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燕园春秋（二） (第3/5页)

由于反对“老佛爷”，季羡林的罪名更多了。所有的“文化大革命”使用的帽子，几乎都给他戴上了。“老佛爷”甚至大发雌威，两次派人到季羡林的老家官庄去调查，一心一意要把他“打成地主”。老家的乡亲们真实地告诉那几个被派去调查的“革命小将”，说如果开诉苦大会，季羡林是官庄的第一名诉苦者，他连贫农都不够。但这也免不了给他戴上其他帽子，他的罪名多如牛毛，但其中两条罪名，一是宣传资本主义复辟，二是业务挂帅，哪一次批斗都缺不了这两条罪名。

在这同时，上海又开展起批判凯洛夫《教育学》的运动，把凯洛夫的学说当成“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理论根据来批判，把其中的合理内容也全部抹杀了。

2．“牛棚”里的八个月

在校外进行“教育革命”的北大师生，奉召回校，参加“一打三反”和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运动。

季羡林活下来了，只是在“牛棚”里，他度过了漫长的八个月时间，经受了肉体上、精神上无休无尽的残酷折磨。没有别的办法，每一次折磨他都得咬着牙挺住。

3月，陈伯达抓“教育革命”试点，北大和清华1969、1970两届毕业生提前毕业，毕业生必须服从“革命需要”，坚持“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在这里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在“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做出新的贡献。

没能逃出去，他被带到大饭厅批斗。这可真是千钧一发的时刻！这一场批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十分野蛮，他被打得遍体鳞伤，躺在地上站不起来。然而他一下子得到了“顿悟”：原来一个人忍受打击和折磨的能力，是没有极限的。他下定决心，可以而且能够忍受下去，不死了，要活下去！

从这时开始，北京大学这所高等学府，成为一所没有学生的学校，由最高学府向文化沙漠飞快地变化着，谁也没有想到文化领域的沙化，竟是如此之迅速！甚至比自然界中的沙化还要迅速！

季羡林当时死的决心既下，心情反而显得异常平静，简直平静得有点可怕。他把历年积攒下来的安眠药片和药水，都装在口袋里，最后看了与他共患难的婶母和老伴一眼，算是与她们告别，正要准备出门跳过后墙逃走，到圆明园的废墟芦苇中去静静地死去，大门上突然间响起了雷鸣般的撞门声，原来是“新北大公社”红卫兵来押解他，要去大饭厅挨批斗。

然而，高等学校向文化沙漠变化的速度还没有停止的迹象。

可惜，老舍先生的死，没能引起全社会理性的回归。

到这一年的5月，空荡荡的校园里没有学生已经两个多月。作为毛泽东亲自抓的“二校”北大和清华，这才认识到，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两校已具备了招生条件，为此，两校准备在下半年招生，并制定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到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这份报告，让全国参照执行。

其实，与其说老舍先生的死是为自己带来解脱，倒不如说是为了留得自己的清白在人间。所以老舍先生之死，真正实现了泰戈尔所说的“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报告中提出了如下一些具体意见：

中国有一句俗话：“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一句话道出了一个真理。一个人除非万不得已绝不会自己抛掉自己的生命。印度梵文中“死”这个动词，变化形式同被动态一样。我一直觉得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印度古代语法学家深通人情，才创造出这样一个形式。死几乎都是被动的。有几个人主动地去死呢？老舍先生走上自沉这一条道路，必有其不得已之处。有人说，人在临死前总会想到许多许多东西的，他会想到自己的一生的。可惜我还没有这个经验，只能在这里胡思乱想。当老舍先生徘徊在湖水岸边决心自沉时，眼望湖水茫茫，心里悲愤填膺，唤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答，悠悠天地，仿佛只剩下自己孤身一人，他会想到自己的一生吧！这一生是忠诚于祖国、忠诚于人民的一生，然而到头来却落到这等地步。为什么呢？究竟是为什么呢？如果自己留在美国不回来，著书立说，优游自在，洋房、汽车、声名禄利，无一缺少，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说不定能寿登耄耋，富埒王侯。他不是为了热爱自己的祖国母亲，才毅然历尽艰辛回来的吗？是今天祖国母亲无法庇护自己那远方归来的游子了呢？还是不愿意庇护了呢？我猜想，老舍先生绝不会埋怨自己的祖国母亲，祖国母亲永远是可爱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爱的。他也绝不会后悔回来的。但是，他确实有一些问题难以理解，他只有横下一条心，一死了之。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又有谁能够理解呢？我想，老舍先生还会想到自己院子里种的柿子树和菊花。他当然也会想到自己的亲人，想到自己的朋友。所有这一些都是十分美好可爱的。对于这一些难道他就一点也不留恋吗？绝不会的，绝不会的。但是，有一种东西梗在他的心中，像大毒蛇缠住了他，他只能纵身一跳，投入波心，让弥漫的湖水给自己带来解脱了。

