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业余生活 (第4/5页)

李铮不光自己，连夫人徐淑燕也出过不少力帮助季羡林一家。季羡林老伴彭德华住医院，是徐淑燕一直守在医院，27个小时没合眼，尽职尽责服侍季羡林夫人。是徐淑燕帮助季羡林买书橱，骑自行车跟在送货的三轮车后面，一直把书橱送到朗润园宿舍。

之后是走进崇高宏伟的玉佛宫。这里金碧辉煌，香烟缭绕，殿非常高，仰头上望，宛如走进欧洲哥特式大教堂，藻井高悬云端，一尊庞大的玉佛，高踞在神龛里，慈眉善目，溢满慈悲。季羡林眼看着陈贞煜博士跪在大理石的地上礼拜佛，他自己虽然不信任何宗教，但对真诚信仰任何宗教的人都怀有敬意，除了个别的阴森古怪的邪教外，任何宗教都是教人做好事的。像陈贞煜博土这样一位泰国知名政论家及法学者，历任泰国法官、法政大学校长、法学院院长、国会议员及制宪委员，担任着世界薄伽梵圣诗联盟副主席、法政大学教授，精研法律哲学、民法及比较法，对孔子学说也有独到见解，但他照样也在这里虔诚地礼佛，而季羡林坐在大理石地上，立即也感到神清气爽，颇能分享大殿中跪在地上的善男信女的天福了。

1980年，校方考虑季羡林书太多，破例分给他两套六间住房。但季羡林子女都住在市里，家中只有季羡林、老伴和老祖，难以照顾另一套住房。从那时起，李铮就主动提出，自己晚上可以来这套房住，帮助照顾。到季羡林外孙大学毕业留京工作，每天来家里住宿，李铮才结束了在这套房里“看家”的任务，时间长达七八年。

在曼谷，季羡林还参观了杨海泉开办的泰国北榄鳄龟湖动物园和周镇荣创建的奇石馆。泰国的华侨华裔，知名者颇不少，郑午楼博士是公认的华人领袖，著名银行家、慈善家，曾荣获泰王御赐一级白象大绶勋章。他通晓泰、中、英文，担任过泰国银行公会主席、泰国国家文化委员会委员，泰国中华总商会和美国旧金山潮州会馆永远名誉主席、会长。他还热心倡导中华文化，对泰华侨社会有重大贡献。郑彝元博士也热心中国文化研究，著有《儒家思想导论》，是海外研究儒学的重要著作。杨海泉和周镇荣自然也是华人中的佼佼者。这些著名华人，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

然而李铮还不仅在学术上协助季羡林，在生活上也帮助季羡林。

绍述文化今鉴古——

实际上，熟悉季羡林的人都知道，影响和帮助季羡林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漏掉季羡林的助手李铮。不少人都听季羡林说过，李铮是一个现在很少见的天生不会讲谎话的人，没有他，我会分很多心。 可以明确而肯定地说，在季羡林的学术贡献里，也有李铮的一份功劳。

卿云霭霭，邹鲁遗风。

最后但不是最小，我还要提到李铮同志。他从17岁起就同我一起工作，除了中间有几年的间断以外，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作为我的助手，他帮助我查阅资料，借阅书籍，誊清一些稿件。我常开玩笑说他有一种“特异功能”，他能认清别人难以认清的我那一些手稿。但我最初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全部本领。他受的教育并不高。但他是一个聪明人，我逐渐发现他对现代汉语有一种特别灵敏、特别正确的语感，与他同年龄的人很难比得上他，尽管受的教育比他高得很多。他这个人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认真努力，一丝不苟。他有时帮我推敲词句，往往能提出精辟的见解。有时帮我做一些琐事，给我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常想，他对我的帮助等于延长了我的寿命。如果没有他的协助，我决不能做现在做的这些工作。只说一句感谢，难以表达出我的心情，但现在也只能这样说了。

作圣齐贤吾辈事，

从17岁到去世，这么长的时间一直在季羡林身边工作，一方面他从季羡林身上学到治学和做人的道理，耳濡目染，境界不断提高，从一个中学生成长为一名北京大学的副研究馆员，这个转变是相当不易的。另一方面，李铮一直默默地奉献着，不为名不为利，为繁荣祖国的学术事业任劳任怨，季羡林对他从内心里感激不尽，在几部书里都提到李铮，感谢李铮，在《罗摩衍那译后记》里，他意味深长地说：

