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业余生活 (第5/5页)

2．还乡时的快乐

全场对诗人的激情报以热烈的掌声。

对于自己的故乡临清、济南，季羡林更有无限的深情。

你的田地是时间！

从六岁离开临清后，他虽也回去过，但时间极短，一直到1982年，他才真正到故乡畅游了一番。

——时间是你的财富，

在聊城，在临清，有许多事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所见所闻，触目快意。他的心有时候激动得似乎要蹦出来。他一向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自己的祖国，一想到自己家乡的穷困，一想到中国农民之多、之穷，他就忧从中来。他曾用稿费捐助过家乡，但始终想不出什么办法，让他们很快地富裕起来，为此他不知经历了多少不眠之夜。这一次还乡，他忽然发现，他的家乡也可以说是全中国的农民富起来了的一个缩影，他觉得自己的家乡从来没有这样可爱过，自己的祖国从来没有这样可爱过，浓烈的幸福之感，油然传遍了他的全身。

你的产业是这样美，这样广，这样宽

在临清市招待所，他看到的是南国的青翠和红艳，再也没有过去的黄色和灰色。作为一个学者和教育家，他参观了临清一中和聊城师范学院之后，怎么也按捺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临清一中的男女学生们坐在课桌旁，鸦雀无声地在学习，个个精神专注，在读着什么，写着什么，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聊城师范学院是聊城地区的最高学府，虽然还存在创业维艰的情况，还存在非常多的困难，甚至聊城这地方，有点闭塞，有点土气，学院很小，显得有点幼稚，生活条件有困难等等，但是闭塞中有开通，土气中有生气，有生气，就有希望，就有未来，微小中有巨大，幼稚中有成熟，未来的希望也就蕴藏于其中。因此，季羡林衷心祝贺聊城师范学院。他的这次还乡，是十分快乐的。

到了8月6日这天，北大电教中心大楼四百多座位的报告厅里，座无虚席。那一天正是北京三伏天中最热的一天，季羡林怎么也没有想到，86岁高龄的冯至先生大老远从城里赶来了，颤巍巍地上台发言，季羡林抢先下台搀扶，诗人冯至将歌德的诗句改换人称，大声朗诵：

我真觉得，我的家乡是非常可爱的。我虽然不能同街上的每一个人都谈谈话，了解他们在想些什么，但是，从他们的行动上，从他们的笑容上，我知道，他们是快乐的，他们是满意的，他们是非常地快乐和满意的。我的眼睛一花，仿佛看到他们的笑容都幻化成了一朵朵的花，开放在我的眼前。笑容是没有颜色的，但既然幻化成了花朵，那似乎就有了颜色，而这颜色一定是红的。……于是我眼前就出现了一片繁花似锦的景象，灿烂夺目，熠熠生辉，残留在我脑海里的那种灰色，灰色，弥漫天地的灰色，一扫而光，只留下红彤彤的一片，宛如黎明时分的东天的朝霞。

1991年，东方学系庆祝季羡林八十大寿，季羡林提出一个要求，凡是比自己大的学者，一律不要惊动，不要邀请。

对济南的感情同对临清一样深，这是他生活了十三四年的第二故乡，济南市的每个地方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自不用说，北园、南关佛山街，都是他一往情深之地。他多次回到济南，并写下了怀念济南的人和事的文章，《我和济南——怀鞠思敏先生》、《怀念衍梁》、《怀念丁声树同志》、《忆念胡也频先生》、《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何仙槎（思源）先生与山东教育》。从解放初期起，他就和何思源先生同为北京的山东中学校董会成员，念念不忘为山东教育出力。

“三剑客”平常很难凑在一起，胡乔木去北大同去拜访林庚的那次，本来有机会相聚一次，但是电话打到吴组缃家，好久也没有人接，吴组缃已经高卧不起了。“三剑客”失去了一次大团圆的机会，以后再也没有团圆过。

