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燕园春秋（二）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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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制止派性的日益发展和武斗的不断升级，毛泽东发出指示，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高等院校，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领导那里的斗批改。

在两派对立、武斗的局面下，在北大的人，无论是有问题的，还是没有问题的，每天都好像是处在战斗之中。每天所听到的，都是两派互相叫骂的声音，从高音喇叭里喊出来，还有弹弓的声音参（掺）杂其间。

这时，分裂的北大总算又统一起来，不过，老教授们的灾难并没有结束。

两派互不相让，派性越来越强，发展到武斗。我的院子里两扇大门也被拆走修筑工事去了。我的房子的背后有一座学生宿舍楼，不知是哪一派在楼顶上布置了阵地，居高临下，往下面打弹弓。我没有看见弹弓的样子，据我猜想，大概是像我在意大利看见的那样的打石炮弹的弩弓，不过子弹比较小，只有胡桃那么大。这个阵地上的人，见有来往的人，就往下打弹子，往往有弹子落在我这院子里，有时打在玻璃上，把玻璃打得粉碎。若是打在人头上，伤势也不会轻了。我们这所房子住的几家，都在院子里做饭，做饭的时候都是提心吊胆的。

3．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

据冯友兰先生说，武斗是相当严重的。

浩浩荡荡的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了北京各高等院校。先是1968年7月27日进驻清华大学，后是北京大学也有了“驻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是1968年8月19日的事。

在那样的日子里，人人提心吊胆。

老教授们盼望着工宣队、军宣队会给他们带来好消息，但他们错了，他们没盼来好消息，而是被投进新的灾难之中。

北大武斗最凶的时候是1968年，双方各种武器都用上了，最常见的是用自来水管焊上磨尖了的螺旋形状的钢筋而制成的长矛和用自行车带做成的大弹弓。在燕园中行走，不定什么时候会飞来一块用大弹弓射来的砖头。

听说工宣队、军宣队要进驻北大，分裂已久的北大觉得有了指望，在1968年8月19日宣传队进校的那一天，师生们迎候欢迎，等到深夜。终于等到一个工厂的宣传队，师生们列队欢迎他们进了校，接着开会，师生们表示欢迎，老教授也表示欢迎。工宣队的队员马上板起脸孔，训斥说：你们资产阶级教授，没有发言权。后来，工宣队天天开会，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老教授们不敢再说话。这又惹怒了他们，问老教授们：你们资产阶级教授们为什么不发言呀？老教授们被搞得不知如何是好，说了不行，不说也不行，简直是无所措手足。

身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到处插手运动，支持一派打击一派，使派性愈演愈烈。她对自己支持的一派鼓气说：我声明，谁要跟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要还击！她假惺惺地却又欲盖弥彰地说：我不是提倡武斗，你们不要以为我提倡武斗，我是坚决反对武斗的，我是坚决拥护毛主席提出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我说的是，当阶级敌人来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她发明了“文攻武卫”一词，这在“阶级斗争学说”盛行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是十分明显的。武斗之升级，完全是“四人帮”支持的产物。

季羡林被从牛棚放出来之后，有一段时间成了地地道道的“中间人物”，他扫过厕所，掏过大粪，看过电话，当过门房，生活介于人与非人之间，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党员与非党员之间，人民与非人民之间。

为了煽动对立情绪，北大两大派的广播台都常常捏造谣言，广播人员相信的原则是：宣传是一种专制行为，它不容分说地使听众服从自己，而不许有选择的余地。这种实用主义的逻辑，被当做宣传鼓动的“秘诀”，而恪守不渝地推行。

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间人物”，这样的人物我还没有在任何文学作品中读到过（印度神话中的陀哩商古也只能算是有近似之处），他是我们“史无前例”的什么“革命”制造成的，是我们的“发明创造”，对我们伟大的民族来说，是并不光彩的。这种滋味没有亲身尝过的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

毛泽东本人于1966年10月发出指示，要师生按解放军的编制进行军训，1967年1月正式发出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毛泽东的本意，可能想通过解放军支左，缓和两派之间的对立情绪，但随即而来的上海“一月风暴”，开始了全国性的夺权运动，人的权力欲被无限地调动起来了。到后来，一切秩序混乱的单位实行军事管制，正常秩序也无法恢复了。学校里的斗、批、改，扩大为大规模的武斗。北京大学的武斗到1968年春夏发展到高峰，双方各自修筑工事，安装了音量特别大的高音喇叭，鼓动武斗。