民胞物与，人和政通。

把过去五十多年间写的散文集成这样一个集子，是一件非常繁难的工作。稿子的收集与整理，都非常不容易。特别是解放前写的东西，有的我有存稿，有的没有；刊出这些文章的刊物有的能找到，有的就找不到。因此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的工作，才能把想收集的文章收集起来。目前我自己的精力与时间都不允许我做这样的工作，结果这些工作就落到了李铮同志肩上。他以他那种独特的细致深入的工作作风，把这个任务完成得非常完满。我可以这样说，没有他的努力，这个集子是编不成的。

世变沧桑俱往矣！

在学术方面，李铮和令恪一起编成《季羡林著作系年》，还以自己那特有的细致认真的态度来帮助季羡林整理稿件，有了李铮的协助，季羡林得以从二百多万字的学术论文中，选出十七篇，编成《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李铮又和胡乃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校出了一些错误或者不确切的地方，在重新出版的著作中都一一加以改正，这部论著的可靠性增加了，是一个很大的收获，这其中就有李铮的一份贡献。 李铮又协助季羡林编成《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一书，东方出版社编《留德十年》中的《欧行散记》，人民日报出版社编散文集《赋得永久的悔》，江苏文艺出版社金林编成的《季羡林自传》，都得到过李铮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至于北大出版社出版《季羡林散文集》，更是由李铮全力以赴帮季羡林收集整理的，季羡林对李铮的工作感铭至深，他说：

忠荩毋我，天下为公。

在东语系办公室一直干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李铮转到北京大学附小教书，到1978年，重回东语系，被任命为季羡林的专职助手，季羡林就是在这一年开始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兼任南亚研究所所长。从这时开始，李铮协助季羡林做了大量工作，得到季羡林极高的赞誉。

静、安、虑、得，勤观照，

后来系里组织学习《实践论》，李铮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季羡林便鼓励他发言，在一再催促之下，李铮希望解释一下里边的“道听途说”是什么典故，季羡林笑眯眯地讲了这个成语的出处和含义。

辉煌禹甸，乐见群龙。

一进系办公室，虽然环境不错，但一个极为幼稚的孩子，跻身于一大堆知识分子中间，有时是并不自在的。李铮是个铮铮的汉子，自尊心特强。李铮就在季羡林指派下做些事，每做完一件事，总是得到长辈的鼓励。事做完，就看书，学打字。好强的李铮无法摆平自己的位置，难免有些自卑感，一到这时，季羡林便鼓励他振奋起来。有一次，全系师生合影，地点在沙滩孑民堂前，那里摆好了一排椅子，椅子后是一层比一层高的凳子，显然椅子是给教职工坐的，凳子是学生站的。李铮看了这种布局，心里犯了嘀咕，当学生吗？不够资格，当教职员吗？更不敢当了，于两难境地中，他最后选择不去照相，季羡林出面劝说半天，李铮还是未参加这全系的第一次合影。季羡林只得无可奈何地说：“唉，你这个人啊！”

忠孝礼义仁为本，

李铮1933年生于北平，初中毕业因家庭生活困难便失学。十七岁时，来到东语系，在系办公室工作。那是1950年。从那时到现在，除“文革”中的一段时间外，李铮几乎都在季羡林身边，从1978年起成为季羡林的助手。

发聋启聩新民丰。

在季羡林的亲友故旧中，李铮是一位非常难得的人。

从杨海泉先生的这首词里，季羡林看到了泰国华人的奇迹般的伟大事业，给寰宇的炎黄子孙增添了光彩，给世界文化增添了光彩，给炎黄文化增添了光彩，给泰华文化增添了光彩。他由衷地感激他们。

5．助手李铮和其他人

季羡林的两次韩国之行，都是到汉城（今首尔）。不论是1991年中韩建交以前的那次，还是1995年的这一次，他对汉城的记忆，不用粉刷，依然如新，情景巨细，历历在目。韩国经济腾飞之迅猛，工业技术之先进，农村田畴之整齐，山川草木之葳蕤，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汉城的摩天高楼耸入蓝天，马路上车水马龙，日夜不息。深夜灯火光照夜空，简直可与东京有名的银座相比，更令他难忘的是韩国人民之彬彬有礼，韩国朋友之眷眷情深。但是，金俊烨博士的盛情款待也好，汉城的美丽、繁华也好，虽免不了增加他内心的激动，可在他的心灵深处涌现出来的，却是怀乡思家之情，其势汹涌澎湃，不可抗御。

