坦然离去，无愧于个人良心，则吾愿足矣。

在东京，季羡林下榻在新大谷饭店。在这里的重要经历是第一次见到了日本梵文和佛学权威、蜚声世界学林的东京大学教授中村元博士。中村元比季羡林小一岁，是宇井伯寿、和辻哲郎的弟子，著述宏丰，已出版《中村元选集》二十巨册，获得过日本文化勋章。其《比较思想论》中文版出版后，颇受中国学界推重。中村元对季羡林非常尊重，以兄事之。他经常倾囊购书以致经济拮据的佳话，使季羡林深受感动。

这种对生命的态度完全是道家的，但他对工作的态度却是儒家的，这是他八十岁时的夫子自道：

在东京，季羡林应邀到早稻田大学作了一次“东洋人之心”的学术讲演。在万丈红尘的东京住了几天之后，便在室伏先生和法子的陪同下乘新干线去京都参观，中村元已在那里等候。

我已年届耄耋，但是，专就北京大学而论，倚老卖老，我还没有资格。在教授中，按年龄排队，我恐怕还要排到二十多位以后。我幻想眼前有一个按年龄顺序排列的向八宝山进军的北大教授队伍。我后面的人当然很多。但是向前看，我还算不上排头，心里颇得安慰，并不着急。

京都是日本的故都，各种寺院不少于一千五百所。在京都的活动有两项：一是参观寺院，有名的寺院都到了；二是参加日本国际佛教讨论会，会见日本著名佛教学者。他印象最深的是在寺院里见到了一位一百多岁的老僧，谈话中，开口闭口总是提到李鸿章。季羡林对寺院的印象也很深：

季羡林深知自己已是老年人，所以也愿意观察许多别的老年人。他们中游手好闲者有之，躺在医院里不能动的人有之，天天提鸟笼、持钓竿者有之，这样的人，他绝对看不起。他欣赏那些虽然已经寿登耄耋，年逾期颐，已经向着白寿，甚至茶寿进军，但仍然勤勤恳恳，焚膏继晷，兀兀穷年的人。季羡林认为，人上了年纪，有点这样那样的病，是合乎自然规律的，用不着大惊小怪。他不想做长生梦，对老年，甚至对人生，他采取的态度是道家的。他的具体态度和立场是：

在参观佛教寺院时，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在日本当和尚实在是一种福气。寺院几乎都非常宽敞洁净，楼殿巍峨，佛像庄严，花木扶疏，曲径通幽，清池如画，芙蕖倒影，幽静绝尘，恍若世外。有时候风动簷铃，悠扬悦耳，仿佛把我们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去，西方的极乐世界难道说就是这个样子吗？

至于我自己呢，我决不这样做，我一无时间，二无兴趣。凡是我觉得好吃的东西我就吃，不好吃的我就不吃，或者少吃，卡路里、维生素统统见鬼去吧。心里没有负担，胃口自然就好，吃进去的东西都能很好地消化。再辅之以腿勤、手勤、脑勤，自然百病不生了。脑勤我认为尤其重要。如果非要让我讲出一个秘诀不行的话，那么我的秘诀就是：千万不要让脑筋懒惰，脑筋要永远不停地思考问题。

然而印象更深的是从京都到岚山的路上，在有名的“诗仙堂”里的所见。根据日本学者林罗山在1643年所写的《诗仙堂记》记载，创建人是1583年出生的石川丈山，他自然是著名的文人和书法家，受过中国文化很深的熏陶，能写汉诗。到56岁时，石川辞官建诗仙堂，将中华诗人36位的小像刻在壁上，并写诗各一首于像侧。36位诗人是：宋陈与义、黄庭坚、欧阳修、梅尧臣、林逋，唐寒山、杜牧、李贺、刘禹锡、韩愈、韦应物、储光羲、高适、王维、李白、杜审言，晋谢灵运，汉苏武，晋陶潜，宋鲍照，唐陈子昂、杜甫、孟浩然、岑参、王昌龄、刘长卿、柳宗元、白居易、卢同、李商隐、灵澈，宋邵雍、苏舜钦、苏轼、陈师道、曾几。选择的标准并不明确，排列也不严格，既选有隐逸诗、僧人诗，也有儒家诗、官吏诗，花样颇多，总的倾向是符合石川的隐逸心情。36位诗仙都是中国著名诗人，可见中国诗歌对石川影响之大，可见他沉浸于中国文化之深。