而宣传队进校以后，季羡林“中间人物”的状况是否改变了呢？

到8月份，《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运动，提倡文斗，不要武斗。但很快就传来消息，说上边认为北京乱得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对学生运动不能镇压，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就是反马克思主义！

是改变了，不过不是向好的方面改变，而是向坏的方面改变了。这要源于宣传队在清华大学炮制出来的经验。

到秋天，北大的群众组织分裂成“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两派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小规模的武装冲突不断发生，这时候，如果能及时制止，仍然可以制止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发生。但是，上边的基本精神是不要怕乱，要靠群众，而群众运动依然是合理的。翦伯赞写那么多书，靠谁去批判？只有靠革命师生，停课又管吃饭，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闹事干什么？只能靠他们去搞。北大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只有依靠群众去搞，才能解决问题，所以要求不用怕动刀动枪，不要怕有乱子。那时的逻辑是，闹事就是革命，要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清华大学是最先派驻宣传队的高校，宣传队全称是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名为宣传队，实为党政大权集于一身，而且集于一人，就是中共中央警卫部队八三四一的宣传科副科长迟群。在进校后，宣传队据说经过半年的斗争和实践，写出了一份《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经毛泽东批示后，照发全国。该报告点了“建筑学反动权威”梁思成、“机械学反动权威”刘仙洲、“力学反动权威”钱伟长的名，且让他们做反面教员，还点了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抵制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汪家鼎、李卓宝等人。报告捏造事实，说基础课教师赵静安痛哭流涕地检查自己向往“三十成名，四十成家，五十威震天下”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而且深有感触地说：“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了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拯救了我，工人师傅教育了我，我要老老实实地接受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做一个工农兵欢迎的知识分子。”

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6月18日这天开始，就发生了打人的暴力事件。工作组把这次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而中央文革则予以平反，并及时地传达了上边的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说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虽然指示里也提到今后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但这一句“对打人要进行阶级分析”，足可以让打人者受用无穷。

当时，清华大学是毛泽东亲自抓的典型，即所谓“六厂一校”之一。六厂是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南口机车车辆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北郊木材厂。清华大学和六厂的经验带有指导性。这个极左的经验，传达到北大之后，在北大引起了极大的混乱。

2．武斗不断升级

宣传队进驻北大后，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立即造成全校性的“红色恐怖”。为了“清理阶级队伍”，全校抓了近千个“专案”，将重点人物全部隔离审查。东语系也有几十人被立了专案，马坚先生、陈信德先生都是“重点人物”。

包括季羡林在内的这一批老教授们，都是国宝一级的专家，在这异常的时期，不仅在肉体上受折磨，精神上受摧残，在生活上还要受煎熬。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艰难情况下，他们也没有丧失对祖国的拳拳之心，我们的知识分子，确实是伟大的！

马坚先生被怀疑为“反革命组织伊玛尼党”的后台。本系子虚乌有，马坚先生自然拒不承认，阿拉伯语教研室的人也没有相信他会加入在东北一个偏远地区的“伊玛尼党”，更不相信他会成为这个在解放初已被取缔了的宗教组织的后台，阿语教研室便被宣传队扣上“右倾”帽子。宣传队又组织其他专业师生对马坚先生“攻心”，结果仍是“久攻不克”。在将近两年的“攻心”战中，马坚先生遭受多少折磨是可想而知的。

老祖、德华她们，在每人每月只能得到恩赐十几元钱生活费的情况下，殚思竭虑，弄一点好吃的东西，希望能给我增加点营养；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希望能给我增添点生趣。婉如和延宗也尽可能地多回家来。我的小猫憨态可掬，偎依在我的身旁，她们不懂哲学，分不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视我为异类，她们视我为好友，从来没有表态，要同我划清界限。所有这一些极其平常的琐事，都给我带来了无量的安慰。窗外尽管千里冰封，室内却是暖气融融。我觉得，在世态炎凉中，还有不炎凉者在，这一点暖气支撑着我，走过了人生最艰难的一段路，没有堕入深涧，一直到今天。