从一开始认识，季羡林便和许国璋一见如故，一见倾心，他们成了知己的朋友。到1994年9月，北京外国语大学来电话告知，许国璋教授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季羡林不禁“哎哟”了一声。他这种不同寻常的惊呼，在过去相同的场合下，是从来也没有过的。许国璋的去世对他打击之剧烈是可想而知的，其背后蕴含着极为深沉的悲哀，有如被雷击一般，是事前绝对没有想到的，便只有惊呼“哎哟”，表示其哀悼之意了。遗体告别的那天，人们劝季羡林不用去了，但他心里想的却是，这最后一面无论如何也是要见的，即使不能走，爬也要爬到八宝山。到了八宝山，当他看到许国璋安详地躺在那里时，他泪如泉涌，真想放声痛哭一场。他想到从此人天睽隔，再无相见之日了。旧雨新知之情，溢于言表。

这一切都说明，不管是在德国的十年，还是四十多个国家的亚、非、欧三大洲访问，外国再好，也不如自己的祖国，这又应了季羡林的那句话：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越是在和祖国文化联系多的外国城市，越容易勾起他的思乡思家之情，在汉城一切美景似乎都吸引不住他，就是这种怀乡思家之情在作怪。他的根在中国，因此他最近几年立下宏愿大誓：除非万分必要，不再出国。他更愿意去的地方，是祖国各地，家乡故里，那里留下了他更多的足迹。

在这样的一次祝寿会上，季羡林周旋在男女老少至少有五六百人的人流中，眼前仿佛是一个春天的乐园，每一个人的笑容都幻化成一朵盛开的鲜花，姹紫嫣红，一片锦绣。季羡林站在台上讲话的时候，心中一时激动不已，眼泪真欲夺眶而出，竟至保持了片刻的沉默，简直说不出话来。在场的新老朋友，无不感动不已。

四、华夏足迹

我们一见面，仿佛有什么暗中的力量在支配着我们，不禁同时伸出了双臂，拥抱在一起。大家都知道，这种方式在当前的中国还是比较陌生的：可我们为什么竟同时伸出了双臂呢？中国古人说：“诚于中，形于外。”在我们两人的心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早已埋下了超乎寻常的感情，一种“贵相知心”的感情。在当时那一种场合下，自然而然地爆发了出来，我们只能互相拥抱了。

1．祖国各地

后来，在季羡林八十华诞庆祝会上，正当他为冯至、吴组缃的到来既高兴，又忐忑不安，感动得手忙脚乱，一时竟说不出话来的时候，出他意料，许国璋也带着一个大花篮来了。于是一个热烈的场面便产生了：

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长白山麓，敦煌石窟，香港澳门，家乡故里，……都留下了季羡林的足迹。他去祖国各地，或是参加重要学术会议，或是应邀讲学。

许国璋带的硕士生、博士生毕业答辩，有几次是约季羡林充当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主持完了答辩，许国璋请他在自己住宅附近的一个餐厅里吃饭，有一次吃的是涮锅子。许国璋也到季羡林家里去过几次，他们推心置腹，无话不谈，谈论彼此学校的情况，谈论当前中国文坛，特别是外国语言文学界的新情况和新动向，谈论当前的社会风气。他们对有些青年学子出国留学不归尤其担忧，许国璋特别讲到，一个黄脸皮的中国人，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除外，在种族歧视风气浓烈的美国，除了在唐人街混，或者同中国人来往以外，美国社会是很难打进去的。有的中国人，毕生不说英文，也能在美国过日子，那样的中国人把一块中国原封不动地搬过了汪洋浩瀚的太平洋，带着鸡犬，过着一种同在中国完全一样的日子，笑骂由他笑骂，好饭仍自吃之，究竟有何意义呢？说到这里，季羡林与许国璋都禁不住唏嘘不已，心情非常沉重，欲哭无泪，虽然自己不是“楚囚”，也无“明昌”可话，但却感到“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

季羡林所到之地，不管是大西南的昆明、西双版纳、石林，还是大西北的天池、火焰山、敦煌；不管是东北的长白山、延吉，还是西北的西安、兰州；不管是华南的香港、深圳、澳门，还是华东的上海、南京、绍兴，还是华北的北戴河……，他都一往情深，对祖国大好河山倾注了无比的热爱，他歌颂过春城昆明、鬼城丰都、上海的菜市场、瑶琳仙境的富春江、延吉风情、陕西扶风县的法门寺，还有黄山、石钟山、虎门炮台……

