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不择手段搞金融，露出罪恶的脸面 (第3/5页)

一方面是人民的呼声，包括来自国际方面的压力，要求取消特务政治；一方面是蒋介石本人，包括陈果夫、陈立夫，企图保留特务势力。蒋介石十分为难，他必须想出个两全之策才能应付过去。1945年底，蒋介石下达手令，指定张道藩、余井塘、戴笠等人组成一个7人小组，由陈立夫主持，共同研究对策，以决定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系统的去留。

鉴于全国合作的发展，社员股金的日益增多，陈果夫便想将散处在各地的合作金库统一进行管理，使之集中起来，形成一笔巨大的财富。因此，当陈果夫于1940年担任中国农民银行的董事后，便与其弟陈立夫商量，拟将各地合作金库统一由农民银行进行管理。1941年12月5日，在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上，陈果夫、陈立夫联合CC派人物潘公展、程天放、赵棣华等人提出了《拟请切实改善合作金融发展合作事业以奠定抗战建国之社会经济基础案》，该案指出：“我国推进合作运动已22年，组织单位已相当普遍，现并实施县合作社组织大纲，行将见每乡镇每保均有合作社之组，以与地方自治之工作相配合。……但合作事业以合作金融为命脉。如合作金融不能适应合作事业之需要，及配合合作行政之方针，则合作组织对于抗战建国之机能，势必大受其限制，而不能充分发挥。”因此，陈果夫等建议，尽快成立中央合作金库，“将现有各行局所办之合作贷款业务，加以调整与补充，此时需要更为迫切，理应切实付诸实施”，并要求：“中央合作金库成立后，应即于各省成立省合作金库，于各县成立县合作金库，运用金融力量，促进合作事业之发展”。该案还对中央合作金库的资本、职能、体制等都作了规定。由于当时陈果夫刚刚插手金融，在金融界还没有形成大的实力，因此，在金融界各方势力反对下，此方案没获通过。

这帮中统、军统的头面人物经过反复密谋后决定：将两大特务机构改头换面地完整保存下来。军统改为保密局，隶属于国防部下；中统则改为类似美国联邦调查局那样的机构，隶属于司法部。

1928年12月22日，陈果夫主持成立了“中国合作学社”，并亲自出任理事长，随后，国内一些地方开始成立合作社。至1931年，在全国1932个县中，有164个县成立了合作社，占1／10，以后逐步增加，大多数县都有了合作社。1933年10月陈果夫主持苏政后，江苏省的合作运动有了很大发展，到1937年初，江苏全省有合作社1800多处，入社人员达79000多人，社员股金达814000多元。为了对社员股金进行集中管理，1936年，国民党实业部公布了《合作金库规程》，规定各地合作社可以建立金库组织，专门管理社员股金。

这一方案提出后，蒋介石表示同意，因为它既可以蒙哄广大人民，又可以保留特务力量，实在是偷梁换柱的好办法，因此，他即批准施行。在施行过程中，军统方面比较顺利，而中统方面，却颇费了一番周折。当时国民党元老、司法院长居正坚决反对中统隶属司法部。陈果夫与陈立夫一时没有办法，只好找内政部长张厉生协商，拟将中统局改为调查局，隶属于内政部下，张厉生原属二陈的老部政坛归来，顿感沧桑。再次执锄，曾经沧海难为水。下，不敢得罪二陈，只得同意，但提案送到立法院后，受到许多立法委员的反对，这个方案只好搁浅。二陈到处碰壁，满腹怨气，却又无可奈何，只好再次密商，提出第三种方案，将中统局仍旧放在党务部门，改称“中央党员通讯局”，表面任务只是负责国民党中央和普通党员间的联系。由于二陈在国民党内还有势力，这个方案没有碰到什么阻力，便得到通过。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果夫再次找到薛仙舟，与他讨论合作问题，他要薛仙舟写出一个全国合作化的方案来，并特别强调：“合作必合于民生主义，始可针治共产主义阶级斗争之妄。”后来，薛仙舟写成了“全国合作方案”初稿，刊载在《中央半月刊》上，陈果夫为之作跋，指出这种合作就是反对阶级斗争的主旨的运动。此后，陈果夫极力宣传合作运动，高唱什么：“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互助为合作之精神，合作是公平的事情。农业振兴，工业改进，不可恃资本者之相竞，就从平民自身来造成。货物不必靠商人，消费者自己经营。”陈果夫企图通过这种宣传，捞取个人政治资本，控制合作运动，进行反共活动。后来，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陈果夫提出《本党应特别提倡合作运动案》，被蒋介石所采纳，国民政府依照这一方案，将合作运动正式列入地方自治运动之一。