宣传队在全校范围内对重点人物进行“逼、供、信”，使老教授们胆战心惊，原北京大学副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因不堪忍受，和夫人双双吞食大量安眠药片自杀而死，据说他的衣兜里装了两张纸条，一张上写着，我没有问题；另一张上写着，我拥护毛主席。

这样的待遇，对季羡林自然也不例外。只是，季羡林从小吃苦吃惯了，并不觉得，而且老祖和老伴德华，还有办法多变换一些花样。

在宣传队的“红色恐怖”之下，揪斗严厉，教职员中自杀者多人，几乎每隔几天，就有某人自杀的消息传出。

冯先生问发工资的人，“还有房租和保姆的工资呢？”他们说：“你不必管了，由我们处理。”这样，冯先生和老伴任叔明就只有每月二十四元钱的生活费，生活水平自然是相当低的。有一天，冯友兰从外边回来，一进门，老伴对他说：“今天有好吃的。”冯先生问：“有什么好吃的？”老伴说：“今天我上街，看见卖羊肉的，我买了一角五分钱的羊肉。”当时的羊肉大概九角钱一斤，一角五分钱能买一两多，吃这一两多肉，他们就感到是改善生活了。这样的生活标准，过了好几个月，后来才逐渐增加，先是每人每月二十四元，又增加到四十多元，又增加到七十多元。

后来，北京大学也成为毛泽东亲自抓的典型，从此北大成为“六厂二校”之一。到1969年8月15日，全校召开宽严大会，宣传队成员在大会上宣读了《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把清队工作进行到底》的落实政策宣传提纲，在大会上东语系日语专家陈信德先生被当成抗拒从严的典型，以“日本特务”和“现行反革命”的双重身份被公安局逮捕，住进了监狱。

后来，掌权的红卫兵又想出了折磨老教授们的新招，就是降低他们的生活标准。红卫兵在宣布冯友兰先生罪状的同时，规定了对他的临时制裁，其中包括扣发他的工资，只按家中的人数，每月每人发给生活费十二元。当时冯先生的子女都有自己的工作，家中只有妻子任叔明和他自己两人，每月就只发给他们二十四元。

这次宽严大会之后不久，宣传队执行上边“疏散”的指示，大批教职工被“疏散”到江西鄱阳湖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北大许多知名教授如张岱年先生、冯定先生、王宪钧先生、刘麟瑞先生等都去了鲤鱼洲，在那里住草棚，干运石子、编草帘、插稻秧等体力活。有的老教授在那里得了血吸虫病，而且后来死于这种病。

马坚先生就遭遇过这样的恶作剧。马坚是全国知名的教授，工资相当高，据说是每月二百八十八元八角，一次发工资时，不知是哪一位想出的这个恶作剧点子，让发工资的人故意把这些钱到银行统统兑换成一角一张的“角票”，变成厚厚的一叠子，数起来很费事，好看马先生的热闹，取笑他。当马坚先生点钱时，他们有人就奚落他，说你每月拿这么多钱，干那么一点事，亏心不亏心？马坚先生知道他们这是嫉妒心在作怪，便针锋相对地说：“这是人民给我的，如果人民政府批准，我可以给你一部分。”那人听了以后，气急败坏地说：“谁要你的臭钱！”马坚接着说：“这是人民币，你怎么能说是臭钱？！”那人气得说不出话来，猛然站起来，冲出门外，“砰”地一声把门关上，狼狈地走了。据说他跑回房间里大哭了一场。[李振中：《学者的追求（九）》，《阿拉伯世界》1995年第4期。]他自然没想到，老教授们的智商毕竟比他们要高好些。

工、军宣队，在北大和清华仍然是在错误思想的指导下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红卫兵掌权伊始，就对老教授们挣那么多工资感到惊讶，而且他们还听到一些传说，说是钱挣得越多，就越吝啬。北大的一些老教授到秦皇岛、北戴河去疗养，在火车上喝一杯一分钱的茶水，都是自己掏自己的腰包，谁也不愿意为别人多掏出一分钱。血气旺盛的青年人对此极不理解，也不知道“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道理，他们每月只有十几元钱的助学金，还不时拿出一点个人从牙缝里省下来的积蓄，几个好朋友到海淀长征食堂凑一凑，吃上一顿开开斋。有了这样的心理反差，红卫兵们想戏弄戏弄老教授，于是恶作剧便不时地冲教授们而来。

