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燕园春秋（二） (第2/5页)

4．劫后余生

“不可接触者”是印度字“阿丘特”的意译。在英国统治时期，这类人算作“表列种姓”，是古代印度社会遗留的产物。晋朝法显去印度时看见的就是不可接触者，他们上街要敲木头，以便让别人回避不碰见他们，因为他们社会地位极为低下，所以经常要遭人训斥。在现代印度，在大都市里也仍能见到“阿丘特”，比方说，在大街上突然看到一个老人，异常瘦弱，头上的短发全白了，胸口凹进去，手臂和腿上好像根本就没有肌肉，完全是皮包着骨头。全身只在下身腰部和两腿之间，缠着一块不白的白布，其余都光着。这样的人，地位之低是可想而知的，在英国人统治时期会有什么样的待遇也可想而知了。圣雄甘地把他们叫做“哈利真”，意为“神之子”，才给他们平了反。

这个失掉笑的老干部，就是大名鼎鼎的冯定先生。

5．西府海棠含冤、古藤萝遭殃

通过这样一段切身的经历，季羡林深深感觉到，一个人如果失掉了笑，那就意味着，他同时也已经失掉了希望，失掉了生趣，失掉了一切。这样的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管是在别人眼中，还是在自己眼中，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他不过是行尸走肉，留有一口气苟延残喘而已。什么清风，什么明月，什么春花，什么秋实，什么高山，什么流水，一切美好的事物，在别人眼中，当然都是非常可爱的，但在他的眼中，则是木然、呆然，什么快感也引不起来。这样，他在这个世界上，就如浮云，如幻影；这个世界对他来说，也如浮云，如幻影。他自己也就变成一个幽灵，踽踽独行于遮天盖地的辽阔寂寞之中，成了一个路人，一个“过客”，在默默地等候着大限的来临。

季羡林终于又像“凤凰涅槃”一般，活了下来。遗憾的是，燕园中许多美好的东西都遭到了破坏。

我自己怎么样呢？他在这里又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成了我的一面镜子。拿这面镜子一照：我同他原来是一模一样，我脸上也是一点笑容都没有，我也成了一个不会笑的人，我也把笑失掉了。如果自己不拿这面镜子来照一照，这情况我是不会知道的。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告诉我，没有一个人敢告诉我。像我这样的人，当时是没有几个人肯同我说话的。如果有大胆的人敢同我说上几句话，我反而感到不自然，感到受宠若惊。不时飞来的轻蔑的一瞥，意外遇到的大声的申斥，我倒安之若素，倒觉得很自然。我当时就像白天的猫头鹰，只要能避开人，我一定避开；只要有小路，我决不走大路；只要有房后的野径，我连小路也不走。只要有熟人迎面走来，我远远地就垂下了头。我只恨地上没有洞，如果有的话，我一定会钻了进去，最好一辈子也不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能笑得起来吗？让他把笑保留住不失掉能办得到吗？我也只能同那一位老干部一样变成了一个不会笑的人了。

就在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发表之后，高等院校里对一切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展开了另一轮大讨伐。一时忽然传说：养花是修正主义，最低的罪名也是玩物丧志。于是“四人帮”的小爪牙迟群一伙就在海内名园燕园之内，大肆开展“斗私、批修”，先批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苗子等等，都在被批判之列。他们后又批花木，张春桥有个理论，叫做“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这一奇特理论的指引下，几十年、上百年的老丁香树，被砍伐殆尽。屡见于清代笔记中的几架古藤萝，被斩草除根。一些楼房外面爬满了墙的爬山虎，统统被拔掉。办公楼前两棵枝干繁茂的西府海棠，也在劫难逃。

等到老干部的身影消逝以后，季羡林猛然意识到，怎么他脸上竟然一点笑容都没有？他成了一个不会笑的人，他已经把笑失掉，当然更不用说那爽朗的笑声了。这时，季羡林心里才猛然一震，从前只知道笑是人的本能，现在却又知道，人原来是连本能也会失掉的。他忽然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这么残酷，又这么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理。于是，他又联想到了自己，发现自己原来也是一个失掉笑的人。