1947年秋天，国民党中央下令撤销中统局，同时成立“中央党员通讯局”，直接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秘书处。

早在1918年，陈果夫在晋安钱庄供职时，便常与他的德语老师薛仙舟讨论合作问题。薛仙舟，广东人，曾留学德国，研究财政经济，因德国合作事业比较发达，薛深受影响，积极主张合作运动。陈果夫随薛仙舟学习德语时，经常一起讨论，但只限于说说而已，并没付诸行动。1920年，陈果夫在上海组织了《上海合作同志社》，专门从事合作研究与宣传活动。

此时，陈立夫已卸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担任了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他便一心经营中央党员通讯局，局本部的人事由陈立夫一手安排，他完全以原中统的班底为基础，只是略加调整：局长叶秀峰、副局长郭紫峻、季源溥；主任秘书王述先，秘书万大鋐、潘泽筠；总务处处长韩克温；指导处处长杜衡，副处长黄九成；研究处处长徐兆麟，副处长王惟理；党政处处长王秀春；特种经济调查处处长郑尧柈；登记处处长张国栋；交通处处长王劲；人事室主任刘光煜；会记室主任郭功丰；督察室主任王保身，副主任霍志潋；训练委员会主任蒋静一；纪律审查委员会主任王述先（兼），副主任马绍伯；专员室人员无定额，由局长直接领导。在秘书处下设有三个室：机要室，主任原汾；译电室，主任陈真；密电研究室主任武子明，副主任陈文彬。原中统局所属各省党部的调查统计室，也相应改称省党员通讯室，其组织与人事均无变动。这样，中统局从表面上看是取消了，实际上，这个庞大的特务组织在二陈的精心安排下，以改头换面的办法完整地保留下来。

合作金库

对于蒋介石、对于二陈来说，这个办法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只是有一个实际问题，却是难以解决，即经费问题。中统改为中央党员通讯局后，庞大的经费仍由党部开支，而当时国民党内机构林立，组织臃肿，开支浩繁，蒋介石既然要实施所谓的宪政，也得装一下样子，即国民党的经费不能从国库开支的太多了，这样一来，国民党也就养不起二陈的这一大帮特务了。

二陈兄弟依靠政治、军事和经济优势，利用各种巧取豪夺的手段，使他们所经营的“党营事业”得到了飞速发展，但这种发展是违背经济规律的，他们的“党营事业”越发展，国民经济越是停滞落后，人民越是困苦不堪。最后，随着人民革命的胜利，这些靠剥夺人民起家、发展的所谓“党营事业”最终回到了人民手中。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陈立夫经过考虑再三后，想出了一个本着“溶党于政”的精神、设立外延单位的办法，即将中央党员通讯局局本部无法容纳的部门和特工人员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一部分一部分地安置到行政机关，以“集体转业”的办法，在行政机关里增设机构，由中统高级特务直接控制、中央党员通讯局幕后指挥，成为党员通讯局与行政部门“一子双祧”的特殊机构，这种机构被称为局本部的外延单位，当时主要有三个：

除垄断外，二陈的党营企业还大搞营私舞弊、投机倒把。如他们经营的大同盐号在销售盐斤时，均在盐内加入15％的泥沙。再如他们直接管理的宏丰公司以官价向炼油厂购买汽油15000加仑，到手后，以黑市价格出售，仅此一项获利1000万元。