1996年，在他八十五岁生日过后两个多月，他于10月11日又一次回到了济南，来参加为山东大学九十五周年校庆献礼举行的《传世藏书》赠书仪式。在赠书仪式上，他动情地说：我是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回到母校的，所以一方面是客人，一方面也是主人。回到故乡，回到母校，心里非常激动，古人说：少小离家老大还，乡音未改鬓毛衰，我现在可是乡音、鬓毛都改了呀。他把自己担任总编的《传世藏书》一百二十三巨册，赠送给自己的母校山东大学，为自己的母校建设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季羡林、吴组缃、林庚、李长之都有共同的爱好，喜欢文学，虽然并不在一个系，却是好朋友，成了有名的“四剑客”。李长之不在北大工作，而且已于1978年走了。而剩下的“三剑客”在院系调整之后又聚在一起，都在北大工作了。这时，“三剑客”都已成为中年人，家事、校事、国家事，事事萦心，当年的锐气已经磨掉不少，非复昔日之狂纵。他们三人平常难得见一次面，见面往往是在校内外召开的花样繁多的各种会议上。他们一见面，大家哈哈大笑，个中滋味，外人是不足以知道的。“文革”期间，季羡林与吴组缃在“牛棚”中还是“棚友”，就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但是不论何时，“三剑客”都没有颓唐，仍然在各自的领域里辛勤耕耘，晚年也不甘人后，“日暮行雨，春深著花”，仍忙个不停，都有所建树，都是北大乃至全国的知名教授。“三剑客”中吴组缃最大，生于1908年，林庚第二，生于1910年，季羡林是最小的。吴组缃和林庚在文学界都是大名盈宇宙的，有传世之作。

季羡林曾在1992年为临清一中校庆题词：

3．同在燕园的昔日清华“三剑客”

春风化雨

胡乔木的死，无疑在季羡林心灵中增加了一份极为沉重的负担，他有没有办法摆脱这一负担呢？他自己说不出，他怅望着苍天，想得很远很远。

追踪杏坛

平心而论，乔木虽然表面上很严肃，不苟言笑，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六十年的宦海风波，他不能无所感受，但是他对我半点也没有流露过。他大概知道，我根本不是此道中人，说了也是白说。在他生前，大陆和香港都有一些人把他封为“左王”，另外一位同志同他并列，称为“左后”。我觉得，乔木是冤枉的。他哪里是那种有意害人的人呢？

又在1995年为山东大学的《民俗研究》题词：

不久，胡乔木离开了人世。《留德十年》出版之后，季羡林觉得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做法，该到胡乔木的坟上去焚烧一本，送给他的在天之灵。但是，遵照胡乔木的遗嘱，骨灰都撒到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了，骨灰盒没有留下，真正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这对于季羡林来说，是极难排遣的。面对着《留德十年》，他泪眼模糊，魂断神销。他想到与胡乔木相交的六十年，在胡乔木生前，他有意回避，绝少主动与他接近，这是天性使然，无法改变的。胡乔木逝世之后，不知道是为什么，他倒常常想到他。他像老牛反刍一样回味着相交六十年的过程，顿生知己之感。这种知己之感却更加浓了他的怀念和悲哀，很自然地对胡乔木有了一个整体的连贯印象：

民俗研究之重要意义，隐而不彰者久矣。不意山大之《民俗研究》，竟能长时间继续出刊而又备受欢迎，谨以数语，以示祝贺。

重病的胡乔木，这时仰面躺在病床上，嘴里吸着氧气。床旁放着一些点滴用的器具。看到老朋友来了，胡乔木显得有点激动，抓住季羡林的手，久久不松开。胡乔木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握老朋友的手，但神态依然安详，神志依然清明，一点也没有痛苦的表情。胡乔木仍像平常一样慢声慢语地说话，提到季羡林在《人物》杂志上发表的《留德十年》里的一些文章，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季羡林此时此刻百感交集，答应他全书出版后，一定送他一本。季羡林心里明明知道，这只不过是空洞的谎言，对于从来不会说谎的他来说，说出这样的话，心里自然非常难受，这种空洞萦绕在耳旁，使他自己都毛骨悚然。

2001年山东大学建校100周年，季羡林不仅为母校贺岁，而且亲临济南参加校庆活动，几乎累病了。他在《祝贺母校山东大学百年华诞》的纪念文章中深情地说：母校山东大学今年一百岁了。但是，我成为山大的校友却已经有七十五年了，是校龄的四分之三。这样的人如今恐怕很少见了。

季羡林十分了解他的心情，这是要做最后诀别了。季羡林怀着沉重的心情，同儿子季承到了胡乔木住的医院。医院的病房，同胡乔木在中南海的住房一样宽敞高大，但季羡林的心情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同进中南海那一次相比，他是来与老友诀别的。