说到这两棵西府海棠，在老北京还是颇有名气的。据说，有一个挺有名的文人，在自己的笔记中专门讲到过它。熟悉北京掌故的人，比如邓拓先生等人，在生前，每年春天都要来燕园中探望一番，欣赏一下绿叶葳蕤、粉红四溢的西府海棠。而季羡林自己，当然也熟悉北京的一些掌故，但他并不是为掌故所吸引，而是每当西府海棠开花之时，到树下流连徘徊，欣赏花色之美，听一听蜜蜂的鸣声。这并不是自命风雅，而是通过赏花，顿时觉得人间是那么的可爱，生活是那么的美好，胸中的干劲和生命的活力陡然腾涌起来。他的身体本来像个蓄电瓶，看到了西府海棠，便仿佛是蓄上了电，生活起来有了力量，在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中，也能够精神抖擞地驰骋了。

季羡林一时冲动，很想鼓足勇气上前去探问一声，然而他不敢。挨斗时那暴风骤雨般的情景猛不丁地展现在他眼前，他那一点剩勇，这时变成了微弱的爝火，经雨一打，立刻就熄灭了。他不知道，再有那样一次暴风骤雨，自己是否还能经受得住。想到这里，他硬是压下了他那向前去探问的冲动，只是站在远处注视着他。季羡林虽然关心他的身体，但无能为力，只能站在一旁看，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他，看他走进了校医院的大门，身影在里面直晃动，在挂号处停留了一会儿，又被搀扶到走廊里，身影完全消逝，大概是到哪一个门口等候大夫呼唤了。

他联想到中国古代的诗人，其中喜爱海棠者颇不乏人。诗人们欣赏海棠之美，又以海棠花无香而遗憾。在古代文人的笔记、诗话中，有很多地方都说到这个问题。季羡林很自然地想到宋代著名爱国大诗人陆游的几首《花时遍游诸家园》的诗，其中有一首就是讲海棠的：

后来，季羡林又在校医院门前遇到他。这一次，他不是孤身一人，而是有一位老年妇女扶着他。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啊！老干部的身体似乎更不行了，路好像都走不动，腿好像都迈不开，脚好像都抬不起，颤巍巍地好不容易向前挪动，费好大劲才挪进校医院大门。看样子，他已患了病。

为爱名花抵死狂，

就是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季羡林有几次在路上遇到过这位老干部。他看到他从远处走过来，垂目低头，步履蹒跚。以前，季羡林看惯了的他那种矫健的步伐，轻捷的行态，已经消逝得无影无踪了。有时候，季羡林下意识地迎上前去，想要说点什么，但一到了跟前，最多彼此相顾一下，立刻又低下头，别转开脸，他们已经到了彼此不敢讲话，不能讲话的地步了。季羡林这时心里只觉得一阵凄凉，眼泪立刻夺眶而出了。

只愁风日损红芳。

天空里突然堆起了乌云，跟着来的是一场暴风骤雨。这一场暴风骤雨真是来得迅猛异常。不但我们自己没有经受过，而且也没有听说别人曾经经受过。我们都仿佛当头挨了一棒，直打得天旋地转，昏头昏脑。有一个时期，我们都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在一个阴森可怕的恐怕要超过“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地方住了一些时候。以后虽然恢复了自由，然而每个人的脑袋上还戴着一大堆莫须有的帽子，天天过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日子，谨小慎微，瞻前顾后，惟恐言行有什么“越轨”之处，随时提防意外飞来的横祸。我们的处境真比旧社会的童养媳还要困难。我们每个人脑海里都有成百个问号，成千个疑团；然而问天天不语，问地地不应。我们只有沉默寡言，成为不折不扣的行尸走肉了。

绿章夜奏通时殿，

但是，那个时候，季羡林在听到这笑声的时候，并没有觉得它是怎样的难能可贵，怎样的不可缺少，而是把它看做日光空气一样，抬眼就可以看到，张嘴就可以吸入。又把它看做春天的和风，秋日的细雨，只要有春天，有秋天，也就自然而然地可以得到。中国古诗说的“司空见惯浑闲事”，他一下子变成古时候的司空了。后来，发现这个爱笑的人忽然失掉了笑，这才意识到笑竟是这样宝贵的，值得珍视的一种东西。这是“文革”中摧残人性的典型一例：