不嘀咕实指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事，从来不为自己的健康愁眉苦脸，他对有人无病装病，有人无病却幻想自己有病，十分厌恶，看了感到别扭，感到腻味。 有的人吃东西禁忌多如牛毛，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尝。吃一个苹果要消三次毒，然后削皮，削皮的刀子还要消毒，这自然不在话下，而削了皮的苹果还要消一次毒，此时的苹果已经毫无味道了，只剩下消毒药水味了。从前化学系有一位教授，吃饭要仔细计算卡路里的数量，再计算维生素的数量，吃一顿饭用的数学公式之多等于一次实验。结果怎样呢？结果是每月饭费超过别人几十倍，而人却瘦成一只干巴鸡。一个人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人生之乐呢？季羡林心想，如果再戴上放大百倍的显微镜眼镜，则所见者无非细菌，他还能活下去吗？

在诗仙堂中其他的轩堂里，还可以看到石川手书的《朱子家训》和“福禄寿”三个大字、“既绝”两个大汉字。石川深通汉诗，酷爱中国儒家思想。从诗仙堂整个气氛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文化了解之深、热爱之切。我相信，今天来这里参观的中国人，谁都会萌发亲切温暖之感，自然而然地想到中日两国文化关系之源远流长，两国人民友谊之既深且厚。回天无方，缩地有术，诗仙堂仿佛一下子把我带回了祖国，不禁发思古之幽情了。

不挑食是很简单的，容易了解，不管是哪一国的食品，只要是合自己的口味，他张嘴就吃，什么胆固醇，什么高脂肪，统统见鬼去吧。他反对那些吃东西左挑右捡、战战兢兢、吃鸡蛋不吃蛋黄、吃肉不吃内脏的人，这样挑来挑去，结果胆固醇反而越来越高。季羡林在日常生活中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平常以素食为主，偶尔吃点牛羊肉，到外边开会从来不挑食，什么都能吃，结果胆固醇从来没有高过。

诗仙堂的大门用竹竿编成，门旁的石碑上，镌刻着三个汉字：诗仙堂。门上有匾，横写三个汉字：小有洞。门内是石阶，尽处是木结构房子。园子不大，但房屋整洁，结构紧凑，庭院中有小桥流水，通幽曲径，枝头繁花，水中涟漪，林中鸟鸣，幽篁蝉声，使季羡林一下子仿佛回到了祖国，置身于江南名园之中，进入了一个清幽的仙境。小园中的中国味是那么浓烈，什么啸月楼、残月轩、跃轩、老梅关，到处是汉字匾额、堂名、轩名、楼名。这对他来说，无一不亲切，无一不熟悉，心中油然升起故园之情。

所谓“不锻炼”，决不是一概反对体育锻炼，他只是反对那些“锻炼主义者”，对这些人来说，天地，一锻炼也；人生，一锻炼也，好像除了锻炼，就没有别的事可做。他觉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工作，工作必须有健康的体魄，可以进行一定时间的锻炼，他自己年轻时喜欢打打乒乓球、游游泳，但也都不精于此道。但更为重要的是，工作必须有时间，如果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体育锻炼，而耽误了许多工作的时间，这有什么意义呢？

寺院中印象最深的还有设在京都附近奈良市的唐招提寺。这是唐代中国和尚鉴真主持过的有名寺院，现仍保留着初建时期的金堂、讲堂，还有鉴真和尚夹纻坐像和不少木雕佛像群。在这一座清静肃穆的大寺院里，到处是扶疏的花木，掩映的竹石，宛然一处人间仙境，但季羡林心中却只是思潮腾涌，片刻不停，上下数千年，纵横数千里，遍照三世，神驰四极，对眼前的景物有时候竟视而不见。他看到的只是日本人民男女老少成群结队，怀着极端虔敬的心情，到这里来参谒，他们面容严肃，脚步轻轻，唯恐惊扰鉴真高僧。鉴真为日本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把他认为能济世度人的佛法传到日本去，去日时，他在船中受难七十余次，终因海风侵袭双目而成盲圣，到今天他圆寂已经一千多年，但他仍然活在日本人民心中，天天受到他们的礼敬。

季羡林的回答是：没有秘诀，也从来不追求什么秘诀。他有一个“三不主义”，就是：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

到箱根之后，季羡林他们住在王子饭店，受到室伏佑厚先生一家的盛情款待，游览了芦湖。当时，已是晚饭过后，万籁俱寂，月色迷蒙，缕缕白烟像柳絮一般缓缓飘来，又像白练浮空，伸手即可抓到，这使他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仿佛遨游在阆苑仙宫之中。同来的中村元博士告诉季羡林，日文的“箱根”，实际上就是中文的“函谷（关）”。两次在箱根游览，自始至终都有中村元和室伏佑厚先生一家陪同，季羡林感到是一种幸福。室伏先生的外孙女叫朋子，是取自“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句中国话。这更使季羡林感到日本人民对中国感情之深，想在小孩子心中也埋下中日友谊的种子。