许国璋在自己的小花园里种了荷兰豆，几次采摘一些最肥嫩的，亲自送到季羡林家里。这些当时尚珍奇的荷兰豆，嚼在自己嘴里，到底是什么滋味，季羡林觉得用平常的词汇来形容，什么“鲜美”，什么“脆嫩”，都是很不够的。只有用神话传说中的“醍醐”，只有用梵文中的“不死之药”一类的词儿，才能表达其中蕴涵着的醇厚友情于万一。

尽管各地风景各异，姿态万千，但季羡林都能从中读出一片爱国心，读出一片自豪情。

与许国璋的来往，也是从一起编大百科全书以后才开始多起来。从那次乘公共汽车去北京外国语大学找许国璋以后，他们经常来往。

在西双版纳，他爱那里的清晨，爱那里的月夜，爱那里的白云，爱那里的青山：

姜椿芳对中国传统绘画和书法也极感兴趣，一切都表明，他是一个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人。因此，季羡林与他合作编纂大百科全书，一直很愉快。季羡林直觉地感到，他还有不少出版计划要拉自己共同去实现。季羡林默默地期待着，期待着，但是没料到，他竟遽尔归了道山。他真正实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季羡林祝他永远安息。

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北方正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里却风和日暖，花气袭人，大概只能算是一个春季吧。我最爱这里的清晨。当一百只雄鸡的鸣声把我唤出梦境的时候，晓星未退，晨星正浓。各种各样花草的香气，在雾中仿佛凝结了起来，成团成块，逼人欲醉。我最爱这里的月夜，月光像水一般从天空中泻下来，泻到芭蕉的大叶子上，泻到累累垂垂的木瓜上，泻到成丛的剑麻上，让一切都浸在清冷的银光中。芭蕉的门扇似的大叶子，剑麻的带锯齿的叶子，木瓜树的长圆的叶子，阴影投在地上，黑白分明，线条清晰。我最爱这里的白云，舒卷自如，变化万端，流动在群山深处，大树林中；流动在茅舍顶上，汽车轮下。它给森林系上腰带，给群峰戴上帽子。每当汽车驶入白云中的时候，下顾溪壑深处，白云仿佛变成了银桥，驮着汽车走向琼楼玉宇的天宫。我最爱这里的青山。簇簇拥拥，层层叠叠，身上驮满了万草千树，肚子里藏满了珍宝奇石，像是一条条翠绿的玉带，环绕着每一个坝子，千峰争秀，万壑竞幽。——我最爱这，我最爱那，我最爱的东西是数也数不完的。

季羡林和姜椿芳相熟是在中国大百科出版社成立之后，并渐渐了解到姜椿芳不但为大百科呕心沥血，而且对其他文化事业也很关心。姜椿芳自己是知识分子，了解知识分子，爱护、团结知识分子，关心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心情。他曾多次对季羡林谈到在中国出版学术著作困难的情况，以及出书难但买书也不易的情况。他也热心提倡中国的优秀剧种昆曲，多次给季羡林寄票，让他去欣赏昆曲演唱会。

在绍兴，季羡林在鲁迅小时候的天堂——百草园里，看到的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东西和地方，但他觉得这些都是极其不平常的东西和地方，这里的每一块砖、每一寸土、桌子的每一个角、椅子的每一条腿，鲁迅都踏过、摸过、碰过，他从这些东西想到了鲁迅那战斗的一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仿佛成了一块铁、一块钢、一块金刚石，刀砍不断，石砸不破，火烧不熔，水浸不透，凛然立于宇宙之间，给人带来无限的鼓舞与力量。

所以，季羡林交朋友，绝不追求表面的左一握手，右一点头，如鱼得水，畅游无碍，他奉行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原则。他与姜椿芳、许国璋的交往，就属于这种情况。

在敦煌，季羡林虽然没有看到崇山峻岭，幽篁修竹，看到的只不过是几个人合抱不过来的千岁老榆树，高高耸入云天的白杨，金碧辉煌的牌楼，开着黄花、红花的花丛，但给他的印象却是沙漠中的绿洲，戈壁滩上的明珠，一片淡黄中的浓绿，一个不折不扣的世外桃源。他看过了敦煌莫高窟的千佛洞，那种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五光十色、云蒸霞蔚的景象；想到的是艺术家们前后共画了一千年，不知流出了多少汗水，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才给后人留下了这些动人心魄的艺术瑰宝。一想到先人的这些业绩，总感到无比兴奋、震惊、感激、敬佩，他也想到今天在敦煌创业的几十位工作人员，他们在这偏僻的沙漠里，忍饥寒，斗流沙，艰苦奋斗，十几年，几十年，为祖国，为人民立下了功勋，为世界上爱好艺术的人们创造了条件，使敦煌学在世界上成为一门热门的学科。