一、培养目标：“培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

对这样一位自己十分尊敬的人民艺术家，季羡林没有想到他的死竟是这样悲惨。他感慨道：

二、学制：根据各专业具体要求，分别为二至三年。另办一年左右的进修班。

其实，人们都知道，老舍先生是跳进太平湖中溺死的。他不堪忍受自己的人格所受的污辱，他在临死以前，也许想到了两千多年前，屈原自沉于汨罗江，屈原想到的是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那种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现实，因此他决心世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以己身之一死来与浊世抗争。老舍先生在去世以前，也许有与屈原同样的心态。

三、学习内容：设置“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各科学生都要参加生产劳动。

这一天在国子监——孔庙的大院中，戏衣、头面、凤冠、玉带、朝靴等演戏的服装、道具堆成了一座大山，点起大火，烧红了天。所谓走资派、学术权威等围着火跪了一圈。红卫兵也排成一排。抡起皮带打这些“罪人”，鲜血淋淋，惨不忍睹。这些手无寸铁，只能跪着挨打的人，有的已被打昏过去，倒在地上。这其中就有老舍先生。我从1949年就认识了先生，他是我们的国宝，文学艺术的天才，为人又这么善良、忠厚、行侠仗义……他有什么罪哪？先生就在这次“打全堂”的第二天含恨死去。怎么死的，都没人知道。

四、学生条件：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二十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

北京的八月演出了一出“打全堂”。

五、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

破四旧在8月23日达到顶峰，那一天，在北京文庙召开了一次破四旧大会。据新凤霞记述：

六、学生待遇：有十年以上工龄的老工人由原单位照发工资（要扣除学校发的十九元五角），其他来自工厂、农村的学生每月发给伙食费和津贴费十九元五角。解放军学生由部队负责供给。

那是1966年8月，红卫兵们受个人崇拜思潮的影响和支配，他们中的很多人，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和野心家以外，都真心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他们真以为党和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危险，面临着修正主义复辟迫在眉睫的危险，便响应号召，挺身而出，在“破四旧”的旗帜之下，焚书、抄家、改街名，横冲直撞，不可一世。如当年冰心所起名的“临湖轩”被改为“反帝院”，“南阁”被改为“五二五楼”，因为第一张大字报是在这里写成的，当时是哲学系办公室。北京市的其他地名也被改得一塌糊涂，人名也都被改成与革命相符合的，什么丹、红、革，都被用成名字，还有改为“胡乱闯”的。

七、分配原则：学习期满后，原则上回原单位、原地区工作，也要有一部分根据国家需要统一分配。

可见自由之价值，要高于生命和爱情。一旦自由失去，人便会痛不欲生。老舍先生的去世，便是明证。

1970年下半年，北京大学迎来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结束了高等学校长达数月没有学生的历史。

二者皆可抛。

工农兵学员进校后，按部队编制，一个系为一个连队，各项工作都由连队领导。一个连队有一个食堂，一座宿舍楼，教室、办公室、宿舍都在同一楼内，东语系的连队分在35号楼，食堂则在德斋与才斋之间的原教职员工第一食堂。

若为自由故，

从此，工农兵学员便对大学担负起“上、管、改”的“历史使命”。

爱情价更高。

而老教授们仍然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继续是被专政的对象。

生命诚可贵，

东语系马坚教授，被安排打扫35楼的卫生，还分给他一个任务，要为每个房间“配”钥匙。这座楼因为管理松弛，许多房间的原有钥匙都丢失了，而备用的钥匙被杂乱无序地放在一个脸盆里，不知道哪一把钥匙能开哪一个房间的门。马坚先生的任务，就是端着脸盆，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一把钥匙一把钥匙地试验。每打开一个房间，他就很高兴地用纸包起来，标上房间的号码。这样子干了几天，终于把全楼的钥匙“配”完了。

一个失去自由的人，那是非常痛苦的。裴多菲有诗说：

工农兵学员上课了，老教授自然没有资格上讲台。马坚的任务，是分发报纸，打上下课的铃。马坚先生风趣地对一位学生说：“我打一次铃，就是好几块钱。”

我被抄家，被批斗，被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我并不是那种豁达大度什么都不在乎的人。我一时被斗得晕头转向，下定决心，自己结束自己的性命。

季羡林自然也遭受着同样的命运。他的任务是当门房、看电话、分发信件。只能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

季羡林是全国著名的学者，而且在整个北京大学都有影响，他起来在太岁头上动土，自然会影响一大片，所以“老佛爷”就对他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工农兵学员在上、管、改的过程中，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这是北大、清华的招生试点报告中早已写明了的。为了配合阶级斗争的主课，他们开始进行各种形式的“阶级教育”，其中“忆苦思甜”是一个重要内容。