有人问季羡林，你健康长寿，精力充沛，有什么养生之术，有什么秘诀没有？

对日本这样一个国家，季羡林感到既陌生，又熟悉；既有神话，又有现实；既属于历史，又属于当前；既显得很远，又显得很近；既令人惊诧难解，又令人感到顺理成章。最重要的是通过访问，他看到了日本人民的心。他们几乎都有一颗对中国人民诚挚的心。他们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曾经帮助过日本这一件事，表示由衷的感谢；对于后来极少数军国主义者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又表示真诚的内疚。季羡林多次为这样一颗颗的心而感动。他感到，从我们中国人嘴里说出的和耳朵里听到的“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一句话，表示了我们中日两国人民的真诚愿望，绝不只是一句口号，更不是一句空洞的话。

但是，怪也怪在这里。季羡林虽然已近期颐， 慢性病有一点，主要是老年哮喘和白内障，然而身躯自称顽健，在2002年以前，十里八里抬腿就到，过去是早晨四点起床，现在是三点起床，每天工作又增加了一个小时。有人问季羡林，你难道就不困乏，不愿意睡觉吗？季羡林笑笑回答说，怎么不愿意睡觉，其实我很喜欢睡觉，也很愿意睡觉，但是一到时候，就好像有根鞭子抽着我，让我非起来不可，起来好干活。论文他每天能写上几千字，一篇四千字的散文《赋得永久的悔》也是一天创作出来的，他的速度和效率是毫不含糊的，别人以此为怪，他自己却颇有点沾沾自喜。小友们有人说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自己也觉得是说到了点子上，但相信自己并没有忘乎所以，胡作非为，相信自己是有自知之明的。

从三次对日本的访问中，从和室伏佑厚一家的交往中，从和中村元等人的交谈中，季羡林不仅真正地希望，而且真正地相信，中日两国人民都能互相看到对方的心，对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句话，他馨香祝之。

季羡林的情趣怎样呢？他自认为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也是兴趣不老少的人。然而事实上生活了将近百年以后，到头来自己感到自己枯燥乏味、干干巴巴，好像是一棵枯树，只有树干和树枝，而没有一朵鲜花、一片绿叶。自己搞的那一套学问，别人称之为“天书”，自己写的一些专门的学术著作，别人视之为神秘。年届耄耋之时，他也曾幻想过，想在生活方面改弦更张，减少一点枯燥，增添一点滋润，在枯枝粗干上开出一点鲜花，长上一点绿叶。然而他没有改变，直到今天仍然是忙忙碌碌，整天连轴转，“为他人作嫁衣裳”，而且退休无日，路穷有期，自己感到可叹亦复可笑！

6．泰国的皇宫和韩国的汉城（今首尔）

1．“养生无术是有术”

访问泰国是1994年的事。访问由一系列的活动组成。

二、生活情趣

季羡林先在曼谷东方文化书院作“天人合一”的讲演，受到与会者如郑彝元等先生的发言支持。然后，在陈贞煜博士、郑彝元博士的陪同下参观了泰国法政大学、朱拉隆功大学，出席了郑午楼博士举办的盛大欢迎宴会。

事实上，季羡林对这些友人也是非常仁慈的，他有几次拿出自己的稿费接济李铮，四川小保姆张淑贞和她的儿子都在家里住，儿子余波在北大二附中上高中，一天在家吃三顿饭，学费、杂费均由季羡林负担，每月还有50元钱的零花，当然，张淑贞的工资是照付的。至于对友人和学生在业务上的指导和提携，季羡林就更是做到无微不至地关心了，只是他从来不说，正是铁皮暖瓶：外皮是凉的，内心是热的。

季羡林作为贵宾，参加了华侨崇圣大学的开学典礼。出席者多为各方显贵、各国驻泰国使者，因此场面极为庄严隆重，又因为国王要御驾莅临，更使场面的气氛紧张而又热烈。在这次会上，季羡林由陈贞煜博士介绍，先和德国驻泰国大使用德国茄门话寒暄，又与印度驻泰国大使用英文聊天。之后又由郑午楼介绍给国王陛下。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季羡林连遭不幸，1989年3月1日，婶母老祖陈绍泽患肾功能衰竭去世，1992年6月23日，女儿婉如因患直肠癌去世，1994年12月6日，夫人彭德华去世。儿子季承不在身边，他在市里有自己的工作。孙子、孙女都在美国，外孙在加拿大。女婿何颐华后也于1996年8月去世。季羡林的亲属还有妻弟彭松夫妇，外甥彭红在北京，也难得一年里聚个一两次。所以，一些非亲属关系的友人，就担负起照顾季羡林的责任来了。