（一）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第六、第七科。主计处本来是为CC派所控制的部门，其主计长陈其采是陈立夫的叔父，统计局局长吴大钧又是陈立夫的留美同学、CC派的骨干，所以陈立夫一提出在主计处增设单位的主张，马上为陈其采所采纳，吴大钧也同意在他的局下增设。于是，在统计局原有五科之外增设了第六、第七两科，这两科从科长到办事员，均由陈立夫委派中统特务充任，王宗梧任第六科科长，张义城任第七科科长，另派原中统局第三处处长王秀春任统计局帮办，统率新成立的两个科。第六科的公开业务为行政效率统计；第七科的公开业务为施政成绩统计。在地方各省市，也如法炮制，增设相应的单位，以同样的办法安插特务。所有安插在主计部门的人员表面上做着行政统计的一般业务，实际上，均从事“党政情报”的特务工作。

再如中国蚕业公司，原是敌伪时期华中、华东一带的多家蚕丝企业，二陈兄弟接收后，即组成了一个大规模的产、供、销一体化的党营集团企业。公司成立后，打着“国家”的招牌，进行垄断，使一些民营蚕业企业大受摧残。他们由于手中掌握有农贷发放权，迫使蚕农不得不将春蚕出售给他们，于是中蚕公司乘机大杀蚕价，按正常价格，每担至少要卖15万元以上，而中蚕公司规定只10万元，而实际付款，一般在7万元左右。对此，嘉兴蚕农愤怒指出：中蚕公司“挟其雄厚资金……垄断贷款、操纵蚕价，剥削农民获致暴利，但求官囊充裕，何恤国脉民命”。蚕农遭劫，难以生存，而私人蚕业企业也陷于随时破产的威胁中。对此，浙江蚕业联合会曾致函国民政府，对中蚕公司提出控诉，认为该公司“杀低蚕价、鱼肉乡民、粗制劣种、贻害蚕农、巧立名目、化名垄断、舞弊渎职、迹近翻戏、滥用私人、保团贪污……”但国民政府本身是二陈的保护伞，对来自各地的大量举告、控诉根本不予理睬，浙江蚕业联合会的控诉信函发出后，也只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陈氏兄弟照样我行我素，继续利用金钱和权势，大做发财的买卖。

（二）内政部人口局第四处，当时CC派骨干张厉生任内政部长，陈立夫提出在内政部建立外延单位，即得到张的支持，于是，张厉生将该部新设立的人口局划出第四处给陈立夫。陈立夫便派原中统局秘书张国栋率30人前往任职，张国栋任人口局局帮办兼第四处处长，下辖三个科，分别由周汝唐、李道生、刘国刚任科长，其公开业务是人口政策的研究和人口问题资料的搜集，秘密任务则是党派人事登记，特别是对共产党、民主党派、进步人士进行档案登记编卡，供蒋介石反共之用，这个处在各省市无下属单位。

二陈挤垮私人企业，实行垄断的另一优势便是行政权力。由于他们是以“党”办企业，打出的招牌是“党”、是“国家”，所以其他私人及私人企业莫敢与之争锋。如陈果夫的中和盐业公司，经当时国民政府盐务总局同意，由其公司及下属盐号经营，几乎独占了食盐的运销业务，于是陈果夫在天津、汉口、长沙、南昌、广州等地大量增设分公司，在中小城市及乡镇设立盐号，其势力遍及蒋管区各地大中小城镇，由于有政府的撑腰，中和盐业公司不仅将大部分私人盐号挤垮，而且“在官僚资本盐业企业中首屈一指”。