1926年，他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当时的山大校长是山东省教育厅长前清状元王寿彭。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次祭孔典礼。全体高中学生都集合在山东大学校本部。大门好像是对着正觉寺街。校内有金线泉，距趵突泉不远。当时庭院深深，他自己不知置身何处。当时主祭人是奉系军阀山东掖县人张宗昌，陪祭的有王状元等，都穿着长袍马褂，行三跪九叩礼，气氛极其庄严肃穆。他虽年幼无知，涉世不深，却在心里默默地感到好笑。特别是那一位长得五大三粗的“狗肉将军”山东督军张宗昌，平日无恶不作，奸淫妇女，那时却俨然一副正人君子、圣人之徒的模样，满脸正气，义形于色，让他更是感到十分滑稽可笑。所以他觉得自己是山大的校友，名正言顺，决无攀龙附凤之嫌。

1992年8—9月间，胡乔木让老伴谷羽告诉季承，希望季羡林到医院里去看他。

季羡林在文章中回忆说：

1991年，季羡林听说胡乔木患了不治之症，他大吃一惊，仿佛当头挨了一棍：“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他心里想，难道天道真就是这个样子吗？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寄希望于万一。这时，季羡林真想破一次例，主动到胡乔木家去看他。但是，儿子季承转达胡乔木的意见，无论如何也不让看他。季羡林只好服从他的安排，但心里总是惦念着他。六十多年的老朋友，世上没有几个了，一想到这里，他的心里便难免一阵激动。

当时高中文科设在济南北园白鹤庄，清流环绕，绿柳成荫，风景绝佳。教员水平甚高，可以说是极一时之选。教历史和地理的是祁蕴璞老师，他勤奋好学，订有多份日文杂志，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了若指掌。他除了上课外，还常作公开报告，讲解世界大势。国文教员是王崑玉老师，文章宗桐城派，个人有文集，但我只读过稿本，没有出版。教英文的老师姓刘，北大毕业生。我只记住了他的绰号，名字则忘记了。教数学的教师姓王，名字也不记得了。几位老师的学问和教学水平，都是极高的，名扬济南教育界。另外还有一位教经学的老师，姓名都已忘记，只记得他的绰号叫“大清国”。他的口头禅是：“你们民国，我们大清国。”绰号由此而来。但是他学问是有的，上课从来不带书。据说，《五经》、《四书》，连同注疏，他都背得滚瓜烂熟，甚至还能倒背，不知道有什么用处。这恐怕只是道听途说而已。

他们谈了许久许久，但话好像还是没有说完。胡乔木终于起身告辞，季羡林目送他的车转过小湖，才慢慢回家，他没有想到，这是胡乔木最后一次到他家来。

在这样十分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教学环境中，我埋头苦干，扎扎实实地读了两年书，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28年，日寇占领了济南，我被迫辍学一年。1929年，日寇撤走，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成立，我继续就读。这事与山大无关，我就不详细叙述了。从我成为山大校友以后漫长的75年中，山东大学同国内许多著名的大学一样，走过一条悠长而又曲折的道路。这条道路并不平坦，也并不笔直，有时布满了鲜花，五彩斑斓，光彩照人；有时却又长满了荆棘，黑云压城。校址也迁来迁去，有时在济南，有时又在青岛，最后终于定居在济南。在新中国建立前有一段时间，大概是在三十年代吧，山大当时还在青岛，许多全国著名的学者和作家在那里任教。许多人都认为，那是山大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或者高峰之一。无论中国或外国，一个大学不能永远处于高峰时期，一个系尤其显著，山大自不能例外。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山大高峰迭出，现在已成为全国著名的高校之一了。

胡乔木最后一次到季羡林家，是和老伴谷羽一起去的。季羡林的儿子季承那一天也回家了，陪着谷羽、秘书和司机在楼外闲聊。屋子里，只剩下他们两个老同学。季羡林不禁回忆起几年前胡乔木接他到中南海时的情景，同是会面，环境迥异。在胡乔木家里，会见是在极为高大宽敞、富丽堂皇的大厅里。而现在却是在低矮窄小、又脏又乱的书堆中。胡乔木用缓慢而低沉的声调说话，签名送给季羡林诗集和文集，并赞扬他在学术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用了几个比较夸张的词儿，他顿时感到惶恐，觳觫不安。季羡林对胡乔木说：你取得的成绩比我大得多而又多呀！对此，胡乔木没多说什么话，只是轻微地叹了口气，慢声细语地说：那是另外一码事儿。