最让季羡林感怀的是参观皇宫。因为他到过四十多个国家，看到的皇宫不少。北京的故宫自不用说，印度仅莫卧儿王朝皇宫，就看过两个：阿格拉的红堡和德里的红堡。红堡都是用红色岩石筑成，建筑风格是伊斯兰式的，简单明了，线条清晰，令人一目了然，毫无拖沓繁复浓得化不开之感；所有拱门，不论大小，所有窗子，不论大小，上端都是桃形，也是典型的伊斯兰风格。在俄国，有克里姆林宫；在德国，有弗雷得里希大帝的“无忧宫”，他也都看过。

我这个老态龙钟的耄耋老人，虽然还并没有丧失照顾自己的能力，但是需要别人照顾的地方却比比皆是。属于我孙女一辈的小萧和小张，对我的起居生活，交际杂务，做了无微不至的充满了热情的工作，大大地减少了我的后顾之忧。我们晨夕相聚，感情融洽。在这里，我不想再用“宛如家人父子”一类现成的词句，那不符合我的实际。加紧的词儿我一时也想不出来，请大家自己去意会吧。除了她俩，还有天天帮我整理书籍的、比萧和张又年轻十多岁的方方和小李。我身处几万册书包围之中，睥睨一切，颇有王者气象。可我偏偏指挥无方，群书什么阵也排不出来。我要用哪一本，肯定找不到哪一本。“只在此室中，书深不知处。”等到不用时，这一本就在眼前。我极以为苦。我曾开玩笑似地说过：“我简直想自杀！”然而来了救星。玉洁率领着方方和小李，杀入我的书阵中。她运筹帷幄，决胜斗室，指挥若定。伯仲伊吕，大将军八面威风，宛如风卷残云一般，几周之内，把我那些杂乱无章、不听调遣的书们，整治得规规矩矩，有条有理。虽然我对她们摆的书阵还有待于熟悉；可是，现在一走进书房，窗明几净，豁然开朗。我顾而乐之，怡然自得，不复再有“轻生”之念。我原来想：就让它乱几年吧，等到我的生命划句号的时候，自然就一了百了了，哪里会想到今天这个样子！此外，在我这种孤苦伶仃、举目无亲的生活环境中向我伸出友谊之手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我的学生忠新夫妇、保胜、邦维夫妇，我的助手李铮夫妇，等等，等等。我心头常常涌出一句诗：“此时无亲胜有亲”，可见我的心情之一斑。

各国皇宫都有各自的特点，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它们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中国皇宫气象万千，巍峨雄伟，大气磅礴，庄严威武，惊心动魄，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属于阳刚之美。无忧宫和红堡，气势稍差，格局狭隘，可以近观而不宜远望，雕梁画柱，墙上、柱上，镂金错彩，镶宝嵌玉，盈尺之中，有无限风光在，差堪归诸阴柔之美。而到泰国皇宫门口之时，在潜意识中对各国皇宫加以对比，产生了一种德国接受美学学派所说的“期望视野”，隐隐约约地想找到类似于中国故宫的东西。

其他帮助季羡林的人，还有萧淑敏，张淑贞、李玉洁、方方等人。对她们，季羡林也充满了感激之情。

我脑海里似乎就晃动着北京故宫的影像，上面还罩上了一层极薄极薄的无忧宫和红堡的影子。踏进了大皇宫的大门，然而，第一个印象就带给我了一点淡淡的失望：宫门一不巍峨，二不精致，只是比普通邸宅的大门大了一些，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走了进去，庭院也并不宽敞。这同我的期望，即使是朦胧的期望吧，是有极大的距离的。我真感到失望，感到落漠（寞）。然而，当我走近一些宫殿时，我看到一些柱子上镶嵌着宝石之类的东西，闪出了炫目的光辉。墙壁上则彩绘着壁画，烟云缭绕，宫阙巍峨，内容多半是《罗摩衍那》中的故事。原来泰国王室与罗摩有什么渊源，所以印度古代英雄罗摩十分受到崇敬。皇宫里壁画上画着罗摩的故事，也就丝毫不足怪了。我的眼前豁然开朗，目为之明，耳为之聪，深悔刚才的失望与落漠（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