（三）经济部特种经济调查处。1947年，国民党公布“行宪法规”后，选任了国民政府委员和五院院长，青年党负责人李璜谋得了政务委员和经济部部长职位。陈立夫便找到李璜，要求在经济部设立外延单位，李璜一方面想巴结陈立夫，另一方面又不愿CC派势力渗透到经济部，开始不同意，经讨价还价，达成协议，在经济部增设一个特种经济调查处。陈立夫派中统特务郑尧桦为处长，赵毓麟为秘书。青年党派姚仲良为副处长。该处下辖四科一室，其中三个科长由陈立夫安排，容纳中统30人，另外一科一室人员由青年党安排。该处公开的业务是调查非法经济活动，取缔黑市、走私和囤积居奇等。秘密任务则是收集中共情报，对解放区实行封锁禁运、拦截运往解放区的物资。这个处在全国一些重要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如武汉、广州、太原、开封、重庆等城市都设有办事处、调查站，人员均由陈立夫从中统特务中选派。

他们利用金融优势，大搞垄断，不仅垄断原材料，而且垄断原材料的收购，并囤积居奇，获取暴利。如所谓的中国农业机械公司“利用农行投资和借款，囤积生铁及粮食等，从中渔利。”再如中国农业供销公司，他们专门收购以棉花为主的农产品，以前都是由私人棉商在各地收购，在产棉地区，都有一些较大的私人棉花收购公司，但陈果夫的农业供销公司成立后，“转以大量国家资本加入竞争，殊使棉业人员为之心灰意短”。当时就有人指出：“其后果将引起百千万棉业从业人员之失业，及其原有资金不获正当出路，势将趋于投机囤积之一途。”从这里可以看到，在陈果夫的农业供销公司大发其财的后面，是千百万私人企业和棉商亏本破产的辛酸的血泪。

这些外延单位形式上隶属于行政部门，实际上直接由陈立夫领导，而且在中央党员通讯局内都有自己机构的名称，如主计处第六、七科为“党政调查处”，内政部人口局第四处为“人事登记处”，经济部特种经济调查处与在中央党员通讯局的名称完全相同。这些单位虽有表面的行政业务，而主要却是执行中央党员通讯局的秘密任务，即在行政机关掩护下从事特务活动。

二陈的这些所谓党营事业，由于有行政权力的支持和强大的金融优势，他们垄断原材料，垄断商品市场，欺行霸市，投机倒把，大发横财。

由于国民党标榜行宪，在“中央党员通讯局”时期，中统局的机构和人员虽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但特务们毕竟不能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地进行破坏了。“党通局”的活动主要是通过各级“特种会报”联合执行，陈立夫本人更是居于幕后进行策动。其具体措施是渗入、控制各级“会报”机构，提供情报，拟具对策，提供黑名单，参加联合逮捕，或者在捕后移送“会报”处理执行。

与此同时，陈果夫还将原来由国民党党务系统所控制的新闻、文化、出版、广播、电影等事业统统改为企业性质，从原来由国库支付开支变为自负盈亏的经营单位，由此而建立了“党营”文化事业的系统。其中比较重要的如中央广播公司、农业教育电影公司、中国新闻事业公司、中国文化服务社、正中书局、大东书局、金融日报、商又踏故土的陈立夫，除了对故乡的念念不忘之外，对国民党官员更多的是岁月的感慨。报、民力报、大刚报、东南日报、中央日报、东方日报等。后来，陈果夫还通过银行投资，成立了一些新的文化企业，如自由论坛报公司、中国文物公司、中美日报等。1947年，陈果夫还在无锡发起组织了中国塑像公司，自己亲自担任董事长，他设想将中国古今名人塑成泥像，成套分装，并附上名人传记，一定会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将又可以大赚一笔钱，后来，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这一发财梦也就归于破灭。

所谓“特种会报”是国民党党、政、军三方面统一步调，联合反共的一个组织、指挥和决策机构，它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原为“党政军联席会报”，抗战胜利后改名为“党政军干部联席会报”。“特种会报”分甲乙丙三种（即三级），召集人和参加人各不相同，各级会报定期举行或临时召集，会后的日常事务由“联合秘书处”或秘书处理。“党通局”的重大破坏活动都是通过“会报”组织来进行的。