乞借春阴护海棠。

在季羡林看来，这不是会心的微笑，而是发自肺腑的爽朗的笑声。这笑声，悠扬而清脆，温和而热情，它好像有极大的感染力，一听到它，顿觉满室生春，连一桌一椅也仿佛充满了生气，一草一木也仿佛洋溢出活力。有时候，他甚至觉得这笑声冲破了高楼大厦，冲破了房屋的门窗，到处飘流回荡，响彻了整个燕园。

想到这里，季羡林心里感叹不已。

这位老干部虽然资格老，但从来不摆架子。季羡林自己曾有“原罪”感，而对老干部，则怀着一种说不出的、极其深厚的、出自内心的感激与敬佩之情。他把他们当做自己的镜子，用来照见自己的不足，激励自己前进。因此，对这位没有架子的老干部，季羡林很愿意接近，愿意同他谈谈自己的思想。有时候，甚至是海阔天空，上下古今，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无所不谈。老干部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闲谈时的笑声，更使季羡林永生难忘。

陆游喜爱海棠达到了何等疯狂的地步啊！稍有理智的人都应当知道，海棠与人无争，与世无忤，决不会伤害任何人的；它只能给人间增添美丽，给人们带来喜悦，能让人们热爱自然，热爱祖国。然而，就连这样天真无邪的海棠也难逃“四人帮”的毒手，燕园内的两棵西府海棠现在已经不知道消逝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也算是一种“含冤逝世”吧。代替它站在这里的是两棵翠柏。翠柏也是我所喜爱的，它也能给人们带来美感享受，我毫无贬低翠柏的意思。但是，以燕园之大，竟不能给海棠留一点立足之地，一定要铲除海棠，栽上翠柏，一定要争这方尺之地，翠柏而有知，自己挤占了海棠的地方，也会感到对不起海棠吧！

失掉笑的这个人，是在北大工作的一位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

季羡林不禁想到，“四人帮”要篡党夺权，有一些事情容易理解；但是，砍伐花木、铲除海棠，仿佛这些花木会抓住他们那罪恶的黑手似的，因此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宋代苏洵在《辨奸论》中说：“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砍伐西府海棠之不近人情，一望而知。本来么，爱好一切美好的东西，是人类的天性，任何人都有权利爱好美好的东西，花木自然也包括在里边。而“四人帮”却偏要违反人的天性，必欲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铲除净尽而后快。于是，季羡林便从这里很自然地得出结论：“四人帮”这一伙人是大奸慝，已经丝毫没有怀疑了。

然而，季羡林后来确实遇到过失掉笑的人，自己也成为失掉笑的人。

在西府海棠被铲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一直到今天，季羡林还经常要到办公楼前原来栽着西府海棠的地方驻足。

后来，他又听说，人是能失掉笑的。对此，他以前没有探讨过，没有发现有探讨的必要。因为他从来还没有遇到过失掉笑的人，没有想到过会有失掉笑的人，好像没有遇到过鬼，或者阴司地狱，是因为没有想到过有鬼，或者有阴司地狱那样。

有一年，在风和日丽的暮春三月，季羡林偶尔走过办公楼前面。

季羡林听说，只有人是会笑的。他自己活在这个大地上几十年，曾经笑过无数次，自然也看到别人笑过无数次。他从来没有琢磨过人会不会笑的问题，这就好像太阳从东方出来，人天天必须吃饭一样，是一些极其自然的、明明白白的、尽人皆知的、用不着探讨的现象，不须再动脑筋去关心了。

他看到在盘龙石阶的两旁，在原来西府海棠立着的地方，一边站着一棵翠柏，浑身碧绿，扑人眉宇。它仿佛是从地心深处涌出来的两股青色的力量，喷薄腾越，顶端直刺蔚蓝色的晴空，它自然比不上杜甫当年在孔明祠堂前看到的古柏那样，“苍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但看到它们，也不能不受到感染，内心也会溢满力量。他顾而乐之，流连不忍离去。

3．失掉笑的人

正在欣赏之时，在季羡林的眼前蓦地一闪，就在这两棵翠柏站立的地方，神奇地出现了两棵西府海棠，它们正开着满树繁花，已经绽开的花朵呈粉红色，没开的蓓蕾呈鲜红色，粉红与鲜红，纷纭交划，宛如天半粉红色的彩云。蜜蜂在花骨朵中间飞舞，居然还能听到嗡嗡的叫声，犹如春天的催眠曲。这色彩，这声音，把季羡林深深地吸引住了，他沉醉了。