4．成为“资产阶级权威”的典型

“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摧残不仅是肉体上的，也不仅是精神上的，还要包括生活上的。

季羡林曾自信自己头上没有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因为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或任何反动组织，没有干反人民的事情，所以在聂元梓掌权时，是他自己跳出来，一跳跳进了“牛棚”。

1．生活上的煎熬

宣传队进校以后，季羡林没有跳，但他自己知道，照样饶不了他。

三、灾难并没有结束

他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权威”，实际上是和梁思成、刘仙洲、钱伟长同等类型的“反动权威”。

所以，季羡林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中虽然活下来了，但那只是肉体上的生，至于精神上的生，尤其是精神上的自由，那是根本不存在的。

既然是反动权威，那就必然要遭到严厉的批判和工农兵给予的“再教育”。

我的确活下来了，然而一个念头老在咬我的心。我一向信奉的“士可杀，不可辱”的教条，怎么到了现在竟被我完全地抛到脑后了呢？我有勇气仗义执言，打抱不平，为什么竟没有勇气用自己的性命来抗议这种暴行呢？我有时甚至觉得，隐忍苟活是可耻的。然而，怪还不怪在我的后悔，而在于我在很长的时间内并没有把这件事同整个的“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一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我一直拥护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的“革命”。可见我的政治嗅觉是多么迟钝。

东语系批判季羡林到什么程度，可以从他的一个“大弟子”的一篇批判文章略见一斑，这篇批判文章被选在工人、解放军驻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革命大批判组编印于1969年11月的《革命大批判文选》第二集中。用不着追究这个大弟子是谁，因为这是时代的产物，没有必要把罪责全部推到他一个人身上。

我的确活下来了。然而，在刚离开“牛棚”的时候，我已经虽生犹死，我成了一个半白痴，到商店去买东西，不知道怎样说话。让我抬起头来走路，我觉得不习惯。耳边不再响起“妈的！”“混蛋！”“王八蛋！”一类的词儿，我觉得奇怪。见了人，我是口欲张而嗫嚅，足欲行而趑趄。我几乎成了一具行尸走肉，我已经“异化”为“非人”。

下面是这篇题为《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不做资产阶级“权威”的大弟子》一文中的主要段落：

具体到季羡林来说，他被折磨得相当严重：

到北大以后，我要求入党。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求我们做张思德、白求恩式的党员，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而刘少奇却要我们做他的“业务党”党员，就是所谓的“红色专家”。……说什么“我们的党员、团员……凡是有条件的，都应当努力使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刘少奇所说的“红色专家”就是×××这样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资产阶级“权威”。陆平吹捧这些人“已经基本上又红又专了”，“已经挂上了社会主义的火车头”。东语系旧总支把他拉进总支委员会。这就是他们“业务党”的标准党员，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他们就是让我做这样的党员。由于“私”字作怪，我就把×××当做又红又专的榜样，努力做一个这样的“红色专家”。

其实，北大红卫兵的野蛮行为也多的是，“水平”也不比别的地方的红卫兵差。用长矛刺死人、用皮带抽人的事也是屡有发生的。为此，北大的老教授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旧总支的负责人也跟着喊“党员的业务赶不上需要”。他们发展新党员就是只要业务好的。“业务党”的标准党员、资产阶级“权威”更是言传身教，说什么：“你们的知识面太窄，要多读书。”无耻吹嘘自己成名成家的“经验”，说什么一个单词就可以写一篇论文，用资产阶级的成名成家这个毒饵，引导我们脱离无产阶级政治。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我那时就像丢了魂一样，每天钻图书馆，抱着梵文大字典死“啃”，甚至走在路上也背单词。我忘记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想的是通过刻苦读书，学一门专业知识，既有了成名成家的资本，又创造了入党的条件，一心想走×××的路。资产阶级“权威”对我说：“你学得很稳。”我把毒药当蜜糖，感到莫大安慰，心想这条路越走越稳了。……