我因此悟到：交友之道，盖亦难矣。其中有机遇，有偶合，有一见如故，有相对茫然。友谊的深厚并不与会面的时间长短成正比。往往有人相交数十年，甚至天天对坐办公，但是感情总是如油投水，决不会融洽。天天“今天天气，哈，哈，哈！”天天像英国人所说的那样像一对豪猪，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天天在演“三岔口”，到了成不了真正的朋友。

在兰州，他想到甘肃是我国文化宝库之一，敦煌的大名久已蜚声国际，而另一个宝库拉卜楞寺则国内、国际知者甚少，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实际上，那里收藏的大量藏文文献，不但是我国的国宝，而且是世界之宝。拉卜楞寺的建设和文物保护理应得到关心，使它同敦煌一样放射出辉煌的光芒。在兰州，季羡林参加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与全国第一次敦煌学术讨论会。在这次会上，有一种传言，说一位日本学者曾在南开大学的讲坛上说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话，引起中国学者的不满。会前会后有些学者之间发生了一些争论，有些地方上的代表希望确立他们从事敦煌研究的主导、核心地位，另外一些代表则认为，敦煌学作为一门全国性、世界性的学问，不能拘于一域。

季羡林一生阅历极为丰富，到过四十多个国家，在国内，足迹也遍及大江南北，像这样的阅历，本应广交天下朋友，但情况并非如此。他确实交了一些朋友，一些素心人，但数目不是太多。他自己检查，是天生一个内向的人，因此自谓是性情中人。季羡林道出其中的玄机，说：

季羡林在这次会上提出，日本学者的话虽然有偏，但却可以鞭策我们奋起、团结，努力开拓我国敦煌学研究的新局面，但不能因此也提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地方主义的口号来。敦煌吐鲁番再加上古代藏文文献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的显学。几十年来，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确有成绩，但是同我们国家的地位比较起来，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全国各地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学者都有热切的愿望，要求组织起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团结协作，振兴中华。所以，他一再强调：“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此语一出，中外学者无不折服。经过审慎的努力，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多位学者，终于完成了国内学术界的大事，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使中国的敦煌吐鲁番研究在不远的将来，取得巨大的成功，为祖国争取更大的光荣。

4．旧雨新知

在吐鲁番的火焰山下，季羡林看着百里戈壁，寸草不生，遍布沙粒。极目天际，不见人烟。阳光毫无遮拦地照射在这些沙粒上，每一粒都闪闪发光，仿佛在喷着火焰。火焰山上面没有一点绿的东西，没有一点有生命的东西。石头全是赤红色，从远处望过去，活像是熊熊燃烧的火焰，这不是人间的火，也不是神话中天堂里的火或地狱里的火，这是火焰已经凝固了的火，纹丝不动，但却猛烈；火焰不高，但却团聚。整个天地，整个宇宙，仿佛都在燃烧，人就处在这上达苍穹、下抵黄泉的大火之中。看着这一切，季羡林很不理解，为什么当年竟在这样一个酷热似地狱的地方建筑了一座高昌城，而唐朝玄奘，就在去西天取经途中路过高昌。玄奘当年在这里是什么情景，他想象不出，但他大概每天也就奔波于一片淡黄、一片酷热之中。他一时忍不住发思古之幽情，对玄奘的这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伟大功绩，备加称赞。

季羡林的最后一位“剑客”朋友林庚，也已经去世。他在世时手已有些发颤，但在几年内依赖助手，仍将《中国文学简史》修改再版，了却了他自己的一个大心愿。

季羡林畅游黄山，那里景色之奇丽瑰伟，使他大为惊叹，窃念大化造物，天造地设，独垂青于中华大地，那里的四大奇景：奇松、怪石、云海、温泉，松有迎客松、送客松、蒲团松、连理松、扇子松、黑虎松、团结松、飞虎松、双龙松、龙爪松、接引松，无不千姿百态，石破天惊，违反了一切树木生长的规律，把大根、小根、粗根、细根，一古脑地、毫不隐晦地、赤裸裸地摆在石头上，让人不得不称奇。怪石有名的就不可计数，什么虎头岩、郑公钓鱼台、莺谷石、碰头石、鲫鱼背、羊子过江、仙人飘海、仙桃石、蓬莱三岛、鹦哥石、飞鱼石、飞来石，……不一而足，五花八门，名目繁多，更为黄山增添光彩。云海有北海、西海、天海、前海、后海，再加上一进山就看到的温泉，组成了一幅黄山组画。只见它大则气势磅礴，神笼宇宙；小则玲珑剔透，耐人寻味，既有阳刚之美，又有阴柔之美，这真是灵气所钟。在黄山这样一个灵气所钟的地方，他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无比骄傲与幸福，他因此而更加热爱我们这块土地，更热爱我们这一个国家。