严重的是，劳改大院中被管制的人，人性被严重扭曲了，有的人精神失常，连笑也失掉了。

忽然间，海棠花与翠柏同时出现了，两者的影子重叠起来，翠绿与鲜红纷纭交错起来了。他这才意识到，眼前的翠柏和海棠都是现实，翠柏是眼前的现实，海棠则是过去的现实。难道这是名花有灵，是向他显圣来了么？难道是向他告状来了么？可他心想，自己一非包文正，二非海青天，更没有如来佛起死回生之神力，他只能洒一把同情之泪，寄托一点希望。可是希望什么呢？

“文革”中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本来司空见惯。

我从来不相信什么神话。但是现在我真想相信起来，我真希望有一个天国。可是我知道，须弥山已经为印度人所独占，他们把自己的天国乐园安放在那里。昆仑山又为中国人所垄断，王母娘娘就被安顿在那里。我现在只能希望在辽阔无垠的宇宙中间还能有那么一块干净的地方，能容得下一个阆苑乐土。那里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大地上一切花草的魂魄都永恒地住在那里，随时、随地都是花团锦簇，五彩缤纷。我们燕园中被无端砍伐了的西府海棠的魂灵也遨游其间。我相信，它决不会忘记自己呆了多年的美丽的燕园，每当三春繁花盛开之际，它一定会来到人间，驾临燕园，风前月下，凭吊一番。“环佩空归月下魂”，明妃之魂归来，还有环佩之声。西府海棠之魂归来时，能有什么迹象呢？我说不出，我只能时时来到办公楼前，在翠柏影中，等侯倩魂。我是多么想为海棠招魂啊！结果恐怕只能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地茫茫皆不见”了。奈何，奈何！

住在牛棚中的人就是参加了劳改队，我们在外文楼的人往往看见他们出工去劳动，个个都是神情沮丧，气象愁惨，排着队慢慢地走向工地。我们住在楼里面的人也有劳动，不过劳动只限于扫外文楼和办公楼外边的马路。扫完了马路就进去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背语录和老三篇，或者写材料，写关于自己的材料，或是别的单位来外调的材料。在外文楼附近有一个食堂，每到开饭的时候，食堂的人就推着饭菜到劳改大队去卖饭。我们这边的监改人员，隔窗户看见饭车来了，就叫我们在毛主席像前站队，每个人都对着毛主席的像报告自己的名字和当时的政治“帽子”，然后排着队走出来，绕道进入劳改大院，吃完饭再回来。有一次，在站队报名的时候，有一位老年的老资格的心理学家，报了名字以后说：“我是一个有问题的人。”监改人员大怒，说：“什么问题？要说清楚！”这位老科学家说：“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问题。也没有人告诉我我是什么问题，只是有人对我说你也是有问题的人，就叫我到这里来了。”他说的倒是实在情况，监改人员就不再问了。

他叹息自己无力回天，不仅是西府海棠，而且连藤萝、古丁香树，也都被异化为“修正主义”，遭到无情的诛伐。六院前的，才斋与均斋之间的那两棵古藤，都被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永世不得翻身了。整个燕园里，仅剩下后湖边上幽径旁的一棵古藤，只可惜，那棵古藤也仅仅存活到1992年，也被无端地砍伐了。不过，这又是后话了。

据冯友兰先生回忆，他当时因为年老体弱，不住“牛棚”，而是住在外文楼，与牛棚为邻，因此也稍微知道了“牛棚”中的一点情况：

花木的灾难，何时才能结束呢？

“牛棚”里的生活，其细节局外人无法了解。对于当事人，谁也不愿意再向他们提起这段令人伤心的往事。虽然难知其详，但还是可以从旁观者的记述中，了解一二。

知识分子的灾难，何时才能结束呢？

那是季羡林当了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之后，张学书协助他做些具体的日常工作。有一次他们在一起和客人吃饭，闲谈中，张学书向客人介绍，说他和季羡林是邻居。季羡林风趣地说：“不只是邻居，还是‘棚友’。”张学书把“棚友”听成了“朋友”，连忙说：“季老长我13岁，是前辈。”季羡林解释说：“是木字旁的‘棚’，我们一块儿住过‘牛棚’。”张学书经季羡林这一提醒，回想起自己与季先生在劫难逃，被当成“牛鬼蛇神”关在“牛棚”里的那一段岁月，感慨良多。