冯友兰说的是一次抄他家的行动，当时他在客厅里看见一个抄家的红卫兵拿着一张纸进来，似乎是发现了一个大秘密，拿着这张纸厉声问冯先生：“这是什么？”冯友兰一看，原来是一张斗方的红纸，四周印着万字花边，是在别人家有喜事时在上边写上大字，钉在幛子上用的。他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找出来，冯先生给他们说明用途，他们又问为什么印上纳粹标志？冯先生向他们解释说：万字起源于印度，传到欧洲，也传到中国，本来的意思是“吉祥”，形状是卍，就是这纸上印的，而纳粹的标志是卐，这与中国的万字毫无关系。这位红卫兵扫兴而去，而冯先生倒是很感谢这些红卫兵，因为他们还容他解释，还相信他解释，而他听说街道上的红卫兵，遇见类似的情况就不由分说，先把当事人痛打一顿再说，所以冯友兰说他们“到底是北大的红卫兵”。

经过几年的“修养”，真是越“养”越“修”，我越来越适合修正主义路线的需要了。毕业前我入了党，毕业后被资产阶级“权威”选中，把我留校当做接班人培养，成了他的“大弟子”。

和这些野蛮已极的行为相比，北大的红卫兵被冯友兰说成是“到底是北大的红卫兵”，与街道上的红卫兵不一样。

我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没有以接班人的五个条件要求自己，而是“受宠若惊”，洋洋得意，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认为“理想”已实现了一半，这一辈子“红色专家”当定了，一心想在资产阶级“权威”培养下更快提高业务水平，将来出几本书，什么名呀，利呀，地位呀，都来了。我被修正主义迷魂汤灌醉了，离毛主席革命路线越来越远，在“和平演变”的修正主义道路上越滑越远。我戴上了手表，穿上了呢制服，忘记了劳动人民，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失掉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灵魂。

为了表现革命的彻底性、坚决性，要对那些被定性为“阶级敌人”的人特别残酷，而阶级敌人有九种，是地、富、反、坏、右、叛、特、反、臭老九（指知识分子）。广西的一位中学教师和别的一些人，是“反革命分子”，自然是阶级敌人，他们竟被人在额头上刺上了“反革命分子”五个栗子般大的字，受尽了侮辱。甚至也有些偏远的地区，还发生过把“反革命分子”打死，而吃其肉和肝的兽性野蛮行为，退回到了远古的蛮荒时代。

作为人世间最珍贵的感情之一，师生之情被严重亵渎了，辛勤培养和苦心教育，换来的是离经叛道，这对于辛勤的园丁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内心世界的摧残会如何，局外人是绝对无法理解的。

广东省恩平县横陂公社一个农民，为了表现自己不平凡的“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行动，竟然刺穿了自己胸前的皮肉，带上一枚毛主席像章，这一行动，使这位农民在一夜之间就成为一颗明星，被邀请到外地去“忆苦思甜”、批判修正主义，没完没了地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去作大报告，这被认为是阶级觉悟高的一种表现，只有这样摧残自己肉体的残忍举动，才能表现出对伟大领袖至高无上的忠诚。这样的一个像章在胸前的肉中带了整整三年，也算是创了吉尼斯的世界记录。

连自己花费那么多心血培养出来的弟子都背叛自己，出来揭发自己的“罪行”，不属于自己门下弟子的其他人，对季羡林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这篇批判文章印出后，虽然把季羡林三字用×××来代替，但是东语系的人都知道×××就是季羡林。

然而更有甚者，比这更为骇人听闻、出人意料的事层出不穷，下面只是几个小例子：

所以，这时的季羡林，真正是一个“不可接触者”。

“文化大革命”明显地是人失去理智的产物。人既然已经失去了理智，那就自然会做出各种各样的不合理的事情。仅打、砸、抢的活动，就不知毁坏多少文物，烧毁多少古书、字画，砸毁多少碑庙，由此而造成的损失是永远也无法弥补的。

没有以前的会议，没有以前的发言。没有人敢来找我，很少人有勇气同我谈上几句话。一两年内，没收到一封信。我服从任何人的调遣与指挥。只敢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