我虽然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校，从国内到国外，都在教书，但是我决不敢承认自己是一个教育家。感性认识我是有的，却没有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根据我的观察和体会，一个大学，特别是一个系是否是处在高峰时期，关键全在于有没有名师。中国俗话说：“名师出高徒。”这话一点也没有错。学生年纪轻，可塑性强，影响他们最大的还是老师。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一个大学，一个系，不能永远处于高峰时期，关键也在于老师。我举一个最彰明昭著的例子。我的洋母校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数学系，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因为出了几位世界级的数学大师，比如F·K lein、D·Hilbert等，名震全球，各国学子趋之若鹜，一时成了世界数学中心。这些大师一旦离开人世或退出教席，而后继者又不能算是大师，世界数学中心的地位立即转移。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清华国学研究院，虽然只办了几年，但是毕业生几乎都成为名教授，原因也在于国学研究院有著名的四大导师。这个例子是众所周知的。

季羡林绝不拜访胡乔木，而是胡乔木要拜访季羡林。有一次，胡乔木去北大参观展览会，活动完后，季羡林陪他去燕南园，看清华老同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林庚先生。在林庚家，胡乔木又给吴组缃打电话，想见见他，但电话总是没有人接。胡乔木这次没见到吴组缃，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吴组缃已先他而去了。胡乔木的怀旧之情愈加浓烈，几次对季羡林说：老朋友见一面少一面了。

季羡林认为，山东大学在过去和现在都有大师级的学者，这是山东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今天的山东大学最重要的原因。对一个人来讲，100年是高寿了。但是对一个大学来讲，同国外许多有几百年历史的大学比较起来，还只能算是一个小弟弟，有如初升的旭日将越来越发出耀眼的光芒，母校将会有光辉的前途。他这个做了75年校友的老校友，从内心深处向母校奉献出诚挚的祝福。

有一次，胡乔木想约他一起去敦煌参观。季羡林委婉地回绝了。他并不是不愿意陪老同学去参观，他是很高兴去敦煌的。但是，他一想到下面对中央大员那种逢迎招待、曲尽恭谨之能事的情景，一想到那种高楼大厦、扈从如云的盛况，他那种上不得台盘的老毛病又发作了，于是他感到厌恶，感到腻味，感到不能忍受，眼不见为净，所以觉得还是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为好。

这都表达出他对自己的故乡、自己的母校的眷眷情深。

然而季羡林对胡乔木往往怀着敬而远之的心情。

还乡时有快乐，思乡时也有快乐。

季羡林与胡乔木是清华的同学，对于一般人来说，有胡乔木这样掌大权的同学，是很自豪的，而且会主动与他联系，这好像是人之常情，于今为烈。

3．燕园之爱

2．同学加朋友胡乔木

季羡林到老年以后，经常是既怀念家乡，也热爱燕园，两种感情经常交织在一起。

一个是诗界泰斗，一个是学界泰斗，两位泰斗的友谊已经保持了六七十年，而且一直要长存下去。

1989年，他曾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臧克家对诗的艺术性非常重视，这一点也深受季羡林赞许。季羡林借评论臧克家诗作艺术性的机会，进一步强调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他觉得，过去多少年来研究中国文学史，特别是古典文学，对政治性重视，对艺术性则重视得不够。而讲政治性，也并不是讲得很深刻．一看见“人民”这样的词、类似“人民”这样的词，就如获至宝，对艺术性则三言两语带过，他觉得这是很不妥当的。一篇作品，不管是诗歌还是小说，艺术性跟思想性总是辩证统一的，强调一方面，丢掉另外一方面是不全面的。

我现在已经年近耄耋。住的朗润园是燕园胜地。夸大一点说，此地有茂林修竹，绿水环流，还有几座土山，点缀其间。风光无疑是绝妙的。前几年，我从庐山休养回来，一个同在庐山休养的老朋友来看我。他看到这样的风光，慨然说：“你住在这样的好地方，还到庐山去干么呢！”可见朗润园给人印象之深。此地既然有山、有水、有树、有竹、有花、有鸟，每逢望夜，一轮当空，月光闪耀于碧波之上，上下空濛，一碧数顷，而且荷香远溢，宿鸟幽鸣，真不能不说是赏月胜地。荷塘月色的奇景，就在我的窗外。不管是谁来到这里，难道还能不顾而乐之吗？

论说，他们并不是搞一个行当，一个是学者，一个是诗人。但因为季羡林兴趣十分广泛，自然也就喜欢读诗，大学期间，就读了臧克家的《烙印》、《罪恶的黑手》，感到臧克家的诗是受了闻一多先生的影响。季羡林认为，作诗、写诗，既然叫诗，就应该有诗的形式。臧克家一直重视诗，他觉得这里边有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语言有一个特点，讲炼字、炼句，像“云破月来花弄影”的那个“弄”字，“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那个“闹”字，“春风又绿江南岸”的那个“绿”字，都是典型。写诗、写文章，就必须知道我们语言的特点。季羡林觉得，臧克家一生在这方面倾注了很多心血，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1994年，他又写道：