四、《罗摩衍那》的诞生

“棚友”中也有年龄比季羡林小的，如比他小13岁的张学书，他们是邻居，同住在13公寓同一单元之内，张学书住在二层。进了“牛棚”，又成了“棚友”。这一段历史，后来还被季羡林提起过，不过轻松多了。

1．高等学府即将变成文化沙漠

从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中，季羡林看到它的意义是并不小的。他看到朱先生对自己的前途没有绝望，对自己的事业也没有绝望，执著于生命，坚决要活下去。否则的话，朱先生他完全可以像一些别的难兄难弟一样，破罐子破摔了。从这里，季羡林找到了思想上的差距，觉得自己当时的态度实在比不上朱先生。他把朱先生求生的精神，暗暗地记在心中。

1969年10月，在林彪下达“第一号令”之后，在北京大学的大部分教师南下江西鲤鱼洲到五七干校劳动的同时，其他一些教师和学生们，在工、军宣队的统领下，到北京郊区各县进行“教育革命”。而这时的所谓“教育革命”，只不过是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东语系的学生，大多数到了郊区延庆县永宁公社新华营大队，这里是穷山恶水，口外的狂风无休无止地吹打着这片贫瘠的土地。公社社员们的生活异常贫苦，口粮都严重不足，为了节省粮食，冬天他们实行的是一天两餐制。

晚上，或是早晨，朱先生都在锻炼。晚上季羡林睡下了，发现朱先生在被窝里折腾，不知道在搞一些什么名堂的锻炼。早晨，朱先生经常偷偷跑到劳改大院的一个角落，去打太极拳一类的东西。久而久之，有一次被“监改人员”发现了，他被狠狠地批了一通。因为在这些牢头禁子看来，“黑帮分子”锻炼身体是罪大恶极的，是表示要和社会主义干到底的，所以不允许他们锻炼身体。

更有甚者，东语系的学生为了解决吃饭烧柴问题，要到30里以外的九里梁大队的深山里去砍柴。九里梁的农民，则更闭塞了，他们常年吃的是红薯和红薯干，农民们不知道什么叫“收音机”，有的学生住的房东家，弟兄七个，全是光棍，他们根本娶不起老婆，也没有人肯嫁给他们。有一位90岁的老农，从未离开这深山老林，也不与人接触，大学生有人听说他，去看他，像个古董似的老人，竟问大学生们，现在是清代的什么时候了。

朱光潜先生锻炼身体有一套方术，大概是东西均备，佛道沟通，有些动作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让季羡林佩服的是，在那样的阴森森的生活环境中，他居然还在锻炼身体。季羡林对此实在非常吃惊，而且也为他捏一把汗。

季羡林也和东语系的其他师生一起，到了延庆县永宁公社新华营大队，去进行“三同”，搞“教育革命”。他虽然未被派往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远离血吸虫病的严重威胁，但是他在延庆，和在鲤鱼洲的老师们心态完全一样。

在“棚友”中，有季羡林的老师一辈，如朱光潜先生。朱光潜先生先进了“牛棚”，季羡林则是自己“跳”进去的。同住一个“棚”内，有一件小事是季羡林永远也忘不了的。

当时，季羡林和邬裕池、李振中两位老师同住在新华营大队的一户姓马的农民家里。这里的农民一律睡火炕，一个大火炕能睡十几个人，农民们全家往往都挤在一个大炕上。季羡林他们三人就和老乡睡在一个炕上。他们三人思想相近，都对祖国的前途忧心忡忡，也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渺茫，季羡林甚至连希望都看不到，十分悲观。