1994年元旦的时候，季羡林还潜心默祷，祝吴组缃早日康复，参加再一次的聚会。怎么也没想到，一个月不到，吴组缃已经永远地走了。听到这个消息，季羡林虽然对这个花花世界确已看透，名缰利索的控制也已经微乎其微，想努力做到宋人蒋捷在《虞美人》的词里所说的“悲欢离合总无情”，但是他遇到伤心之事，怎么也不能“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不能“总无情”，而是深深动情。他感叹道，生而为人，孰能无情？一个“情”字，不就是人之所异于禽兽者的那一点“几稀”吗？

到富春江边，季羡林很自然地背诵起从小就能背诵的梁代文人吴均的一篇名作《与宋元思书》：

1994年，季羡林想再组织一次聚会。但吴组缃已经病重住进了医院，再也不能出院。本来几年里他已经几次进出医院了，却都是逢凶化吉，走出了医院。每到这时，季羡林看到后湖池塘边上一个戴儿童遮阳帽的老人，坐在木头椅子上，欣赏湖光塔影，心里就为朗润园里的这一景而高兴。这一次，他也希望老友能再次出院，结果希望落空，吴组缃永远地走了。面对着偌大一个燕园，风光旖旎如旧，杨柳依依如旧，湖水潋漪如旧，贤俊灿如列星如旧，但少了一个吴组缃，一个平凡又不平凡的老人，他的心里便感到不可名状的空虚寂寞，如果名园有灵，也会感到空虚寂寞的。

风烟俱静，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峰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业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束条交映，有时见日。

正像人们常说的，季羡林是铁皮暖瓶，外面冰冷而内心极热，他心中始终没有忘记老友们。他想着胡乔木的那一句话：老朋友见一面少一面了。所以1993年他出面邀请了六七位有五六十年友谊的老朋友聚了一次，吴组缃、林庚、邓恭三（广铭）、周一良都在其中。老友们的兴致都很高，难得浮生一夕乐。大家都白发苍苍了，但都兴会淋漓。在觥筹交错中，他不禁想起了两个人，一个是李长之，一个是胡乔木，清华的“剑客”于今已飘零成广陵散了。

背到这里，他感到富春江也是天地的精英，是灵气之所钟，这样的瑶琳仙境，同样使他惊叹。祖国大地，江山如此多娇，他的幸福之感，骄傲之感，便油然而生。眼前的富春江，更增加了明丽，增加了妩媚，仿佛是一条天上的神江了。

那一次会上，还来了许多年长于我或少幼于我的老朋友，比如吴组缃（他是坐着轮椅来的）、许国璋等等，情谊深重，连同所有的到会的友人，包括我家乡聊城和临清的旧雨新交，我都终生难忘。我是一个拙于表达但在内心深处极重感情的人。我所有的朋友对我这样情深意厚的表示，在我这貌似花样繁多而实单调、貌似顺畅而实坎坷的生命上，涂上了一层富有生机、富于情谊的色彩，我哪里能够忘记呢？

在深圳，季羡林参加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参观了深圳大学、沙头角、蛇口特区、西丽湖度假村、银湖度假村、深圳湖游乐园、香密湖度假村，以及当时全国最高的建筑53层的国贸大厦，他心潮起伏，思绪万端。他想的最多的是人们的思想必须赶上形势的发展，人的思想最容易保守，许多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观念、想法，往往被认为是真理、准则，正确无误，甚至神圣不可侵犯，用不着改变，也改变不了。然而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世界却是日新月异，现在是大家都承认的“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缩短，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必须改变旧观念、旧想法，接受新概念、新想法。参观深圳，季羡林受到的启发是更新知识更新观念，以此激励自己不断进取，不断开拓。

季羡林自然也没想到，83岁的老友吴组缃，顶着烈日，坐着轮椅也来了。老友相见，分外激动，在场的朋友们也无不为之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