除了接收日伪财产外，陈果夫开展“党营事业”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利用其金融优势，投资工商业，通过投资，逐渐控制这些企业，最后全部拉过来，成为陈记企业。据不完全统计，截止于1947年底，陈果夫的农民银行共投资77个单位，投资额达170多亿元，投资单位涉及农产品加工运销、农业机械、制茶、棉织、麻织、毛纺、造纸、酿榨、制药等，还有对文化、公用事业的投资。在这些行业中，投资金额较大的有太一实业公司、庐山电力缆车公司、中国农业机械公司、通济贸易公司、中国造纸厂、中国汽车制造公司、重庆电力公司、川康兴业公司、中国麻业公司、甘肃矿业公司、江西兴业公司、上海中兴制药厂、中原煤矿公司、贵州煤矿公司、昆明电力制钢厂、中国植物油料厂等，这些公司后来都逐渐变成二陈所控制的“党营企业”。

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军事状况更加恶化，蒋介石为了作最后挣扎，下达了“戡乱动员令”。9月27日，蒋介石将陈立夫等人找去，召开了秘密会议，命令特务们在“戡乱动员令”下达后，要配合军警宪对共产党人、爱国民主人士进行镇压和迫害。陈立夫领旨回来后，即通过“中央党员通讯局”向全国的CC特务下达了反共命令，要求各地特务尽快行动，将当地活动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列入黑名单，与军警宪联合行动，将其逐一实行逮捕。

除齐鲁公司外，陈果夫还在天津组织了恒大企业公司，接收了原日伪经营的东亚面粉厂、东亚烟厂、中华火柴厂、协和印刷厂等多家大型企业。另外，在上海、广州、成都、沈阳等地，陈果夫也接收了一些日伪企业，然后变成他们的“党营企业”。据不完全统计，从1946年到1947年，二陈兄弟接收的日伪大中型企业达80多家，这样，一大笔日伪财产落人二陈之手，奠定了“党营事业”的基础。

于是，特务们纷纷行动，采取各种方式进行调查、侦探、登记，致使全国大约有6万多人列入黑名单。仅10月1个月，在上海等8个城市就有2100多人被杀害，如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就于10月29日被杀害于狱中。因浙江大学是京沪杭地区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之一，陈立夫对浙大十分注意，他多次电令CC派骨干，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罗霞天将浙大作为重点破坏目标。罗霞天认为于子三是个重要人物，将他搞掉，可以给共产党以重大打击，于是，派出特务将于子三逮捕，并在浙江省保安处秘密杀害。1948年，中统天津区长郭乾辉向“特种会报”提供黑名单，并参与行动，在南开大学逮捕进步学生10多人。中统四川负责人先大启向“会报”提供黑名单，一举逮捕进步人士30多人。1949年，中统特务先大启再次向“会报”提供黑名单，并派行动员陈国荣等参加行动，在成都逮捕石室中学教师刘骏达等多人。

陈果夫对这一经济壮举十分得意，他急于要看看这些不花钱而得来的工厂。1947年8月23日，他不顾多病的身体，从南京飞抵青岛，一连用了好几天视察齐鲁公司管辖的橡胶厂、啤酒厂、面粉厂、烤烟厂等大型企业，并对生产各个环节仔细询问，了解这些企业的经营环境和现状，鼓励他们大力发展。

这些恐怖的特务活动，都是由陈立夫幕后所指挥。他表面上道貌岸然，说中统已经解散，中国不存在特务政治了，实际上，特务政治一直伴随蒋家王朝走向穷途末路，而且越是到失败之际，越是作困兽之斗。“中央党员通讯局”这块招牌无论怎样冠冕堂皇，也掩盖不住中统犯下的罪恶。

随后，二陈开始接收日伪工商企业。陈果夫看中了山东青岛的几家大工厂，便指使手下CC系人物组织了一个所谓的“齐鲁企业公司”，接着便向敌伪产业管理局提出要购买全国最大的青岛橡胶厂及青岛啤酒厂等一批大型工厂，敌伪产业管理局哪敢说个不字，既不评估资产，也不经过核算，随便开出了200亿的低价。陈果夫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多家大工厂，竟只要如此低的价格，便急忙向四联总处借来360亿元，交出200亿买工厂，还多余160亿元。青岛橡胶厂等工厂原来都有大量成品堆在仓库，来不及处理，陈果夫待这批工厂到手后，即将堆在仓库的成品出售，仅此一项，就还清了四联总处的全部借款。这样，二陈兄弟一文没出，不仅得到了这些家大工厂，反倒落了160亿元的现款，这可以说是千古没有的奇事。