周培源是国务院点名保护的重点对象，所以“老佛爷”不敢公开把他送进“牛棚”。而其他大量学术权威，都遭到与季羡林同样的命运，他们与季羡林成为“棚友”。

延庆地处口外，这对于久住北京的师生来说，确实是十分严峻的考验。北京冬天有暖气，而延庆没有暖气，贫下中农家里能生得起炉子的，可以说绝无仅有。取暖仅靠火炕上那点温热之气。气温最低时达到零下26℃，还要到田野里去进行刨地等劳动。镐头下去，有时火星四溅，而冻土却纹丝不动。劳动一会，身上热火起来，慢慢地出了汗，手被镐头震得生疼，有的同学虎口都震裂了。休息的时候，坐下不一会，汗就开始变得冷冰冰的，那种难受劲，非亲临其境者，是绝对体会不到的。

下午，季羡林被“押解”着，去参加劳动。他看到地上、墙上写满了“打倒猪配猿”一类完全是人格污辱的口号，“老佛爷”们对周先生恨得咬牙切齿之状，明显可见。只是最高学府里莘莘学子在“文革”中堕落到如此地步，真让人寒心。

天气太冷，有的同学虽然穿两件棉袄，两条棉裤，但仍抵不住口外的严寒。有的同学脸冻坏了，耳朵冻烂了，手冻得肿得像馒头，但绝对不准叫苦。一叫苦，就是缺乏贫下中农感情，就是对“教育革命”态度不端正，就要被扣上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

一直等到中午，始终也没有人来押解季羡林。稍后，季羡林才从同棚别的“难友”那里得知，原来“老佛爷”派人在头天夜里去抄家的对象是周培源先生。周先生是中央明令要保护的人，但他们也胆敢违抗去抄家，而且还准备做主要斗争对象。没想到，有人事先透露了风声，周先生得到消息便躲起来了，没有被揪住。本来，“老佛爷”知道季羡林与周培源关系比较密切，都是“井冈山”的高参，所以准备让季羡林陪斗。没想到周培源先生躲起来，没有斗成，所以从早晨等到中午，没有人去“押解”季羡林。听了这个消息，季羡林心里真有点后怕。如果周先生真被“揪”出来，批斗起来声势之猛烈，是概可想见的。

学生们在这样的地方进行“教育革命”，到底能学到什么，那就可想而知了。当然也有意外的收获，那就是有些同学锻炼了吃苦耐劳的能力，有的同学则见了世面，有的长时间没离开过城市的“资产阶级小姐”，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她们从未见过的一种稀奇动物——毛驴。

有一天，牢头禁子下令，不让季羡林出去参加劳动，让他在“牛棚”里等候批斗，但不是主角，而是“陪斗”。这是一种十分残酷的刑罚，类似于旧社会的“陪绑”。已经被批斗多次了，季羡林几乎成了“老手”，什么喊口号，喊“打倒”，喊“拥护”，发言批判，以至满嘴捏造罪名，他都能够习以为常，听之不闻，置若罔闻，但对于肉体上的折磨，坐“喷气式”挨耳光，拳打脚踢，有时竟会被打得鼻青脸肿，也有往脸上唾吐沫而不能动弹的人格污辱，一想到这些，他心里真有点不寒而栗。因此，当牢头禁子带着满嘴的“国骂”向他下达命令之时，季羡林的心里真正有点哆嗦了。但他毫无办法，在失去理智的年代里，他已失去一切自由，连活着的自由在内都失去了，他只有低头应命，如坐针毡似地等在“牛棚”里。那种坐以待毙的滋味，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

东语系另有一支“教育革命小分队”则开到天津塘沽新港，在那里，“教育革命”也是一无所获。正是春节除夕夜，两支队伍都突然接到命令，返回学校，延庆的师生正在包的饺子还未来得及吃，就开拔了。

“牛棚”设在外文楼后边，那里有几排平房教室，大规模批斗以后，这里成为那些问题比较严重的人，接受劳动改造的住处，总称为“劳改大院”，也称为“牛棚”。一批红卫兵被安排在这里做“监改人员”，对问题严重的人，进行隔离审查，老教授们偷偷地在私下把他们叫做“牢头禁子”。

1970年1月，全国开始讨论文科大学如何办的问题，《红旗》杂志在第1期上发表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小组写的评论《文科大学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文章提出“革命大批判既是社会主义文科大学的基本任务，又是当前改造旧文科大学的战斗任务”，认为只有把革命大批判深入到文科各学科，“旧的文科大学才能在批判中获得新生”。一月底二月初，全国传达了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