同时，季羡林也自信自己头上没有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既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或任何反动组织，又没有干反人民的事情，因此，他就怀着冒险、侥幸还有点自信的心情，发了牛脾气，自己跳了出来，挺身出来反对那位“老佛爷”，仗义直言了。他自己跳出来了。

东语系的工宣队领导从农村的一个生产队弄来了谷糠，做成糠窝窝头，给老教授和其他师生每人发一个，这是“忆苦饭”，再蒸一些糖三角，每人发一个，这是“思甜饭”。工宣队规定，要先吃糠窝头，后吃糖三角，才算完成“忆苦思甜”的全过程。这样的集体活动不能请假，平时不吃食堂在家吃饭的教师也必须参加，少数民族也不例外。季羡林和马坚这些老教授也要参加。对这样的苦，季羡林并不觉得什么，它比在德国饥饿地狱中什么都吃不到要强多了。可马坚先生吃了两口糠窝头，觉得实在难以咽下去，就心生一计，掰开糖三角，用糠窝头蘸着糖吃。不巧立即被人发现，被当场进行现场批判，还被勒令写书面检查。马坚先生在第二天贴出的书面检查是：

他看到“老佛爷”仗着后台江青能通天，便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校园里残暴野蛮的事情越来越多，抄家、批斗、打人、骂人、脖子上挂大木牌子，头上戴高帽子，任意污辱人，放胆造谣言，以至发展到用长矛杀人，不用说这不是什么人性，甚至连兽性也没有了。季羡林便认为这不符合群众路线，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昨天我没有先吃糠窝窝，后吃糖三角，而是一起吃了，这不符合工宣队的要求，因此我作检查。

“文革”中分派之后，季羡林恰恰是变态起了作用。

人老心红战斗队，67岁队员马坚

季羡林本是个胆小怕事的人，这是常态。而有时候，他的胆子又特别大，在他的一生中，这样的情况也不少见，住东厂的特务机关杀人之处就是属于这种情况，这是变态。他个人认为，如果说自己有什么价值的话，价值往往就表现在变态上。

“文革”中，各种“战斗队”在北大纷纷成立，但是属于“批斗”对象的“学术权威”，没有一个“战斗队”敢要，有人给他们出主意，让他们自己也成立一个战斗队，名字就叫“人老心红”，想不到本是一句开玩笑的话，真被马坚先生用在写的书面检查上了。马坚先生之幽默，于此可见一斑。

而对于季羡林来说，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事后，一位工农兵学员告诉李振中先生，说他们也咽不下糠窝窝，但他们非常机灵，没有掰开蘸糖吃，而是手疾眼快地把它装进口袋，或偷偷塞进书包，带回宿舍楼扔掉了。

在《春满燕园》被批判之后，气氛稍微平静下来。他越过第一阵强烈的风暴，问题算是定了。他因此而逍遥了一阵子，日子过得满惬意。如果他能继续逍遥下去，太大的风险不会再有了。这时的季羡林，觉得当时自己无异于过了昭关的伍子胥。春秋时吴国大夫伍子胥，与太子建之子胜奔吴，到达昭关之时，关吏想抓他。伍子胥遂与胜独身步走，几不得脱，追者在后。到了江边，有一渔父乘船，知伍子胥之危急，乃渡伍子胥过江。过了江，伍子胥解下自己的佩剑作为对救命之恩的答谢，渔父说：楚国有法令，得伍子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珪，岂徒百金剑邪！渔父不肯受剑。过了昭关的伍子胥，显然可以平安无事了。

从那时起，老实人已经被无情地耍弄了。

季羡林跳出来反对“老佛爷”聂元梓的动机，是既简单，又复杂的。

2．“文化沙漠”在扩大

1．在完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

1971年8月13日，这对教育界来说，是一个十分恐怖的日子。

二、“牛棚”岁月

在这一天，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而形成的一个文件《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向全国传达，该文件对建国以后至“文化革命”以前这十七年间的教育工作，作了两个估计：一是整个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十七年的教育是“黑线专政”，二是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件认为，资产阶级统治了整个教育领域，他们统治学校的精神支柱，就是“天才教学”、“智育第一”、“洋奴哲学”、“知识私有”、“个人奋斗”。

从此，季羡林开始了自己的“牛棚岁月”。

对这样一个以中央名义下发的文件，高校师生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反对者对这“两个估计”，纷纷表示不理解、想不通，并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抵制，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批“黑线专政”的新高潮。

对于季羡林和马坚这样的重点人物，仅仅开批斗会，游斗，还是远远不够的。“老佛爷”们知道，除了批斗，他们还有在家的“自由时间”，这个“自由时间”也不该由他们掌握，于是，他们也就被关进了临时集中营——牛棚。

这之后不久，9月13日，林彪反革命集团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被粉碎，林彪等人驾三叉戟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

事实是，不管认真，还是不认真，只要被确定为“黑帮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那就无论如何也难逃批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