季羡林每年春节期间，或者在初一或者在初二必到臧克家家中拜访，和他们全家一道，杯酒畅叙，欢度节日。季羡林每次去，总是带些高级点心，或是故乡风味的特产。有时候，季羡林还约他们的共同老乡历史系宋史专家邓广铭教授一块去，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20世纪末几年。他们都已是耄耋之人，觉得每年相聚一次，是很不够的，决心再加一次，便定在“十一”国庆期间。但因为时间太紧，两家相距又有几十里之遥，所以这个愿望一直也未能实现。

现在正是严冬。室内春意融融，窗外万里冰封。正对着窗子的那一棵玉兰树，现在枝干光秃秃的一点生气都没有。但是枯枝上长出的骨朵却象征着生命，蕴含着希望。花朵正蜷缩在骨朵内心里，春天一到，东风一吹，会立即能绽开白玉似的花。池塘里，眼前只有残留的枯叶在寒风中在冰层上摇曳。但是，我也知道，只等春天一到，坚冰立即化为粼粼的春水。现在蜷缩在黑泥中的叶子和花朵，在春天和夏天里都会窜出水面。在春天里，“莲叶何田田”。到了夏天，“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那将是何等光华烂漫的景色啊。

在季羡林的朋友中，臧克家是惟一的例外。臧克家是他最老的老朋友之一，他们之间的友谊已经有六七十年了。在大是大非方面，他们两人是一致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国内局势变化万千，他们两人始终没有落伍，始终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他们相互之间的朋友关系忠诚可靠，建立在非常牢固的基础之上，这在交友之道方面是非常难得的。

1995年，他在汉城回北京的飞机上又写道：

在他的朋友中，清华时的同学好友，是不断联系来往的。非同学的朋友中，曹靖华、姜椿芳、吴作人、冯至、许国璋，都是来往接触较多的。但是，就是这些朋友，他也很少去拜访，除非万不得已，或工作需要，他是不大拜访人的。像曹靖华这样在解放后就相知的老朋友，同他交往，季羡林觉得如坐春风化雨中，曹老淳朴无华，待人接物，诚挚有加，彬彬有礼，给人以忠厚长者的印象，所以同曹靖华会面，便成为季羡林的一大乐事。但即使像这样的朋友，季羡林却一次也没去过他的家。

我现在觉得，全世界我最爱的国家是中国；在中国我最爱的城市是北京；在北京我最爱的地方是燕园；在燕园我最爱的地方是我的家。什么叫我的家呢？一座最平常不过的楼房的底层，两个单元，房屋六间，大厅两个。前临荷塘，左傍小山。我离开时，虽已深秋，塘中荷叶，依然浓绿，秋风乍起，与水中的倒影共同摇摆。塘畔垂柳，依然烟笼一里堤。小山上黄栌尚未变红，而丰华月季，却真名副其实，红艳怒放，胜于二月春花。刚离开几天，我用不着问：“来日倚窗前，寒梅著花未？”可我现在却怀念这些山水花木。

季羡林自己不止一次地提到，他生平有一个弱点，那就是最不喜欢拜访人。即使是他最尊敬的老师和老友，他也难得一访。他把这种弱点看做是一种“怪癖”，想改之者久矣，但是山易改，性难移，至今并没有什么改进。然而，季羡林并非不重视交友，他对陈寅恪先生概括出的中国文化要义是三纲六纪的说法有一种认同感，六纪之中有一纪就是朋友。

我那六间房子，决不豪华，也不宽敞。然而几乎间间都堆满了书，我坐拥书城，十分得意。然而也有烦恼。书已经多到无地可容，连阳台和对面房子里的厨房和大厅都已堆满，而且都达到了天花板。然而天天仍然是“不尽书潮滚滚来”。我现在怀念这些不会说话又似乎能对我说话的书。

1．与老友臧克家的交情

但面对自己在燕园的家，就是在最美好的良辰美景，他也仍然会想到故乡苇坑里那个平凡的小月亮。见月思乡，已经成为他经常的经历。思乡之病，说不上是苦是乐，其中有追忆，有惆怅，有留恋，有惋惜，流光如逝，时不再来。在微苦中，他实感到有甜美在，因为：

一、交友之道

月是故乡明。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我故乡里的月亮呀！我怅望南天，心飞向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