资本输光了

陈果夫先是在金融方面接收了敌伪台湾银行，不仅得到了该银行的一般资产和房屋，还得到了存在该银行的敌伪从中国人民身上搜刮去的大量金银财富。

1948年，中国形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更大规模的攻势，国民党军队被迫由“全面防御”转为“重点防御”，分别龟缩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五个战场上而一筹莫展。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在经济上、政治上也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为了稳定人心，装出要“行宪”的样子，匆匆召开了所谓“行宪国大”，经过一番剧烈的明争暗斗，蒋介石当选为总统，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陈立夫也居然当选为立法院的副院长，这年年底，他还兼任了行政院不管部部长，官运虽然亨通，只可惜蒋介石的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中，他的高官也当不了几天了。

在大接收中，由于陈果夫的积极活动，蒋介石特别允许在接收敌伪产业中划出一部分作为“党营事业”。1946年3月，国民党举行六届二中全会，二陈提出了“党营事业的建立和管理计划方案”，由于蒋介石先前已经同意，虽然党内各派意见分歧，结果方案还是获得通过，决定在接收敌伪工商企业资本时，拨出5000亿元为“党营事业基金”，并且由二陈组织该基金的专门管理机构，这样，二陈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参加大接收了。

蒋介石当了总统，不得不玩弄一些“还政于民”的把戏，实施所谓“宪政”。但实施宪政后，国民党的党务经费就不能再在国库开支了，庞大的中央党员通讯局这个包袱太大，尽管陈立夫搞了些外延单位，最终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此，党员通讯局不得不再次改组。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大批敌伪财产需要清理接收，而当时正处于新旧交替之时，社会秩序混乱不堪，“系统紊乱，权责不明，有利相争，遇事相诿，形成无组织状态”，既乏章制，也无规则，因此，“接收”无异等于“劫收”，一些贪财枉法之人乘火打劫，大发接收财，国民党的官僚、党棍、军官、警察等党政军警各部门的大小官员都纷纷投入这场大洗劫中，老百姓讥讽为“五子登科”（即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二陈兄弟正是把握了这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以国民党高级要员的身份，也参加了这场抢掠财富的战争。

这时的陈立夫由于当上了立法院副院长，对党员通讯局的改组他积极赞成，并很快付诸行动。但对于中统这摊人马，他是绝对不会放弃的，他仍然采取上次的办法：换汤不换药，将中统想办法塞到行政部门去，以解决经费问题。陈立夫通过与中统骨干几次密商后，决定在内政部下设调查局，将中统组织全部塞进局内，而“中央党员通讯局”的名称仍然保留，只是成为一个单纯党务机构，而中统全班人马则从党通局移到内调局。

陈果夫主掌中国农民银行后，便以其金融上的优势，开始角逐工商界，他采取接收、投资、入股等各种手段，把一个个工商企业夺过来，由CC派所控制，而且美其名曰“党营事业”。所谓“党营事业”，是借口国民党的一切活动经费过去可以列入预算，由国库开支，“行宪”后，这项开支将取消，为了保证将来有一个“党有”的经济基础，国民党便开始经营工商企业，这些由国民党直接经营管理的工商企业便叫“党营企业”。“党营企业”标榜的是为了解决国民党的经费问题，因此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

晚年的蒋介石看“光复”大陆的梦想遥遥无期，聊度寂寞时光时，便又想起了那些曾经为他不辞劳苦的功臣们。这一计划提出后，即得到内政部长张厉生的同意，在立法院讨论时，陈立夫吸取上次搁浅的教训，这次他以立法院副院长的身份，动员了一些CC派及与CC派亲近的立法委员施加影响，才勉强通过。